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對于很多人而言，“小三線”是一個陌生的名詞，而對一些上海人來說，這個詞卻有著非同尋常的含義。四五十年前，他們響應國家的號召，從都市走向山村，生產軍工，一呆就是十余年。歲月無情，曾經的少年已然兩鬢雙白，回想起當年的奮斗歷程，卻依舊記憶猶新。溫故過去，才能燭照未來。今天帶來的是小三線親歷者高球根編寫回憶錄的故事，他既是親歷者，也是記錄者。歷史只有通過研究，才能被后人更好地認知。通過他的記錄，我們得以了解當年小三線建設的點滴往事。

高球根（中）向徐有威（右）、徐夢梅贈送《勤奮·和善——五十年往事紀實》（2019年1月，上海）

文 | 高球根

2015年，我的436頁的上海小三線回憶錄《勤奮·和善——五十年往事紀實》（以下簡稱《勤奮·和善》 ）完稿，借此把我的家事及半個世紀的工作、生活經歷都記錄下來。這本書的部分內容，已經在徐有威教授和陳東林教授主編的《小三線建設研究論叢》第三輯和第五輯中出版了（分別載上海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的第136-234頁和2019年版的第265-292頁）。

要說我為什么寫這部上海小三線回憶錄，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在此之前，我看到一些關于小三線的回憶和介紹，感覺到有些文章不夠全面。寫小三線，應該寫小三線工人為了國家軍工生產是怎么奮斗怎么把小三線建設好的，大小三線職工離開繁華的大上海，離開小家，奔向山溝，發揚艱苦奮斗的精神，克服種種困難，急毛主席所急，想毛主席所想，試制出國家急需的軍工產品，裝備部隊。這是應該反映的主題，而不是把重點放在如何介紹朋友、生活困難、在小三線不安心、要去讀大學等方面，我認為這些不是小三線的實際情況。實際上，當時毛主席為了準備打仗，才要建設小三線。我想，應該寫這些問題才對。雖然我寫的也不一定好，有我的局限性，我就自己來寫寫看吧！第二，我有個一起工作的同事對我說，你經歷這么豐富，這也是一筆財富啊，你應該好好寫一寫！也就是說，這兩個就是我寫回憶錄的指導思想，一個是要把我所經歷的小三線的真實情況寫一寫，另一個，就是除了財富以外——我能留下的錢是有限的——我還想要留給子女這份無形資產，留給兒女、孫輩，再流傳下去，希望他們對先輩有所了解，從而對那個時代的社會、歷史也有了解，打開他們的眼界，增長他們的見識。

從《勤奮·和善》到“情寄昌北”

一開始，我是寫了一首打油詩，順著這首打油詩，我用我們企業管理上的“魚刺圖”的梳理方式，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寫下去，這樣就不會有遺漏了。我列了很多提綱，那時候我半夜突然想起來一個問題，馬上就起來寫。

我多數是利用工余時間寫的。我退休以后，上級組織又安排我工作了兩年，再后來有位私企老板又叫我去工作了五年，在那里我比較空閑。上午，我一上班就先去工廠兜一圈兒，看看有什么問題要解決，然后我就回到辦公室開始寫，下午再去車間兜一圈，回來繼續寫。我后面也寫了，這位私企老板的企業給我創造了很多有利條件。

憑感情說，我寫作水平是不高的，也從來沒有寫過什么，也沒用過電腦，我開始是用手寫的，后來我想還是用電腦比較好，電腦也是現學的。我辦公室有兩個年輕人教我學會電腦打字、排版等。我覺得如果不去上班，坐在家里，可能不一定能寫得這么好。想不到后來進行得很順利，基本沒什么困難，一寫就寫了這么長。

50年的生涯沒有留下多少文字和實物資料，全是憑自己的點點滴滴串聯起來的回憶，我還找了一些資料。小三線資料不多，我找了一些報紙，其他的不確定的事情我也去網上搜了一下，我去一級戰斗英雄烈士許家朋烈士陵園并看望烈士父親，有些關于他的英雄事跡我不太清楚的，我都是在網上找的。還有野營拉練，我雖然參加了，但到底是怎么回事兒，我也是在網上找的。還有我們去看倪志欽跳高，他是哪一年跳到最高2.29米的，這個我忘了，也得在網上找。像這些我不確定、知道得不詳細的情況、時間等，我都要再印證一下。這些都是我親身經歷的，書寫好之后給我的同事看了，他們也都是認可的，因為都是真的，大家也能跟著一起回憶。

