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則尋人布告。

上圖這樣的布告，在這次新冠防疫戰中經常見到。不少城市沒有做到在第一時間讓市民檢索疫情空間分布。武漢封城后的疫情動態以及個體救援方面，也沒看到新技術手段的應用。這讓習慣了掃碼刷臉、地址打卡、遠程工作……的人們，多少有點意外。

畢竟，中國高度重視“智慧城市”的建設。2014年，經國務院同意，發改委等八部委印發的《關于促進智慧城市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指出智慧城市是，“運用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空間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技術，促進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和服務智慧化的新理念和新模式。”并提出，到2020年，建成一批特色鮮明的智慧城市，聚集和輻射帶動作用大幅增強，綜合競爭優勢明顯提高，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服務、創新社會管理、維護網絡安全等方面取得顯著成效。

那么，在這場防疫戰里，“智慧城市”是不是失靈了？

基于微信群內討論，這里以問答形式展開，供大家參考。

2月初，上海淮海路上的紅綠燈裝置，顯示出亂穿馬路的人。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1、現在高鐵、機場都人臉識別了，亂穿馬路的人的信息都能在大街上被秒公布，那為什么這次防疫戰里還只是用傳統方式尋找特定乘客呢？

答：首先是存在顯著的場景差異。日常管理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兩種場景差異很大。高鐵、機場、路口，這類日常管理的場景，普適性強，頻次高，檢驗結果更容易。在高商業價值的推動下，解決方案迭代很快。而突發事件頻次低、不易開展檢驗成效對比，一般集中在基礎保障方面，以及部分成果缺少實戰檢驗而迭代慢，較少投入使用。相信本次事件會對相關應用的發展有極大推動。

其次，部分原因來自“錯覺”。人臉識別代表的人工智能等新概念，更容易被關注到；而面向政府（俗稱toG）、政府咨詢服務機構的應用，盡管已在諸多環節中得到使用，但市民日常接觸的機會少。例如，在本次防疫開始后，上海的移動運營商就測算外省市的流動人數等大體情況報送政府，浙江等地新聞也提到用手機尋找感染者（目前應該是小范圍使用）。從大數據行業看，多地已有不少基礎，正在針對這個事件，積極推出優化解決方案。

另外，我們也不要對新技術抱有過高期待。在復雜的城市工作中，傳統人工方法一直不可或缺。人的機動性、靈活性，以及過程中持續發現問題和優化方案的能力，是不可替代的。常用的網格化管理等手段，其日常運維就是依靠信息平臺（后臺支撐）+傳統人工（前端收集信息）的人機合作來完成。

2、現在手機里很多app以及地圖軟件等，都能追蹤人的行動軌跡。難道不能利用它們，實時反映特定人的行動軌跡嗎？

答：的確，用手機定位追蹤感染者，防止疫情蔓延，也是很多人首先想到的。

這里，首先需要對基于移動手機電話的定位技術有所了解。目前共有三種定位技術：

 一是基站定位。即通過運營商部署的基站，進行手機定位（手機英文為cellphone，因為每個基站的服務范圍近似為蜜蜂的蜂巢cell），定位平均精度在城市化地區一般200-500米（5G在50米左右），其優點是技術非常成熟可行、數據標準化程度和連續性好（只要手機開機就有位置記錄）、有注冊人身份信息，不足是定位精度偏低。

二是基于手機自帶的GPS輔助定位。精度在20米左右（所以叫車軟件可準確定位打車位置），其優點是定位精度高，缺點則是需要安裝APP并授權持續處于激活狀態（會增加耗電），存在推廣難度和數據隱私問題。

三是基于運營商三角定位，或WIFI、藍牙等輔助技術定位。定位精度可到10米內。但這類方法在當前基礎設施背景下難以突破，不具有普適性，應用多限于研究。

傳染源確診后，對可能導致旁人傳染的空間的迅速確認，是采取防控措施的核心基礎信息。當前一般做法，是詢問感染者過去的活動場所，然后快速反饋給當地，進行人工排查。這種回溯方法，存在幾個顯著弱點：一是僅憑患者回憶，無法避免偏差和遺漏；二是確認感染者后的新增布控區域劃定工作量大、及時性差，尤其是一天內多位不同患者確診后，信息在時空上的快速疊加和決策存在問題，更不要說研判特殊的異常情況（如確診者之間的關聯）；三是基于新增的確診案例和前期積累，難以動態快速評估和更新城市各類重點防控場所的風險級別，以利于有限資源的合理分配。

