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大衛 芥末堆看教育

△ 困境兒童欣欣手寫的課程表（攝于2019年秋季），圖源：協作者

? 作者｜芥末堆 大衛

? 來源｜芥末堆看教育

“只有說到孫女的教育問題，從不對困難低頭的大朕才徹底服輸了”。公益組織協作者創始人李濤向芥末堆說道，“尤其在疫情期間，因為他不識字”。

大朕家是協作者調研的46個困境農民工家庭的其中之一。疫情發生初期，協作者就從應對風險能力更弱的農民工群體中，對迫于生計進城務工、以非正規就業為主的困境農民工群體展開個案訪談，實施救助。

他們不僅面臨著缺防護物資、對疫情認知不足、患病家庭的治病取藥難、社區防控重管理等問題。還要想著如何應對疫情期間“手停口停”的生計問題，以及力不從心的下一代教育的難題。

在調研中，有家長因為輔導問題和孩子發生爭執，有的則因無相關設備、無法滿足孩子在疫情期間的學習。而受疫情影響，大朕不得不暫停撿廢品的工作，妻子1月份的保潔工資也尚未到賬。

上不了網課，輔導不了孩子

大朕是安徽人，兒媳早年在南京打工，兒子因還不起高利貸自殺身亡，兒媳在孫女欣欣出生僅8個月便離她而去。老兩口想著在農村沒有出路，于是帶著欣欣在南京生活、求學。經鄰居介紹，奶奶得到一份保潔工作，大朕則靠收廢品掙點錢。

這些年為撫養孫女，大朕扛過不少困難，但在接受協作者社工采訪時，卻對欣欣的教育表示無可奈何。他表示，“欣欣的期末考語文考得還可以，但數學和英語不好。放假在家，“沒有人輔導，帶小孩我們老人也沒有辦法”。

無力輔導是諸多困境農民工家庭真實的困境，這和家長們所受的教育相關。據協作者調研，此次受訪對象的文化程度以小學（30.43%）和初中（30.43%）為主，占比60.86%，只有不到10個人完成了高中以上學歷的學習。

△ 協作者社會工作者（右）探訪劉霞家（攝于2017年12月9日），來源：協作者

家長不知道如何陪伴孩子學習，疫情期間長時間在家，教久了容易產生口角。

在接受社工采訪時，在北京為兒子尋醫問藥多年的安徽人劉霞就學習一事，剛跟孩子吵了一架，“也不知道他是學不進去還是底子差，就是不開竅”。劉霞的兒子越越今年12歲，患有腎病綜合征，她曾輾轉蚌埠、合肥多地，“只有北京能治他的病”。

如果說無力輔導跟家長的文化程度有關，那家庭條件則直接關系到孩子接受教育資源的程度。

此次因疫情影響，教育部開通國家網絡云課堂，同時要求各級各地方提供網絡課程教學資源，供各地學校組織學生開展網上學習。但對于很多困境農民工來說，條件并不允許。

“他們用的可能還是老年機，都沒有辦法上網，也沒有安裝智能手機的一些軟件”，北京協作者社工部任文欣說道，由于大部分時間在外打工，困境農民工家里很少會安裝寬帶，因此很難獲取網上學習資源。而很多打工子弟學校條件簡陋，更不具備網上授課、錄課的環境。

對此，教育部也安排了中國教育電視臺通過電視頻道播出有關課程和資源。但對上述家長來說，除了上課條件，監督也是件麻煩事。單從寒假作業落實上，大朕就有點力不從心，“你看著她，她才會去學習，不是大人管她，學一會就不學了”。

“很多打工朋友們平時都比較忙，突然跟孩子全在家待著，親子關系也會有點緊張”，任文欣對芥末堆表示，條件較好的家庭，家長會跟孩子一起制定疫情期間的學習計劃，對于困境農民工家庭，忙活生計已經夠累了，教育更顯得力不從心。

“孩子天天擱家也不知道要干嘛，自己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互相都很煩”。

疫情發生后，“別人家更不敢雇保姆”

除了子女教育問題，擺在困境農民工面前，更急迫的是生計問題，手停口停”是很多困境農民工家庭面臨的常態。

“現在也沒有什么人出門，也撿不來廢品，今天有人打電話給我要收廢品，我也不知道往哪里放”，在南京打工的大朕于1月下旬曾向協作者社工抱怨道。他不知道廢品回收站什么時候能開門，但是房租、日常伙食、孫女的學費都是必須指出的硬開支。

△ 協作者社會工作者探訪大朕家（攝于2019年春季），來源：協作者

劉霞也為疫情何時結束的問題犯愁。，“兒子每月掛號看病、拿藥得2000多元”，多年來已花費五六十萬。她丈夫為此打著多份零工，但積勞成疾，于去年9月被診斷為肝癌晚期，年底便去世了。

