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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疫情防控十堂課》發布第九堂課《直擊災害現場的震顫書寫 明清四明文人災害書寫掠影》，原文如下——

直擊現場的震顫書寫

——明清四明文人災害書寫掠影

作者：寧波大學教授  張如安

災害現場，明清四明文人這么寫

▲點擊音頻，收聽音頻《災害現場，明清四明文人曾這樣書寫》

一部人類文明史，亦是人類與災害的不斷抗爭史。

我國的文學自其誕生起就與災難結下了不解之緣，女媧補天、后羿射日、夸父逐日、精衛填海、大禹治水等神話傳說，無不以自然災害為背景。

我國地形復雜，自古災害多發，自然災害往往突發性強，破壞大，創傷深，容易撞擊作家的心靈，因此，對自然災害的書寫在文學史上一直不絕如縷，寧波作家的作品中亦不乏書寫災害的佳作。

災害文學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詳盡描摹各種災難場景。一場大的自然災難發生了，常有作家直擊災難現場，書寫災害給人類帶來的巨大創傷，令讀者無比揪心。

（資料圖，明代唐伯虎《八景圖》（局部），來自新快報）

明朝天啟六年（1626）五月初六，坐落在北京城西南角的王恭廠，發生了一次古今未有的巨大災變。原因眾說不一，有地震說、羊角風說、隕石說和火藥焚爆說等，但都不足以解釋諸多的奇異現象，至今同3000多年前印度“死丘”事件、1908年6月30日俄羅斯西伯利亞通古斯大爆炸，并列被認為是世界三大未解自然之謎之一。

長期寓居京城的鄞縣人薛岡，親身經歷了這場令人恐怖的大爆炸事件，寫下了《紀丙寅五月六日京師所覯異變始末》一文。

他說自己居住之所張園離王恭廠只有半里路程。五月初六，他正大病初愈，無聊中想邀請客人來訪，就勉強起床，不戴帽子，獨坐床邊。窗外樹色滿目，鶯聲滿耳，不覺心情大好。童子將一幅新裱的好畫掛到墻上，又將紅芍藥插入膽瓶后，就按主人的吩咐出外辦事去了，因此薛岡身邊并無一人服侍。

上午巳時左右，北京城上空天色晴朗，陽光明媚，張宗伯派使者到家說事，話還沒有說完，突然響起了巨大的爆炸聲。

薛岡嚇得臉色大變，最初以為是迅雷，隨即感到大地抖動，房屋如波浪中的船搖晃不定。薛岡害怕房子塌下來，急忙向門外逃去。

這時，門外已是天昏地暗，黑暗中漫漫黃土如雨般落下，令人窒息，耳畔仿佛有鬼嘯神呼之聲。一陣眩暈襲來，薛岡想抱住園中大樹，誰知大樹已無處可尋。使者緊緊挽著他的手，蹲藏在庭院一角。

恍惚間，他聽到有人驚呼：“東方著火了?！苯又致牭娇蘼曀钠稹Ｑ褪拐卟桓覄訌?，等到太陽光照進來后，才發現兩人都成了黃土偶。

再過一會兒，天色放晴，薛岡觀察到自家屋瓦碎了一地，檐楹像被人拆毀，門窗與帷幔全都化為齏粉，撒在地上，園門不知去向。再北望張宗伯甲第之家，以及鄰舍人家，房屋全都倒塌。薛岡驚魂未定，不顧一切地跑進自家臥室，發現衣裳、被褥、圖書、器具散亂無緒，全都被埋在數寸厚的黃土之下，突然間他又驚異地發現，竟然還有物品整齊疊在地上，仿佛有人剛剛整理好似的。齋中剛掛上去的那幅畫從墻上掉了下來，被一根能伸縮的絲線吊住后晃動不已，總算沒有掉到地上。

這時薛岡才真切地意識到，周邊都已成廢墟，只有自家的房屋沒有完全倒塌，自己沒受傷，更沒被壓死，真是不幸中之萬幸。

薛岡呆望之中，聽到墻外人動如市，從窟窿中望出去，只見男女老幼，有的背著，有的扛著，有的扶著，有的已死，有的還在流血，活著的相擁一起，痛苦呼號。薛岡慌忙跑出去，一問，才知王恭廠火藥庫發生了大爆炸。

到了傍晚，薛岡驚魂甫定，大著膽子走近王恭廠爆炸中心區進行察看，發現方圓十數里地中，大小房屋，在一聲巨響中被夷為平地，都城西南隅空蕩蕩一片，只有瓦礫土木與殘肢斷體亂撐如麻。

他不禁目駭心寒，魂搖魄戰，眼淚情不自禁地滾了下來。民間雞犬近者全部死光，遠者亦多受驚擾而死，從而也誘發了次生災害。    

第二天，薛岡看到了司城官報告，統計房屋完全倒塌者大約為10931間，死者531人，生命財產損失巨大。薛岡進而分析了死傷者的情況：西南隅為官僚士大夫居住區，幸好災難發生在鄰近中午時分，其時官僚士大夫要么入署辦公，要么外出訪友，很少有窩在家里的，因此罹難者并不多，但家屬死傷者比例很高。

還有路上騎馬乘轎者，不少人在強大沖擊波中墮地受傷。薛岡堅持認為這次大災難是地震引發的，并質疑火藥事故說難以完全解釋災象。他認定這次災害等級之高、強度之大、危害之嚴重，為古今所未見。

