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處非故里》（Home Is Not Here），

[澳]王賡武著，新加坡國立大學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216頁，24.00新加坡元

為何講述？

2018年，海外華人研究中國歷史最富成果、同年出生的兩位學者余英時和王賡武先生都出版了回憶錄。余先生因為在學界的巨大影響力，再加上回憶錄為中文著作，出版后洛陽紙貴，臺北的書店一度脫銷。王賡武在新加坡出版的英文回憶錄《此處非故里》（Home Is Not Here），則相對少人關注。王賡武的回憶錄主要關于自己從出生到十九歲之前的成長經歷。作者交代，寫作此書的初衷，意在通過講述自己的經歷，使子女們知道這個世界究竟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同時以此紀念已經往生的作者父母。后來，王賡武受到了一些積極從事歷史文化遺產保護人士的啟發，認識到自己研究歷史的方法其實是“偏頗”的：他對過去的理解受到歐洲史以及儒家觀念的影響，但對當事人對自己所經歷的歷史的所思所感卻注意不夠。因此，他決定將這一為子女而寫的回憶文字修改出版，留下一份當事人對于過去的個人化記錄，以此鼓勵更多人來分享自己的經歷。

王賡武先生是著名歷史學家，曾擔任馬來亞大學、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講座教授、香港大學校長、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學院教授、東亞研究所所長。他學識淵博，對五代史、東南亞與中國關系史、海洋史、世界史，以及海外華人史都有深入的研究。他如今盡管年事已高，仍然學術成果不斷。最近幾年，王賡武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就出版了兩本著作，一本是英文書Renewal: The Chinese State and the New Global History（后翻譯成中文在內地出版，書名為“更新中國：國家與新全球史”），另一本為《王賡武談世界史：歐亞大陸與三大文明》。因為傳記只涉及年少的時光，對于那些試圖了解他的研究和行政生涯，一窺其史學研究的門徑，或學術圈恩怨的讀者，難免失望。據該書的編輯透露，王賡武先生目前也并無續寫自傳的計劃，這部書很有可能就是他留給世界唯一的回憶錄。然而，如果將這部自傳放入民國史和東南亞史的背景中來解讀，卻是了解民國時期一個中國家庭在南洋的生活經歷，一些華人的國族認同如何發生改變的珍貴記錄。王賡武先生一直主張，“海外華人應該被置于他們各自的國家背景下進行研究，需要擺脫占主導地位的中國中心論”。因此，該回憶錄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他的這一視角與他個人經歷的關聯。

怡保與南京

王賡武十九歲前曾住過三個國家，荷屬印尼、英屬馬來亞和中華民國。他坦言，對他影響最深的是兩個地方，一個是馬來亞的怡保，另一個是南京。他于1930年出生于荷屬印尼的泗水，父親王宓文當時擔任泗水華僑中學校長。王宓文生于1903年，祖籍江蘇泰州。少時在家讀四書五經，“五四”運動后，入新學堂學數理與英文，后考入南京東南大學的高等師范學校。他愛好文學，又想提高英語，選擇了英國文學為專業。畢業后，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為南洋華校招聘中文教師，王宓文因中英皆通，被聘用。他先后在印尼、新加坡多所中學擔任教師或校長。1931年他擔任英屬馬來亞霹靂州華校視學官，二戰后升任馬來亞教育總長華校總視學官，退休后曾出任某中學校長，一生致力于新馬華校的教育。王宓文工于書法、音韻學與舊體詩，留下不少作品，收入2002年王賡武編輯出版的《王宓文紀念集》中。但王宓文畢竟不同于舊時的儒生，他國學有根基，同時也受過英文教育，并服務英屬馬來亞聯邦教育行政官署多年。據師友回憶，他英語流利，仿佛英校出身，連走路姿勢都很像英國人，但談吐、舉止、風度，甚至思想作風等，仍是儒者風度。

母親丁儼于1905年出身江蘇東臺一個仕宦家庭，民國后家道逐漸衰落。因為家庭保守，兒女都不許上新式學校。科舉廢止后，仍習儒學。除家務針繡外，她陪兄弟輩讀書寫字，能寫一手漂亮的小楷。依父母之命，她嫁給了從未謀面的窮家讀書人王宓文，并愿意跟丈夫下南洋，操持家務。

