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當下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書畫家該何去何從？本文作者列舉了當前“以‘藝’戰役”為主題的書畫微信展過多的具體案例，從書畫家如何介入社會公共活動和書畫家自身兩個方面作了反思。

2020年春，武漢出現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一時間牽動了全世界的目光。疫情蔓延，讓所有國人揪心，總想做點什么，這是人性之中“善”的本能。每逢大災大疫，中國人總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需要指出，每個人的能力不一樣，盡心盡力就行，一個乞丐捐出一元錢和一個億萬富翁捐出一百萬，都有特定的意義和價值。

俗話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書畫家們自然也有一份責任，面對大疫，該何去何從？本文所探討的，并不是教誰該怎么做，不該怎么做，側重的是一種反思。最近一段時間，“以‘藝’戰役”為主題的書畫微信展特別多，進而形成了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一種認為，“吶喊助陣，何錯之有？”一種認為，“消費國難，惡意炒作”。事實真的如此簡單嗎？但凡分析問題之前，應該避免非此即彼的觀點，因為書畫家不是某個人而是一個群體，既然是群體，必然存在多種想法、多種做法，不可能整齊劃一。

說正題之前，先說說書畫家印人和醫生之間，自古以來就有一種不解之緣。歷史中既是醫生又是書畫家的人有很多，代表性如明代的王肯堂，清代的傅山，直至當代的陸維釗等等，醫者仁心，懸壺濟世，書畫家們強調提升全面的修養，二者皆“以德為先”。再者，篆刻家手中有刻刀，醫生有手術刀，不管是何種刀，必須要有一種神圣感和責任感，一個是對藝術的真誠，一個是對生命的熱愛。書法中有一句常見的俗語，“唯俗不可醫”，用的就是這個“醫”字，書法存在不足，謂之“病筆”，釘頭、鶴膝、輸尾、蜂腰，諸如此類。凡此種種，說明書畫家與醫生之間，天然有一種親近感。當眾多的醫務工作者投入到抗疫第一線，經歷生與死的考驗，但凡有一些血性和良知的書畫家，都會油然而生一種使命感，想去表達一些什么，盡力去做一些什么。我相信出發點是好的，這也是“何錯之有”詰問的來源。

發乎真誠是毋庸置疑的，值得肯定，但不能認為，只要出發點好就行了，好心也會辦成“壞事”。雖然目前需要精神鼓勵，但單純的精神鼓勵，解決不了實際問題。這并不是一談金錢就會被認為沒有道德這么簡單。當前最大的問題是什么？治病救人。治病救人，包括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都需要投入各種物資。正當此際，一件件書畫作品電子圖片，確實比不上一個口罩、一件防護服發揮的作用更大，要是在平時，氣定神閑、茶余飯后，書畫作品的精神價值當然值得肯定。這說明什么問題？時機很重要。

毋庸諱言，目前的書畫微信展已經存在過多過濫的問題。如果沒有各自的主題，相互重復，眾聲喧嘩，就分散了注意力和關注度，起不到鼓與呼的作用。一哄而上，鋪天蓋地，多了之后，就難免給人一種空喊口號的感覺。其中也有一些措辭不當的作品，比如一位名家所書，最后有“惟愿天佑中華，因禍得福……”字樣，此處“因禍得福”顯然不妥。“禍”已經是明白的事實，不存在“因禍得福”，難道要盼望災禍降臨？

還有一副對聯，款字內容別扭，想用文言文，但沒有功力駕馭，所以出了洋相：“上至國家領導，下至販夫走卒，無不關注”，用“販夫走卒”來稱呼人民群眾和醫務工作者，合適嗎？也有一些隨而便之的作品，內容與抗疫救災沒有一點關系，“夜半頹然坐，閑蟲不出聲。東風似無意，空有月初橫。”看不到一點惻隱之心，還有一些應付的作品，內容都是寫爛了的諸如“大愛無疆”、“眾志成城”等，不值一提。這當然會招致一些反感。有些畫家的作品，曾在復制的嫌疑，不計其數的人同時對著一張照片模擬，甚至還有極個別畫家要上前線送畫給醫生，誠摯之心可鑒，但需要考慮到現實情景。從內心來說，相信每個人的出發點都是出于愛心，都是真誠的，但表達方式不對，也會招致相反的效果。歷史中的書畫經典之作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經典必定是一種“合作”，換一種說法，藝術水準發揮與個人真誠度和投入度一定是成正比的，只要是假裝的，一定會看出端倪。面對大疫，關鍵是不能有“私心”。 有私心當然會被責難，還有一種不是私心但極易被誤認為私心的言行，這樣的言行多了，就是導致不是炒作的炒作出現，甚至批評的炒作也成為一種炒作。不管如何，結果都會被認為是“消費國難”，蹭熱度則在所難免。在王陽明的心學中，對于知善惡、去私欲，有著非常深的一種理解。王陽明認為，心即理，沒有私心，就是合于理，不合于理，就是存有私心。誠是心的本體，恢復心的本體就是思誠的功夫，為人處事之時，始終保留一份初心，就好比俗話所說——“心底無私天地寬”。

這些當然不是書畫家的過錯和責任。為什么好心會辦“壞事”，事與愿違？因為是否為良性效果，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簡單。