現在的定位技術存在局限，但理論上仍能發揮積極作用。當前各大移動通訊公司都已通過手機自帶信令，對手機使用人進行空間定位，且保存7天至1個月的連續移動位置信息，為這方面的應用奠定了重要基礎。如果應用得當，可以極大提升感染路線圖和接觸者信息鏈的測算精度和效能。

3、以上想法，以現在的技術條件，能實現嗎？還是說，跟防疫藥物一樣，從實驗室研發成功到批量生產還有一段距離？

答：用藥物研發類比的確很形象。越是精準，需要的代價和周期越長。北京、上海這樣數千萬人的超大城市，城市停擺的代價太大。通過新技術實現快速回溯、評估和預警，讓有限公共防控資源更高效和合理分配，具有很強的急迫性。

從我們過去與運營商、BAT數據方面的合作經驗看，技術路徑成熟可行。當前情況下，使用成熟的手機信令基站定位，實現快速自動化評估城市空間傳染風險和防控，以及在此基礎上增加人工問詢方法補充，完成快速迭代，都是能實現的。

將來如果條件允許（本次最佳時間已過去），建議預留使用前述第二種手機自帶的GPS輔助定位方法，定位精度在20米內。即在特殊緊急狀態下，公共部門號召全市安裝某款公共屬性APP（如集中疫情等公共事件的咨詢、信息），授權連續記錄個人全時間、空間信息，關聯航班、火車班次、酒店住宿等注冊信息，明確好使用該信息的特殊相關條款。那么，在某人得到確診后，高精度軌跡可以迅速生成，快速推送至社會，讓人可以自查，并評估感染的風險。

4、要縮短這個距離，最大的瓶頸會是在哪里？

答：方案落地的首要條件是數據協同機制。要完成這個工作需要快速統籌三家移動運營商資源以及運營商總部與地方公司、衛生應急部門以快速聯動患病者個人信息、和公安部門以解決好涉及隱私和安全問題。同時還需要跨界多行業有實施和研究能力的專家團隊的快速反應（建議由數據、政策、城市、衛生等領域組成），分別處理相關技術、建模和決策問題。

從未來的城市應急系統應對來看，非常需要大力推動數據共享與開放機制。從國際經驗看，治理模式創新的主體是政府，應用創新的主體則是研究機構和社會，兩者需要互補，相互促進。

這里想強調，智慧城市很重要的發展趨勢是：在技術維度的軟硬件一體融合外，城市正在成為載體，政府及公共運營機構正在成為重要的運營方，公共運營機構掌握較多的數據資源，如何有效的分級分類的與專業機構共享拓展社會價值，需要政府治理模式上的創新推進。

從近年的國際經驗看，開放的維度已不限于數據，也包括算法、代碼、標準和思想等。例如，前不久微軟收購的GitHub，是具有強大行業影響力的世界最大開源代碼平臺。當前世界社會和前沿演進的速度之快和綜合性要求之高，使得全能性的團隊或機構已不存在。非常需要以開放性的心態，快速連接合作，同時提供豐富的公共資源以應對。

5、如果每個人的動態信息都如此透明，會不會有數據倫理問題？

答：是的！這也正是令人喜憂參半的。2008年后，中國大數據、互聯網行業高速發展，這個良好局面背后，除了政府和社會的諸多努力，數據共享機制（產生推力）和隱私保護力度不足（產生拉力）也是重要因素。在這個背景下，2018年時，百度CEO李彥宏“中國人對數據隱私可以更開放”、“中國人愿用隱私交換便捷性，沒那么敏感”等表述，引起海內外的很大反響和討論。

 無可辯駁的是，中國亟需加強隱私保護。自2017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正是針對這個問題。BAT、運營商企業已多次開展內查。該法也已引起征信等行業的劇變。

6、我國很多城市都開展了“智慧城市”建設。這場防疫戰面前，“智慧城市”失靈了嗎？

答： “智慧城市”（smart city）的概念源自于IBM在2008年提出的“智慧地球”的概念，通過使用ICT（信息與通信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Technology）技術將城市的系統和服務打通、集成，以提升資源運用的效率，優化城市管理和服務，以及改善市民生活質量（參考百度詞條）。

同時，智慧城市的發展一直在迭代，也常伴隨質疑聲。比較多的質疑，集中在過去實際應用中智慧城市近乎成為信息化的代名詞，較大偏向基礎設施建設。質疑聲音認為，其在問題解決方面的效用低于提供商所聲稱的預期。

