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下法國政治生活中，存在一個具有魔術效力的數字，一旦像咒語般念出來，一部分政客臉上可能會浮出蒙娜麗莎般的微笑，大贊勇氣可嘉；另一部分人則勃然大怒，與之不共戴天。

2月29日，當這個數字從法國總理菲利普嘴里說出，毫不意外地在政壇激起強烈反響。反對黨痛斥“丑聞”“破壞民主”“蔑視民意”，并在議會提起不信任案，準備推翻政府；工會則在街頭重新積聚力量發動示威?？瓷先?，法國的憲政體制似乎又走到“圖窮匕現”、準備攤牌的地步。

這個神秘數字，便是49.3。

數字背后的歷史淵源

所謂49.3，確切地說，指的是法國第五共和憲法中的第49條第3款，該條款原文為：

“經內閣會議審議后，總理得就財政法草案或向社會保險注資法律草案，向國民議會押上政府責任。在此情形下，除非在隨后24小時內依據前款條件（即第49條第2款）對政府不信任案進行投票，否則該草案視為通過。此外，總理可在議會同一會期內為一項其他法律草案或提案訴諸本程序?！?/span>

在法言法語背后，這一條款的意思其實很簡單——政府可以不經議會下院投票，直接宣布某項法案通過，除非反對黨在下院發起不信任案動議，并投票迫使政府倒臺。換句話說，49.3條是法國憲法授權政府繞過議會投票的一個“短路”條款，賦予政府“強行闖關”的能力。它體現出的思路，是“愛我，就給我”——如果你沒辦法推翻我的話，那么就按我說的辦吧。

在一個代議制民主政體中，這種制度設計聽上去充滿專斷的氣息——為什么賦予政府如此之大的權力、以至于可以無視民意代表的態度？這是否會導致政府說一不二，凡事都直接宣布通過？如果可以這樣繞開投票，議會是否會淪為“橡皮圖章”？

要回答這些問題，不可避免地需要短暫地回顧歷史。

自1789年法國革命以來，法國憲政體制的演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簡約地歸納成行政權和立法權“兩條路線斗爭”的歷史。在人民主權論的框架下，讓-雅克·盧梭所謂“法律是公意的體現”，為立法權的強勢擴張奠定了深厚的理論基礎。相比之下，行政權作為舊制度下王權的現代化身，不免有點底氣不足。正因如此，在1789年革命以降的大部分時間、尤其是某些關鍵性的歷史時刻，立法權一直力壓行政權，這甚至成為法國式共和的一個特色，如1793年-1794年的國民公會，1848年革命之后的共和政府、抑或平定巴黎公社之后的第三共和體制（尤其是政府放棄同議會對抗的所謂“格列維憲法”）。議會不僅不是“橡皮圖章”，反而有可能讓政府淪為這一角色。

然而，立法權力壓行政權，雖然符合人民主權論的精義，在現實中卻未必總能結出善果，因為權力最佳均衡配置的分寸，本身便不易拿捏，放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權力斗爭中，更是難上加難。在法國的歷史語境中，立法權打出人民的神主牌來壓制行政權，雖然一時見效，但事后往往帶來后者的強勢反彈，造就法國歷史上的某些高光時刻，最典型的便是兩位拿破侖——叔叔經歷過國民公會主導的恐怖統治和督政府的無所作為，認為行政權不強大不足以成事，于是一路走向稱帝巔峰；侄子則有樣學樣，試圖擺脫1848年革命后一院制政府施加的種種限制，再次將法國帶向帝制；甚至第三共和勉力維持了70年的局面，也無法阻止維希政權以“勞動、家庭、祖國”之名大步倒退（當然納粹德國的崛起是更具決定性的外因）。

在第三共和體制下，由于議會掌握絕對優勢，因此導致行政權極不穩定，政府垮臺如同家常便飯。70年間共有14位總統，總理卻有87人/次，如走馬燈一般輪換，平均執政時間只有幾個月。而經歷二戰之后建立的第四共和，同樣承襲了相似的權力配置模式，11年間只有兩位總統，總理卻有21人/次之多。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1958年誕生的第五共和重新規劃了立法權和行政權的關系，并經由戴高樂的強力手段得以完善，其中最重要的，便是1962年公投決定將總統一職付諸普選產生，使其由此獲得了和議會同等的合法性。自1958年以來的62年間，法國八位總統執政，共有23人/次出任總理組閣，政府的穩定性大大提高。

