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兩性：女性學論集》是一本向女性致敬之作，作者安托瓦內特·福克（1936-2014）是法國精神分析學家、女性出版社的創辦者，也是女權運動先鋒、“婦女解放運動”（M.L.F.，1968）的發起人之一。《兩性：女性學論集》收錄了安托瓦內特·福克生前關于女性學問題的演講稿、講座稿以及訪談材料，值此女神節之際，澎湃新聞經授權刊載其中一篇，是安托瓦內特·福克在1991年有關“厭女癥”的演講稿。

感謝邀請我參加此次研討會，讓我有機會談一談這種十分特殊的種族主義。我非常了解這種種族主義，曾幾何時，我本人也是它的受害者和見證人；在人類歷史和每一個個體成長的歷程中，這種種族主義年代久遠，并為人們所熟知。在20年前，受害者們才開始掙脫它的桎梏，打破沉默的局面。對于我來說，我已經30多歲了，連巴爾扎克都認為到了這個年紀，女人就不再是女人了。

如果這是一種種族主義，那么在這里和大家討論的時候，我就會有一種孤立無援的感覺；如果種族主義是對他人快樂的嫉恨，那么厭女癥就是種族主義中最糟糕的一種。

厭女癥，是最常見的種族主義，因為世界上有一半的人都是它的受害者，這一半人被看成所有人種中的另一個種類，一個被所有人類排除在外、可以隨意取笑的“人種”；這一半人是受害者，也是殘害自己的劊子手；只要劊子手占了上風，那受害者就會遭人嘲笑——想想《馴悍記》；只要仇恨是非理性的，那受害者就會讓人心生恐懼。

這種種族主義仇恨的目標不是某個個體，而是一個龐大的群體，是女人，是女性。但是，感受到這種仇恨的主體既可以是一個女人，也可以是一個男人。

在古希臘語中，仇恨女性的人叫“厭女者”。這個詞在16世紀被引入法語，在18世紀得以確立，作為一個詞條被收錄到《利特雷詞典》中。然而，與形成時間距今更近的“種族主義”一詞相反，“厭女癥”并沒有作為一種觀念被收錄到現代哲學詞典中。

為了不對女性產生任何誤解，我在這用的是“厭女癥”而不是“性別歧視”一詞，后者是沿用“種族主義”的構詞法而來的新詞，由于在60年代女性主義者們使用了這個詞，所以1975年它被正式收錄到詞庫中。同年，《及埃法語詞典》給這個詞下了這樣一個定義：

性別歧視：陽性名詞，新詞。在社會關系中賦予“性”、尤其是男性力比多以重要地位的行為。沿用“種族主義”的構詞法而來，用以形容那些認為男性高于女性（或者女性高于男性），并凌駕于另一性別之上的觀念。

在“性別歧視”一詞中，受害對象可以互換，而這一情況在“厭女癥”一詞中是不存在的。5年后，在《及埃弗拉馬里翁插圖常用詞典》中，可以讀到這樣的定義：

性別歧視：陽性名詞。指某一種性別的人相對另一種性別的人處于統治地位，尤見于男性對女性。

“厭女癥”一詞表達了以女性為對象的憎惡。弗洛伊德在其眾多文章中，特別是在其《抑制、癥狀與焦慮》一文中，用該詞來描述男女兩性對女性特征或閹割的排斥；“厭女癥”也指從該詞衍生出來的性別歧視，（這些歧視）從對女性（連帶對其理想化）的貶損到對女性的謀殺不一而足。

兩性差異有其定律，緣由兩性構成的二元對立、二元支配的關系模型，以及一方對另一方的仇恨。有人稱這種仇恨為種族主義，這是錯誤的，因為種族的概念是不明確的。（對此）我有一個假說：這種仇恨根植于全人類對不止半數的人的受虐仇恨。不過，若種族真的不存在，那兩性也依然存在。這是長久以來根深蒂固且無法回避的一個現實，有人呼吁進行雜交以消除種族隔閡，以雜交實現均質化，消弭異質，減少非對稱性競爭，這會導致物種的貧乏，甚至是物種滅絕。人類是有性繁殖的物種，其生存和繁衍取決于這個現實和原則：人生而有兩性，也正因為這樣才生生不息。

