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今天23點，2020年普利茲克獎揭曉：愛爾蘭建筑事務所 Grafton Architects 合伙人伊凡娜·法瑞爾（Yvonne Farrell）和雪莉·麥克納馬拉（Shelley McNamara）。她們既是建筑實踐從業者也是建筑教育家，以強勁和細致的實踐方式和思想脫穎而出。她們現代而具有場地性的設計與歷史緊密相連，彰顯了建筑師的高度敏感性和工藝精神。普利茲克建筑獎是建筑界的最高獎項，有“建筑界的諾貝爾獎”之稱，該獎項由芝加哥的普利茲克家族成立，每年，獎項授予一位“通過建筑持續對人類做出巨大貢獻”的在世建筑師。獲獎者會收到10萬美元的獎金、獎狀以及銅質獎牌。

在四十年余年間，這對最佳拍檔在愛爾蘭，英國，法國，意大利及秘魯完成了大量城市改善項目，回應了本地需求的建筑。法瑞爾和麥克納馬拉是普利茲克獎的第47和第48位獲獎者，這也是愛爾蘭建筑師首次獲獎。

兩人最初在都柏林大學建筑系相遇相知，并在1976年畢業后，至2006年均于建筑學院任教。她們將建筑教育形容為“平行的現實（parallel reality）”建筑學的教育是一種總結經驗提取思想，并將其贈予后代的方法。此間同時，她們也曾在全球多家高校授課，包括洛桑聯邦理工學院和門德里西奧建筑學院。

她們出生于愛爾蘭，對建筑的熱愛從孩提時期便有了。麥克納馬拉仍能憶起兒時拜訪姑媽時，那棟十八世紀宏偉住宅中，建筑空間和光線的感覺。法瑞爾則深深為她的家鄉—愛爾蘭奧法利郡的塔拉莫爾小鎮（Tullamore）中極為貼近自然的景觀而著迷。

1978年，法瑞爾和麥克納馬拉聯合其他三人共同創立了 Grafton Architects。Grafton 名字源于都柏林的一條街道，就是她們的第一間辦公室所在的街道，意在表示她們的設計優先考慮場所而非個體的存在。她們在愛爾蘭建成數個重要的文化與教育建筑，包括北國王街公寓（都柏林，2000）；都柏林大學學院愛爾蘭城市研究所（都柏林，2002）；洛雷托社區學校（米爾福德，2006）；冬至藝術中心（納萬，2007）；都柏林財政大樓（都柏林，2009）；利默里克大學醫學院（利默里克，2012）。

在家鄉愛爾蘭外，她們的首個項目是位于米蘭的博科尼大學的經濟學院（2008），并于2008年巴塞羅那舉行的世界建筑節中，獲得了世界年度建筑獎。隨后，她們在秘魯首都設計的利馬工程技術大學教學樓（2015）獲得2016年由英國皇家建筑協會頒發的RIBA國際獎。建立場地與建筑的對話是她們長久以來的主旨，她們堅持“通過設計重疊的空間，加深情感聯系”。法國圖盧茲完成的圖盧茲大學經濟學院（2019），以隱喻的方式重新詮釋了這座城市中隨處可見的橋梁，墻壁，長廊和石塔。

作為愛爾蘭皇家建筑協會會員及英國皇家建筑協會榮譽國際會員，法瑞爾和麥克納馬拉獲得哈佛大學設計研究生院‘丹下健三名譽教授’（2010）、耶魯大學‘路易康名譽教授’（2011）等職位。此外，她們因“建筑是新的世界地圖（Architecture as New Geography）”一展而榮獲2012年威尼斯建筑雙年展銀獅獎。在2018年威尼斯雙年展中，她們擔任第十六屆國際建筑展“自由空間（FREESPACE）”的聯合策展人。2019年，她們榮獲RIAI詹姆斯·戈登終生榮譽獎；2020年，她們剛剛榮獲由英國皇家建筑協會頒發的皇家金獎。

正如普利茲克獎評委宣布的一樣，法瑞爾和麥克納馬拉的作品始終圍繞著人類發展的主題。兩位擁有良好的尺度感與比例的敏感認知，幫助她們在相對復雜的環境中營造充滿社區感的親密空間。在這點上，麥克納馬拉曾表示“建筑是人類生活的縮影，它錨固了我們，以一種獨特的、其他空間無法做到的方式將我們與世界聯系在一起。”

至今，她們仍然活躍于建筑行業中。正在建造的項目包括位于英國倫敦的倫敦政經學院馬歇爾樓與牛津街的零售店，還有位于都柏林的帕內爾廣場文化區城市圖書館，愛爾蘭供電局總部，牧師街酒店，都柏林聯合教育學校，以及布特斯頓解說中心與沿海草坪。

