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上海有過半的日子被陰雨籠罩。那天，我穿著雨披去襄陽南路，想為一段鮮為人知的搖滾傳奇找尋憑證。結果難以預料。這附近應該有一片民防工程，說得通俗點，是一個體積龐大的防空洞，分隔成若干房間，本世紀初，突然被一些沒地方排練的搖滾樂隊租下，改造成簡陋的排練房。襄陽南路的那些排練房，當年被知情人稱為“襄陽路”，就像后來崛起的、在樂史留下身影的“零陵路”（零陵路93號），都是霉潮不堪卻風云一時的搖滾烏托邦。

“襄陽路”是沒有詳細地址的。關于它，我所掌握的信息主要來自李巍。1998年，李巍還是橡皮指紋樂隊的一員，樂隊想找一個穩定的排練場所，通過房屋中介認識了區人防辦，后來，他們成了為“襄陽路”掛招牌的吃螃蟹者。二十多年過去了，說起那地方的大致方位，李巍給了我一些提示：永嘉路口，弄堂外面有一個公共廁所。我由此鎖定目標，闖了進去，因為在弄堂里來回摸索，張東望西，不久便成了車庫保安的眼中釘。

“師傅，此地是不是有個地下室啊？”我索性主動進攻，說上海話，絕口不提防空洞。幾天前，防空洞這三個字在楊浦區某機構的門口剛一亮相就被人喝倒彩：“國家機密哦，怎么能隨便講。”也許是策略奏效。保安用國語給了我一個正面答復。我繼續道：“我朋友廿多年前在下面租過，講房間又便宜又好，現在還能租嗎？”

“啊呀，最后一間去年租掉了。”他居然表現得比我還懊惱，而我呢，把李巍講的那些細節搬給他聽，刪除樂隊排練的內容，還向他打聽現在的租客情況。

“都是附近做小百貨生意的，當倉庫用的。”他跟我詳細介紹，贊美地下室如何實惠。

“現在租金多少啊？”

“去年那間是五百五，”他說，“要不你留個電話吧，等有了我再聯系你。”

他的回答以及熱心腸讓我有點尷尬。二十多年過去了，襄陽南路防空洞的單間租金居然還沒翻倍，而地面房屋的租金，同比翻了六七個跟頭。同樣是防空洞，同為市區的黃金地段，李巍在華山路的月租金超過四千，除了面積增大，溢價的主因還是用途的差異，給房東帶來了某方面的隱患。在華山路的防空洞，李巍和他的拍檔李煒宇搭建了一個包含排練房的錄音棚，客戶多為國內的搖滾樂隊、獨立音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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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不少上了歲數的防空洞，絕大多數都建造于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當時中蘇關系緊張，申城進入臨戰狀態，全民深挖洞。還好，蘇聯的導彈明智地收了火氣，而特定年代炮制的民防工程在二十年后意外地拯救了上海的原創搖滾樂。

那是九〇年代，偌大的上海灘卻沒有對搖滾樂隊出租的專業排練房。排練房的需求也少，樂隊鳳毛麟角，電視里的演出還都是假唱，似乎沒有排練的必要。有一些類似專業錄音棚的地方，可以排練，但是非常貴，搖滾樂隊根本負擔不起。在張海生的記憶里，為了排練，當年多數樂隊都在外面借房子，器材跟設備全都要自己帶，主要是去防空洞，因為不太擾民，而且租金低廉。

歐美國家鮮有類似的社會矛盾。他們的房子配備車庫，玩樂隊可以去車庫，或者去地下室，還有大量的專業排練房，人家有那個產業，發達的音樂產業帶動周邊的基礎配套。

同為寸土寸金的密集型城市，談上海，自然要類比香港和東京。我翻閱了一些搖滾樂雜志，譬如二十多年前香港出的《音樂殖民地》，在一些豆腐干廣告里不難找到排練房的出租條目。日本的排練房廣告多如牛毛，不亞于新唱片的發布信息。而在上海，同時期的搖滾人為了有地方安心排練傷透了腦筋。所以，當育音堂作為livehouse的滬上老字號面臨升級擴張的時候，張海生不僅想到了開分店，還在老店的二樓增設了排練房，仿佛是為了服務過去的自己。

