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親歷者的口述歷史，固然鮮活，而要成為具有研究價值的文本，還需要通過研究者的努力挖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天帶來一篇書評，從研究者的角度出發，探討優質的口述史、回憶錄文本的可能。

文 | 郭旭（貴州商學院經濟學院副教授）

2019年6月下旬，在江西科技師范大學召開了“首屆中國三線建設史研究工作坊”，經上海大學徐有威教授邀約，我得以參會學習。會議期間，獲贈張勇教授主編的《多維視野中的三線建設親歷者》（上海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一書。捧讀之余，不揣簡陋，將閱讀所得報告如次。

《多維視野中的三線建設親歷者》，張勇 著，上海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

 “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

1931年，美國歷史學家卡爾·貝克爾（Carl Becker，1873-1945）就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時，發表了《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這一著名演講（詳見卡爾·貝克爾《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論歷史與政治》，馬萬利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在此，暫且不論卡爾·貝克爾的史學思想和治史理念，僅就他所提出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這一命題，就值得史學工作者和一般公眾深思。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但具體到歷史書寫，情形卻稍有不同。包含甚廣的“人民群眾”，并不是歷史書寫的主體。歷史書寫，往往掌握在少數史學家群體手中，他們書寫的歷史所體現的多是政權意識。而真正的“人民群眾”，反而常常處于“失語”的狀態。梁啟超有“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梁啟超《新史學》）的說法，也可從此意義上去尋得解釋。

但在傳統中國史學書寫中，也有一個優良的傳統。正史（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及其他眾多史書，都是以紀傳體寫成?！凹o”與“傳”，雖有帝王將相家譜之嫌，但畢竟是以“人”為中心的歷史書寫。在追尋宏大敘事或歷史規律性解釋的時候，歷史的創造者或歷史書寫者往往隱而不彰，只剩下一些宏大敘事或結構性框架，本應以人為中心的歷史成為了沒有“人”的歷史。

在當代中國史研究中，往往也存在著這樣的傾向。誠然，歷史的目的，在于求真，在于解釋歷史現象背后的因果關系，探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為人類社會未來發展指明方向。具體說來，歷史關注的是過去如何被現在創造出來，過去的建構又如何用于解釋現在。（常建華：《日常生活與社會文化史——“新文化史”觀照下的中國社會文化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12年第1期。）但即便是這樣的歷史追尋，也應該是以人為主體的歷史。正如我們若探尋鐵礦的歷史，并不僅僅是鐵礦產生及發展的歷史，其重點應該是鐵礦與人產生關聯后的發展歷史。人類社會歷史的研究和書寫，更應該以“人”為中心。

就三線建設歷史研究和歷史書寫而言，目前取得了許多可喜的成績，《多維視野中的三線建設親歷者》（以下簡稱《親歷者》）是眾多優秀著作中的一種。從上述意義上言，《親歷者》一書最少有兩個特點值得標舉出來。其一，與其他研究成果一道，將三線建設的歷史書寫，重新拉回到了以人為中心的軌道上來。三線建設既是當代中國規模宏大的建設運動，也是涉及到400多萬建設者的歷史事件，其影響至今尤未稍減。以人為中心的三線建設史書寫，可為相關宏大敘事提供更為生動貼切的歷史個案，甚至可補宏大敘事或結構性敘事之不足，讓干癟的歷史變得生動、活潑起來，或亦更能給人以啟發。

其二，《親歷者》一書，實踐了卡爾·貝克爾提出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這一觀點，讓歷史的參與者、親歷者和創造者，參與到歷史書寫中來?！叭嗣袢罕娛菤v史的創造者”，但人民群眾卻不是歷史書寫的主體，這一悖論在歷史書寫中并不乏見。在《親歷者》一書中，一位位參與三線建設的親歷者，將其故事娓娓道來。以往處于“失語”狀態、僅僅作為數字而存在的活生生的個體，得以將其參與創造歷史的過程書寫出來，實現了歷史創造主體和歷史書寫主體的同一，為史學書寫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范本。