王賡武從小在馬來亞霹靂州的怡保市長大。怡保因為有錫礦，需要勞力，大量華工進入，華人也成為了該鎮人口最多的族群。怡保的華人主要來自福建和廣東。當時華人通常以地緣和方言區分親疏，因此從江蘇過去的王宓文夫婦盡管與他們相處和諧，但交往不多。他們交往最多的，還是來自江浙一帶的受過較好教育的那些人。當時的怡保是一個比較典型的英屬馬來當局統治下的多族群的城鎮。各族群社會地位不同，分工各異。英國人是殖民者，從事管理工作，華人和印度人做工或從商，馬來人則住在郊區山村里，從事農業。因此，王賡武從小就生活在一個多族群的社會，學會了與不同族群的人相處。

進入二十世紀后，英國人開始認為，所有的孩子都應該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馬來亞的英國殖民政府也支持該理念，但說得多，做得少，沒能提供足夠的教育資源。同時，因為不同族群在殖民地社會中擔任不同的經濟角色，教育要為此服務，因此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傾向于讓各個族群接受本族群語言的教育，以培訓學生擔當殖民社會中各自的經濟角色。再加上大部分華人認為自己在馬來亞只是僑居，早晚會回到祖國，應該學習母語。因此馬來亞華人的子女基本都進入華校，接受中文教育。這也就是為什么王宓文被聘請至南洋華校任教的原因。

與大部分華人選擇讓孩子上華校，接受中文教育不同，王宓文卻選擇讓孩子上英校，這對孩子的一生影響巨大。據王賡武解釋，父親愛好英國文學，盡管在大學里以此為專業，一直遺憾未能從小開始學習英語。他認為既然有機會，就應該讓兒子早點開始學習英語。至于中文及儒家經典，他自信自己可以在家教授，不必入華校。從此，王賡武在英校接受英語教育，回家跟父親學習中文。1942年，日本占領馬來亞，因為父親不愿意兒子接受日本殖民教育，終止了兒子的學校教育。幸運的是，當時父親受馬來亞教育部官員委托，管理由英國商人、官員寄存的大量英文書，而其中的文學書成為王賡武的英文讀物，極大地開闊了他的視野，提高了英語閱讀能力。戰時有華人鄰居發現王賡武懂英語，于是安排他偷聽收音機中的英語新聞，報告戰事最新進展情況，這又大大提高了他的英語聽力。1947年，父母終于有了回國的條件，舉家返回了南京。一年后，因父親身體不適，父母只好返回馬來亞。王賡武已考入了南京中央大學，入讀外文系。1948年11月，國共三大戰役之一的淮海戰役在徐州打響，離南京不遠，中央大學遂停辦。1948年12月，因擔心兒子的安全，王賡武父母不僅多次寫信催促，并買好了船票。他盡管并不情愿，仍返回怡保與父母團聚，之后進入新加坡馬來亞大學繼續學業。

家在中國

正如書名“此處非故里”所示，馬來亞的怡保雖然是王賡武全家生活之處，父母卻從未打算在此定居。像當時大部分下南洋的中國人一樣，出國只是為了經濟目的，隨時準備回國，這是一種典型的“華僑”心態。王賡武從記事起，父母就一直在為回國作計劃，家庭的一切安排都圍繞此一目的。為了減少回國的費用，父母甚至只要了一個孩子。因為無意久留，父母對當地的政治沒有興趣，也與當地人少有交往，甚至有些當地華人舉辦的活動也從不參加，偶爾去鎮上也只為購物或看電影。因為文化上的優越感，父母對當地不無偏見，如母親曾認為熱帶水果不健康，不許兒子食用。因為人在他鄉，未能與親人團聚，思鄉之苦使得父母常為兒子構建出一個他們唯恐會失去的美好中國。因為兒子出生在異國他鄉，父母怕他忘記自己是中國人，不斷給他講述中國的事情，母親還尤其積極。為將來回國計，母親在王賡武三歲就開始教他學習中文。即使父親選擇讓兒子進英校，也主要是為利用在國外學習英語的便利，將來回國后可能無此條件，并非要他落地生根。在家里，父母則輔導兒子學習古文，從《三字經》《千字文》開始，“孔融讓梨”和“司馬光砸缸”的故事亦是進行道德教育的素材。