1994年，張海生有了人生的第一把電吉他，當時的民風還比較樸實，住在弄堂里，鄰里矛盾盡量協商，不會動不動就報警。吉他音箱還是識趣的，在張海生練琴的時候通常比較低調。矛盾若是濃情化不開，張海生就在家里改練木吉他。

玩電吉他比張海生要早、如今是知名音樂制作人的嚴俊，在九〇年代初的上海也有相似的領悟。嚴俊起初也是在家里練琴，苦于沒有專門針對搖滾樂的排練場所，也不知道電吉他要開大聲才好聽，更不知道什么失真效果器，練了很久的小音量清音。嚴俊的第一支樂隊玩重金屬，因為鼓不便搬動，最早勉強在鼓手的家里排練。老式的石庫門弄堂，完全沒有隔音，只能在下午排練，排練的時候，整個弄堂回蕩著樂器的粗糙聲響。

張海生的樂隊比較幸運，貝司手是華師大音樂系的，有門路，他們在華師大學生會的對面找到了一個廢棄的琴房。從1996年開始，在那里排了一年多，琴房后來拆掉了，貝司手緊急通知大家去搶救音箱，不過仍然有一個吉他音箱失竊。

這幾年，我陸續接觸了一批上海的搖滾樂先驅。我把當年在酒吧、歌舞廳駐唱的稱為酒吧樂隊，把那些依托某所學校而生的歸為學生樂隊。這兩類當年幾乎沒有排練難的困擾，起碼在某段時間是如此。“月蝕”、“Seven”當年在四平路的部落人酒吧排練，因為他們在那里駐唱。學生樂隊有學校資源，學校那么大，總能找到不擾民的夾縫，譬如華東理工的工業設計系有畫室，獨棟的教學樓，全日供電，遠離宿舍區，章志強和“恐懼的眼”的其他成員經常夜里十點在那里排練，毫無顧忌，聲勢浩大；交通大學的閔行校區有專門的活動中心，供學生社團使用，陳意心記得里面不僅有鋼琴，還配置了音響，“Freebirds”最早排練還可以用學校的樂器設備，回本部校區之后，排練改到文治堂，那個地方平常用來辦晚會以及各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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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樂隊不可能吃定酒吧，店里生意不好難免倒閉。學生樂隊總有離開學校的那天，任何成員的畢業都可能是解散的催命符，或者，突然發現排練成了大問題。離開了特定環境，這兩個群體就成了社會樂隊，如同張海生當年面臨的情況，學校的琴房強拆，他被迫滿大街地尋找下一個排練房。而復旦大學的“布拉格”樂隊，遇到類似的困難曾經去過上海新客站附近的一個地下工廠。到處都是機床用過的油棉紗，空氣里彌漫著灰塵，儲志勇記得，當年排完出來，耳朵鼻子嘴巴感覺整個七竅都是黑的。可即便條件如此艱苦，還不是想來就能來，還要感謝朋友的仗義，因為那個友人在這家工廠上班，放樂隊進來排練必須通關系，事先還得請示領導。

那個年代圈子小，玩樂隊的基本上都認識，所謂的排練房就是幾個樂隊在防空洞合租一個房間，幾百元一個月，講究共享。在1996至1997年，上海的社會樂隊有相當比例都去楊浦區的平涼路排練，那里有一處專業的防空洞，離地面極深，可以開卡車下去，據說戰備時期能容納十萬人。防空洞的入口是一個斜坡，斜坡的盡頭是拐彎進到另一個斜坡，等到路好不容易平緩了，在某個分岔，右手通向工廠、倉庫，墻壁粉刷過，白凄凄的，左邊沿途全是房間，大小不勻，或明或暗，頭上幾乎沒有照明，走到深處，手電筒必須點亮……這還只是一個開始，在嚴俊的記憶里，那底下深到無法想象。傳言上海的民防，像“平涼路”這樣的專業防空洞，區與區之間是打通的，你如果夠膽，可以走到很遠的地方。

