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圖釋兩千年傳染病史：若瘟疫無法被根除，該如何與之相處？
武漢封城四周有余，數字變得漂亮了起來。尤其在非湖北地區，每日新增確診病例已呈下行趨勢，出院人數也已遠超死亡人數。勝利仿佛近在咫尺。
有人開始摘掉口罩，拓寬有限的活動區域，但這股活潑勁兒很快遭到了病毒的回擊。
即便進入了21世紀的第二十個年頭，不少人還迷戀著“人定勝天”的理念，認為擁有現代醫學的盔甲，終止傳染病的侵害只是時間問題。事實真是如此嗎？
這不是一個著眼當下即可解答的問題。我們還需弄清：為何天花仍是唯一被根除的人類傳染病？如果將人類和傳染病視為戰爭中的敵我雙方，那么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那些在其中喪生的個體，且如何定義勝利？以人類中心主義的視角來解讀人與致病微生物的關系，是否合理？
只有認真審視幾千年的人類傳染病史，我們才能找到答案。
傳染病：如影隨形的歷史洗牌者
對傳染病在人類發展史中扮演的角色，威廉·H·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一書中曾這樣寫道：“先于初民就業已存在的傳染病，將會與人類始終同在，并一如既往，仍將是影響人類歷史的基本參數和決定因素之一。”
將1世紀以來信息記載較為全面的瘟疫一一列出，傳染病的難纏及威力即可一目了然。
中國也自然逃不過。根據美國昆西大學遠東史教授約瑟夫·H·查依照《資治通鑒》和《古今圖書集成》整理的中國的疫情年表，從漢朝至清朝的兩千年間，大范圍暴發的瘟疫就達288次，它們有時會造成“十死六七”的后果。
盡管誰都無法忽視傳染病的威力，但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尤其是在17世紀顯微鏡問世之前，由于對手的不可見，人類對傳染病究竟是什么、為何發生以及如何發生存在著巨大的認知空白。
因而也能解釋，早期疫情為何總被模糊化地命名為“XX瘟疫”，原因是當時的人們大多并不知曉發生的是何種傳染病。如今我們之所以可以對其中的一些瘟疫進行歸類，大多是通過查看古籍中的病情描述以及傳染病在人類尸骨上遺留的殘痕得出判斷的。
而那些出現在瘟疫命名中的地名，比如“墨西哥大瘟疫”、“倫敦大瘟疫”，一方面可用于解釋在實現全球化前，傳染病在地理上傳播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了人類對疾病的避諱。
比如導致至少5000萬人喪生的“西班牙大流感”，最初其實發端于美國，并隨美軍1918年登陸法國而擴散開來。但當時的交戰國為了不打擊士氣，對疫情報道進行了壓制，許多重要信息主要從中立國西班牙流出，于是西班牙的國名因此頗為諷刺地與這場大瘟疫連在了一起。
在現代科學誕生前，就像應對其他不可知事物時所采取的辦法一樣，人們一邊訴諸神明與宗教驅逐對傳染病的恐懼，一邊從日積月累的經驗中習得應對方法并試圖建立對傳染病的認知。
我們如今所熟悉且仍在使用的隔離手段和檢疫制度，在中世紀就已出現。當時的一些醫學家已認識到傳染病的傳染特性，觀察到與黑死病患者的衣物、食器接觸會導致發病。除了建立隔離所，這一發現后來還被用在了瘟疫醫生（中世紀時期專門負責治療黑死病患者的醫師）的服飾設計上。
用多層布料編織、外層涂蠟的長袍，像鳥啄一樣凸起、在眼睛處裝有透明玻璃的面具，以及用于檢查患者狀況的木制指示棒，均可避免瘟疫醫生直接接觸患者和尸體的皮膚、血液和飛沫。當時人們并不知曉鼠疫桿菌的存在，以為黑死病是由瘴氣（有毒的空氣）誘發的，于是在面具的鳥啄處，還填入了散發芳香、被認為具有驅逐瘴氣功效的樟腦、丁香、玫瑰花瓣等物質。