為照顧孩子，劉霞不僅做飯特別注意，還要定期去醫院拿藥，這使她就業更加艱難。

“很多保潔都是7點要到崗，我得送兒子上學，給他喝中藥，晚上也不能回來太晚，還要做飯。家政市場要求住家的保姆多，我又不能住家，只能找8:30之后上的班，人家哪能都給你這么卡點。” 劉霞抱怨道，而疫情發生后，“別人家里更不敢雇保姆”。

在李濤看來，“他們（困境農民工）大部分從事的工作恰恰是疫情期間不易從事的”。調研報告顯示，78.26%的受訪對象從事保潔、打零工、收廢品、家政服務等非正規就業。這些工作因疫情隨時發生變動，“他們不光是對病毒的恐慌，還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的恐慌”。

大朕甚至多年未回過鄉，今年也是如此。大朕的解釋是，一來車票難買，二來為了省錢，頂多需要買藥時才會返鄉。大朕有腦梗和高血壓，平常要吃降壓藥。

但在李濤看來，進城務工多年，很多老人在鄉村的田地或荒蕪或長久轉租、房子破敗，原有的社區關系也漸漸消失，“老家它只是一個情感上的聯系，而不再具備現實的意義了”，李濤說。

協作者的調研報告顯示，受回家成本高、老家無生產材料、新冠病毒疫情等影響，60.87%受訪困境農民工家庭春節沒有返鄉。而絕大多數的受訪對象像大朕一樣長期穩定在外務工，其中在外流動打工10年以上的占比73.91%；84.78%是和家人一起遷移到城市工作生活。

△ 65.22%的受訪對象2019年月平均收入在4000元以下。受訪對象家庭支出主要用于房租水電（73.91%）、子女教育（91.30%）和醫藥費（34.78%）。來源：協作者

防護依靠存貨，社區重管理輕服務

作為疫情防控的最前線，李濤認為，幫助社區迅速識別抵御風險能力最弱的群體，并提供包括生計援助、防疫知識的傳遞、親子關系支持等在內的幫扶，對于阻斷疫情的社區傳播至關重要，也可減少因疫情應對不利造成的次生危機。

據調研顯示，社區通過居委會和村委會全面部署防控網絡，包括用公共廣播、微信群、傳單、短信等播報防控信息，采取挖路封路、設置路障、詢問登記等方式實行防控，但重管控卻偏少服務。

△ 協作者社會工作者探訪李玲家（攝于2019年夏季），來源：協作者

臘月二十七，在北京務工6年、今年47歲的李玲帶著女兒回到安徽老家，彼時，她對武漢疫情還不甚了解。

村莊也一切如常。大年初一時，每戶還來往拜年，直到初二串親戚時，聽到村干部廣播說要封村，李玲才意識到疫情的嚴重性。在農村，由于信息來源渠道比較單一，村廣播的觸達性比城市要強。

“現在誰也不敢出去，我們村里的路口全都是挖掘機給挖斷了，就在家里哪也不敢去，人心惶惶的”， 李玲對協作者社工說道。

相較內心的焦慮，他們面臨的更急迫的問題是，缺少必備的防疫知識，和防疫物資短缺等難題。

李玲不識字，對新冠肺炎的傳播途徑、基本的癥狀和防范措施等更不清楚。反而是女兒會提醒媽媽，“咱們找點醋把屋里熏一下吧？”，由于回去的早，女兒還去小賣部買了口罩，提醒媽媽出門記得戴上。不過，一次性口罩的外包裝上沒寫是醫用口罩。

能買到口罩的只是少數群體。“現在哪個超市口罩都買不到，附近超市都寫著斷貨”， 大朕說，“幸虧愛人做保潔時物業發了點口罩，家里留了點備用，關鍵時刻卻派上用場。“

李濤告訴芥末堆，從調研的報告來看，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困境農民工家庭的防護物資主要依靠存貨。

劉霞每天早起通風，有時點艾條，但并不清楚會不會起作用。因為兒子身體不好，“家里就沒斷過從藥店買的一次性醫用口罩”， 但沒有采購酒精和消毒液。她說，居委會也會派人到門口消毒，“讓人在家待著，別去人多的地方”。

據李濤透露，受教育程度和獲取信息的工具/渠道影響，大部分困境農民工家庭識別信息的能力有限，即便對疫情防護雖有較高認識，但行動能力弱、防護措施不科學、防護物資不到位。“有些家庭不知道哪些口罩可以防護，有的會使用冬天保暖用的棉口罩，也有的將用過的口罩放進開水里煮，重復利用”。