這種穩定性有多重原因，但行政權和立法權的力量配置是其中重要一環。而1958年憲法第49條第3款，又是這種權力配置的最精妙之處。

該款最初規定：“經內閣會議審議后，總理得就議案向國民議會押上政府責任。在此情形下，除非在隨后24小時內依據前款條件（即第49條第2款）對政府不信任案進行投票，否則該草案視為通過。”

這一條款賦予政府“強行闖關”的能力，并且在第五共和體制下被使用過近90次。通常而言，它可能被運用于三種情況：一是執政黨在議會內只有微弱的席位優勢；二是執政黨雖然有明顯的席位優勢，但內部意見分歧可能導致在具體法案問題上跑票（但不至于走到參與倒閣的地步）；三是反對派利用修正案程序來阻礙法案審議?？傊?，它賦予政府可觀的進取能力，而不會因為若干席位而畏首畏尾。

另一個盧梭——法國當代著名憲法學家多米尼克·盧梭（Dominique Rousseau）曾用一個形象的比喻來說明憲法49.3條的作用：它就像足球賽里的任意球，如果防守一方通過犯規方式強行阻撓對手推進，那么后者便獲得了罰任意球的機會，一腳開出，球的落點可能比常規推進要遠得多，造成的威脅也會大得多。

政府使用49.3條并不是沒有代價的，它的對應制衡機制，便是反對派可以在24小時內提出不信任案動議，趕政府下臺。但在現行體制下，這種手段幾乎不可能成功。因為政府通常會審時度勢，不會冒著引火燒身的風險來推進49.3程序。而且迄今為止，法國第五共和體制下針對政府發起的不信任案中，只有一次成功，這就是1962年10月6日蓬皮杜總理內閣的倒臺（但這一事件是根據第49條第2款、而非第3款的程序進行的）。

即便如此，這一次也很難說是真正意義上的成功，或者說是表面成功、而實質失敗，因為蓬皮杜政府面對不信任案通過，固然除了辭職別無出路，但總統戴高樂卻另有手段：他先是慰留蓬皮杜看守內閣，隨后動用總統權力宣布解散議會、重新選舉，隨著同年全民公投通過，戴高樂派系在立法選舉中大勝，蓬皮杜繼續擔任新一屆內閣總理。

即便如此，法國政界和學界對49.3條程序的反思和警惕并沒有停止。因為拋開現實政治力量對比不論，僅從理論上說，它的確可能導致政府無視議會態度，濫用這一快車道，長此以往會反過來傷害民主體制本身的合法性。因此在2008年的修憲中，這一條款被縮限了適用范圍：此前針對所有類型法律文本，修憲后被細分成兩種類型，一是財政法草案或向社會保險注資法律草案，可以不限制地多次使用這一程序；二是其他類型法案，在議會同一會期中只能使用一次。而在同一會期內，如果遇到政府改組，那么新總理仍有權再次訴諸這一機制。

此外，49.3只能對國民議會（下議院）適用，而不能對參議院（上議院）適用，這一點也體現了權力均衡配置的基本原則：49.3作為反制措施，針對的正是國民議會具有倒閣權；而參議院沒有倒閣權，因此政府便不能濫用前者無力反制的權力。

霍亂時期的無愛政治

雖然法國第五共和迄今為止的60多年間，49.3條被動用過近90次，但總體而言仍屬例外之舉（因為針對同一法案，議會三讀程序可能動用三次）。而且并非傾向威權的右派政府更偏愛這一程序，相反，左派社會黨執政期間、尤其是1988-1991年期間的羅卡爾（Michel Rocard）內閣，對這一被詬病為“反民主”的機制運用得更加輕車熟路——羅卡爾一人便動用過28次，占據總數的近三分之一。

相形之下，現任總理菲利普還是第一次使用49.3條。這一舉措的背景，是法國政府自去年以來力推的退休改革遭遇激烈反彈：不僅各大工會聯手發動了幾乎自1968年以來最大規模的社會抗議風潮，而且相關法案提交議會后也面臨重重阻力，左翼反對黨使用被稱為“議會釘子戶”的策略，即提交大量修正案來阻塞議事進程，其中法共提交了13000條修正案，而來自“不屈法蘭西”黨（LFI）的修正案更高達22000條，各方匯總起來，議會需要為這部只有65條的法案（另有一部簡短的組織法配套法案）處理41000條修正案。

