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完成《戰爭中沒有女性》一書后，很長一段時間，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不敢正視由于磕碰而流鼻血的孩子，因為那會讓她想起流血的往事，那些因戰爭而永久留下創傷的人們。為此，她曾說自己以后不再書寫戰爭。

但她食言了。哪怕需要克服生理和心理上“防痛儲備力”的日益匱乏。寫作，是一個作家直面自己情緒的本能選擇。對于阿列克謝耶維奇，苦痛折磨她的神經、戰爭的壓抑令她不適，但作家和記者的雙重身份令她難以回避苦痛和壓抑。

于是有了紀實文學作品《鋅皮娃娃兵》。

顯然，這一次她又不得不直面記憶中的“悲劇”，個人的，群體的，時代的，有關一場戰爭，有關一次失敗。官方記錄依然將失敗看成過程中的小風小浪，無論戰事如何，他們高明的書寫者總能將結果化為勝利，畢竟“勝利是唯一的，偉大的體制不會有失敗”。但阿列克謝耶維奇清楚，這種虛偽的做法，其實際不過是對悲劇的二次褻瀆，文學沒有理由夸張悲劇，也不應該以崇高之名玩弄悲劇，悲劇就是痛苦，書寫悲劇首先應嚴肅對待悲劇。

《鋅皮娃娃兵》中，阿列克謝耶維奇是記錄者而非創造者，她記錄阿富汗戰爭中前蘇聯一方的軍官、士兵、護士、妻子情人、父母、孩子的血淚記憶，或是講話，或是信件，或是個人的傾訴，而很少摻雜她個人的論述。

阿列克謝耶維奇帶著懷疑的目光走進戰場，她的筆觸也流露無法抹去的懷疑情緒。這一點，從小標題就可見一斑：

《我們好像已經是死人了》《為什么逼我回憶》《如今我什么也不信了》《人死的時候完全不像電影里那樣》《我在那邊殺過人嗎》《人身上能有多少人味》《難道我能說“我懷疑”》《什么是真理》《為什么我要忍受這么大的痛苦》……

或者，與其說這是作者一人之懷疑，不如說，這是她整理所見所聞，在刻畫一個群體的懷疑、一個時代充斥于人心的懷疑情緒。這種情緒在從阿富汗戰場歸來的人們心中揮之不去，但他們又難以痛陳直言。而對阿列克謝耶維奇，她愿意為沉默者發聲，紀實文學是她最好的載體。

前言中，她就引用了蕭伯納的名句——歷史會說謊。細化來說，是價值灌輸會說謊、前蘇聯官方記錄會說謊。于前者，是維護前蘇聯官方價值判定者對參戰的鼓動，將其冠之以崇高的帽子，以至于混淆侵略戰爭和自衛戰爭、反侵略戰爭之分。對公眾一遍遍開著喇叭：“為信仰而戰、為了完成自己的國際主義任務，士兵在戰爭中自我升華……”于后者，是報紙上“高奏凱歌”的文字，是多么強調發動戰爭者修復和新建了多少學校、醫院、馬路、住宅，對當地百姓給予何等關懷，以至于將血肉模糊的郊野枯骨圖偷天換日成簞食壺漿的盛況。

阿列克謝耶維奇所在做的，是通過作品告訴讀者一件直接明了的事——戰爭的實質是毀滅。毀滅物質財富，毀滅精神堤壩，毀滅崇高的價值判斷，毀滅扭捏作態的意識形態話語，血淋淋地將人們滋長的絕望、矛盾甚至于行尸走肉般的情緒像一條條腸子般撕扯出來，然后面不改色地將腸子放在戰場上供裝甲車碾壓。

例如，士兵們選擇開槍的心境。宣傳會不吝筆墨渲染它們在那一瞬的心理話語，信仰打敗茍且、正義感斥退恐懼……英雄存于世，但到底是很少很少的，焉論那些被“逼”上戰場的“小人物”，有時候他們才是大多數，未必崇高，但足夠平凡，而歷史的主體恰是平凡的大多數構成。遺憾的是，出于種種原因，這類人在戰場上的心境卻被刻意隱去，或者拔高扭曲入英雄情懷的語境。

“你得先開槍，然后再查明情況，被打死的是婦女還是嬰兒……人人都有自己的噩夢……”

“軍官很年輕，當他得知他的一條腿被截時，便哭了。他長得像個大姑娘，皮膚粉紅白皙。起初我害怕見死人，特別是沒有胳膊沒有腿的死人……后來習慣了……”

“若當了俘虜，他們先砍掉他的四肢，然后又把砍斷四肢的地方用止血帶包扎起來，免得流血過多死了。他們就這樣把人扔下，我們的人把他們找回來時，是一堆一堆的肉。那些人想死，可是硬是被治療。”

