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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的口罩價格:市場、管制與道德如何歸位

陸銘/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
2020-02-13 20:52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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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漲價不應被禁止,也不宜一刀切式地以某個漲幅作為處罰標準。圖為2月12日,福建寧德一企業抓緊生產口罩。 新華社記者 林善傳 攝

還是跟口罩漲價相關的那點事。還是從一個可供對照的例子開始講起。

1996年夏天,美國某地受到颶風襲擊。災害來臨,當地斷電,各家都沒有辦法做冰塊了。邊上有個小鎮,沒有受到颶風襲擊,當地有四個青年人在邊上小鎮買了冰塊,以大約四倍的價格出售給受災的地區。即使這么大幅度的漲價,當地的居民還買不到冰塊。這時有人向警察局舉報了這個漲價行為,根據當地法律,漲價超過5%是違法的。結果,四個青年人被抓了,他們買了準備出售的冰塊也浪費了。

在這個例子里,限制漲價的結果是冰塊更為短缺。把四個青年人抓了,更加沒有人敢去頂風作案,販賣冰塊。相比之下,允許高價出售冰塊賺取更多利潤,反而可以鼓勵周邊有能力生產冰塊的人生產更多冰塊,也鼓勵愿意販賣冰塊的人加入到運輸冰塊進行銷售的隊伍中來。哪怕高價格不能讓所有的冰塊消費得到滿足,也好于沒有人能夠得到冰塊的狀態。

就上面這個例子里的情形,——先使勁敲一下黑板——我堅定反對限制漲價,也堅定反對根據僵化的法律來抓人。有一點覺得奇怪的是,在美國實施的是案例法,在上面這個冰塊的例子里,那四個年輕人為什么不上訴去駁回對他們的指控?這一點求教于法學家。

回到正題。在疫情嚴重的特殊時空條件下的口罩,和受到颶風襲擊時的冰塊是不一樣的。

一、疫情期間的口罩市場

注意,我特別強調“在疫情嚴重的特殊時空條件下”這個定語。最近的疫情恰逢春節,同時,為了防止疫情蔓延,政府又對人流和物流采取了阻斷的措施。(這里暫且不討論在多大程度上多長時間內阻斷人流和物流是合理的,這值得另外寫一篇文章。)

在這樣給定的條件之下,全國的口罩生產產能沒有在短期內恢復。即使口罩產能能夠恢復,相對于疫情期間未能事先預期的巨大口罩需求,供給仍然是不足的。要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毫無疑問,應該從增加供給入手。可以采取補貼的形式,可以允許一定程度的漲價,也可以適當放松對人流和物流的管制,多管齊下。

特別值得一說的是漲價,如果漲價只是為了彌補人工、原料和物流成本,如果對此進行一刀切式的處罰,結果只會導致市場機制受到嚴重傷害,最終商家放棄出售,生產者不敢生產,短缺更為嚴重。在最近某地一個案例里,口罩進價0.6元一個,賣1元一個,藥房被認為價差超過了15%的上限而受到處罰。但是,如果考慮到這個差價可能需要彌補疫情期間人工和物流成本的上升,而且大量網民認為1元價格比網店售價低很多,總比買不到好,那么,這樣的處罰就有削足適履之嫌。

但是,上述所有的增加供給的手段全部用了(這方面可能做的還是不夠),面臨巨量的需求,在一定時期內仍然可能存在供不應求的情況。

在總量上供給小于需求的時間窗口,如果再具體到某一個特定的空間,比如說湖北的某一個市,甚至武漢市內的某一個區,在供給不足和物流不暢的情況下,就可能形成一個局部壟斷的市場。

我知道讀者可能對“局部壟斷的市場”這個提法非常不滿意。沒關系的,這可以討論。讓我插播一個看法。在經濟學里,如果不給定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如果不考慮受到運輸成本影響的供給彈性,壟斷這個概念是沒有意義的。換句話來說,只要把時間拉得足夠長,幾乎所有物品的供給都是有足夠彈性的,哪怕供病人移植的人體器官都是如此。只要潛在的供給是存在的,運輸成本本身又可以進入定價,那么幾乎所有的壟斷都不存在。