最早發現“平涼路”適合搭建排練房的是嚴俊參與的“前線”樂隊，吳峻參與的“戈多”樂隊緊隨其后。吳峻認識“前線”的主唱，由此知道了“平涼路”。第一次下去，他覺得這個防空洞無比神奇，大到超乎想象。還有“前線”樂隊借的那間房，門口掛了一塊“作戰指揮部”的牌子，里面富麗堂皇，精心裝修，有很長一個開會的臺子。嚴俊堅信那個房間原本真是作戰指揮部，他記得房內有整個地區的民防地圖以及相關資料。他們來租房子的時候，防空洞的這片區域基本都空著，所以挑了這間面積最大的，三百平米當年月租才四百元。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上海好些防空洞相繼改造成商業設施，楊浦區的尤以地下旅館居多。“平涼路”當時沒改造成旅館，接納嚴俊他們的房東為了創收，還把大量空房借給了打工仔和外來妹。互不影響，隔音特別好，那種三四十公分的石門，一關上簡直與世隔絕。有時候，嚴俊的樂隊排練到深夜，公交車停運了，樂手們不舍得打車，就住在防空洞里。唯一缺點就是太潮濕，地上總是濕漉漉的，這樣的環境對樂器設備很糟糕。

吳峻深有同感。總感覺地上有水會滲出來，一個禮拜不去，樂器擺在里面都霉得一塌糊涂。他們當時也窮，沒什么好樂器，隨便幾個人，買點設備就進去了，都是很便宜的迷你吉他音箱，鼓是二手的。“戈多”樂隊的排練房就在“作戰指揮部”的旁邊，面積只有對方的五分之一，月租三百元。這支樂隊甚至還是在“平涼路”成立的。在那之前吳峻都是在家里練琴，玩樂隊的想法一直都有，能玩的朋友也有，但沒有實際行動。就他而言，當時的資源實在太少，不像現在玩樂隊，只要人員湊齊隨時隨地就能開始。他很感激“平涼路”，因為“戈多”的成立，其實是先有“平涼路”才算正式敲定。

他們每周去“平涼路”排練一到兩次，翻排Joy Division、Bauhaus、The Cure這些國外經典樂隊的作品。上海的樂隊，一開始都是翻唱，以此磨合，所謂的原創都是在磨合的過程中瞎玩，玩出來的。他們不是科班的樂隊，不可能在家里拿出一張白紙，說我開始譜曲，開始寫歌詞了。他們的創作完全是靠排練來磨。吳峻與“戈多”的故事足以為排練背書，而排練除了這些功效，也是娛樂，在這點上，我相信那些愛去卡拉OK唱歌的人都能理解。

“平涼路”的條件，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確實非常艱苦，但在當時已經是上海最理想的選擇了。嚴俊覺得，那簡直是夢想中的地方。于是，口耳相傳，“平涼路”一度成為上海搖滾樂的孵化中心，最多的時候有十幾支樂隊在里面排練和生活，異常喧鬧。搖滾樂隊的素質參差不齊，難免烏煙瘴氣，房東覺得這樣不太合適，1997年歲末，嚴俊接到了退租通知，房東打算把所有樂隊統統趕走。所謂的烏煙瘴氣，無非是那些男女方面的事情，吳峻說，房東看你們男女混租，房間里一排啤酒瓶，香煙屁股滿地都是，從他們老派人的眼里就接受不了。他同時指出，搖滾樂隊的形象在上世紀還無法被社會包容，搞樂隊的都是長頭發，穿得邋里邋遢，給人家的感覺確實不好。

那批搖滾人，從“平涼路”搬離之后鮮有人想到重訪，不光是樂手，還有去過那里的樂評人、樂迷，幾乎無一例外。

“后來再沒去過。”樂評人費強回答我。

“沒去過。”章志強說。

“再也沒去過。”吳峻說。

我問了好些人，唯有嚴俊例外。他告訴我原因。

“路過平涼路也沒想到進去看看？”我接著問吳峻。

“可能是因為我搬過太多地方了，所以沒有嚴俊那種特別的感情。”吳峻思忖道。他算了一下，從1997至2017年，他總共換了十個排練房，搬的原因無非兩種：1）擾民，人家不肯借了；2）漲租金，錢包承受不起。“平涼路”的情況比較特殊，那個地方太深了，不可能擾民，也沒漲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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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來專程去了平涼路，期待能像十年前的嚴俊那樣下到防空洞，得見傳說中的“作戰指揮部”。沒有人能給出具體的地址，時間太過久遠，記憶漫漶，我完全是亂摸一氣，還被一條線索誤導——有人提到防空洞的上面是一家化工廠。