對此，西方學者也提出新的方向，即從smart city到Urban intelligence，從注重設施的智慧城市到更加注重問題導向的城市智慧，也就是更加注重可感知的、針對問題解決的思維的落地。

舉例說，“智慧公交”建設里，包括電子站牌、基于GPS定位的報時與速度監測等。而中國內地城市使用領先于香港地區、日本的信息技術手段來監測、播報，但公交服務里非常核心的準點運行卻沒有做到（香港地區、日本的公交時刻表只需要一張紙頭）。

類似的，近年出現了諸多所謂“城市大腦”平臺，以展示功能為主。從很多平臺的宣傳描述看，不具有研判、干預和控制管理的權限和功能。這其實不是“大腦”，應稱作“臉面”。其發展不具可持續性，經費效用易受到質疑。

這里辨析若干容易混淆的概念，有助于解釋應用層面。可將智慧城市應用分為信息化（狹義）、數字化、互聯化、智能化四個維度：信息化（基底，像身體）一般為硬件設施為主，技術進步之下，迭代折舊和更新都很快，一般需要量力而行，并考慮擴展彈性；數字化（元素，像細胞）一般針對業務模式的提升；互聯化（模式，像語言）強調內外資源的連接、協同和服務；智能化（管理，像大腦）則強調功能、服務、管理、決策等環節的自動化和合理化適應能力。

在疫情中，人們常有新技術手段不及預期之感。個人認為，除了前面提到的階段性歷史原因，也有突發事件發生頻次很低導致準備不足的原因。同時，很多智慧應用主要針對設施類，如精細化的網格化管理，而在社會運行和軟性服務方面偏弱。在這樣的緊急狀態下，傳統的智慧城市運作模式較難開展，比如人機互動部分，因人員工作狀態難以保障，很多常規管理需求會退居其次。

但也能看到，本次疫情發生后，很多機構的行動反應非常快。有新型智能檢測設備出現（信息化層面），有信息播報、發布和聯系應用快速出現（互聯化層面），有社會團體將分散各處的信息歸納整理成標準化的數據發布（數字化層面），有研究者快速推出監測app、基于實際公布數據的風險研判和建模預測（智能化層面），都在快速推進，這些正是“urban intelligence”更強調的，基于具體場景解決問題。

結語 沒有永恒的結論，只有永恒的追問

總體看，智慧城市是不可逆的趨勢，有著非常廣泛的內涵，更具建設性的推進是圍繞具體場景的解決方案。本次防疫戰，前期因前述各種原因，確實有準備不足。但馬上可以看到，行業快速反應，迭代推出解決方案，后面的應用過程和成果，需要全社會多多支持、理解和監督。

回過頭看，智慧城市常與“建設”搭配使用，說明目前多將其視為基礎設施的角色（信息化層面）。但像城市的每一棟建筑，需要基于特定的用途、功能和使用人群，開展針對性的設計和服務，智慧城市的下一程，需要面向各個具體應用場景開展定制性持續深化。相信經歷本次防疫戰后，我國的“智慧城市”會提升未來應對公共事件的能力。

最后引用加繆《鼠疫》中的一段話，致敬那些正在為本次抗疫戰而努力的同行：“同鼠疫做斗爭，唯一的方式就是誠摯。我不知道誠摯通常指什么。但是就我的情況而言，我知道誠摯就是做好本職工作”。

相關信息

近年來，我國持續高度重視智慧城市的建設。早在2013年（《關于促進智慧城市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出臺之前），住建部就啟動了首批90個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建設。目前已有數百個地級市開展數字城市建設。

2015年，國家標準委、中央網信辦和國家發展改革委印發《關于開展智慧城市標準體系和評價指標體系建設及應用實施的指導意見》，明確到2020年實現智慧城市評價指標體系的全面實施和應用；2017年國務院印發《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提出到2020年：人工智能總體技術和應用與世界先進水平同步，人工智能產業成為新的重要經濟增長點，人工智能技術應用成為改善民生的新途徑；2017年國家測繪局印發《智慧城市時空大數據與云平臺建設技術大綱》（2017版），明確了測繪地理信息部門的任務是開展智慧時空基礎設施建設及應用，為智慧城市建設提供時空基礎。

2019年11月第九屆(2019)中國智慧城市發展水平評估結果在京發布，深圳、杭州、上海、北京、廣州獲得智慧城市建設綜合領先獎，成都、西安、廈門、武漢、合肥獲得智慧城市建設創新示范獎。

（轉載自微信公眾號：Passcity，略有編輯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