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民主黨總統初選迎來了14個州以及美屬薩摩亞同天初選的“超級星期二”，共決定了1344位承諾代表的歸屬。雖然就產生代表數而言，此次“超二”并未刷新2008年2月5日“超二”（22個州以及美屬薩摩亞初選并產生1681個代表）的歷史記錄，但從結果上看，這場“超二”足夠“超”，也會讓不少人感覺很“二”——至少我是如此感覺——估計也很快會被當作經典案例寫進關于政黨或者選舉政治的書籍。

2月29日在南卡羅萊納州翻身的拜登可謂席卷“超二”，不但在原本被認為穩拿的南方各州正常乃至超常發揮，而且還在馬薩諸塞、明尼蘇達以及緬因州收獲意外之喜；桑德斯卻僅僅在四個州位列首位，不但沒有在加州實現壓倒性優勢，甚至在家鄉州佛蒙特的支持率也從四年前的86.1%銳減到51%。有媒體復盤后認為，以縣一級來看，桑德斯在多個2016年曾經贏過的縣都沒有穩住，而且他號稱的超高投票率也并未兌現。于是，“超二”之后，拜登奇跡般地回到了一個月之前領跑的局面，桑德斯緊隨其后。落在兩人組成的第一梯隊之后很遠的布隆伯格和沃倫分別在一天后和兩天后知難而退，史上最擁擠嘈雜的民主黨初選瞬間安靜了下來。

當桑德斯在艾奧瓦（幾乎與布蒂吉格打平）和新罕布什爾搭上“順風車”之時，甚至是更早幾個月布蒂吉格、沃倫、桑德斯在揭幕戰州民調中接力式領先之時，抱著對拜登選情惋惜的心態，很多人都會提到1992年克林頓的南方逆襲，將所有希望都壓在南卡羅來納州的非洲裔選民身上。選情似乎真的如此上演，但給我的感覺是，拜登的逆襲在很多意義上都超過了當年的克林頓，甚至其意義會超過2020年大選。

誰還敢說拜登“白等”？

拜登不是“白等”！——最近在朋友圈里看到幾個朋友不約而同發出了類似評價，深感問題嚴重了。拜登……“白等”……這種調侃，我自以為是自己先公開說、公開寫的，當然也就很容易成為同行們批評時拿來用的“標題黨”。

去年4月拜登正式宣布參選之后，民調一路大幅度領先，甚至能達到第二位桑德斯的兩倍。這么早就跑出來一個“王牌”或者“正主兒”，很像2016年時的希拉里，大有“準在任總統”謀求連任的意味。相比于前兩次的白宮嘗試，古稀之年的拜登等來了人生中的最佳機會。好飯不怕晚，但拜登憑什么呢？

試想，這么一個長期以“喜新厭舊”為榮的民主黨真的可以接受一個混跡華盛頓44年、最近三年才賦閑的老派政客嗎？基于這些疑問，我的感覺是，拜登超高支持度來自于他八年副總統生涯的高認知度，進一步說是來自民主黨選民對特朗普政府的極度反感以及與之相伴而生的對奧巴馬時代的戀戀不舍。或許，當選民在民調問題時說出拜登的名字時，他們頭腦中跳出的那句潛臺詞是：當初要是他出來選，或者她當選了，該多好……

這是一種幻象，也算是刻板印象。當真的開始選舉投票，民主黨選民真正去了解更多選項時，如果他們在注視著某位參選人時感受到了奧巴馬式的振奮與激動，他們是會轉換自己的支持偏好的，屆時拜登的絕對優勢就一定會出現松動。于是，才有了那句“拜登沒準會是‘白等’”的調侃。但現實的情況是，并不是拜登“白等”了，而是選民“白等”了。

現如今，拜登逆襲回歸C位，那還算“白等”嗎？如果問我的話，我的第一反應是笑而不答。我又沒有拉里·薩巴托（Larry Sabato）的“水晶球”，更沒有2016年押寶特朗普的運氣；但一定要作答的話，我還是會低聲喃喃：沒準還是“白等”。