“化工廠啊，”一位住在附近的老者回答我，“最近的化工廠在后頭的楊樹浦路。”

我倒是找到了一家啤酒廠，巨大的儲存罐頗有化工的風貌。我拍了很多照片，在微信上傳給嚴俊，用更多的語音騷擾他。他回了我一張黑白照片，是他2009年2月重訪時用膠片機拍的，點明防空洞就在這條弄堂的深處。弄口的門牌號碼放大以后完全失真，左邊的商家只露出“家電行”三個字，旁邊一塊招牌寫著“上海漢高化妝品有限公司”。我把附近搜遍了，對號入座失敗。其實，這家化妝品公司正是朋友所說的化工廠。公司如今完全廢棄，廠房就在防空洞隱蔽入口的旁邊，墻面千瘡百孔。我能找進去，多虧了一根大石柱，它的底部有黑色和橘黃色的條紋。相差十年，這條弄堂口居然只有這根柱子不曾變臉。后續的尋找又花了半個小時，也沒有人來阻擾我，從弄口進到廠房要走一公里，周圍形同廢墟。

我雖然找到了防空洞的入口，無奈鐵門上鎖。通過網孔，能看到他們說的斜坡，坡面呈綠色，極深。

“我對‘平涼路’的感情比較深，”嚴俊說，“因為那段時光很特別，對我一生都有影響，我基本是從那個地方開始真正玩音樂的，這一玩就玩了二十年。”所以，十年前他特地去了平涼路，想看看那個地方還在不在，還有沒有以前的足跡。

“作戰指揮部”的牌子還在，里面變成了成衣加工廠。屋內放滿了縫紉機，很多工人在里面工作，巨大的噪音，墻上依舊貼著當年嚴俊他們收集的西方搖滾樂隊的海報。

“你知道我看到那些海報有多感動嗎？”嚴俊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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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涼路”后來成了上海搖滾圈的一種模式，盡管在那之前，圈內已經有改造防空洞的先例，創造了一些粗劣的排練房。“平涼路”之所以傳奇，在于它成規模，以及專業防空洞在隔音方面的得天獨厚。但凡去那里玩過就會受到啟發。這種模式有一點宿命的悲劇，在“平涼路”之后，上海的搖滾樂隊又從防空洞改造了一些排練基地，命運大多如此：個體找到一處好地方，圈內跟進，烏煙瘴氣，最后被取締。

被迫搬離了“平涼路”，為了“戈多”樂隊能排練，吳峻在自家附近尋找適合的防空洞。1998年，他找到了位于周家嘴路的公平大樓，樓下的防空洞開了一家乒乓房，生意一般，老板有一間隔開的內室愿意出租。沒任何裝修，自己帶了樂器和設備就進去排練了。當時圈內對排練房的定義就是鼓手出一套鼓，貝司手出一臺貝司音箱，吉他手出一臺吉他音箱，主唱自帶話筒，大家租房間，房租分攤。吳峻覺得，這種地方與其叫排練房，不如稱作“樂隊合租的排練室”。這也解釋了為什么類似的樂隊專屬排練室當時利用率普遍低下，每周很少超過兩次，卻沒有商業外租的先例。如何收費？入賬如何分配？吳峻以2000年他在嵩山路租舊廠房改造排練室為例，設備和房租都由大家分攤。嵩山路因為地段好，在圈內一度頗有影響力，當時有很多朋友過來排練，更多的是網友聚會，吳峻不知道該怎么收費，也確實沒有其他樂隊主動問他這個排練室能租嗎？換句話說，市場還未形成，而它的形成與“零陵路”有關。

2002年的夏天，吳峻帶著“戈多”樂隊改去位于零陵路93號的一處防空洞排練。那是吳峻全新打造的據點，每周去一到兩次，剩余的時間對外出租，按小時收費。他有底氣邁出業界的第一步，除了環境有改善，譬如樂隊數量增多，圈子之間有網絡和手機方便聯系，主要還在于他玩樂隊的這五年里已經攢了一批不錯的設備。鼓是日產的“珍珠”，音箱有美國的“百威”，還有“雅馬哈”，雖然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還都比較貧民化，但已經是純進口的設備了。更為關鍵的是，所有硬件，從設備到房租全是吳峻買單，這是他打造的排練房，而不是樂隊合租的排練室。正當性具備了，網絡也推了他一把。