在厭女者筆下，《343宣言》變成了《343蕩婦宣言》；且所有人都樂見其成。但假若把“女性”一詞換成“阿拉伯人”、“黑人”或“猶太人”，再用“一群笨蛋”來加以修飾，那么，天下人定會群起而攻之為種族歧視。厭女癥形成的原因，甚至所有基要主義將它當成終極武器的理由或許如出一轍，即并不在于“女性是什么”，而在于“女性做了什么”。女性擁有男性沒有的能力：從男性即父系的精液與女性即母系的卵子結合開始，女性以其特有的身體構造、軀體和情懷來孕育孩子，在個體分化階段，孕育出會說話、會思考的男孩和女孩。

在仇恨和恐懼之前，“厭女癥”的產生源于男性對女性生殖能力的嫉羨。弗洛伊德經過反復考證得出女性無法擺脫對男性的陰莖嫉妒這一結論。然而，在他這唬人的言語之后，是否隱藏著那縈繞在男性心頭的對女性的子宮嫉妒？從而產生對子宮的排斥，作為一切權力（“命根子里出權力”，“槍桿子里出權力”，那么，為何不可以是“筆桿子里出權力”）象征的陰莖之樹，便在這種子宮嫉妒中生根、茁壯成長。

這個想法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在生我女兒時，這種體會愈發感同身受，幾年后，我的這種想法在梅蘭妮·克萊因的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述。1968年10月，在與“厭女癥”這種最卑鄙的嫉妒形式進行抗爭的女性解放運動中，我取得了一定的政治影響力。男性的這種嫉妒，結合極度的自我膨脹以及對兩性之一的排斥，一則導致對女性的貶低，二則導致女性非物質性的、脫離現實的理想化以及女性的虛無。而這正是對女性最初的暴力和奴役的根源所在，也是男性所謂的“法則”，即象征秩序。

這種象征法則若不自棄、不自律、不罪己，又如何能將“厭女癥”認定為一種犯罪并加以懲戒？象征法則的己罪是讓半數人逍遙法外，民主法則應當意識到這種罪惡，對其進行思考和超越。

如果最初的壓抑會讓作為母親的女性被低估、被排斥，所有熟悉的事物都要烙上否定（un）的標簽，怪怖、無意識、陌生、不可知、不可思議，那么厭女癥的存在就幾乎是理所當然的。事實上，通過把精神分析學家所說的“壓抑”當作女性的精神狀態，女性就無法獲得自我成長——即心理成熟，就會永遠地把女性推到后面，子宮，作為母體（母親或歇斯底里癥患者）就永遠被排斥在象征之外，成為不可言說之物，是男人仇恨和恐懼的對象，當她出現在他們或他身邊時，她就成了怪物、美杜莎、斯芬克斯。子宮，每個人最熟悉的地方，受孕和孕育生命的地方，變成陌生的、令人不安的、不熟悉的怪怖之處。最熟知的變成了未知，un這個否定的前綴從此阻擋了女性的成長之路：不安、未知、不可思議、無意識等等。

產生性別、基因、身份差異的地方將會成為一種歧視的對象，這種歧視是絕對的、古老的，是一種真正的象征性隔離對象，或者是被排斥、無視平等的對象。

現如今思考這一問題如此之難，是因為我們要對付兩種類型的厭女癥。一種是持傳宗接代觀點的人，他們繼續利用生育期間雙方的分工，利用女性的妊娠期，用生育、生養會說話的新生命來奴役她們，不認可女性生育的價值：兩性之間在生育問題上無法消弭的不對稱導致了沒完沒了的歧視和不平等；這種厭女癥是人們都熟知的。另一種則是平等的普遍主義者，他們近乎偏執地否認最基本的現實原則——人生而有兩性，借此將人類簡化為虛假的混合中性體，其特征是雄性的、單性別的、同性別的、自戀的、自我分裂的、不孕的，而且完全是利己主義的。只有一個我別無其他，只有一個神，他是圣父或圣子，只有一種力比多，那就是陰莖力比多。