在這種背景下，菲利普在2月29日上午召集內閣會議之后，下午奔赴議會，譴責審議進程的拖沓延宕。他批評說，在經過115小時夜以繼日的公開辯論之后，國民議會只審議到第8條。在他看來，這與其說是“辯論”，還不如說是“無辯論”。

菲利普批評稱：“我不認為目前看到的景象是法國人期待他們的代議士應該干的事，我們的民主體制也負擔不起這樣昂貴的戲碼！”為此，他宣布將訴諸憲法第49.3條，以便跳過國民議會的審議，直接將法案提交參議院。

菲利普做這一表態之時，正值整個法國社會對新冠疫情的焦慮感急劇攀升。29日當天法國確診人數突破100大關，政府宣布禁止5000人以上的大型集會，巴黎半程馬拉松賽也被叫停。對工會和反對黨來說，在這個時間點宣布動用憲法49.3條，無異于一場“趁火打劫”式的襲擊。

也正因如此，觀察人士認為，政府訴諸憲法49.3條本身其實并不意外，但耐人尋味的是對時機的精心拿捏：一方面，眼下輿論的焦點很大程度都已經轉移到新冠疫情上，此時祭出49.3所激發的輿論反彈相對要??；另一方面，從法案文本角度來看，國民議會剛剛投票通過了最具有標志意義的“廢除特殊退休制”條款，但接下來關于退休積分價值和“均衡年齡”的審議勢必更加艱難，在已經取得階段性成果、但硬骨頭仍然難啃的當口，訴諸憲法49.3條可能是最迅速有效的一種解套方式。

此外，雖然菲利普斷然否認此次出擊的時機和疫情有任何關系，但從技術角度來說，此次出擊很難說沒有動過心思：根據49.3條的要求，動用此程序必須先經內閣會議審議，而法國政府的內閣會議通常在每周三舉行，周末開會非常罕見，但菲利普先是以應對新冠疫情的名義在周六召集緊急會議，隨后宣布動用49.3條，頗有“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意味。

而且當他周六下午去議會宣布相關決定時，許多反對黨議員都不在巴黎這個政治舞臺中心，當他們看電視才得知相關消息之后，難免有被政敵“偷襲大本營”的憤怒。社會黨總書記福爾（Olivier Faure）在推特上批評“利用公共衛生危機來破壞民主”的做法“讓人難以接受”。而“不屈法蘭西”黨魁梅郎雄（Jean-Luc Mélenchon）更大聲疾呼，必須發動“民眾反擊”——也就是大規模街頭動員——來阻止政府的做法。

不過也有觀察者指出，當梅郎雄讓手下人提出22000條修正案來阻塞議事日程時，他不可能不清楚這樣做的后果，政府不得不動用49.3條，恐怕也正中他的下懷。因此有中右派議員批評，客觀上梅郎雄其實扮演了馬克龍的“盟友”角色。

朱庇特式的總統，還需要以理服人嗎？

表面上看，這次走到媒體聚光燈下的，是菲利普一個人的獨角戲，但恐怕幾乎所有人都清楚，背后更大的“話事人”無疑是馬克龍。更何況，內閣會議需要總統和總理共同出席，即便不是馬克龍本人提出動議，也必然非得到他的首肯不可。

馬克龍對于憲法49.3條并不陌生，2015年他所力推的“就業、增長與經濟機遇平等”法案，就是依賴這一程序保駕過關的。不過這很難說明他一向鐘愛這種手法，事實可能更加復雜。

當年擔任經濟部長的馬克龍，雄心勃勃地推出這一法案，但在議會內部遇到極大阻力。社會黨內部研判，如果提交投票的話，可能不得不寄希望于在野黨議員“反水”而帶來的五六票微弱優勢，甚至可能只有兩三票。換句話說，提交議會投票要冒很大的被否決風險。因此，當時的總理瓦爾斯在請示奧朗德之后，決定訴諸于49.3條程序。

然而這一決策并不是上下齊心的結果，相關決策者各有算盤。五年前嶄露頭角的年輕經濟部長，更希望用法案本身的說服力來感召議員，而不是強行闖關。但從內部人士事后披露的信息來看，他的意見在政府內部并不占多數?？偫硗郀査瓜胗?9.3這種雷霆手段給“小弟”上一課，讓后者明白誰才是政府中的“話事人”。與此同時，瓦爾斯也在用這種手段，把總統奧朗德在充滿爭議的方向上一步步拱得更遠。畢竟，在法國這樣一種半總統制框架中，總理和內閣的任何重大決策，都免不了總統背書，甚至被外界認為是在總統授意下行事。