舉例來說，在《親歷者》“口述篇”中講述自己故事的，有從事重慶三線建設調整領導工作者（陳宏逵），有從三線職工到大學教授者（李治賢），有從下鄉知青而為三線普通職工者（楊廷發），不一而足。尤其是三線廠礦的普通職工，若非有著《親歷者》編撰和出版這樣的機緣，他們的故事或許不會被講述（哪怕是自己講述），或許很難為更多的人所知曉。從這個意義上說，《親歷者》讓部分三線建設的親歷者和參與者，有意識的參與到歷史講述和歷史書寫中來，真正成為了自己所創造的歷史的主角。

微觀三線建設史

20世紀70年代，意大利史學家卡洛·金茲伯格、喬萬尼列等提出了“微觀史學”這一概念。微觀史學“指的是一種著重研究歷史過程中的微小群體和個人及其思想、意識、文化、習俗等內容，并以此為基礎來闡釋個人或群體與周圍環境關系的歷史研究理論和方式?！保ㄍ鮽鞅骸段⒂^史學對歷史研究的利與弊》，《社會科學家》2013年第8期。）“微觀史學”注重研究歷史的局部，強調歷史研究具體個案，反對進行龐大的宏觀研究模式，同時注重著述的敘述性和可讀性，往往選擇有趣的個案為研究對象。“微觀史學”流風所及，產生了大量可讀性強、予人以極大啟發的作品，如《乳酪與蛆蟲》《夜間的戰斗》《馬丁蓋爾歸來》《屠貓記》《蒙塔尤》等。

微觀史學對當前中國史學研究，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如王笛教授的《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一書，就是其中最為典型的代表，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微觀史研究所面臨的，首當其沖是材料獲得的偶然性。前舉微觀史學名著，在選材上均受到現有史料的限制。王笛教授在撰寫《袍哥》時，也主要依據當年的一篇學生論文。當然，微觀史學也面臨著激烈的爭論，過于注重細節，關注特殊的狹小地域，研究小范圍的歷史或是普通人的生活，有論者擔心會見樹木不見森林，從而加劇史學研究的“碎片化”趨向。但若將觀照的視角轉移，則會發現微觀史的迷人之處亦正在于此。

在三線建設史研究領域，一些較為宏觀的問題，已經沒有太大的爭論，或很難再取得更大進展。三線建設這一歷史事件的特殊性，導致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檔案材料獲取和利用的困難?！皞鋺穑瑐浠?，為人民”這一戰略口號，將“備戰”放在首位，三線建設的開展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展開的。三線廠礦企業，多帶有軍工性質，安全保密為第一要務。在學者研究的過程中，普遍感受到資料獲取的困難，研究尺度也較難把握，甚至有因調研受三線單位性質所限難以開展而取消相關課題項目者。

吳忠仕駕駛汽車運輸物資

面對此種情形，微觀史學相關研究思路和方法，能為三線建設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鑒，這在《親歷者》一書中也可以見到?！皬能姶?、三線職工到大學教授”（李治賢口述）、“三線企業的廠辦教育”（王世銘口述）、“與車相伴的三線人”（吳忠仕口述）等篇，都可說是微觀三線建設史?！队H歷者》一書中的每一篇口述和回憶，都是一篇意蘊深長的微觀史學作品。通過口述所展現出來的，是關于三線建設的一些難得面相，展現的是三線建設大背景下個體參與、體悟、認知、感受到的宏大歷史。同時，《親歷者》一書中的口述與回憶，為研究者開展三線建設史研究乃至微觀社會文化史研究，提供不可多得的珍貴材料。