首先，書畫這種形式，在大疫大災出現時，宣傳效果遠不如新聞、視頻和微信爆料等更讓人關注，有更直接的傳達效果。

其次，在習慣性的觀念中，書畫家辦展，多半是帶有一種喜慶成分——除了特殊指定的主題而外，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展覽，在所難免。突然一下子涌現出這么多微信展，加劇了某種喜劇效果。在亞里士多德的理解中，喜劇的來源首先是出于低級的“模仿”。也許第一個辦“抗疫”展的，會有正面的宣傳效果，然而，不計其數的微信展競相登場，便有了炒作的意味，況且也不能完全排除個別有炒作居心的人，企圖“刷存在感”。可以換一個角度來思考，這次疫情具有一定傳染性，不便公開集中展示，加上微信的便利和成本低廉，故而展覽不絕如縷。試想一下，如果沒有傳染性因素，沒有這么多自媒體，而是另外一種災害，人員可以公開集中，難道書畫家都能去辦展？顯然不合時宜。

再次，精神鼓勵當然重要，可以體現某種豪情和決心，但物質援助同樣重要。兩者皆不可缺，后者可以解決實際問題，因為時間不等人，時間就是生命。

有鑒于此，微信展這種形式應該有一個合理的“度”。所謂的“度”，就是在合適的位置上找到合適的時機和合適的形式做合適的事。不能不說，目前普天蓋地的微信書畫展，已經過多地占用了的信息資源，無助于對疫情的發布和關注。

一個是時機。如前所述，主要是治病救人，需要物資。

一個是形式。對于書畫家來說，最便捷的形式就是書畫義賣，捐助款物。

值得稱贊的是，有一些個人，美術館和地方書協，已經在捐款捐物。各級書協應該組織發動，保證有序地進行。通過義賣作品來籌款，通過正當途徑來實施。名家應該帶好頭。記得去年底，有人針對“巨額獎金”大放厥詞，認為五十萬的獎金和明星出場費相比并不算多。這句話如果放到現在，就很明確了，權利和義務、責任應該是對稱的，如果能在捐款時也以此為標準，則更讓人口服心服。這并不是強求，而是說到公眾人物之時偶然想到，最主要的是，每個人只要盡心盡責即可。

通過書畫家面對此次疫情的做法，本質上反映出一個問題——如何有效地介入社會公共生活？既然是介入社會公共生活，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必須介入，長期以來書畫家給人的印象就是，平時經常辦展，自娛自樂，春節時突擊寫點春聯，和大眾互動，如此而已，留給社會的主要印象，更多像是大玩家，羨風雅、愛談潤格。書畫家真正介入社會公共生活，可以有效塑造彼此的精神世界，改變一些看法上的誤區。二是如何介入，既然是介入，肯定是雙方的，就存在接受方式的問題。如果不能充分考慮這一點，很可能變成一廂情愿，不合時宜，不是自己認為合適的方式，或者說常見的方式甚至是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合理的。

近代以來，書畫家就有賑災義賣的優良傳統。每當災難來臨，書畫家通過半辦展義賣來籌款，這一點以“海派”最為典型。歷史地看，海派書畫是在一種社會轉型、政治變革、都市發展和經濟開放的綜合因素下發展起來的。這其中，經濟結構的市場化運作、商品化推介起到了重要的杠桿作用。海派書畫家作為一個社會群體，對于現實的關注和對于民生的關愛，乃至對于災難的關切，已經從群體意識上升到一種群體實際行動，并從一時一事的參與到日常規范的長期投入，從而組織籌建了專門的協會，使之納入常規的運作機制，并在策劃和實施上使之契約化，在操作推行中實行制度化，這是一種帶有現代理念的社會性進步和歷史性提升。毫無疑問，這是書畫家的責任，也是一種情懷。既適合名家，也適合普通書畫家，尤其是后者。

需要指出的是，在書法創作當中，自近代以來，因為公開發行的報刊媒介存在，出現了“題詞書法”的類型。社會知名人物乃至領袖人物，每當有重要的社會事件發生，他們的題詞在報刊上刊登出來，會起到鼓舞和激勵人心的巨大作用，表達對事件的關注，普通書法家的作品數量再多，也無法具備相應的社會效應。

竊以為，一般書畫家所能發揮的作用，主要是通過籌款起到補充物資的作用，其次是一定的精神鼓勵作用，社會公眾人物更多地是精神鼓勵作用，其次才是捐款捐物的作用。綜合來看，就是前文所強調的“度”—— 就是在合適的位置上找到合適的時機和合適的形式做合適的事。

除了深入思考如何介入社會公共活動，對于書畫家本人來說，也可以有一些反思。往大處說，書畫家要有一種家國情懷，最典型就是傅山，不能只在書齋里，所以他的書畫都是大格局、大氣象，雖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但應該成為一種志向、一個目標，“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往小處說，就是注重“書如其人”，提升個人的全面修養，也就是顧炎武對聯的下半句——“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為避免疫情的傳染性，要求盡量“宅”家。

書畫家不妨利用這難得的“長假”來修身養性，在家安心多讀些書，錘煉自己的筆墨功夫，都說平時應酬太多太忙，沒有時間讀書，沒有時間整理資料，這個難得的“假期”，可以著手實施，既能相應國家號召，又可以充實自己，何樂而不為？想想那些堅持戰斗在第一線的醫護人員，再想想那些必須堅守各自崗位的企業職工，書畫家更應該珍惜和充分利用自己的條件。其實說到書畫家，乃是一個總稱，除了少數專職書畫家之外，大多數書畫家身處社會中的各行各業，他們也許將要奔赴各自的工作崗位，以各種形式和疫情展開斗爭。在此，要表達由衷的敬意。

大疫當前，書畫家不僅要有大藝，更要有大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