所以關于疫情期間的口罩市場,必須首先明確我們討論問題的時空條件,不是通常情況下的口罩市場,而是在一個特定的時間窗口內(可能是一周,也可能是一個月,但絕對不會是一年),再加上由于物流的阻斷,在特定的空間里供給跟不上的時候,這是我說的局部壟斷市場的意思。以下使用局部壟斷市場這個詞匯時,不再一一解釋。

二、疫情背景下的口罩能不能漲價

前面已經說了,正常的漲價不應該被禁止,也不宜一刀切式地以某個漲幅作為處罰標準。但疫情期間的口罩和颶風來襲的冰塊的確有以下幾點不同:

首先,受到颶風影響而產生冰塊短缺的地區,遠遠小于受到此次疫情影響而產生大量口罩需求的地區。在上面的例子里,幾個年輕人通過從相鄰的小鎮販賣冰塊,就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冰塊的短缺。但是在局部壟斷市場上的口罩,遇到的情況是全國性的生產不足和供應短缺,并且物流不暢。

第二,口罩雖小,但在疫情剛剛爆發的時期,絕大多數人都認為,如果外出不戴口罩,被傳染疾病甚至面臨生命危險的概率就很大(當然,后來的信息表明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并不高),這會使得口罩的邊際支付意愿相對于平常時期的口罩價格顯得非常高。而在颶風來襲的小鎮,如果冰塊的作用僅僅是通常的制冷,而不是在下文所舉例子中那樣,用于給胰島素控制溫度,那么如果四倍的價格是個均衡價格的話,這也反映了邊際支付意愿。

可能讀者會說,在疫情期間的口罩市場上,被打擊的漲價倍數也沒有達到四倍,怎么能說邊際支付意愿會非常高呢?這件事等會評論。

第三,最最重要的事情是,疫情期間的口罩具有阻斷傳染的作用,也就是說,佩戴口罩有很強的正外部性,這時,社會合意的結果是能夠讓盡量多的人得到口罩。在存在正外部性的市場上,價格機制配置資源的結果不是社會最優的。而在颶風來襲的小鎮上,一個家庭使用多少冰塊本身并沒有很強的正外部性,除非在那個故事里添加新的條件。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講過,當局部壟斷,加上邊際支付意愿非常高,再加上存在正外部性,這三個條件同時成立的時候,對口罩進行價格管制就是可行的,但也要允許一定幅度的漲價。我同時強調,這三個條件必須以很小的時間窗口為條件。一旦供給跟上,管制價格就毫無必要了。而且管制價格必須與限購同時實施,以免出現少數人優先得到大量資源的不公平結果。

三、價格管制與自由放任的權衡

上述觀點收到了一些反饋和批評。在這里再回應一下。

第一,任何管制價格的政策都難免有負面后果。比如說增加了執法者可能尋租和腐敗的空間。所以我在上篇文章里就強調過,必須要把權力關在籠子里。在實踐中,如果存在一刀切式的管制價格,導致了不合理的罰款,應該允許甚至鼓勵受罰者運用法律手段來進行申訴和復議,應該把相關案例的審辦過程公開和透明化,接受社會公眾和輿論的監督。

第二,在漲價中存在因為生產和物流成本上升而導致的價格上漲,以及商家利用自己壟斷力量而導致的價格上漲,這兩種情況是不一樣的。對漲價的幅度,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很難給出一個統一的標準,更不能對漲價籠統祭出“哄抬物價”的道德定性。因此,對什么是合理范圍之內的漲價,在事前應該充分聽取商家、生產者、消費者、行業專家等等多方面意見。在事后,還是那句話,應該允許受罰者應用法律手段進行辯護。在極度短缺的時期過去,市場競爭能夠保證的情況下,不合理的漲價就會消失。換句話說,即使在疫情期間,關注市場的供應和競爭,比關注價格本身要遠為重要。

第三,讀者問,給定的政府權力過大,打擊口罩漲價是否一定是錯的?對此,我的回答是,完美的結果是沒有的,兩害相權取其輕,任何解決問題的方案要討論的實際上是誰是次優的結果,或者說誰離完美的結果更近。給出一個次優的方案,并不代表對權力是迷信的,但如果不把道理說清楚,更不可能有改進。

也就是說,如果上述管制口罩價格的條件都成立了,再加上事前充分論證且事后允許受罰者進行辯護,要比什么都不管來得更好。完全的自由放任,可能會導致在短期內把口罩等資源配置給邊際支付意愿更高的富人,而低收入者如果買不起口罩,既可能有損公正,也有可能造成疫情傳播,除非他們不出門。