之所以說此次“超二”比1992年更有教科書意義，是因為拜登的逆襲“順風車”來得太風馳電掣了。2月29日到3月3日，4天時間內，民調從落后桑德斯11個點的18.8%升至領先桑德斯1個多點的27.5%；4天時間內，艾奧瓦勝出者（布蒂吉格）和《紐約時報》背書者（克洛布徹）先后退選并現身賣力力挺，多位民主黨建制派的背書都有了下餃子的勁頭……

翻回28年前，克林頓的逆襲大概是通過3月3日、10日、17日三個“超二”即兩周左右才得以積累達成的，而如今年長克氏四歲的拜登才用了四天，這又如何解釋？難道是拜登在短短四天之內發生了什么改變？如果拜登還是那個拜登的話，到底什么變了？

當然，你可以說是選舉結構變了，溫和建制派的戰場被清理干凈了，拜登成為了唯一的“共主”，但是什么驅動了這種分水嶺式的變化？我覺得，最為關鍵的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民主黨太想把特朗普趕出白宮了。要務必實現這個目標，民主黨就必須找到一個最穩妥的人選。一面是誓言要打碎一切的激進派，一面是在南卡被證明可能穩住非洲裔這一基本盤的穩健派；一面代表著燃燒一切的未知領域，一面是很容易讓人回憶起“我們可以相信的變革”的幸福歲月。選擇顯而易見。

或者說，建制派精英、非洲裔選民以及稍晚作出決定的大量民主黨選民，是在兩種恐懼之間倒向了拜登。第一個恐懼是特朗普再做四年，第二個恐懼是桑德斯完不成消滅第一個恐懼的任務。與開放式選舉相比，第一種恐懼的存在本來就比較特殊。常規的邏輯應該是，誰更可以當選，但現在卻變成了一種瞄準既定目標的任務，即誰能消滅第一種恐懼。當然，特朗普帶給民主黨的超常規厭惡無時無刻都在加深關于第一種恐懼的迫切。

更為雪上加霜的是，在面對桑德斯時，民主黨很快團結到了一個更加務實的邏輯上：為了消滅第一種恐懼，必須先消滅第二種恐懼。在“超二”當中，拜登在馬薩諸塞、弗吉尼亞的勝利被認為其完全可以將桑德斯的支持者攬入懷中，拜登的這般“光譜”魅力何來？

面對這樣一個從2016年希拉里對桑德斯到如今的佩洛西對AOC（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斯，美國會眾議員）等多種分歧性觀點相互沖突、至今仍面對道路選擇的民主黨，怎么會快速出現一個“全光譜”的“通吃者”？拜登通吃的理由只能是因為這些選民的判斷不僅僅來自于政策或好惡，而來自于恐懼。

問題是，相比于桑德斯而言，拜登似乎更像是抵御恐懼的良藥，或者是慌不擇路之間的救命稻草，但實際藥效到底會是什么？如果沒有優質人選參與，選舉很容易成為一種無奈的比較。只有兩次比較的標準一致，才能保證初選人選在大選中具有競爭力。但特朗普的存在，降低了比較的標準；而桑德斯的存在，又讓首次比較時的標準脫軌了。

奧巴馬的“兩個分身”

3月3日“超二”之后，拜登和桑德斯步入“雙人賽”階段。未來一段時間，若是桑德斯版的逆襲計劃無法在3月剩下的兩個“超二”奏效，拜登就完全可以直接進入大選模式；要是兩人持續勢均力敵、互有勝負的話，在數學統計意義上最快也要到在4月28日（即決出全部承諾代表的86.9%）到5月19日（即決出全部承諾代表的94.4%）之間才會有人提前鎖定提名。

當然，由于布隆伯格和沃倫的退選，拜、桑兩人的代表票最終無人過半的情況幾乎沒有可能，進而771位“超級代表”也就失去了在7月中旬的密爾沃基的第二輪投票中粉墨登場的機會。