因為家庭的影響，王賡武從小就確信，自己的家在中國，并很快會回去。然而，生在泗水，長在怡保這一多族群環境下的王賡武，與父母的經歷畢竟不同，對中國和馬來亞的認同亦有差異。父母對當地的事務缺少參與的興趣，但王賡武卻很喜歡怡保，覺得這里的生活很自在。英校的教育使用英屬殖民地的通用教材，學校將學生當成英屬馬來亞人，并試圖讓學生學會崇拜英國。同班的同學基本來自各個族群的精英家庭，因此在學校里，王賡武不僅學到英語，也學到如何與不同的族群共處。回到家里，父母的家庭教育，以及接觸到的父母的朋友，則只是關于中國。王賡武學會了在兩個世界之間靈活地轉換，盡管無論在言行還是思想上，這兩種認同從未能有所交叉。王賡武從小就發現，即使是當地的華人，他們也是多種多樣。有的如自己的父母一般，隨時準備回國，有的則更傾向于定居，喜歡這里的生活。傾向定居的人在當地建立了自己的廟宇，組織各種社團，拜神祭祀，參與當地的活動。華人講粵語、閩南話等各種方言，為當地帶來中國不同地方的文化。父母試圖教給王賡武的是以四書五經為代表的中國大傳統，而大部分華人帶到馬來亞的則是下層社會的小傳統，后者也讓他迷戀。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成為戰場，父母不再提回國，王賡武于是安心在當地生活。1941年底，日本侵略馬來亞，怡保遭轟炸，全家搬到附近的城鎮。與老朋友斷絕了聯系，認識了新的華人朋友，王賡武卻發現自己形成了一種可稱為“怡保華人”的認同。二戰結束后，父母終于回到了老家，父親在南京找到了工作，王賡武也進了中央大學。有意思的是，父母的愛國心卻遭遇嚴重挫折。在熱帶地區生活二十多年后，王宓文先生已過不慣南京冬天的寒冷，生了重病，只得返回怡保，他鄉也終于成為故鄉。同時，因為國民政府的無能和腐敗，他們對所認同的中華民國逐漸失望。淮海戰役打響后，因為父母的要求，王賡武也離開南京，回到了父母身邊。

二戰結束后，與有些東南亞國家驅逐了殖民者，實現了民族獨立不同，英國人重新統治馬來亞。英國人希望回到戰前的狀態，然而馬來亞已經變了。一個明顯的變化，就是族群矛盾變得空前緊張。戰前，英國人對馬來亞實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對族群加以區隔，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各有經濟角色，不僅不團結，甚至互有敵意，方便英國人的管治。日本占領期間，為了動員當地人反抗歐洲殖民者，日本人鼓吹“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馬來人的民族認同因此開始勃興。英國人被日本軍隊擊敗，向日本人投降，被強迫游街羞辱的場景，讓不可一世的白人殖民者的形象從此一落千丈。英國人再也無法像戰前那樣讓當地人仰視，于是反對殖民，建立馬來人自己的國家的訴求也變得順理成章。二戰前，當地馬來人的族群意識還沒有形成，殖民當局認為中國人、印度人只是僑居者，因此只壓制反殖民觀念的傳播，華人可以公開表達自己的中國認同。國民黨革命的成功，南洋華僑居功至偉，孫中山曾說“華僑是革命之母”。之后，國民政府也一直將南洋作為錢柜，成立專門的機構處理南洋事務，不斷強化華人的中國認同，以獲取海外資源。同時也阻止華人參與當地政治，生怕他們忘記祖國。華校是國民黨影響華人的主要基地，不僅教材來自中國，老師聘自中國，華人子弟接受與中國學生一樣的教育。因此，很多華人子弟盡管沒有在中國生活過一天，卻通常都有一種“在學校里教出來的中國認同”。同時，因為世界不少國家都通過了歧視華人的法案，華人亦需要尋求中華民國政府的保護。因此，中國國內發生的政治運動，常能得到南洋華人的積極回應，有時激烈程度甚至引起殖民當局的恐慌。王宓文擔任的華校視學官，就是幫助英國人監督華校的政治傾向。