茲舉一例。在吳忠仕口述“與車相伴的三線人”一篇中，有這樣的一段：“我們這一代人建設攀枝花，那是吃不盡的苦。那個時候什么都要供應，生活物資主要靠汽車運。穿衣服還要布票，但是我們要發工作服，夠穿。也吃得飽，關鍵是營養問題。一個月兩斤肉、半斤油，兩斤肉都是凍肉、臘肉。蔬菜就需要我們來拉了，那個時候又沒有凍庫，也沒有冰箱，拉了馬上就分到連隊。我們就運些好存放的東西，土豆、南瓜、海帶、涪陵榨菜等。一個禮拜還是能吃一次（鮮）肉，是外面拉過來的。每個禮拜包一次餃子，包餃子之前要到附近山上，跟農民先買一只羊，殺了剁成小餡，然后分到各個班去，自己包。一個班十來個人，就搟面包餃子，改善生活。比起地方的話，部隊還是要吃得好一些，特別是我們汽車兵，還是要占點優勢?！保ǖ?0頁）

敘述雖然簡短，從“微觀史學”的角度言，卻蘊含了較多有價值的信息。其一，可以了解攀枝花三建設生活物資供應和來源。通過此段敘述，我們可知生活物資供應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是汽車；供應地來源不是攀枝花本地，而是需要從外面運入。其二，可以了解到三線人的飲食生活狀況。或許是因為關注三線飲食的緣故，筆者所摘取的這一段確實是關于飲食生活的。但在三線人的多數口述和回憶中，工作和生活是最主要的話題，而飲食生活可說是各種日常生活的核心，自不待言。其三，可以了解到三線人的生活應對策略。生活物資需要供應，又沒有相應的保藏條件和措施，便只好運入一些容易存放的東西，“拉了馬上就分到連隊”，或在當地購買一些作為補充。這些，都是三線人在當時情形下面對艱難生活所做出的應對策略。其四，是比較的視角。如果不照鏡子，會覺得三線建設生活“那是吃不盡的苦”。但若將他們與當地相較，很容易比較出結論，正如王所言：“比起地方的話，部隊還是要吃得好一些”。而且，作為汽車兵的他們，因為承擔著運輸供應物資的重任，能一個禮拜包一次餃子，又是三線人中“占點優勢”的。

《親歷者》的微觀三線建設史書寫，深入到三線建設史研究的細部和深部。同時，也為三線建設史研究的推進，尤其是微觀三線建設史研究乃至社會文化史的推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隨著時間的推移，三線建設親歷者逐漸老去或者逝去，一些屬于歷史當事人、歷史親歷者和歷史創造者個人經歷和感知的歷史，也將逐漸不為我們所知。《親歷者》做出的努力，是成功的，是值得贊賞和敬佩的。

三線建設史書寫的多重文本

《親歷者》一書，分為“口述篇”、“回憶篇”和“調研篇”。這樣的分類，實質上揭示了本書是內容較為多元的“多重文本”。這其中，既有三線建設親歷者的憶述，也有采訪者和調研者的調研心得和體會，也有研究者對三線建設者的相關研究論文，多層次交互體現三線建設及其親歷者的方方面面。

訪談一位由上海遷入并留在重慶生活的三線建設者

“口述篇”所收錄的10篇文章，確如編者所言“盡可能地保持了三線建設親歷者講述時的原汁原味，更為真實地記錄了他們的生命歷程和生活軌跡”。（張勇：《<多維視野中的三線建設親歷者>前言》，第2頁）所采取的基本方法，是通過采訪，將采訪記錄整理后寫成口述史作品。與定宜莊研究員經典口述史作品《老北京人的口述歷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等通篇采用對話體略有不同。《親歷者》一書“口述篇”中，除“在勞改企業恪盡職守的一對伉儷”（蘇凡、陳精智口述）一篇采用對話體外，均是經過采寫者“創作”的作品。從本質上講，口述史所具體呈現的形態本身并無高下之分。采用較為多元的書寫形式和書寫體裁，會使歷史書寫變得更為生動和靈活。

采用對話體的形式，能夠較為真實的還原采訪者的提問技巧，能夠給讀者展示口述者講述故事的能力和對相關問題的記憶、理解程度。而經過對采訪者口述進行整理和書寫的作品，一般情形下也能較為客觀的傳達講述者表達的意思。從閱讀的體驗來講，二者卻各有高下。對話體讀來有現場感，甚至能透過紙面上的文字感受到對話時的氣氛。但其缺點卻在于，將一個完整的故事，割裂為一段段甚至是一句句的對話，故事完整性和流暢性不免受到損害。而采寫創作出的口述史作品，經由采寫者的“創作”（或可言“再創作”），能夠確保故事的完整性和流暢性。但對話體所能展現出采訪時的現場感，卻不免缺如。在《親歷者》一書中，主編者兼用對話體和敘述體兩種呈現方式，恐亦有此考慮吧。