《勤奮·和善》完成后沒有正式出版，我自己印了幾十本，后來不夠，又多印了一些，90％送給了同事們，剩下的給了我的家人。其實一開始我覺得寫20萬字差不多了，結果寫了有三十幾萬字，其中選出了8萬字左右，就成了徐有威教授主編的《小三線建設研究論叢(第三輯)》“情寄昌北”專輯中《我與協作廠》一文。

有一次，協作廠的老同事一起吃飯，我們都認為上海小三線兩個最大的成果就是兩個軍品，要研究小三線，肯定要研究這些，可原來都沒有這方面的東西，黨委書記張章權就講，這怎么搞的！徐夢梅說：“那大家來寫呀！”他問我，我就說我有現成的，也就是我《勤奮·和善》里的，他說，那將來我們兩個一起來做這個，我說可以啊。就決定要出一本書了。

一開始就是一起吃飯的這些人，我們問他們，你寫吧？你寫吧？當時，張章權書記已經89歲了，我和徐夢梅一起到他家里去，由他講，徐夢梅幫他寫。我們認為，只有副廠長、黨委書記、徐夢梅和我四個人，太少了，徐夢梅認為我和他們比較熟悉，于是我就去找人一起寫，有的人年紀大了，動手很困難。再問第二個人，就是曾柏清，他年紀跟我差不多，我說你一定要寫，可以自己寫，再讓兒子打字。曾柏清原來是團委副書記，后來做保衛科科長，他寫得很好，他這兩方面都寫了。我一共找了三四個人，我們跟他們說，就根據自己的回憶寫，很簡單的，不過只有曾柏清寫了。

關于我的文章，我寫的東西可能會比較全面，所以一開始我就和徐夢梅說，如果他們寫的和我一樣，就把我寫的刪掉，如果人家沒有寫而我寫了，這個事情又是他具體做的，就把我的東西放在他那兒。除了這種刪改之外，我想有些東西也不應該放進去，特別是政治問題，或者是我自己私人的東西，我都沒放。再有就是后來我到上海來籌建配件分廠，我也沒有放進去，因為我想要寫的就是我在小三線的17年，我決定要把在小三線的精華寫出來，要把我們協作廠廣大員工在艱苦條件下，克服種種困難出色完成上級交給協作廠的各項任務的忘我精神寫出來。所以我按照小三線的時間段，除了政治問題和我自己的問題，其他都寫了。

我寫的、選擇的這些，都是我親身經歷的事，我寫好以后給幾個人看，比如給了我當時同一個漁業公司的同事，他跟我是一條船上的機員，還有就是我從動力科開始一直在廠里面的同事，我寫好給他們看，他們可以檢驗我寫的是否切合實際，他們都認為我寫得比較真實，包括上個月19日，我碰到一個同志，他也說你寫得真好，為什么好呢，因為沒有虛假的。

“情寄昌北”是我和徐夢梅一起組織的，我們倆負責看別人的文章，他講我的文章不用看，事例很多。關于我的文章，除了出版社后來作了一點刪改，只有一個同志給我提建議了，他就是顧宗武，他是老同志，比我年紀還大，他提了三點建議。我覺得這個老同志蠻好，提建議的只有他一個，他這個人很正直的，當年他是供應科科長，我是副廠長，也是分管這個方面的，本來我們也是上下級的關系，他跟我關系也比較好。我很激動，我說好。他說如果再出版的話，可以再改改，我后來自己又印了二三十本回憶錄，就改了。

圓滿與遺憾

因為大家住得都很分散，書出版后也沒再召集大家問問感想。但對我而言，再回頭看看，我覺得我的文章中生產方面寫得比較少，我們廠生產做得很好的，整個后方，我們廠上繳的利潤是最多的，這些從唐定發的文章也能看出來。我雖然寫了一點員工怎么完成五機部交給我們的任務，怎么拼命地干，但寫得還不夠。還有一點，就是整個“情寄昌北”，技術方面寫的比較少，雖然當時徐夢梅也叫人寫了，但由于各種原因最終還是沒有寫。

寫《勤奮·和善》、完成“情寄昌北”，我有很大的收獲。一方面，我的回憶錄給我的同事們看，大家都很激動，也有發短信給我，說這可以幫助大家一起回憶。我想，一個人只要肯做事情，事情做得多，了解得多，將來回憶的東西就多。我在山里面，在老同志的指點下，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要做的事情也很多，職工的事情很多的，我就一點點地做，所以現在才能回憶起來，如果自己不做，又怎么能回憶呢？

