2020年3月5日，國際攝影中心(ICP)宣布了2020年無限獎(Infinity Award)終身成就獎授予唐·麥庫寧（Don McCullin）。他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拍攝的照片幫助定義了一代人對現代戰爭的看法，然而他卻并不喜歡被歸類于“戰地記者”。2019年倫敦泰特美術館曾對他職業生涯做過完整回顧。

以下為澎湃新聞2015年翻譯整理關于攝影師Don McCullin的“人生戰場故事”。

Don McCullin是最出名的還健在的戰地記者，他的作品幾乎涵蓋了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戰爭，無數次和死亡擦肩而過。他自認有戰爭癮，“戰爭一定程度上是癲狂，更多是精神錯亂，剩下的是精神分裂。我為何來這？目的是什么？和攝影有什么關系？……不停地質疑。想保命，想拍照，想為自己的存在而辯解。這么做還有什么用？這些生命已逝。” 這種不間斷的捫心自問使他有著敏感的正義感，同行稱他是“帶著相機的良知”。

以下是他中年時的一次電視采訪。

-“你覺得你拍這些慘烈的照片，有改變世人的想法嗎？”

-“說實話，我覺得沒有。我拍了16年的戰爭題材，最終幻想破滅了。”

-“你有想過過安逸的人生，拍穿內衣的女人，日賺500鎊這種生活嗎？或者拍內衣都不穿的？”

-“我大概會心臟病發。”

1935年10月9日出生于倫敦北部，Don McCullin沒有受過攝影專業訓練，還有閱讀障礙，成長環境充滿暴力，小時候想做畫家。家中貧困，父親早逝。他在Finsbury公園開始攝影生涯，為一群兒時伙伴拍了一組照片（這些人無辜卷入了一起警察謀殺案），他把照片給了The Observer觀察家報，得到了50英鎊的報酬，就此踏上攝影之路。對于當時的他來說，攝影是重新打開了一扇門，“你可以從此擺脫無知、盲從和暴力。”

1958年，倫敦芬斯伯里公園，古夫納一家。

人生中第一次見證處決是在1965年，一個西貢集市的炸彈襲擊者在破曉時分被行刑，處決前叫囂了一些反美的話，行刑隊里有人走出來揪住那個人的頭發，一槍爆頭。當時有很多攝影和記者，幾乎擋住視線，Don McCullin聽到周圍的同行在議論的是：“這可是猛料，抓拍到了嗎？拍到了么？”他當時驚呆了，沒有抓拍任何照片，也沒有把情況告知報社。“我怕他們覺得我是個遜斃了的菜鳥，沒有抓拍到關鍵照片。但現在回頭看，我會問自己有沒有權利記錄下那個人被殺的一刻？某種程度上而言，公開處決等于謀殺。”

60年代在法國的時候，他在報紙上看到一張東德士兵跳過鐵絲網的照片后，自己掏錢買了機票，到沖突爆發中心弗里德里希大街附近，當時美國和蘇聯人對峙，坦克對壘，柏林墻開始砌了起來。東德警方用反光鏡和水槍對付拍照的人，他還用著空軍服役時買的相機，只能盡量通過下蹲和高舉去取景。回到英國后在觀察家報的暗房洗出照片，刊登后報道入圍了新聞獎年度最佳照片，并得到了一紙合約。

之后他被報社派去前線報道塞浦路斯內戰，他將此視為一種信任、榮耀，準備好好表現一番。他溜進了被希臘人包圍的土耳其人聚集區，局勢危險復雜，雙方沒有停戰，而聯合國也無力平息局勢，Don McCullin見證了一整個村莊的人全部撤離，逃到更安全的地方，其中有一個雙腿不便的老婦人，她拄著兩根拐杖，幾乎寸步難行，一個英國士兵攙扶她想讓她快點。Don McCullin拍完英國士兵和老婦人的照片，開始抱起這位老婦狂奔。“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要這么做，但我真的不想看到她中槍死掉。”然后他回到原先的位置，繼續拍照。“這么做讓我內心好受些，讓我覺得自己并不是一個偷窺者。”

“我是攝影師，不是藝術家，不是詩人。凌駕于攝影之上的，最該具備的品質是油然而生的責任感，也讓我第一次了解到自己存在的意義。這是我生來的使命。”

1960年剛果脫離比利時，宣布獨立，爆發了剛果危機。Don McCullin接下德國雜志Quick的拍攝任務，假扮雇傭軍到達剛果首都Leopoldville。在那里，哭泣聲和槍聲交疊，他看到幾個男孩被剛果憲兵毆打、后腦中槍，然后被踢到河里，有些人被卡車拖行甚至活著被剝皮。“我無法制止暴行，拍了點照片就離開了。弄明白目的和責任很困難，想拍照片，想制止惡行。這種情況后來不斷在我的人生中上演，親眼目睹生命在我眼前消逝。”

他回到Finsbury公園，和新婚妻子過著窘迫的生活。無所事事的日子里，他會到Wimpy酒吧同一幫人一起玩。他們聽他說在剛果的經歷但并不相信，好像他在做白日夢。

在觀察家報工作了四年半后，在朋友的介紹下去了The Sunday Times，英國最暢銷的報紙，他很快成為編輯Harold Evans旗下Insight團隊中的一員。該報的老板是Roy Thompson爵士，是保持新聞業獨立性的擁護者，本身不是記者，口袋里常放一張卡片，當受到質疑時，就掏出來，上面寫著“我掌管的報紙將始終堅守其獨立性，專業化運作，我并不會干涉其中。”對編輯團隊的信任和支持給了Don McCullin巨大空間。