那個年代，寬帶尚未普及，撥號上網是民用的主流，全國的網民都很癡迷BBS論壇的社交網絡，上海最有名的搖滾論壇叫“現代變奏”。吳峻的朋友B6當時和他一起玩樂隊，在“現代變奏”發了一個帖子叫“戈多宇宙無敵排練房”。朋友的這個玩笑，使得吳峻涉足排練房的租賃，因為他開始接到各種詢問，問設備，問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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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小時收費、比較專業的排練房在上海是從“零陵路”起步的嗎？多數的業內人士基本認同。張海生覺得專業的排練房除了專業的器材與設備，場地還必須做聲學處理，隔音吸音，“零陵路”還不夠專業，但后來成規模了，影響力很大，可以從它算起。吳峻對專業的定義更為苛刻，“零陵路”在他眼里純粹只是一個搖滾烏托邦。若要計較哪家最早，在他的印象中，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崛起于五角場某垃圾站的“掛二音樂工場”已經有提供排練房租賃的服務，但是“掛二”的概念還是空房出租，只不過收費單位從月縮短為小時。“零陵路”在圈內極有名，即便這個防空洞在幾年前因為無證經營演出而被舉報，排練房已經盡數清除，但它仍舊是一處會讓人想去參觀的搖滾地標。“零陵路”有名，還得益于“頂樓的馬戲團”的專輯《蒂米重返零陵路93號》，是“頂馬”成就了“零陵路”，其次就是這個地方完全不擾民。

“零陵路”的上方是一個小學，吳峻租的房間在防空洞的最深處，一開始，洞內的其他租客主要是小作坊工廠，還有賣水果的借了當倉庫用，那種生的香蕉熟成再賣。洞內晚上沒人留宿，頭上的學校空空蕩蕩，無擾民之憂，幾乎是想什么時候排就什么時候排。吳峻率先推出了通宵排練的服務，一百塊包夜，頗受歡迎。“零陵路”的客戶來自上海的東南西北，最遠的是幾支學生樂隊，從譬如南匯大學城這樣的郊區趕過來。商機似乎聞到了。直到2005年的年末，零陵路的排練房都是吳峻在經營，只有他這一間，平均每月能賺兩千元左右。

我第一次去“零陵路”是2003年，看陳意心的樂隊排練，幫他操作DV拍點花絮。從地下室的入口到那個排練房的距離超過百米，這段下行路是沒有照明的，一個狹長的走道，步步潮濕，仿佛能聽到水滴的聲音。腳步的回聲很大，大家靠手機的照明開路，走到某個方位，出現一根電線，拉下才會有一盞燈亮起。屋內設備齊全，收費是每小時二十元，三小時五十元，這個標準在“零陵路”持續了好些年。陳意心的樂隊當時每周排練一次，租用吳峻的排練房顯然比自己搭一個實惠，還輕松。四年之后，我再去“零陵路”，已經變了天地，防空洞里的排練房已經從單間激增到十幾間，過道也敞亮起來，各種節奏分庭抗禮，每走一步都感覺有好幾支樂隊在沖擊墻壁。

“因為上海在那之前新出了政策，防空洞不允許再開工廠，”吳峻說，“房間空出來了，就有人去問房東借。”那時期，吳峻已經離開了“零陵路”。2006年開春，他把最早的那間排練房，包含設備，轉讓給了一個朋友，自己則在吳興路的公寓租了一套三室一廳的房子，開起了錄音棚兼排練房。他想要離開防空洞，因為這些年簡直離不開防空洞，實在是待得怨了，實在是太臟太潮濕，實在是想做一個更好更專業的地方。剛巧當時有朋友慫恿他合作開錄音棚，自詡手上有項目，房租不用太擔心。結果被忽悠了。吳興路的房租每月四千八百元，“零陵路”最初是三百元，后來漲到四百，雖然排練費在吳興路增長到每小時五十元，房間也增加到兩間，但排練費即便在生意最旺的那個月收進了四千元，還不夠交房租，更別提水電開銷以及設備折舊。