如果說“口述篇”有著采寫者和對話者“創作”與加工的成分在的話，那么回憶篇則是當事人和親歷者自己對其三線建設經歷的回顧。通常情況下，回憶也會經過當事人的再加工。就《親歷者》一書而言，“回憶篇”收錄的11篇文章，都從不同側面揭示了三線建設親歷者在那一段激動人心的歲月里的經歷及其后的感悟。如果以多元史料進行對堪，可能也會發現親歷者的回憶與史實或有些微出入。從歷史研究的角度言，當事人的回憶顯得尤其重要。即便回憶者所看到或經歷的僅僅是重大歷史事件的一小部分，且常常摻雜了個人的感情甚或是經過記憶的加工，并不如研究者那般站在“后見之明”的角度從而擁有多元的眼光。但若轉換視角，就算是經過當事人“記憶加工”后講述出來的故事，起碼也道出了親歷者對那段經歷的回顧、感受和想法，一樣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構成《親歷者》一書三線建設史書寫多重文本的，還有“調研篇”。在“調研篇”總名下，其實包含了兩個部分的內容?！罢{研篇”前6篇文章，“是研究者赴三線企業實地考察、到‘三線人’群體中采訪調查時的見聞、感悟與思考?！保◤堄拢骸?lt;多維視野中的三線建設親歷者>前言》，第2頁）其實還不止于此，“調研篇”更是對調研過程的記錄，也是研究結論形成不可或缺的一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調研篇”的第一篇文章，肖彥老師的“我把青春奉獻給了你——三線企業（漫畫版）”。該文以漫畫的形式，將調研的過程及其中收獲與感悟，以生動活潑的形式表達出來。既有藝術氣息，又有現場感，讓人過目難忘?！罢{研篇”的一些文章，本身就是具有問題意識的好作品。如張勇教授的“山溝中的‘小社會’——重慶雙溪機械廠考察記”一文，便極具問題意識。對重慶雙溪機械這一“小社會”的觀察和總結，就十分精當。既采用了“他者”的眼光，也采訪了留守的老師傅，又有自己的思考。當然，這得益于現場采訪的順利進行，更得益于作者長期在三線建設研究領域的耕耘。與該文相類，其他幾篇調研記錄，都是值得認真一讀，都是言之有物的好作品。

《親歷者》一書“調研篇”還收錄了5篇學術論文。這幾篇研究論文，主要聚焦于三線建設中青年職工的婚姻生活、三線建設初期的工廠籌建、三線建設中的工農關系審視、三線建設者的飲食生活、公眾與三線建設歷史書寫等不同主題。如果說“口述篇”和“回憶篇”提供了從社會史視角對三線建設進行研究不可或缺的史料的話，“調研篇”中的這5篇論文從某種程度上提供了史料利用和分析的典型個案。如果參互閱讀，可以發現，5篇論文中的觀點，并不是憑空構建，而是其來有自的；同時，還可以發現，《親歷者》前2篇中的口述與回憶，能夠為后面5篇論文的觀點提供某種程度的支撐。

經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親歷者》一書，是主編者張勇教授所標舉的公眾參與三線建設歷史書寫的有益嘗試，是一個關于三線建設書寫的多重文本。在這個文本中，既有對話體的口述史和敘述體的口述史，也有三線建設親歷者的回憶錄，更有調研者調研過程的詳盡記錄與思考，還有研究者針對某些具體問題的專題研究論文。形式和體裁多樣，跨越了學科和專業的壁壘，采用多元的書寫形式，確保了《親歷者》這一三線建設歷史書寫多重文本的開放性，從而帶來不一樣的閱讀體驗。

 作者感謝上海大學歷史系徐有威教授在本文撰寫過程中提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