但對傳染病的認知局限，也常會導致一些看起來科學的應對方法失靈。比如由于人類并非鼠疫桿菌的唯一宿主，作用于病患的隔離所和檢疫制度并無法阻擋老鼠和跳蚤的腳步，因而也無法完全中斷鼠疫的傳播。而那些著裝專業的瘟疫醫生，大多由未受過專業訓練或缺乏臨床經驗的外科醫師出任，有時他們采用的錯誤療法不僅不能救人于水火，可能還會置人于死地。
現代醫學誕生后，人類一度以為傳染病是可被根除的
至今傳頌不衰的那些經典抗疫案例，基本都是在現代醫學逐漸成型后誕生的。英國內科醫生約翰·斯諾繪制霍亂地圖的故事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
1854年，一場嚴重的霍亂傳染事件在英國倫敦的蘇豪區暴發。當時的醫學界信奉瘴氣說，認為霍亂和黑死病一樣，是由有毒的“壞空氣”引起的。而當時人口密度最高的倫敦還未鋪設排污管道，這些“壞空氣”就隨著排泄物在地下室的堆積飄散至城市中，將整個倫敦弄得臭氣熏天。
但斯諾對瘴氣說心存質疑，通過走訪霍亂患者的居所、了解其生活細節并將他們的居住地在地圖上一一標出后，他發現霍亂感染案例均是以水泵為中心分布的。
在霍亂患者最為集中的寬街，他還發現了一個異常現象，在該地雄獅釀酒廠上班的工人們沒有一人患病。后來他得知由于工人們被允許飲用工廠的啤酒，所以他們均未喝過寬街水井中的水。
盡管當時細菌學理論尚未建立，斯諾也并不知曉污水中滋生著霍亂弧菌，但通過可靠的統計數據和清晰的可視化圖表，他最終推斷出霍亂的暴發是由被污染的飲用水引起的，并說服蘇豪區政府移除了水泵閥。而他的研究也被視作流行病學的發端。
“霍亂地圖”誕生的當年，意大利解剖學家菲利波·帕奇尼（Filippo Pacini）分離出了霍亂的病原體霍亂弧菌。1894年，法國細菌學家亞歷山大·耶爾森發現了引發鼠疫的鼠疫桿菌。1928年，英國生物學家亞歷山大·弗萊明發現了具有殺菌作用的青霉菌，十年后，牛津大學的錢恩、弗洛里及希特利團隊又從中提煉出第一種抗生素青霉素，讓人類擁有了殺死細菌的利器。
隨著解剖學、生理學、細胞學、細菌學和臨床醫學等領域不斷進步，許多困擾人類上千年的難題得到了解答。20世紀后，加上疫苗的逐漸普及和公共衛生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傳染病致死率出現了大幅下降。
1979年，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天花被正式根除。這種直至20世紀60年代仍在亞洲和非洲肆虐的疾病，成為了第一個被人類完全消滅的傳染病。
如今備受贊譽的約翰·斯諾，直至去世，其水傳播理論也未得到學界的認同，當時的《柳葉刀》雜志寫滿了對他的批評。
即便在霍亂弧菌被發現后，不少博學的醫學家依舊堅守瘴氣說。19世紀接近尾聲時，一位著名的德國醫生還因此吞下過一杯滋生霍亂弧菌的水，并告訴同行自己沒有不良反應，以此證明病菌理論不足為信。
而在斯諾時期即已啟動的城市供水系統改造計劃，其推行者也不認同水傳播理論，而只想借此去除城市中的臭味。加上整項工程耗時且昂貴，一些暫未受到霍亂威脅的歐洲大城市，比如德國漢堡，心存僥幸地將改造計劃一推再推，直至1892年霍亂在該市暴發，改造行動才得以啟動。
科學發現雖可以救命，但置身于世俗生活中的人們總習慣忽視它。1910年中國東北暴發嚴重的鼠疫，病原體鼠疫桿菌已于幾年前的香港鼠疫中被發現，主持抗疫的伍連德博士通過切斷東北通往關內的鐵路、劃分疫區和非疫區以及要求全民佩戴口罩等手段，很快穩住了疫情。但對于這場瘟疫的誘因——為追逐利益大量捕殺土撥鼠的皮毛，并食用剝皮后的動物尸體——直至今日仍未根除。