此外，說句題外話，我不覺得，今天的“超級代表”們會有膽徹底顛覆各州民意的結果：試想，如果桑德斯領先但不過半，他們保送了拜登，那又該如何安放桑德斯派呢？當然，這個幾乎不會發生的情況還有一個前提，即在兩人確定代表不倒戈的情況下，桑德斯相對于拜登的優勢在771個代表之內，這也是小概率疊加的問題了。

拋開技術流不論，從四年前的希拉里對桑德斯到如今的拜登對桑德斯，簡直就是奧巴馬政府對桑德斯。這是歷史巧合，還是當前民主黨的某種必然所致？我的答案是后者，或者說是后者造就出的前者。

新世紀以來的美國，從“911”到金融危機，無疑需要變革，而2008年接下重擔回到橢圓辦公室的是民主黨人奧巴馬。這位首位非洲裔總統的歷史意義絕對不僅僅在于膚色，他更像是一個民主黨政黨生態歷程中的關鍵匯集點，是一座橋梁，兼具了新民主黨人的發展與進步民主黨人的普惠，平衡了傳統的理性與革命的激情。于是，在這八年中，傳統民主黨人的議程得以延續，而激進派也在加速生長。

并不像小羅斯福那樣幸運，由于任期限制，可鹽可甜的奧巴馬不得不在任務未完成時離開駕駛位，美國的變革暫時停在了十字路口。民主黨這邊，希望接下來競爭上崗的兩個人選風格迥異，一個堅持大路慢行，一個一會兒說要試試新路、一會兒又要提高車速。其實這些事情在過去八年里奧巴馬都試過，他懂得切換模式，但這兩位卻代表著奧巴馬的不同模式。接下來的就是我們所有人都知道的結果：下一段路的司機成了那位奉行“本土主義”、誓“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特朗普。

或者說，在2016年以來，希拉里和桑德斯或者如今的拜登和桑德斯，分別代表著奧巴馬的“兩個面向”或者“兩個分身”，他們的分歧在于對奧巴馬留下的國家變革方向持有不同的理解，并希望將奧巴馬的“一個分身”最大化為唯一的方向。

從這個角度看去，無論最終誰獲得提名，其實也只是奧巴馬某個“分身”的勝出，而要再次握住方向盤或許都需要“分身”的合體。拜登代表著傳統與經驗，是一種更具“總統相”的存在，但即便他完成了趕走特朗普的既定任務，未來四年又要將美國帶向哪里呢？

桑德斯代表著激進與新方案，但目前卻同步深陷錯位的困境：其支持者對其理念或新方案滿意，但對桑德斯本人逐漸建制派化的身份越發難以接受，這也從一個側面解釋了桑德斯雖然與四年前相比勢頭更猛，但卻雷聲大雨點小的矛盾狀態。桑德斯有自己的問題，并不意味著拜登要拒絕桑德斯方案。按照相關統計數字，正在參與到2020年大選之中的美國選民結構正在持續年輕化，至少40歲以下的選民將占到將近40%，該趨勢在民主黨中更甚。這樣對比起來，拜登需要的是一個新方案，而桑德斯需要的其實是一張新面孔，因而拜登推動整合的空間或許更大。

從奧巴馬到特朗普，都在告訴大家一個必須遵守的游戲規則：能夠有效整合本黨力量的政治人物需要新方案以及與之匹配的身份定位。早在2007年，大西洋彼岸的觀察者就送給還在競選中的奧巴馬一個內聚力爆棚的稱謂，即“黑色肯尼迪”。這兩個標志性意象的完美交織，對于民主黨及其選民的吸引力難以想象。同理，同樣是富翁，特朗普可以喚醒中下層藍領的“美國夢”，布隆伯格卻不能，差距就在于特朗普的草莽感與布隆伯格的貴族氣。

而今，奧巴馬可遇不可求，而后奧巴馬時代下的拜登與桑德斯卻缺少彼此，這是當今民主黨的一個巨大困境。所以，無論誰獲得提名，現在民主黨真正要深思的，不僅僅是如何戰勝特朗普，更是如何為民主黨設定好應對國家變革訴求的戰略議程，而這才是2020年大選應該回答的問題。沒有校準航向，只等對手沉沒，當然也可以奪回白宮，那未來豈不是會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