后一種厭女癥帶著現代、進步的幌子，更難被識別：就像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它把兩性差別也和歧視一起抹殺了。以它的邏輯，所有贏得只有男性才能擁有的榮譽、知名度和權利的女性，會立刻成為“男性”（如弗洛倫斯·亞爾托，埃迪特·克勒松）。這是兒子和“女兒子”的現代共和國，最具象征意義的跨性別例證就是“女總理”這一表達方式的出現。

因此，我同你們探討的，是這種針對女性的憎恨，來自人類當中兒子和“女兒子”對女性的憎恨。

隨處可見，一直存在，無論何地何時。在這里，今天，人們侮辱、蔑視、買賣、毆打、強奸、亂倫、蹂躪幼女、少女或婦女，因為她們都是女性。昨晚埃利·威塞爾說：這里說的人們指的是狂熱分子，應該把厭女者也算進去。

這是多大的丑聞，就連提到它都讓人感到可恥。這是如此極端，以至于我們的民主都對這種處于他們理想中心的集權視而不見。這是普遍的、世界性的，是一個全球性的、持續的野蠻行徑，一場計劃好的自我毀滅。

最近幾年，女權運動不斷提醒大家，歷史上屠殺女性的事件經常發生，有時候甚至是大規模的，就像過去在歐洲獵殺女巫，在阿拉伯有活埋女嬰的傳統文化，在印度把妻子架在柴堆上和死去的丈夫一起焚燒，美其名曰對配偶忠貞。然而這并不是古代才有的現象：第三世界某些國家殺害女嬰的傳統死灰復燃，以及女嬰普遍營養不良。不僅如此，在印度，人們焚燒婦女，只要他們認為女方嫁妝太少或嫁妝到得太晚。另外，我們也知道如今仍在實施的割禮，特別是在非洲。而在法國，也有數百萬女性實行了割禮（割禮、鎖陰）。最后，被家暴婦女救助中心的存在本身和控告強奸案子的數量都向我們證明，在西方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國家中，女性也不能幸免于難。

無論和平或戰爭，對女性來說，地球永遠是一個危險的地方，隨時都有生命危險。在如今這個世紀，我們重視揭露威脅人性的一切惡習，避免破壞土地、破壞海洋、傷害動物和人類，但我們卻從不擔心對女性的毀滅。

厭女癥觀察所在1990年揭露了在法國，婦女的自由和平等在各個層次，包括經濟、政治、思想和象征層面，受到蔑視。在法國，每天有一名婦女被殺害，僅僅因為她是一名女性，1990年有362名女性被殺害。但是在罪名成立之前，殺人犯們可通過以下方式減輕罪行：宣布兇手是瘋子，結果是不用對罪行負責任（“刑法”第六十四條），或者宣布是沖動行為，這樣就變得情有可原（可獲減刑）。法國每年有4000多名婦女被強奸（其中2/3遭到輪奸）。

今天，相較于父權制的共和國，子權制的共和國已經是民主的全面的進步。但，矛盾的是，女性仍然是子權制的受害者，俄狄浦斯在很多地方都失控了，演化出反俄狄浦斯、弒母、殺怪物、陰莖崇拜和戀己癖。“命根子里出權力”成為了涂鴉者筆下的“操你媽”。那些充滿大男子主義的比賽和儀式要么排斥女性，要么用踢足球、斗牛和戰爭去同化她們。祖魯人選擇把輪奸一名金發碧眼的女性作為成年禮或入伙的儀式。恰恰是一種反種族主義可能會引起一種新的厭女癥的肆虐；在“操你媽”（NTM）這句臟話中，用“黑人”“猶太人”“伙伴”取代“你媽”這個詞，你就會明白……

在充斥著暴亂、失業和種族主義的郊區，人們對那些移民、被驅逐、被拘禁的女子的痛苦熟視無睹，這與強制讓那些關押在集中營的犯人們閉嘴有什么兩樣。15歲到25歲之間的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和突尼斯女孩是被迫自殺這一社會毒瘤影響最嚴重的群體，她們的自殺率比同齡的法國女孩高兩倍，比她們的兄弟高出5倍之多。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盡管有職業平等方面的法律，但對女性的工作權問題上確實存在一定的容忍度。失業率證實了這種歧視的存在：就業人口的失業率為12%；男性就業人口的失業率為8%，而女性卻為14%。60%以上的長期失業者都是適齡就業的女性。