這幾段往事，并不為大多數人知曉。遺忘是人類的本性，尤其在瘟疫過后、幸福生活重新到來之時，人們總會選擇性地記下那些“勝利”的故事。
但因同類的愚昧、遲疑和貪婪所導致的種種過失，最終喪生于瘟疫的人呢？這些勝利的故事仍屬于他們嗎？我們未能在翻閱的史料中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
人類在進步，傳染病也在進化
消滅天花的成就將人類的野心放大到了極致：20 世紀下半葉，專家們提出了一個在當時看來相當可行的目標——把威脅人類的傳染病從地球上清除出去。
但時至今日，天花仍是唯一被人類克服的傳染病。
與此同時，人類查找病原體的技能雖日益嫻熟，傳染病的暴發次數卻有增無減。
而在所有新型傳染病中，人畜共患疾病的占比高達75%，其中包括非典和新冠肺炎。人畜共患型傳染病值得警惕，是因為依據過往的經驗，當一種新病毒首次潛入人體，由于缺乏對應的抗體，人類總會損傷慘重。從自保的角度看，這也是我們應杜絕野味的原因。
另一個不樂觀的事實是，傳染病來襲時，一些讓人引以為豪的成就會轉為劣勢。
比如全球化雖滿足了人類政治、經濟、文化交流與發展的需求，但日益頻繁的人口流動同時也成了傳染病迅速擴散的便車。
這早已不是新知。回顧全球疫情史，每一次人類活動版圖的拓寬，都曾擴大傳染病的傳播范圍。
大航海時代，天花跟隨歐洲人的船只打開了更多的港口；工業革命后城市人口瘋漲，被圈限于恒河的霍亂開啟了多次全球旅行；一戰中，西班牙流感跟隨美軍登陸歐洲，又由各國軍人帶至全球；1960年之前早已存在的艾滋病會聞名于世，也與全球化緊密相關。
如今，新冠肺炎的暴發是歷史的又一次重演，只是其擴散速度更快了。
但對于人畜共患型傳染病，我們并沒有找到根除它們的方法。比如埃博拉，雖能得到暫時的平息，但潛藏于叢林的病毒總會找機會重返人群。
抗藥性病菌和新型病毒的出現還昭示著，擁有強烈生存意志的病原體們才是大多數，人類在進步，它們也在進化，這些微生物和我們一樣通曉物競天擇的道理。
但所幸，真正致命的病原體們只占很小的比例，它們并不見得想要殺死人類，因為只有讓宿主繼續存活，它們才能繼續繁衍和傳播。
以最令人類頭疼的病毒為例。“致死率超過10%的病毒其實很少見。大多數病毒的致死率相比起來低太多了……我認為病毒其實并不想殺死我們。它們在我們的體內復制，我們要是突然死掉，對它們也沒好處，那樣它們就無法傳染下一個人了。”在BBC紀錄片《病毒為什么致命》中，英國病毒學家John Oxford解釋道。
進入20世紀后，人類才首次發現病毒。隨著研究的深入，我們逐漸獲知，這種微生物很可能在生物開始進化時就已誕生，并在生物進化的過程中扮演了不可忽視的角色。在孕育出大量生命體的海洋中，它們才是真正的主宰者，通過殺死其中的一部分生命物質并釋放內容物供給其他生物體，海洋生態系統的運轉才得以維系。
“它們是這個星球上所有生態系統的重要部分，如果沒有病毒，我們將很難想象世界像今天這樣運作。”Mark Young在BBC紀錄片《病毒為什么致命》中感嘆道。在他看來，人類和病毒是“共同進化的共同體”。
如今的科學界已開始重新審視病毒與人類的“共生”關系，同時也不時發出提醒，盡管大多數傳染性強的病毒致死率較低，但沒人能保證未來是否會出現能殺死幾百萬人的病毒，為此，我們需做足準備。
畢竟，病原體的生存邏輯并非以人類為中心，而我們對這些存活了上億年的微小生物，仍存在巨大的認知空白。
