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才是“奇葩”本意，回望耕耘在中美教育一線的三位上海女性

2020-03-08 12:57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奇葩”一詞現在常用來指行為怪誕之人，但其實它本意是“奇特而美麗的花朵”，用來贊譽人才華出眾、不落世俗、個性十足。

1874年，無錫一個姓薛的大戶人家誕下一女，給孩子取名“葩”，或許就寄托著父母這樣美好的期許。這個名叫“薛葩”的女孩后來進入了美國傳教士在上海開辦的一所女校學習，她的命運從此與上海和美國緊密相連。

信奉“為善最樂”的“婦界奇葩”

關于薛葩（Julia Ai Fang Sih, 1874-1960）幼時經歷的資料留存極少，她的家族背景更是充滿了謎團，但可以肯定的是，她的父母重視子女教育，具有男女平等意識。在閉關鎖國的晚清能持開明開放的態度，讓女兒接受西式教育，這并不多見。

有一次，薛葩翻過墻頭，想離家出走去教會學校讀書，結果父親告訴她，其實他們本來正有此意，薛葩的孫子、夏威夷大學教授郭穎頤（Daniel W. Y. Kwok）在一篇悼文中記錄下了這個故事。

根據羅云旭在《東成西就——七個華人基督教家族與中西交流百年》一書中所述，薛葩是位于上海的中西女塾（McTyeire School）首屆七名畢業生之一。在校期間，她學習了鋼琴和管弦樂器，還非常喜歡讀美國詩人朗費羅的作品。老師們夸贊她是“一個出色的中國學者”。《海淑德的生平和信件》（海淑德為中西女塾第一任校長）一書收入了一封薛葩1894年寫給一位老師的信，在信中，虔誠的薛葩表示愿意不求回報幫助教學，雖然當時她還沒有畢業，但熱切希望為任務繁重的老師們助一臂之力。

1892年，美國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在上海創辦了中西女塾。學校的英文得名于美國南方衛理公會主教墨梯（Holland McTyeire）。

1898年，薛葩嫁給了剛從美國留學回來的黃佐廷（1876-1919），成了“上海的媳婦”。黃家與美國頗有淵源：黃佐廷的父親黃光彩是美國圣公會在華首位華人執事；黃佐廷是弗吉尼亞大學首位中國學生，回國后曾在圣約翰大學任教，在翻譯出版領域也頗有建樹。此外，他還參與籌建了上海基督教中國青年會（YMCA），并于1900年當選為首任會長。

薛葩肖像照（圖片由Erica Ling 和Stephen Mink友情提供）

在黃佐廷創辦男青年會的同時，薛葩則參與了女青年會（YWCA）的建設工作，并于1908年被選為上海女青年會首任會長。羅元旭稱兩人“夫唱婦隨，合作無間”，并贊譽薛葩為“婦界奇葩”。

在薛葩的領導下，女青年會除了關注婦女利益、服務婦女需求之外，在推動社會公益慈善事業方面也發揮了積極作用。即使在卸任多年后，薛葩仍然熱心參與女青年會的工作。1942年11月8日的《申報》上就刊登了一篇薛葩的署名文章《為善最樂》，在一年一度的女青年會征募寒衣運動開始之際，薛葩鼓勵大家慷慨解囊，她說：“世界上最快樂的人，并不是他有滿屋的黃金，或是崇高的聲譽，而是他能將自己的快樂建筑在別人的幸福之上，處處幫助別人，常常為別人的幸福而辛勤的工作”。

1942年女青年會在《申報》上呼吁大眾捐贈冬衣，并附有《為善最樂》一文，署名為黃佐廷夫人黃薛葩。

“為善最樂”的處世態度似乎貫穿了薛葩的一生，她的善良正直也永遠鐫刻在了家人的回憶中。薛葩長女黃倩英（Helen Wong）的四子林辰孫（Wilfred Ling）1939-1948年間曾經和奶奶在一起生活，他在2005年撰寫的一篇紀念祖父母的文章中寫道：“奶奶特別善良、溫和、謙遜，而且才智過人”。

林辰孫說，奶奶在子女的教育上一向主持公正，而且足智多謀。小女兒黃倩君（Ethel Wong）小時候是個假小子，常常會和兄弟們嬉戲打鬧，而薛葩總能明察秋毫、秉公斷案，過錯方有時就要被罰去“立壁角”。

在林辰孫的回憶中，慈祥的奶奶給他的童年帶來了很多快樂。他說奶奶擅長做豆腐乳，家里還養蠶，觀察蠶寶寶吃桑葉、破繭成蝶的過程讓孫輩們樂此不疲。薛葩鋼琴彈得很好，偶爾還會教孩子們唱歌；上海的夏日酷熱難耐，晚上乘涼時，她會給孩子們講故事、猜謎語。

帶領第二批庚款女生赴美

薛葩不僅在青年會的工作中與丈夫黃佐廷并肩合作，在教育事業上同樣“夫唱婦隨”，貢獻良多。

1908年，在中國外交官員的努力及美國教育、宗教界人士的策動下，美國政府決定將義和團事件后中國政府賠款的一半退還給中方，作為中國學生留美之專項資助費用。雙方同時協議創辦清華學堂，從1909年起，由中方向美方派遣留學生。1911年，黃佐廷被任命為常住華盛頓的游美學務處監督。

最初幾年，所有庚款留學生均為男生，直到1914年清華才首次派送十名女生留學美國。1916年，薛葩負責帶第二批十名女生赴美，于當年9月乘船從上海啟程，于30日到達舊金山港。在乘客信息登記表上，薛葩填報的名字為“Huang Ai Fang”，年齡44，職業為“中國學生監督的妻子”，最終目的地是美國首都華盛頓，此行費用由“中國政府”承擔。