抗戰時期，南洋華人的國族認同達到了最高點，捐錢捐物，以抵抗日本侵略。1938年9月，夏之秋率領的武漢合唱團前往馬來亞演出，為抗戰募捐，獲得巨大反響。王賡武至今還記得該合唱團來怡保演出時，他們所唱的抗日歌曲，如《歌八百壯士》《中國不會亡》《義勇軍進行曲》《松花江上》等如何打動當地大部分華人的心，有人還因此回國參戰。馬來人的土著民族意識在戰后開始勃興，英國殖民者已經無力再壓制馬來人的反殖民統治、建立馬來人的國家的愿望。而華人因為在經濟上遠比馬來人成功，從當地賺取的大量資金通常寄回中國，這些都引起了馬來人的不滿，族群矛盾激化，華人開始面臨著一個要么回國，要么調整國族認同的問題。

從南京回到怡保的王賡武，逐漸遠離了中國，開始面對一個英國人在幫助籌建的馬來人領導的馬來亞。父母回到馬來亞后，也已經決定在當地定居。王賡武要想繼續學業，進入當地的馬來亞大學是唯一的選擇。為了提高被錄取的概率，父親決定讓兒子放棄中國國籍，成為馬來亞聯邦的公民。王賡武也必須重新調整自己的國族認同，參與到一個多族群的馬來亞新國家的建設之中。

如何研究海外華人

海外華人的研究常常需要對詞匯加以辨析。那些定居在海外，獲得了居住國國籍的人，應該如何稱呼？“華僑”（sojourner）、“散居者”（diaspora）、“海外華人”（overseas Chinese）還是“華裔”（Chinese overseas）？這些名詞的爭議背后，其實是對于海外華人國族認同的不同假設，以及不同的研究方法的選擇。那些華人，究竟算不算中國人？華人研究屬于中國史還是外國史研究的對象？尤其“華僑”這一產生于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自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被廣泛用來稱呼所有海外華人的稱謂，爭議尤多。從中國的角度看，這一稱呼富有強烈的感情色彩，曾是用來促進國內和海外所有中國人之間團結的唯一稱呼。按照這個稱呼，海外華人似乎只是僑居海外，只有中國認同，一旦有條件，終究會落葉歸根，就像王賡武的父母那樣。但在一些華人人口較多的國家，這一稱謂卻成為擔心華人即使定居下來，也永遠不會效忠居住國的證據。王賡武的個人經歷，以及他在馬來亞的所見所聞，證明海外的華人，其實各不相同，認同各異，以“海外華人”或“華裔”來稱呼，比“華僑”更符合實際，也更有利于他們在居住國安居。海外華人研究不只是中國史的一部分，更是居住國的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單一國家的視角或單一文化的視角，都不足以闡釋華人歷史的復雜性。王賡武的自傳也揭示，“南洋”并非一個整體，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歷史不同，華人的經歷也各異，應該將華人放回各國不同的歷史背景中加以研究。盡管華人在不同國家的遭遇不同，但在王賡武看來，所有海外華人都需要和居住國的其他國民一起，重寫該國的歷史，建構一種新的、更具包容性的歷史論述。在新的論述中，華人的歷史應融入該國的歷史中，因為華人與其他族群一樣，都是居住國歷史的締造者。只有建立在這種史觀上的國史，才有助于減少華人與其他族群的摩擦，更好地為居住國所接納。

王賡武人生最初的十九年中，其中十七年住在馬來亞，主要是怡保，十八個月在南京。他說自己首要的研究興趣不是海外華人史，“中國對外部世界，尤其是那些離開了中國，在外國定居的華人究竟意味著什么，才是吸引我研究華人的原因。”他承認這一問題意識，首先來自他對怡寶和南京的記憶。“我明確地知道，在心里我將永遠是中國人，熱愛那個我的父母和在南京的老師與同學教我去愛的那個中國。”他認為他的國家認同與中國文化認同之間，不僅沒有沖突，倒成為他之后研究的出發點。因為在海外出生、長大，王賡武的心態也與余英時先生不同。他沒有那種中國文化遺民的情結，愿意接受中國的改變，并多次造訪中國。他出版了大量的研究著作，英文是其主要的工作語言。他不是以文字為故國招魂，而是從邊緣看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