災害發生后，朝野震驚，中外駭然，人心惶惶，各種怪異的傳言很多，有的說途中抱頭逃竄之人都光裸著身體，死人身上亦沒有穿衣服，也有的說一股旋風將齋壇供奉及旗幡全部卷入空中，總之越傳越玄乎。

薛岡曾以親歷者身份巡察災區，他以沒有親眼看見為由，堅持不信謠，不傳謠，從而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貴的第一手災情資料。他用細膩翔實的筆觸記錄災情實況，抒發創傷感受，分析災變起因，堪稱古代災害文學的佳作。

洪水，無疑是古代最為頻發的自然災害之一，嚴重威脅著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四明作家記錄洪災的為數不少，明代鄞縣人楊承鯤《北征記》就是一篇有代表性的散文。

萬歷十六年（1588），楊承鯤沿著大運河北上京城，一路上沒有留戀沿途的山光水色，而是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人事，為現實的社會苦難留下了剪影，令人觸目驚心。

他行經至上虞，看到大雪中道旁有僵尸。到了杭州，發現久雨久雪中，城里米價大漲，閭里有人吃糠，糠的價格幾乎可敵米價。

因為上年浙東西數百里地發生重大水災，漂沒廬舍，人畜不可勝數，土地無法下種，即使勉強種下去也得不到收獲。于是百姓紛紛流亡，居民至薄暮即就寢，夜里燈火絕滅。

至浙西平望，觀察到村人經常將木屑和糠拌著吃，野林祠墓間往往有人上吊自殺。到鎮江，他游覽北固山，看到男女都在挖野草，就上前詢問，人們告訴他：“為了填肚子。”

至新店閘，他與同伴登陸小酌，十分愉快，忽然看到道旁榆樹都沒有皮葉，一問，才知都被窮人吃光了。楊承鯤聽后慘然不樂。

到了石佛，遇見盜賊打劫運輸船，一人被殺，一人被傷。行至趙村，道上多有餓人告饑，楊承鯤忍不住煮粥給他們吃，這一小小的舉動透溢出一個下層文人的善良之心。

（資料圖，圖文無關，來自新華網）

歷史上浙東地區的洪災亦不少見。

康熙二十九年（1690），紹興府屬邑余姚、諸暨、上虞發生特大洪災，而以余姚受災最重，余姚又以黃竹浦受災最重。

時已八十一歲的黃宗羲經歷了這場災難，創作有《姚沉記》，向我們沉重地講述了親身見聞。

農歷七月二十三夜，大雨如注，明晨洪水襲來，平地驟高二丈。二十五日半夜，風聲如戰鼓萬面，山崩者多達百余處，山崗自裂處，涌水數丈而下，擋在路上的一切哪怕是萬鈞之石，都輕而易舉地被沖走，響聲震蕩數十里，水面如血色一般。

平地上的棺槨不用說了，連埋在地下的棺材都破冢而出，縱橫漂浮在水面上。房屋大者被淹沒，小者被沖毀，有的漂流而下的樓房上，一開始還亮著燈，但很快燈也滅了。

這場洪水不知害死了多少人。二十七、二十八兩日，洪水退去了三四尺，似乎情況有所好轉。這時，外面謠傳初三洪水再發，余姚城會沉沒，這可將全城老少嚇壞了，紛紛求城隍神保佑。

八月初二，果然出現了大風雨，次日洪水又大漲，僅比七月二十三日稍低一二尺。被水圍困的居民不得不揭掉屋瓦，登上屋脊，騎在梁上。他們只能自救，把門板扎成木筏，設法撈取水底禾頭，做成糜食用。大雨還在繼續，也不知會下到什么時候，其間餓死者不可勝數，姜、黃二姓之人幾被滅絕。

大水持續到八月十二，田野禾稼一空，哭聲不息，很多人都奄奄待斃，人的性命在災難面顯得前異常渺小和脆弱。

（黃宗羲）

黃宗羲不但充分展現了災害現場令人震顫的真實情景，而且也記敘了政府賑災的不俗表現。

紹興知府李鐸、余姚知縣康如璉積極投入救災賑災活動中。李鐸典賣自家的衣服、首飾，一人捐米1.2萬石。在他的影響下，同僚及富民亦紛紛捐米。他還泣請省級上司支持，布政使馬如龍動員全省十一郡共拯紹興一郡，形成了“一方受難、八方支援”的局面，可謂前所未有。

李鐸終于募得大米2.7萬余石，棉衣三千余件。他帶著這些救災物資，親自趕到余姚災區賑災。他除了下令打開官倉，免費將積谷發給災民外，還深入窮鄉僻壤，將米、衣一一發放到災民手里。他在沿途看到漂流的尸棺，又捐米140余石，令各鄉壯年饑民每日給工米三升，盡力掩埋，共計收埋無主尸棺789口，買棺埋葬暴露在野外的尸骸38具，避免了災后疫情的發生。

馬如龍還命令駐扎地方的將官撥兵分屯要路，防止盜賊趁火打劫，保障了災民的安全。

以李鐸為代表的清朝官員以實際行動多管齊下賑災救災，力求讓每個災民得到及時救治，不但使災民們含淚感動，而且也深深地觸動著作家的現實情懷。

為此，黃宗羲寫下了《越州李公救災記》《大方伯馬公救災記》《邑侯康公救災記》，為后人留下了清初浙江賑災官員群體的影像，也為后人研究賑災史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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