在《紐約時報》對其進行的電話采訪中，法瑞爾和麥克納馬拉表示她們所追尋的并非獎項所代表的公眾認可，麥克納馬拉說她希望能以“一種思考方式和一套價值觀”被人們所熟知，而非什么獨有的設計特征。“我們并不懼于在必要的時候做出紀念碑性和宏大的東西，但我們也不害怕退居于后，隱藏在背景之中。”她說，“我們既會設想一個史詩般的空間，但同時也會思考人們身處這個空間中的感受。人文主義，這才是我們最主要的議程。”

“世界上有太多的建筑物能夠令人感到驚嘆和崇敬，可是這其中似乎總是缺失了什么。”麥克納馬拉說，“建筑不應該只有設計、成熟和完成度等等，還應該關乎每個人作為‘陌生人’在其中的感受。”

關于普利茲克獎的討論

普利茲克建筑獎是建筑界的最高獎項，有“建筑界的諾貝爾獎”之稱，該獎項由芝加哥的普利茲克家族成立，每年，獎項授予一位“通過建筑持續對人類做出巨大貢獻”的在世建筑師。獲獎者會收到10萬美元的獎金、獎狀以及銅質獎牌。

在歷年的普利茲克獎獲得者中，不乏一些建筑界最為顯赫的名字，比如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伊東豐雄、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等等。有時，普利茲克獎也會讓我們認識一些相對陌生的名字，例如2017年獲獎的加泰羅尼亞建筑師拉法爾·阿蘭達（Rafael Aranda）、卡門·皮格姆（Carmen Pigem）和拉蒙·比拉爾塔（Ramon Vilalta）原本籍籍無名，普獎成了他們首度被認可的標志。這也讓獎項變得越來越難以預測。

近年來，普利茲克獎項似乎越來越關注社會保障性建筑的意義。2018年，印度建筑師巴克里希納·多西（Balkrishna Vithaldas Doshi）獲得普利茲克獎，多西設計了大量社會保障性住宅，為經濟弱勢群體提供了居身之所。他曾師從柯布西耶，擔任柯布西耶在印度昌迪加爾城市規劃的協調人，后來親身參與艾哈邁達巴德的數個項目。在印度，多西將現代主義與印度文化結合，他的建筑結構在承重墻的設計與運用上非常樸素實際。厚重的體量具有較高的熱容，在印度炎熱的氣候下具有降溫效果。

2014年的普利茲克獎得主是日本建筑師坂茂，他曾目睹日本大地震后倒塌的房屋，驚訝于人類花費多少力氣才建成的房子竟然如此不堪一擊，并因此而確立了身為建筑師的責任。他用可循環的硬紙管為各地災民建造臨時住所。同樣，2016年的普獎得主、智利建筑師亞歷山大·阿拉維那（Alejandro Aravena）也與之前幾年獲獎的“明星建筑師”風格迥異，他最為出名的是設計社會保障性住宅。

在普獎歷史上，不少建筑師都在自己的領獎詞中提到了藝術、或者說“美”在建筑中的重要性。1980年獲獎的墨西哥建筑師路易斯·巴拉甘（Luis Barragán）這樣說道，“我的得獎，是因為投身于了建筑這一‘崇高的詩意想象’之中。也因此，我僅僅是所有曾為美所觸動的人們的，一個代表。”1981年的普獎得主詹姆斯·斯特林（James Stirling）說道：“尤其是在英國，對于將建筑視為藝術進行追求的態度，有一種特別的偏見。公眾對建筑的批評通常與社會或物質層面的失敗相關……然而，對我來說，建筑的“藝術性”從始至終都是最重要的。”對于“美”的關注隨著時代的發展被注入了更多對于社會、文化的關注。去年普獎的獲獎者磯崎新說道：“自上世紀末以來，藝術的意義發生了變化，藝術的消失也一直被預言。如今，將建筑作為藝術還遠遠不夠。同樣的，建筑也開始擴張，建筑師的工作不僅僅是設計藝術，更要將國家、城市、住房、社會、信息系統、商業策略、國際外交策略等納入廣義的設計范疇。當今的建筑師，可以從作為工程師的建筑師，到作為戰略家的建筑師。”2018年普獎中，評委之一王澍在接受采訪時提到：其實普利茲克獎的評選標準一直是“好的建筑”，但什么是好的建筑，這幾年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一方面眼界更開闊了，原來是比較精英主義的，獲獎的都是著名建筑師、大師等等，現在整個世界建筑學發生了變化，更看重在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下的多樣性和差異性，而對于商業性是有警惕的。另一方面，會更多思考建筑和建筑師如何面對社會的變化，比如說財富的不平衡。……其實現代主義運動一開始就是反權威的，是以做低收入住宅為起點的，源頭上就帶有一種革新的氣質。”