乘客登記表上薛葩名字的上方是十名同行的中國女留學生的信息。（圖片來源：Ancestry.com）

這是薛葩第一次去美國，她帶上了兩個年幼的兒子，和丈夫黃佐廷一起在華盛頓居住了一年。

薛葩和丈夫黃佐廷、女兒黃倩英、兒子黃開平、黃宣平合影。

據統計，從1914年到1928年，清華先后派出7批53位女生赴美留學。雖然官方最初的目的是培養“相夫教子的賢內助”，但這些女生卻用實際行動證明她們能通過課業學習追求自己的事業，甚至尋求自我實現和經濟獨立。這些女生成為了中國婦女地位變化的一個縮影。

和薛葩同行的十名女生，后來分別進入包括康奈爾大學、密歇根大學、芝加哥大學、韋爾斯利學院在內的多所美國知名學府求學。畢業后，她們中的很多人回到國內，在醫療衛生、教育改革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貢獻。其中不乏像黃桂寶（Huang Kwe Pau）一樣的佼佼者，她曾先后擔任北京協和醫院營養科主任醫師、中國YWCA會長、世界YWCA副會長等職。

薛葩的曾孫女林敏（Erica Ling）的丈夫Stephen Mink對這一批留美女生做了大量研究，他發現這些女生和薛葩及其家人建立了長久的友誼，她們后來的人生仍有很多交集。“比如，其中一位女生有一段時間和薛葩的大女兒黃倩英同時在密歇根大學學醫；還有一位成為牙醫的女生回到上海后和黃佐廷的姐姐成了同事，”他說。有意思的是，Stephen Mink指出，不僅中國女生之間結下了友誼，她們也交了很多美國朋友，有些人還在美國認識了自己未來的丈夫——其中有幾位后來成了民國政府教育、醫療、外交等部門的高官。

美式現代教育的試驗場

1919年黃佐廷和兩位同事在華盛頓的游美學務處慘遭槍殺，年僅43歲。這突如其來的噩耗對薛葩和他們的六個孩子來說無疑猶如晴天霹靂，但薛葩“面對困難堅韌不拔，內心很強大”，林辰孫這樣評價奶奶。

薛葩不得不將原居所賣出套現，購買了靜安區赫德路（Hart Road，現常德路）的一套洋房。除一部分家屬自住外，她把大部分房舍用來建立了黃氏女學（Wong’s Academy for Girls，也有稱“黃氏女塾”“黃氏學社附小”等），繼續丈夫的遺志，大力推動教育事業。這所學校被學者贊譽為“美式現代教育的試驗場”。

張愛玲胞弟張子靜在《我的姊姊張愛玲》一書中披露，原本父親在家里請了私塾先生教學，但母親堅決要送姊姊去黃氏小學插班入學六年級；而“愛玲”這個名字也是為了在讀黃氏小學時可以叫得響而倉促根據英文名Eileen音譯而得。

據祝淳翔的考證，張子靜所言“黃氏小學”正是薛葩創辦的黃氏女學。他認為：雖然張愛玲只在這里讀了一年，但黃氏小學是她就讀的第一所學校，是她西式教育啟蒙的起點，對其一生的思想和文學創作有很大的影響。

1928年《圖畫時報》第472期刊登了黃氏女學創辦人薛葩、黃倩儀、黃倩鴻三人合影。有學者認為她們三人正是張愛玲《小團圓》里劉氏女學母女三人的原型。

五四運動后，上海婦女會“鑒于國民教育之不可緩，遂兼謀義務學校之推廣……訖民國十五六年時，猶有三校，一在寶山路，一在赫德路，一在荊州路，頗有實際力量也”。祝淳翔指出，赫德路上的義務學校也就是黃氏女學，他認為薛葩創辦學校，“除了紀念丈夫，也含有踐行和普及婦女義務教育的目的”。

黃門女將不一般

在自己子女的教育上，薛葩也相當重視，她的孩子們都有國外留學的經歷。值得一提的是，她的兩個女兒回國后，都曾在黃氏女校任教，成了她的左膀右臂。

三女黃倩儀（Dorothy Wong，1901-1992）曾受益于庚款留學項目，是1921年赴美的一批十人之一，她曾就讀于特拉華大學、芝加哥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1928年她與哈佛商學院高材生余應杰（Fisher Yu）結婚，回國后在母親開辦的學校教授英語并擔任校長。

1929年1月8日《申報》的一篇報道記錄了作為校長的黃倩儀在黃氏女學舉辦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孟祿（Paul Monroe）歡迎會的盛況：

黃校長請孟祿博士及來賓入座后，音樂教員某女士偕學生數十人入場，齊唱歡迎歌，還以鋼琴助興，表演舞蹈。博士笑容可掬，極表贊美。表演后，黃校長首先起立，致歡迎詞。博士答詞云：今天能夠到這黃氏女塾，看見很好的成績，心中非常高興。這次到中國來，感到中國教育與一年前相比，有驚人的進步。

作為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會副主席，孟祿曾十多次來華，對促進中國教育理論與實踐的發展產生過深遠影響。他認為“美國對中國極大的貢獻，就是為中國造就各種人才，希望中國從此以后，能從建設的路上，多多的去走”，并勉勵與會者“能在自己事業上努力做去，以其所學來救國”。

除了在學校管理上勇挑重任，黃倩儀對女青年會活動也十分上心。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軍不斷空襲上海，有些人覺得應該關閉女青年會，但身為董事的黃倩儀不但沒有退縮，反而覺得社會更需要女青的服務，是大展拳腳的時候。她想方設法籌得巨款并于1935年以廉價租金租下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一幢原本用作殯儀館的大樓，建立新的女青總部。在黃倩儀的領導下，女青得到了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