時過境遷，五年前雄心勃勃想“以理服人”的經濟部長，如今成了被人詬病“朱庇特式”的總統。而他也終于感受到了當年奧朗德動輒得咎的尷尬境地。而更尷尬的是，五年任期過半，在經歷“黃馬甲”和“全國大辯論”之后（尤其后者顯示出馬克龍并不害怕辯論駁難），馬克龍迫切地需要在退休改革問題上獲得一場勝利，作為爭取連任的資本，因此想辦法拔掉“議會釘子戶”，實在是不得不出手的招數。

結語：壓力山大之時，回想亞歷山大

按照49.3條的規定，政府“強行闖關”的制衡機制，是反對黨在24小時內提出不信任動議。不出所料的是，來自右派陣營的共和黨，和左派陣營的社會黨、法共和“不屈法蘭西”涇渭分明，各自提出不信任動議。同樣不出所料的是，兩份動議距離通過門檻相去甚遠，被輕而易舉地否決。

然而，挫敗來自左右兩派的“變天”企圖，并不意味著菲利普政府可以高枕無憂。相反，3月中旬即將到來的市鎮選舉，可能才是這次出擊的真正反彈時刻。除了動用49.3條在左翼反對黨和工會引發的憤怒，政府還需要面對此前大規模社會運動沉淀下來的怒氣、執政黨內部圍繞49.3條產生的裂痕（迄今已經有三位眾議員和一位參議員退黨），以及應對疫情蔓延中可能出現的閃失。幾重因素綜合起來，菲利普政府可謂“壓力山大”。

作為例證，菲利普在北部港口城市勒阿弗爾的選情可以作為風向標。由于法國獨特的兼任制度，菲利普在出任總理之后，雖然辭去勒阿弗爾市長一職，但此次市鎮選舉中他準備殺個回馬槍，再度競選市長，而當地市民是否買賬，則很大程度上能夠反映并引領全國民意走向。

但在宣布動用49.3條之后，菲利普在勒阿弗爾當地的競選辦公室立刻成了抗議者發泄不滿的目標，遭到涂鴉和損毀，還被抗議者噴上“把菲利普送去隔離！”的口號。3月5日，菲利普去當地組織競選集會，抗議者和警察再次發生沖突，在距離首輪投票僅有十天的當口，這種壓力可想而知。

當年亞歷山大東征時，曾留下西方文化史上一個著名典故——斬斷戈爾迪之結（Gordius knot）：戈爾迪之結是一個極其難解、沒有繩頭的繩結，而神諭稱，誰能解開這個繩結，誰便是小亞細亞之王；亞歷山大發現無從下手，于是拔出劍來將繩結劈成兩半，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解決了問題。

而法國憲法中的49.3條，某種意義上說便是斬斷“戈爾迪之結”的武器，它使得政府在特定關鍵問題上可以強行沖破阻礙、避免落入議會股掌之中。而一旦祭出這一武器，擁護和反對陣營都會用“反民主”來攻擊對方，從這種意義上說，它也是民主與專制之間的一道山脊線，任何有擔當、負責任的當權者，都需要小心翼翼地處理這一機制。

而從更宏觀的意義上說，以憲法49.3條為代表的博弈，其背后體現的是多元民主的制度設計思路。由此而衍生的后果，是對政治的“除魅”：不同權力分支之間既斗爭又合作的態勢，實實在在地擺在了臺面上，這不是政治人物道貌岸然、舌燦蓮花可以掩飾的。在這種多元制衡下，它永遠不會達到“我們最幸福”的境界（法國人也總是一副嘟嘟囔囔的不滿意模樣），但也很難傾舉國之力鑄成大錯。

在拿破侖和戴高樂之后，如今已然沒有強人政治扮演超級總統的空間；而在法國語境下，在讓-雅克·盧梭身后兩百多年，“公意”和“人民主權”等大詞的魅惑仍然值得警惕，誠如另一個（多米尼克·）盧梭所說的，憲法第49.3條是一個有效工具，它可以避免議會制蛻變為集權大會制（régime d’assemblée），任由議會將意志強加給政府。而對于熱衷削弱政府權力、重新立憲、建立“第六共和”的極左翼來說，廢除49.3條正是念茲在茲的話題之一。

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即將到來的市鎮選舉結果如何，也無論菲利普是否因此仕途折戟，49.3這個“魔力數字”，始終是當代法國憲政體制最具特色的一個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