正經開一家專業的排練房絕對賠本——這個結論十幾年就被上海的市場證實過，現在一樣適用。吳峻算了一筆賬。育音堂的排練房每小時一百二十元，在圈內不算便宜，但他們做這個不是為了賺錢；從運營來講，他們這個排練房在酒吧二樓，空著也是空著，講穿了，不存在房租壓力；如果他是專門運營一個排練房，那么一年的房租（五萬元，不超過三十平方的一間），加裝修（五萬元，無非是各種隔音吸音），再加上樂器和音箱的設備（十萬元，很普通的一套），算下來起碼二十萬元。不能托大，說設備要買多么專業，那是無底洞，算的就是最基本的投入。現在上海的排練房行情是，一天頂多能出租三小時，因為樂隊都是晚上來排練，白天沒人。吳峻建議，按一百二十元每小時，每天三小時，三百六十五天排滿來算收入，年收十三萬一千四百元，相比二十萬的投入，還是虧了六萬多。而育音堂排練房的實際占用率，張海生給我的數據是，每周三天左右，好一點四天。如果按這個數據的平均值計算，年收對折，只有六萬五千七百元，勉強對付房租和電費。我從汪文偉（前“水晶蝶”樂隊的吉他手）那里了解到的情況更殘酷，他說自己有一個階段經常下午去育音堂，租二樓的排練房練琴，有時整個星期東西都不用收，基本沒人排練。他戲稱自己簡直是在替張海生交房租。

7

從“排練難”到“排練荒”，上海的樂隊排練產業始終難逃防空洞的掌心。李巍在華山路的一處防空洞經營排練房，2007年入駐的時候，房間總面積五六十平米，月租不足一千七。他說生意最好是2008、2009年，每小時四十元，兩間房間，最高的那個月營業額做到了九千多。地段好，內環線內；交通方便，距離地鐵十號線的出站口只有百米；設備好，業界中上流……這些都為他的排練房加分，還有一個紅利。他回憶那階段上海的樂隊有一個井噴，某個夏天突然多了一百多支。在“前微信時代”，營銷上他靠QQ群、豆瓣小組以及朋友介紹，每天忙到停不下來。他的兩個排練房之間是過道，擺放了一張皮沙發，每天從早到晚，他幾乎都坐在這張沙發上，他的妻子還在墻上畫了不少搖滾涂鴉。這些涂鴉如今還在，回頭客倒是少了一大片。李巍的排練房在幾年前徹底轉型為錄音棚，添置更專業的隔音與樂器設備。與他合伙的李煒宇負責錄音和制作。李煒宇說現在主要就是幫樂隊錄專輯，做制作。他提到一個現象，隨著說唱、電音在中國的興起，國內的年輕人玩搖滾的已經少了。

華山路防空洞，好些墻壁畫滿涂鴉。澎湃新聞記者 伍惠源 圖

在華山路的防空洞，我能感受到那種反差。“導游”李巍領著我參觀，好些墻壁畫滿了涂鴉，各種彩筆簽名以及口號，讓人想起M50的創意園區。最熱鬧的時候，這個防空洞下面有十三四間排練房，大多數是樂隊自己借的，據說站在過道里就聽到各種鼓聲。如今，周圍是大量的空房，推門進去，濃烈的霉潮氣味，開燈，墻上布滿了黃色的吸音海綿，屋內一片狼藉。

這里的防空洞過道呈環形，被一堵堵令人想起銀行金庫的石門分隔，墻上貼有“音樂室使用規則”的告示，列出小區物業的八條硬性規定，包含刷卡進出、禁煙、禁明火、禁喧嘩、禁私接電線、限時排練以及禁留宿他人等等。2010年之前，李巍曾經短暫扮演過“物業”的角色。那時，有人為了排練目的來租房子，都是他出面與房東簽合同，然后轉租，如同中介賺取一定差價。他說，其實也沒賺多少錢，因為要幫他們做隔音裝修，不然他們毛坯進去直接排練，絕對會擾民。我把李巍的管家角色定義為“物業”。他的憂患意識不是毫無道理。此處防空洞的頭上其實是一個居民小區，每棟大樓底下都有一個防空洞，而他最早是在三號防空洞駐扎，沒過三個月就因為居民連續舉報，被趕了出去，搬到現在的一號防空洞。