類似的話語，在書中處處可尋，幾乎是大多數回憶者共同“體驗”，盡管并不崇高但卻真實的體驗。這種體驗帶來的心靈創傷，是不會因為戰爭結束就瞬間治愈的，他可能會伴隨親歷者一生。

“戰爭留給人的‘精神遺癥’遠比戰爭本身可怕。”

別爾嘉耶夫說：“我從來不屬于任何人，我僅僅是自己的我。”當置身于狂熱的群體當中，被集體話語所籠罩的個體，很多時候往往無法僅僅是“自己的我”，困于人潮而被迫跟隨人潮。甚至于，有的時候他認為是自我選擇的，恰是群體話語長時間內對他的潛移默化。“個體習慣了充當群體的工具”。

阿列克謝耶維奇在創作《鋅皮娃娃兵》的過程中，始終堅持著平視的視角，她執著于為“被靠邊站”的群體書寫，基于個體而非群體的立場上，發表自己的懷疑。故而她的作品并不讓人感覺盛氣凌人、高不可攀，讀者能從中感受到一種如鄰人般的親切善意。

她以及她的許多勇敢的“前輩”，他們未必知曉答案，他們不提供真理。但他們能夠懷疑外部世界、懷疑自身，對待悲劇，他們虔誠地像一個教會里的信徒，以至于他們萬不敢動以輕浮的念頭，也不愿意僅僅將悲劇一廂情愿地歸咎于一兩個所謂代表。

就像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所說：“她的復調書寫，是對我們時代的苦難和勇氣的紀念。”她的勇氣，絕不只是奮筆疾書所能囊括，為完成《切爾諾貝利的悲鳴：核災難口述史》一書，她花了三年時間采訪這場災難中的幸存者，救援人員的妻子、現場攝影師、教師、醫生、農夫、政府官員、歷史學家、科學家…………一如很多偉大的事業，總需要當事人處于不間斷的精神高壓之下，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每一次書寫，都承受著常人難以想象的精神壓力。

如今，切爾諾貝利事件已不需贅述，近400萬人受到輻射影響，超過336000名居民被迫撤離。關于此事為何發生、危害為何如此深重，學術界已有大量分析。在《切爾諾貝利的悲鳴：核災難口述史》中，口述者們為我們展現了現場的真相。

當工程師克哈諾夫去到隔離區，他發現切爾諾貝利的農民依然在種地，婦女依舊在哺乳，孩子們一如既往地坐在沙坑里玩耍。食物被放置在露天環境里，它們已經稱不上是食物了，而是輻射污染的副產品。

學者胡泳在閱讀此書時注意到一個細節：“在切爾諾貝利，一些工作人員在工廠死去，因為他們沒有被下令離開。一個救治切爾諾貝利兒童項目的負責人說：‘那個偉大的帝國瓦解了，四分五裂。首先是阿富汗，然后是切爾諾貝利。當這個帝國倒下后，我們發現自己一直都是一個人。’”

抵抗謊言，學會記住，這是阿列克謝耶維奇留給讀者的啟示。當災難發生時，這位女作家以身作則，告訴她的同行們應對災難的方式：當災難來臨，身為作家，不要躲進歲月靜好，遠離生活艱巨、復雜乃至不那么美好的一面。作家不是一個高人一等的身份，他是常人，是農民，是工人，是正在承擔生活重量的一員。因此，作家介入現實，關心公共議題，是關心別人，亦是關心自己，因為作家無法置身事外，那些突然降臨他人的悲劇，作家也會承受，區別只是概率和時間順序。如果作家不把人們當回事，人們也不會把作家當回事，作家要躲進歲月靜好，在小樓里做自己的畫，人們就會遺忘作家，由他做自己的藝術。可是，藝術之所以為藝術，并不在于它纖塵不染、遠離現實，而是作家親自參與劇烈的生活后，從中提煉出永恒的特質。

因此，去參與，去記錄，去成為抵抗謊言的共同體的一部分。或許，生為凡人，的確虛弱、無力，如螻蟻一樣渺小，但是也請不要忘記，在這個世界上，我們降生，我們活著，我們掌握言說與行動的權利，這本身就是一種高貴，是生而為人的尊嚴，因此要捍衛這份尊嚴，履行個人的責任。加繆在《鼠疫》里寫道：“同鼠疫做斗爭，唯一的方式就是誠摯。”這句話的后面是：“我不知道誠摯通常指什么。但是就我的情況而言，我知道誠摯就是做好本職工作。”

曾經有人問及阿列克謝耶維奇，為什么她總是寫悲劇？她回答道：“為什么總是寫悲劇？因為這就是我們的生活。現在我們住在不同的國家，但是前蘇聯遺民無處不在。他們來自同一個國家，曾擁有相同的生活，有著相同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