女性一直以來都是交易的對象，而且色情行業正蓬勃發展：在有些國家，未成年少女被送去賣淫卻沒有任何法律制裁這種行為或者保護她們。

女性在經濟和社會方面都處于劣勢是因為她們的三重生產勞動從未得到肯定：只有女性才能創造的人類財富一直被忽視，不被認可；在和男人平等工作這方面，她們仍處于劣勢。

女性在獲得知識、價值和權力方面繼續遭到歧視。

泰勒·斯威夫特新歌The Man的MV截圖。MV中，泰勒·斯威夫特的紀錄片《美國小姐》海報被改成了《美國先生》，暗指今年的奧斯卡提名中只有男導演，女性在電影行業缺乏代表性

從法律的角度看，即使存在“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這樣的聯合國公約，而且該公約得到了所有民主國家及眾多發展中國家的認可，然而，在1990年，聯合國的秘書長仍然表示，對女性而言，世界上哪兒都不存在民主國家或者發達國家。盡管法國也認可了這項公約，但從1983年以來，它也只做了一些謹小慎微、如果不說是畏手畏腳的改革。在女性身份危機時期，反厭女癥法（如同反種族歧視法）的缺失，將婦女又送回到面臨死亡的現實。厭女癥的說法一直遭到否認；人們一直拒絕承認厭惡女人是一種罪，似乎在女性相關的問題上，人們不敢懲罰男人。在刑法改革中，我們一般用“強”“弱”，以及“反人道的犯罪”這樣的措辭，盡管如此，在3/4的案例中，施暴者都是男人，而受害者是女人。這種犯罪行為一直沒有被命名，所以這種罪不存在，就像之前的強奸罪一樣。只要沒有命名，那這種罪就可以被否認。法律的作用并不只有懲罰：還有命名、指認和確認。法律應該打破沉默，停止對罪名的否認，給出一個說法。民主的以及使民主化的法律還應引導人思考。

區分性別，讓女性獲得一種專有的權利，這不僅需要反歧視，還要推進民主化。

從意識形態和文化層面看，在追求出鏡、追求成名成功的時代，媒體上隨處可見“黃金男孩”，不管是在巴里、蒙特還是阿爾及爾，而女性卻集體缺席，一文不名、無聲無息、不可見、不可觸摸。要么就是那些古老的形象卷土重來，母親或妓女的形象，那些最傳統的女性形象。

從象征層面看，憲法序言一直忽視對性別的分類，而大赦國際組織今年已將性別和種族、宗教、信仰一起納入它的章程。憲法框架存在的這一缺陷，僵化了權利，阻礙了民主化進程和政治的迫切需求。

從政治層面看，1982年，憲法委員會以一種虛偽的平等為由否決了女性配額案，它是造成婦女在政治上代表性不足和不能繼續工作的原因之一。

厭女癥是人禍，就像對他者的仇視，我們可從四個角度對它進行分析：

——它有地域性、日常性、普遍性的特征：99%的人會不自覺地厭惡女性；

——一些人宣稱自己是大男子主義，他們或天真善良，或下流卑鄙，他們無意中說出的話可能會造成巨大的政治和象征影響，常常就是因為一個男人，這種大男子主義就和一種集體信仰聯系在了一起：教皇曾經把墮胎比作納粹主義。

——厭女癥通過煽動仇恨從個人傳遞到群體；

——厭女癥隨時都有可以成為國家行為，主要表現在：質疑婦女應享有的正當權利，不給予她們“神圣不可剝奪的”公民身份，不將她們寫入憲法。

那些揭露厭女丑聞的人成了丑聞，那些攻擊這種不合理仇恨的人被視為瘋子，那些為維護婦女基本權利而斗爭的人被視為恥辱甚至是極端分子。

現在，是時候制止這種摧毀女性的行為了！與厭女癥作斗爭，這是我們民主人士的責任！

1991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