除了擾民的問題，區里“民防辦”的定期檢查也讓李巍傷腦筋。“明天又要來安全檢查了，”他對我說，“看看臟亂差，火災隱患什么的，有時需要每個房間打開給他們看，每月都來。”讓他更頭疼的是未來。上海在2016年發布了政策，民防工程禁止出租。房東的租期也快到了，李巍說房東自己也想借下去，但是天曉得呢，拖一天是一天吧。現在這個地下錄音棚，租金每月四千出頭，同等的地段與面積，在地上復制，光是房租就要翻兩倍多，隔音成本更高。說到這，他有點羨慕“左搖音樂”。老袁經營的“左搖”位于靖宇東路，那地方很神奇，你從延吉中路地鐵站的某個出口能直接走進去，當年也是楊浦區的一個防空洞，后來被地鐵工程打通了。

“左搖”有十間排練房，幾百平米，幾年前，李巍從老板老袁那里打聽到的租金讓他非常羨慕。難怪乎，他們的排練費還停留在四五十元每小時，學生樂隊能低至三十元，自詡本市最便宜。有趣的是，作家王占黑當年在復旦讀書的時候也曾組過一支學生樂隊，我向她詢問，她說排練就在“左搖”，是一個老小區下面的防空洞。

在“左搖”的豆瓣小組，公告里介紹了它的營業范圍，包含音樂排練場地、燈光音響租賃、舞臺設計搭建、演員演藝經紀以及電聲樂器維修。這也應證了吳峻的觀點。他說現在還在做排練房的，都靠其他項目來養。他自己當年則是靠演出設備租賃。換言之，上海目前有那么十幾家可供出租的排練房，似乎形成了一個產業，其實那是一片海市蜃樓，或者說，是上海音樂生態里的一只寄居蟹。

李巍在華山路的防空洞里，擺了一些早年的音響設備。澎湃新聞記者 伍惠源 圖

吳峻很推崇“瓦肆現場”的排練房。據說光設備投入就砸了三十萬元，接近演唱會的標準，五個小時租金高達一千五百元。對絕大多數的上海樂隊而言，這個數字足以令人咋舌。瓦肆現場和育音堂主要是livehouse，與其說這兩個演出場地開排練房是為了賺錢，倒不如贊美他們的老板有一腔熱血。譬如張海生是樂手出生，有那個情結。

專業的排練房在上海，無論是過去，現在，將來，絕對不是能賺錢的行業，因為它的大投入。吳峻始終強調，要達到專業這兩個字是個無底洞，像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房租成本很高，似乎只有防空洞能制造奇跡，而在當下，這是違反政策的。

“講穿了還是中國的音樂教育基礎太差，這跟中國男足的問題是一樣的。”吳峻越說越激動，在他看來，排練房本該是音樂產業的核心基礎，本該是金字塔的底部，正如徐根寶搞崇明基地，是青訓救國。中國人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追趕世界，吳峻覺得所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其實就是三六九抓現鈔，相反，賺不到錢的事情就乏人問津。中國十幾億人，居然湊不齊一支足球隊進世界杯；中國十幾億人，居然湊不齊一支樂隊拿格萊美獎。“可能嗎？我們在這方面的基礎已經爛到根了。”這是吳峻的答案。

華山路防空洞的出入口。澎湃新聞記者 伍惠源 圖

二十多年過去了，原創搖滾樂在上海還是沒有辦法與防空洞徹底拗斷，他們如同一對露水夫妻，相互嫌棄，卻無法分離，讓人想起豆腐渣工程這五個字。我想起2017年的一則新聞。黃浦區的民防辦在蓬萊公園的假山下發現了一處防空洞，廢棄近四十年將被回填。民防辦的科長認為該洞非常簡陋，防空和改用的價值均已喪失。新聞里還透露了黃浦區為期三年的地下民防設施排查工作，當時已完成了區內六成防空洞的分類整治。同年還有一則新聞，介紹了上海部分防空洞正在進行的個性化修繕，一些有條件的防空洞作為公益性服務場所將向市民開放，保屯路上便有一家由防空洞改造而來的市民健身房。我很好奇，防空洞的個性化修繕是否可以擴大范圍，打造一些社區公益的活動室，不僅對搖滾樂隊開放，也對其他的音樂教育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