還有一點，就是對小三線來說，這件事是很值得的。我感受最深的，就是還有許多人不知道我們上海還有小三線。2018年夏天上海書展簽售，我也去了，我簽好名后有個人問我：“什么叫小三線？”那些路過的、買書的，他們問我：“上海小三線在什么地方？”他們都不知道，我就跟他們講，大家對小三線終于都有點理解了。大家講：“哦，那你們蠻辛苦的，在山溝里面。”這次，終于能把我們協作廠的情況傳播出去，把我們小三線的情況發揚出去了，讓大家知道，還有我們上海小三線。

對于參加小三線建設，我沒什么后悔的，這是鍛煉我的事情。我20歲就進了山，三十幾歲回上海，我做工人時也調了幾個崗，管道工、凈水車間、空壓機房，都做過待過。還有當年去紹興招工，不要看我才去招了四個月工，其實接觸社會是很多的，學到了很多社會上的事情，我總感覺，我能走到后來、走到今天，這17年對我后來的工作有很大幫助，包括員工對我都是很好的。

我們協作廠的員工，大部分也都感覺去小三線是值得的。這是他們原話啊，一方面如果說我們在上海，肯定不會像小三線那樣工作。有個工人原來在上海機床廠做翻砂的，一天工作下來，一塌糊涂，臉都曬黑了，下班只能看到牙齒和眼睛。但相比較來說，我們在小三線壓鑄是比較機械化的。還有，我們留在上海，可能到現在也沒分到房子，我們那些同學都是一室戶，而我們都是兩室戶，他們開玩笑地說：我們去了十幾年，回來一套房子都有了，值！另一方面，我們廠也比較特殊，在浙江，而且后勤保障工作做得很好。

未來的小三線研究

對于以后的小三線研究我有一點建議。費孝通說了，三線建設，為當地發展加快了50年！改革開放為什么發展這么快，跟中央當時三線合理布局也有關系，像第二汽車制造廠就是三線的，改革開放的時候，沒有這個工業基礎就發展不起來。所以小三線是要肯定的。

小三線研究，應該重點寫工人們怎么艱苦奮斗、團結一致地來建設小三線，我們要寫的是小三線，特別是小三線的前十年，如何組織大家、如何奮斗，才能把上海小三線建設出來的，現在寫這些的比較少。

比如我們廠，1965年籌建，到1968年試生產，到1982年都是興旺的時期，或者說是到1984年也可以。我認為小三線建設時間上分為兩段，重點在前十年，不是指基建方面，而是建廠初期，到后來就是生產了。1970年到1980年，是我們后方小三線建設時期，是后方小三線試生產、出產品的時期。這前十年要大寫、多寫，我們具體是怎么在一塊空地上、在一個山溝里，把小三線工廠建設出來，而且還生產了許多國家需要的東西的，這才是主要的。可以分為三點：第一點，我們是怎么建設的；第二點，我們是怎么把產品試制出來的；第三點，我們又是怎么根據國家需要，把產品生產出來的、滿足國家需要。

我們搬回上海已經三十多年，當年進山的人中年齡最大的已經九十多歲，最小的也到退休年齡了，我們這代人，為建設小三線作出貢獻，同時也有責任把小三線建設的經歷、小三線建設精神（干打壘精神）寫出來，留給后人、留給社會。

我特別建議有條件的單位和個人，用起腦，動起手，把經歷寫下來，在徐有威教授的指導下，編成我們上海小三線建設的專輯。

《小三線建設研究論叢》第五輯，上海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

作者簡介：

高球根，1948年生于上海，1965年參加工作，1970年入黨。歷任上海市海洋漁業公司機要科機要員，上海小三線上海市協作機械廠基建、設備、動力科黨支部書記、廠黨委副書記和副廠長等職。

（本文系高球根口述，張雪怡、曹芯采訪，張雪怡整理。張雪怡，上海大學歷史系2018級碩士研究生；曹芯，上海大學歷史系2018級碩士研究生。作者感謝上海大學歷史系徐有威教授在本文撰寫過程中提供幫助）

本文原載徐有威、陳東林主編：《小三線建設研究論叢》第五輯，上海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293—298頁。感謝上海大學出版社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