授予普利茲克獎得主的銅質獎牌上刻有古羅馬建筑師維特魯威留下的基本建筑原則：firmitas、utilitas、venustas，即建筑應該兼具力量、功能和美感。這一原則是否貫穿整個普利茲克獎的歷史？對此，普利茲克獎的執行董事瑪莎·索恩（Martha Thorne）回應道，獎項的目標從建立之初起不曾改變，即認可建筑是一種藝術，并且服務于人類。每一年，每位評審都獨立評判如何演繹這些目標或是希望傳遞怎樣的信息，不過，她的確認同，近年來評審對于服務人類的意義越來越重視。

附：評委評語

伊凡娜·法瑞爾（Yvonne Farrell）和雪莉·麥克納馬拉（Shelley McNamara）于1978年成立 Grafton Architects，已在建筑實踐上從業四十余年。她們的職業生涯清晰詮釋了普利茲克獎的精神：建筑作品必須為人類和環境創作永恒的貢獻，以自身之力強調藝術與建筑。

自事務所成立以來，她們以堅定不移的精神與堅韌不拔的態度，從建造的場所，承載的功能，以及空間使用者的需求出發，建造高質量的建筑。她們的作品包括大量教育建筑，文化建筑，住宅以及公共空間。在建筑學這個以男性為主導的行業領域中，她們以女性的身份，像先驅一樣引導著無數在堅持這條道路的女建筑師們。

她們的許多作品都建造于她們的祖國，愛爾蘭。此外，她們還以建筑競賽的形式贏得了意大利，法國和秘魯等全球各地的設計機會。通過深入研究，她們對建筑場地有著深刻的認知，以敏銳的觀察力、開放而好奇的探索精神，尊重當地文脈與背景，以一種不失新穎與現代的方式的設計，融洽地立足于城市中。這種對“場所精神”的深度研究，使得她們的建筑就像一個“好鄰居”，在打破固有界限感的同時讓社區更加融洽。例如，北國王街公寓（都柏林，2000），建筑向相交的繁華街道打開，將用戶引入內部庭院中。

從龐大的建筑結構，到細小的施工節點，她們的作品直接反映了對設計和建造的理解。她們擅長從細節處彰顯建筑的影響力，尤其表現于一些預算不高的建筑中。例如，都柏林大學學院愛爾蘭城市研究所（都柏林，2002）中，采用“手工表皮”的處理方式，以開口、折疊、陰影處理和其他方面的變化來改變材料，從而創造出視覺上有趣的建筑。與此同時，建筑師還以常見而優質的方式實現了對環境的良好控制，塑造了高效而可持續的研究所。

都柏林財政大樓（2009），在一個及其敏感的場地上，以精心制作的手工青銅欄桿與大門，和打磨過的石灰巖立面展現了高超的材料選擇與施工工藝。

她們成熟的專業手法成功處理各種規模的項目，從大型公建到百平米左右的住宅。在未采用宏大設計手法的情況下，她們設計的公共建筑既以適當的方式被賦予紀念意義，亦在尺度與細節上營造充滿社區感的親密空間。以利馬工程技術大學教學樓（2015）和路易吉博科尼大學的經濟學院（2008）為例，她們在設計大型建筑時，通過組合不同大小的空間與體積達到了吻合人類尺度的效果。她們在建筑與環境之間建立的對話關系，展現了作品與場地之間新的和諧關系。

她們在處理空間的復雜性上有獨到的天賦，通過巧妙的視角處理與開窗，將室內深處的空間與外部的大環境聯系起來，使得自然光可以穿透建筑，照亮最底層空間。通常她們會在建筑中使用天窗或是高層的窗戶，在打造溫暖的視覺趣味性的同時，幫助使用者更容易地在建筑中確定自己的方向，與室外的環境進行必要的聯系。

她們的建筑精神，她們的工作態度，她們的合作理念，她們的領導智慧，她們對未來建筑的承諾，她們對環境的責任信念，她們對場所的獨特性保留，她們對事物的包容，以及她們在每個崗位的國際化工作能力，尤其是2018年威尼斯雙年展中的突出表現等等… … 以上這些，伊凡娜·法瑞爾和雪莉·麥克納馬拉獲獎，實至名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