他隨軍報道了順化皇城之戰，這是他經歷過的最大規模的戰役。1968年2月，北越軍隊發動了一系列大規模襲擊，局勢很快在美國和越南軍隊的掌握之下，除了順化，美國海軍陸戰隊受命重新攻占該城市，但這成了越戰中最慘烈的戰役，Don McCullin視之為自己職業生涯的轉折點。

與尸體共眠，目睹人們被坦克碾壓，像波斯地毯一樣躺在路邊，腦漿迸裂，睡在桌下以及老鼠亂串的屋子里。像是完全瘋了，精神錯亂。他堅持了兩個星期，目睹許多人被殺，受傷的人被拖著向他走來，他們看上去像是從肉店里出來，鮮血四濺。“最后我徹底瘋了，解脫了。像個被虐待的動物一樣四處亂跑，走向瘋狂。我確保人們在周日早晨吃完早餐后看到我的照片，會深受觸動。”

在順化戰役中，有一個士兵的臉上中了兩槍，包著繃帶，淌出帶膿的大塊凝血，我舉起相機，那個士兵想要擺動頭部，眼神里有懇求，他放下相機離開了，那天要拍鮮血淋漓的場面并不缺少素材。

一名被嚇呆的陸戰隊D連士兵，Don McCullin蹲下來對著他按了五下快門，這個士兵沒有眨過眼睛，一動不動，所有的底片一模一樣。

他拍攝的一名美軍士兵，像個運動員，但他拋出的是一枚手榴彈。幾秒種后，狙擊手打中了這名士兵的手，手像花椰菜一樣皮開肉綻。

一個美軍士兵雙腿中槍，兩個戰友攙扶著他。Don McCullin說這個人像是從十字架上被解救下來的耶穌。

這場戰役里他堅持了兩周，沒有換過一件衣服，沒有剪發剃須。結束后他脫去衣服和內衣，所有一切，扔進垃圾桶，沖個澡，“那一刻我很容易就崩潰和哭泣。”

“我想說的是保持誠實，這些照片甚至和攝影無關。如果你如此深陷其中，那將無關攝影，而是關乎人性。”

“我熱愛我的事業，但是有些事太可怕了，難以承受。”有人問他做噩夢嗎，他說，不，只有在白天清醒的時候，回憶涌來，才是夢魘。

“攝影能夠說出真相，如果攝影師本人夠正直。”他曾擺拍過一張照片，也是唯一一次。他看到有些美國士兵洗劫陣亡北越士兵的遺體，找紀念品，嘲弄尸體。他把散落四周的物品放在一起，用蒙太奇的手法記錄了北越士兵的這些私人物品。這是唯一一次，他代替這個士兵陳述。

戰后，美國對媒體十分不滿，他們給出自由和便利，媒體卻讓輿論倒向反對越戰。現在去阿富汗拍攝已經遠不如當初去越南拍攝那樣自由，整個規則手冊被重寫。

這是一份糟糕的工作，事實上是他主動找的。他原本奔赴戰場是以為那里只有戰士，以為在槍林彈雨下是件有挑戰的事。“我對戰爭的態度很自負，在都是浮尸的水里游泳，狙擊手瞄準我還得避開尸體，如果沒打中我真想朝他豎中指。但當我接觸到真正的受害者，他們總是窮人，消息閉塞，不能開車逃走，沒錢不能及時撤離，倒下的總是窮苦百姓。我也是窮苦出身，在那種境遇下遇到他們，我有親近感，知道他們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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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柬埔寨。來到沖突前線，中了埋伏，然后逃脫了。一陣激烈的AK47交火，一顆子彈打在他的尼康相機上，本以為自己必死無疑，被爆炸震到路邊，腿部及腰部以下有強烈灼燒感，爬了200碼被安置到卡車后箱，注射了一針嗎啡。他想著要轉移傷痛，要拍攝車上傷兵的情況。他身邊的一個士兵在去醫院的路上去世，他起身為他拍了照片。

他15次遠赴越南，最后一次他被遣返回國，被越南政府列入黑名單。“我逐漸建立起戰地記者的聲譽，但我現在很討厭這個名稱，這是我的工作。當我作為戰地攝影師受到贊譽時，我感到不舒服和骯臟。”他回想往事，家人一直在和他揮手道別，但他不希望多愁善感，“我希望完成工作，并有命回家。現在回頭看，這么做很自私，并且最終摧毀了我的婚姻。”

1976年，黎巴嫩首都貝特魯，黎巴嫩左翼基督教民兵站在一位巴勒斯坦女孩尸體前拿著樂器歌唱。

1971年9月，北愛爾蘭，在倫敦伯格賽德（Londonderry）發生的一場暴亂。

1979年，工會與管理層的矛盾讓泰晤士報元氣大傷。虧損加上無力改變現狀，Thompson集團最終決定出售報業集團。1981年，News International世界新聞報的Rupert Murdoch買下了The Times泰晤士報和The Sunday Times周日泰晤士報，盡管他曾承諾報紙將繼續保留其獨立性，但還是食言了。新的主編告訴他，以后雜志里不會出現戰爭，未來將專注生活和休閑，吸引廣告商。他被解雇了。

曾用過的證件。

1993年獲大英帝國司令勛章（CBE），他是第一位榮獲該殊榮的攝影記者。2010年出版了攝影集South Frontiers: A Journey Across the Roman Empire。2004年因對新聞業的貢獻而授勛。2011年成為Thompson Reuters的總編輯。他曾說晚年就想拍拍大自然，可惜的是，森林也并不寧靜，獵槍的聲音還是會驅使他回到戰地上。過完80歲生日后，他再次準備動身去敘利亞。

唐·麥庫寧（Don McCullin），2014，Tim Whiting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