這里需要復述一下上面提到的文章里舉到的例子。

“颶風襲擊了你所在的小鎮,電也停了。你的孩子有糖尿病,你需要電來冷藏她的胰島素。你絕望了,但也許還算走運。我有臺小型發電機愿意賣給你,你手里有 800 美元,剛好是我這部發電機平常的價格。唯一的問題是我不愿意以 800 元的價格賣給你——我想賣 1300。”

有人批評我忘記了經濟學的最基本原理:價格取決于成本。這里讓我解釋一下,價格取決于成本通常只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才成立。在賣方單邊壟斷(一賣家對多買家)和買賣雙邊壟斷(賣家買家均唯一)的情況下,價格和成本都沒什么直接關系。

在賣方單邊壟斷的市場上,最終的定價完全可以訂到榨取消費者所有剩余,價格和成本沒什么關系。而在買賣雙邊壟斷情況下,最終的價格取決于雙方的談判力量,而談判力量又取決于雙方的外部選擇(如果談判破裂,沒有交易的情況)。

在發電機的例子里,如果只有一個人擁有發電機,而用發電機發電制造冰塊冷藏胰島素的家庭只有一個。這個時候,賣方就有能力把價格提高到這個家庭的邊際支付意愿上,而這個邊際支付意愿就是孩子的生命,最終的價格跟成本一點關系也沒有。

四、道德觀是一個重要約束

讓我們在上面的例子里再增加一點關于道德的討論。

關于經濟學不談論道德的說法流傳甚廣,對此,我是不同意的。道德觀一直是現實世界里行為人的重要約束條件。比如說在發電機的例子里,如果生糖尿病的孩子正好是在一個富裕家庭,并且發電機的賣方沒有任何的道德約束,發電機的價格定在13萬美元,估計也可以成交。(讀者把自己想象成為糖尿病孩子的父母,應該能理解這一點。)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也許你不會看到這個現象出現。也就是說,即便在剛才這樣一個壟斷市場上,發電機的賣方也不至于把價格定到13萬。這并不一定是他不能這樣做,而是因為社會中的大多數人都擁有一個最起碼的道德觀念,那就是不能趁人之危。經濟學里的“最后通牒博弈”,講的就是這樣的一種情況。在分錢的博弈里,如果你擁有給出分錢方案的權力,對方僅僅能夠選擇接受或者拒絕。理論上的均衡解是,你會把所有的錢留給自己。而實驗的結果是,大多數人會選擇接近平分的方案,這實際上就是道德觀在起作用。

在口罩的例子里,也會出現類似的問題。讀者說,口罩的支付意愿很高,怎么沒有看到一萬塊錢一個的口罩呢?如果真的在存在短缺的情況下,而且假設所有的人都認為有口罩可以保命,我想即便把口罩定在一萬塊錢一個,可能也會有人愿意買上十個,甚至100個。但是我也真的相信不會有人喪心病狂地把口罩定在一萬塊錢一個,因為這樣做,即便他能把口罩賣出去,也違反了最基本的社會契約,那就是人不能完全沒有最基本的道德觀。

對口罩、冰塊和發電機的問題,暫且討論到這里。市場、管制與道德,分別代表市場、政府和社會三種力量,在不同的時空條件下有不同的歸位。

最后,鑒于我們討論類似問題所處的環境是如此的情緒化、極端化,并且每個人都固守自己的觀念,我還是要說點原則性問題。我建議讀者不要采信標榜為某某學派的觀點。一般來說,我們在討論一個社會科學問題的時候,講邏輯擺事實才是科學的態度。經濟學在進入1980年代中后期以后就很少再談論“派”了,除非你想拿蘋果派或草莓派來舉例子。

五、結語

好心的讀者可能會問我,陸老師,你那么忙,怎么會有空寫這種文章?是的,每天忙得不可開交,有些文章寫了也未見得能發表。

我寫這類文章純粹是給自己交的一個作業。沒想明白的東西,就繼續想,做個筆記。我不太相信有放之四海皆準的道理。我也不太相信,我們已經有的知識,可以幫我們面對所有可能出現的新的復雜的現實情況。

我更愿意在事物和事物之間的聯系和差異上訓練自己的思維,老老實實做個學生,而且可能要做一輩子。

    責任編輯:李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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