從2003年非典突發，到后來只感染禽類的禽流感（H5N1）傳染上人類、致死率超過30%的中東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MERS）冒頭，再到這次新冠肺炎的出現，目前為我們所識別的能感染人類的冠狀病毒只有七種。
這些病毒在人群中的作用力都不盡相同，目前來看，新型冠狀病毒或許是極其狡猾的一個。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王辰在2月19日接受央視采訪時表示“新冠肺炎有可能轉成慢性疾病”。
與此同時，我們仍在重復許多過去的錯誤。與清朝末年東北鼠疫中的部分民眾一樣，我們不僅未戒除野味，而且依舊在學習如何正確地佩戴口罩。
伍連德在回憶錄中記下的一些滑稽場景也能與今日兩相映照：“在大街上幾乎人人都戴上了這樣或那樣的口罩”，但“有的人把口罩松弛的掛于耳上；有人套于頸上，猶如護身符，而正應刻意保護的鼻孔和口腔卻依舊暴露在外。”
而真相是最好的疫苗仍未深入人心，謠言依舊比真相跑得更快。
我們所身處的2020年，是被過往無數科幻故事所暢想過的“未來”。與前人的描繪不同，我們未能移民火星，依舊在地球上開著無法飛翔的汽車，并且正被一場未曾被寫入人類藍圖的傳染病擊中。
2015年，比爾·蓋茨在接受VOX專訪時，表達過對大瘟疫吞噬全球的憂慮。這種憂慮也曾被科學界多次提及，但相比為一場尚未到來的全球性傳染病做準備，我們顯然有太多更要緊的事要操心。
還記得文章開頭威廉·H·麥克尼爾對傳染病的警示嗎：“技能、知識和組織都會改變，但人類面對疫病的脆弱，則是不可改變的。先于初民就業已存在的傳染病，將會與人類始終同在，并一如既往，仍將是影響人類歷史的基本參數和決定因素之一。”
致病性微生物的生死無法由人類定奪，因而傳染病也將始終與我們相隨。
但如果珍視生命的活力與價值，那么這一次，無論如何都到我們重審自身的時候了。
1.《瘟疫與人》，威廉·H·麥克尼爾 著
2.《大流感——最致命的瘟疫史詩》，約翰·M·巴里 著
3.《病毒來襲：如何應對下一場流行病的暴發》，內森·沃爾夫 著
4.《鼠疫斗士——伍連德自述》（上），伍連德 著
5.《死亡地圖——倫敦瘟疫如何重塑今天的城市和世界》，史蒂芬·約翰遜 著
6.《疫苗的史詩：從天花之猖到疫苗之殤》，讓-弗朗索瓦·薩呂佐 著
7.《逼近的瘟疫》，勞里·加勒特 著
8.《第四級病毒：一對病毒學家與致命病毒的戰爭》，約瑟夫·麥克科密克&蘇珊·費希爾-霍克 著
9.Epidemics And Pandemics: Their Impacts On Human History，Jo Hays 著
10.Vox-The most predictable disas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race，https://www.vox.com/2015/5/27/8660249/gates-flu-pandemic
11.世界衛生組織-《世衛組織為根除天花三十周年紀念雕塑揭幕》，https://www.who.int/mediacentre/news/notes/2010/smallpox_20100517/zh/
12.央視新聞-2月19日《新聞1+1》，http://m.news.cctv.com/2020/02/20/ARTIX5IMJEAHSjy3EweFK6Ju200220.shtml
13.BBC紀錄片-《病毒為何致命》（Why Do Viruses Kill）
14.Netflix紀錄片-《下一波流感》（The Next Pandemic）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