防護物資缺乏，給家有重病患者的困境農民工家庭帶來巨大風險。任文欣透露，沒有口罩農民工很難出門，而疫情期間很多醫院又停診，藥房停業。家庭有重病患者的又需定期去醫院檢查、拿藥，防護稍有不慎，就醫的風險會大大提升，“而往往拿藥的那個人又是家里的頂梁柱”。

更直觀可見的是物價飛漲，劉霞向社工抱怨，為貼補家用，大女兒打工放假回家后，在手機上投簡歷找臨時工，之后去西單商場賣衣服，但隨著疫情發展，這份難得的工作也被停掉。在這之前，女兒一天也沒休息過。

而任文欣了解的一位菜農，卻依舊奮戰在“一線”，“他說不出去賣菜的話，孩子明年的學費，家里的生活費、因出過車禍欠下的醫藥費等支出”都會是問題，“他就說我只能自己多做好防護，不然怎么辦？”。

△ 困境農民工保險狀況，來源：協作者

個性化服務跟不上，或有次生危機發生

缺防護物資、缺陪伴輔導、缺疫情知識普及，部分家庭需要大病醫療和生活救助。協作者將這些訴求撰文發布，很快便有了回音。

早在1月22日，協作者就從案例總結、非典經歷、災害管理等角度發布在2003年參與非典救援的專題文章，為社會組織在參與應對類似疫情提供參考，同時還發起農民工及其子女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緊急救援與能力建設項目。項目也陸續得到北京三一公益基金會、廣東千禾基金會和蘇寧易購以及社會愛心人士的資金和物資支持。

“有朋友從青島找到了500個口罩的貨源；一位政府工作人員以個人名義從韓國采購100個N95口罩寄給他們，另有20桶從海外采購回來的消毒紙巾。”

此外，信息救援必不可少。協作者通過發布相關文章、撥打電話、利用微信群發布疫情防控的即時信息，提高困境農民工對疫情防護的認知，“意識不提高，有了物資可能也不會用”，李濤說。

據了解，協作者也組織的“在線課堂”已經開展7個系列主題、36次活動，為422個困境農民工家庭送去健康防護、親子關系、課業輔導、興趣小組等服務。對于輔導及陪伴等難題，志愿者們也會在線上進行1對1幫扶咨詢。

一位捐贈人本來想將疫情期間不停工、疾病期防護的補助捐給武漢，但了解了劉霞的遭遇后，便決定把這筆資金捐給她。劉霞的女兒則經過協作者的鏈接，獲得一份跟防疫相關的咨詢工作，目前正在培訓階段。

不過，眼下社工仍需深入一線，將口罩等防護物資交到困境農民工家庭。協作者已于2月22日前往困境農民工家庭所在社區分發了首批物資，救助仍在持續進行中。

在李濤看來，經歷“非典”及此后數次地震大考，民間在物資支援層面，效率已大幅提高，而農民工接觸的信息渠道、防疫宣傳的載體也日益多元，衛生系統也在升級。原本在疫情發生后，公共衛生系統方面采取應急措施的同時，社會組織也可同步在阻斷社區傳播層面參與進來，和社區居委會等部門形成聯防聯控。

“疾病防控跟地震不一樣，要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組織、跨部門的、跨地域的協同來作戰才可以”，李濤說，社會組織若能通過脆弱性分析框架幫助就地、快速識別那些高危、困境群體，并給予精準幫扶，有助于防控工作。

但顯然，原本可有效分流的資源，因為第一個系統的失位，使得大部分資源壓在疫區防控層面，諸多困難群體的照顧失焦，尤其在非武漢地區。負責此次抗疫行動對接工作的任文欣透露，對困境農民工的捐助部分目前仍面臨巨大挑戰。

而從長期來看，非正規就業人群的社會保障體系仍有待完善。對弱勢群體、困難群體，包括農民工家庭的能力建設，包括就業技能，尤其是防災備災的能力建設也不容忽視。

隨著疫情防控態勢向好，復工潮已經拉開，但這些困境農民工的返程看起來并不順利，有受訪者所在社區要求打工者老家村委提供沒有感染新冠病毒的證明，但處于防控期的村委卻不敢開這個口子。有受訪者擔心，不能及時返城工作就會丟掉。

協作者調研的最新數據顯示，仍有43.75%的農民工家庭因為疫情滯留老家無法回城，60.87%的農民工仍未復工。而剩下的雖已復工，但工作和收入均有影響。

李玲也在為是否能及時返京而焦慮，有天通電話，雇主老兩口跟李玲講，“他們吃飯都困難，買東西也下不去樓”。李玲也焦急，“要是我不能及時回去，就得跟他們（雇主）說找別人了”，但她也不知道在這個特殊節點，雇主是否能在北京找到合適的人。

原標題：《困境農民工的“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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