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下旬以來，陳行甲一直在老家湖北宜昌。

這位昔日的湖北巴東縣委書記、如今的深圳市恒暉兒童公益基金會理事長身處疫區中心之一。截至2月15日，他所在的小區出現6名確診病例和一些疑似病例，小區因此被封閉隔離至今。

但陳行甲說他一點都不害怕。

在他看來，疫情雖然嚴峻，但終究只是自然界的生物病毒；另外也沒有時間害怕，他只想與時間賽跑，為抗擊疫情做點事情。

辭官轉場公益以來，陳行甲把這次疫情視為一次大考。他認為，公眾的每一份善款都不能被辜負，公益組織也有絕對的義務接受公眾監督。

“這是一次沒有硝煙的戰爭，我們都是倉促上陣。”陳行甲提出，就像政府部門有公共災難的應急預案一樣，公益界是否也應該有一個應急預案，在大的災難來臨時能短時間把平常做教育、環保、醫療、社會服務等各種類型的基金會高效整合，有序行動。

2020年2月15日，陳行甲在線上受邀參加鄉村發展基金會聯合研究院以及北大匯豐商學院推出的“明日地平線X創講堂”行動。作為一個在湖北長大、求學、入黨、工作的公益人，他分享了這些天的親身經歷和感受。

行動

陳行甲從深圳坐高鐵返回宜昌是在1月19日，他原本打算和家人一起過個祥和的春節假期，正月初六返回深圳。

然而，這個春節對包括陳行甲在內的很多人而言，都是一次特別的體驗。

到家第二天，也就是1月20日，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在接受央視新聞采訪時，明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有“人傳人”現象。

1月23日武漢封城。6天后，陳行甲居住的樓棟發現第1例確診病例，就在他的樓下，整棟樓即刻被封。

身為公益人，陳行甲很快采取行動。

1月24日，除夕，在網上看到武漢各大醫院急需防護物資的公告后，當晚他就和深圳市基金會發展促進會的同事線上商量如何抗疫情。

公開資料顯示，深圳市基金會發展促進會是中國首個基金會行業促進組織，由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萬科公益基金會、深圳市恒暉兒童基金會、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深圳市慈善會等10余家基金會2019年8月共同發起成立，陳行甲擔任執行會長。

1月25日上午，陳行甲線上召開會議，向全深圳基金會行業發起抗疫情聯合行動倡議，動員深圳的基金會參與湖北疫情救援，當天就有30多家基金會積極響應。截至2月14日，深圳共有80余家基金會捐贈現金及各類醫療物資13.9億元，其中不包括騰訊基金會追加的12億元抗疫專項基金。

同時，陳行甲創立的深圳市恒暉兒童公益基金會也在積極行動。自疫情發生以來，恒暉共籌到口罩11233個，護目鏡1538副，消毒液6432瓶，車載空氣凈化器101臺，隔離袍938件，陸續送達武漢中南醫院、武漢協和醫院、武漢市第三醫院、武漢市兒童醫院、襄陽市衛健委、宜昌市中心人民醫院及松滋市人民醫院等7家機構。

大考

作為一位在湖北長大、求學、入黨、工作的原基層官員、現公益人，陳行甲在這次直面疫情的過程中百感交集。

當看到武漢協和醫院說“防護物資不是告急，而是沒有了”，他自稱像瘋了一樣到處發信息，希望能多少湊一點醫用防護物資送到前線；有身處困境的患者求助，他又多方聯絡朋友，希望利用有限的資源盡可能提供幫助。

作家方方有句話讓陳行甲感同身受：時代的一粒灰塵，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他感慨，有種錐心的疼痛，武漢人、湖北人心里知道。

盡管心情沉重，但也有一種力量支撐著他，那就是成千上萬奔向抗疫前線的醫護逆行者。“還有千千萬萬普通人的大愛善舉，太多太多的力量在支撐我們走過這段灰暗的時光。”陳行甲說。

據湖北省衛健委消息，截至2月17日24時，宜昌市累計報告確診病例904例。這段時間，陳行甲所在的宜昌某小區，確診病例也從1例上升到6例，同時出現一些疑似病例，整個小區被封閉隔離至今。

但他說一點都不害怕。

在他看來，疫情雖然嚴峻，但終究只是自然界的生物病毒；另外也沒有時間害怕。“真正讓我們恐懼的是恐懼本身”，他只想與時間賽跑，為抗擊疫情做點事情。

陳行甲把這次疫情視為一次大考，題目就是：對于每一個承擔公共責任的人，思考問題的根本立場到底是站在哪里？

他認為，公眾的每一份善款都不能被辜負，這是公益界的鐵律。公益人千萬不可走著走著忘了初心。這次疫情中社會捐助熱情高漲，一些獲得了大額度捐贈的公益基金會千萬要用好公眾捐來的每一分錢，切不可抱著“盆大好刮稀飯”的想法在巨額的公眾募捐中蹭好處，或者以壓住款項執行進度拖一段時間、光利息都能吃不少的態度來對待這次捐贈。

“如果到疫情結束，基金會通過公眾募集的巨額善款還有不少沒花出去，想自己留著以后慢慢花恐怕不那么好花。”陳行甲說。

監督

這次抗疫“戰爭”中，陳行甲看到了公益的力量。

民政部第一時間發出倡議和指導；眾多公益組織的行動可圈可點，不僅幫助湖北疫區解決了很多實際問題，也在社會人心的安撫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眾多公益學者積極發聲，撰寫多篇文章就公益熱點難點答疑解惑建言獻策……

民間很快出現了很多“自組織”，如封城后公交停運送醫護人員上下班的志愿者服務車隊，官方求助通道擁堵之后微博、微信、豆瓣等平臺的呼救和互救信息傳遞等。可以說，公益組織等社會力量有作為的。

但陳行甲也發現了一些問題。比如公益組織參與的空間和渠道仍然有限、公益組織的專業程度仍然存在短板、公益組織之間協調配合不夠等。

“官辦公益組織和民間公益組織沒有及時有效聯合。”他指出，疫情防控剛開始，各大公益組織雖然都積極行動，但基本上各自為戰，導致同業競爭，需求與供給不匹配，甚至一度對醫療物資漲價起了一定的負面作用。

有的公益組織只盯住眼前。陳行甲認為，疫區的次生災害正在發生，且不說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光是大眾長期封閉引起的心理問題、死難者家屬情緒崩潰的安撫、人們被隔離后無人看守的寵物等等，這些領域公益組織目前做的還不是很夠。

公益的透明度也再次面臨公眾的“檢閱”。

在陳行甲看來，這次疫情再次顯示尊重公眾的知情權，讓真相盡早公之于眾是最好的對策。公益組織只有平時就實行賬務透明，運作透明，接受社會公眾的監督，才能夠被公眾信任。“戰時”才能迅速匯集資源，高效率分配資源。

“公眾有權、也有義務隨時監督公益組織的善款使用情況。公益組織有絕對的義務接受公眾監督，絕不能自以為站在道德高地就可以橫眉冷對監督追問，因為公眾監督追得緊就不耐煩。”他強調。

談起這些天的感受，陳行甲形容，“這是一次沒有硝煙的戰爭，我們都是倉促上陣。”

他同時也在思考，就像政府部門有公共災難的應急預案，公益界是否也應該有一個應急預案，在大的災難來臨時能短時間把平常做教育、環保、醫療、社會服務等各種類型的基金會高效地整合起來，積極有序地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