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陳拙。

最近這段時間疫情肆虐，我也會和很多人一樣，不愿意再打開手機，因為想少看到一點謠言，也少一點帶有個人情緒的謾罵。

一些研究心理學的朋友和我講，“在這種時候，你只有把自己的關心，留給真正值得被關注的信息源，才能保護自己的同理心。”

聽完他的話，我第一時間問了自己一個問題：我能做點什么？

有什么是我能做到，而別人不愿意去做或者不擅長的？

為了得到答案，我做了個決定，用微信發出一條特殊消息：

它的收信人，一共有700人。這700人，有的來自武漢對抗新冠狀病毒的前線，有的在偏遠小鎮，有的來自傳染科、急診科，也有婦產科和眼科。

他們是一群正在和疫情戰斗的醫生和護士。

我有700個真實的人物，我們有700、1400、2100個甚至更多真實的細節。讀著讀著，我總覺得100年后也會有咱們的后代記得這些。

這樣真實的信息，可以給焦慮一條出路。

多半時候，微信那頭的他們是沉默無聲的。偶爾收到一兩條回復的消息，時間有凌晨2點，結束了一天的防護工作，剛走出隔離病房的時候；有一大早，穿好防護服，走進病區之前。

他說不要怕，病毒和你們之間，有我們。

其中一位醫生給我的回復里，有這樣一句話：瘟疫瘟疫你快走，春天春天你快來。

我決定用前半句作為系列名，記錄下這些特殊的故事。

最初，新型冠狀病毒只是微博上的一個新鮮詞兒。

通報僅僅是武漢，今天多少例，明天多少例。我們這絕大部分人并不在意，做醫生的我也一樣。

這個季節是流感高發期，醫院會發些N95口罩，告訴我們要多洗手，除此之外沒有其它特別的處理。微信工作群里也沒有相關信息。

而且畢竟前段時間剛剛鬧過鼠疫，很快就過去了。

記得那是一次夜班，兩個護士帶著病人來做檢查，閑聊中她們提到鼠疫重現。鼠疫是甲型傳染病，一旦傳播開來，后果會十分嚴重。新聞上也報道了。

為此我神經緊張了兩天，但后來發現患病人數并不多，不久便平安無事。

我想可能很快，熱搜上就會出現冠狀病毒被治愈的消息。還是平安無事。

直到1月18日。

那天半夜，正值夜班交班。

當同事要將值班手機遞給我時，手機就響了。

他聽了一陣，一臉復雜地看著我，頓了頓說，“姐，你身體的抵抗能力怎么樣？”

“咋的了？”我很奇怪。

“發熱門診有一個要拍床旁胸片，是武漢來的，疑似新型冠狀病毒。”

嗡。我腦子一暈。

沒想到這么快，武漢那邊的情況，微博上看到的東西，就來到我身邊了。總有一種不真實感。

半擔憂，半緊張，我腦子飛速運轉，想著去之前能做些什么。

我是一名放射技師，主要工作就是用醫學設備給患者拍片，提供給臨床大夫判斷病情。

這一瞬，我對這個病毒的唯一了解就是它會傳染人，那我就必須要保護好自己，但我能接觸到的防護用品很有限。

例如我平時去ICU做檢查，ICU會直接備好我需要的防護用品，但這次？

戴著口罩，我在科室轉來轉去。想一想，打開抽屜，掏出一雙醫用手套。一轉頭，看到了衣鉤上掛著的前幾天洗干凈的備用白大褂，趕緊套上。

臨走前，我又打開柜子，掏出一只口罩，給自己加了一層。

一切準備就緒，我推著2米高的床旁X光機向發熱門診走去。 每每這個時候，我都覺得X光機就像我的戰友一樣，我們一起去偵查。

穿過急診大廳。人很多。吵鬧雜亂。

我到達門口時，一旁值崗的保安大哥看到我和機器，連忙走上前推開了沉重的玻璃門。

我道了聲謝，從大門走出。

室外。一月的夜風十分寒冷，我后悔沒有多套一件外出服，又想著如果多穿了一件，那做完檢查就沒有可以替換的了。

我笑了。笑自己都什么時候了，還擔心衣服。

發熱門診在13層樓高的主樓之后。是獨立的一個小房子，一層樓，方方正正，二十幾秒就可以圍著它走一圈，我無數次的路過卻從未進去過。

床旁拍片一般是給危重癥的下不了床的患者做，平時患者直接到科里做檢查就行，病重了，走不了了，下不了床了才會讓我們推著機器過去。發熱門診只是發熱，自己可以走動，即使再重點，也可以推著輪椅和床過來。傳染、重癥，這些詞應該和現在這個病人有關。

樓外的路是水泥地，機器走在上面不斷顛簸，發出轟隆隆的聲響。

快到的時候，我竟突然想到一句話——文死諫，武死戰。

我不得不承認，我從未經歷過，而到這里，我也沒有了任何退路。

我推著車終于到達了發熱門診。

“先不要進來！把隔離衣穿上！”一個人突然朝我喊道。

是門診護士。她穿著隔離衣正站在靠近大門旁的窗邊。

她打開的窗戶，遞給我帽子、鞋套和一次性的隔離衣。

隔離衣是藍色的，和防曬衣差不多薄。

我把胳膊伸到袖子里，將綁繩胡亂地在身后打了個死結，雖不好看，卻系上了。

我單腳站立，跌跌撞撞的把鞋套穿上。

“頭發！頭發！頭發有漏出來的！”護士說著指了指我的前鬢。

我戴著醫用手套使勁把頭發往帽子塞了塞，手套很滑，試了幾次才成功。

看我穿戴好，護士幫我推開了玻璃門。

我一咬牙，走了進去。

走廊有十多米，很短。除卻面前穿著藍色隔離服的三個醫護人員外，空蕩蕩的。燈足夠的明亮，照在刷著黃色油漆的墻壁上，竟莫名有些溫馨。

護士帶我向前走，鋪著瓷磚的地板十分光滑，機器經過的聲音頓時小了很多。

我推著車路過了第一間房間。隔離房大門緊閉。

大夫和另一名護士正站在第二間隔離房門口，依然大門緊閉。

帶路護士先我一步推開了房門。我卻停在了門口打量里面。

那是一個6平米左右的房間，白色的燈光，里面擺著兩排藍色金屬座椅。

患者一個人定定地坐在藍色座椅上，看上去三十多歲，中等個頭，黑框眼鏡下緊挨著一幅N95口罩。腳邊的旅行箱有些扎眼。

他不言不語，十分從容。看我走進也只是抬頭望了一眼，然后又把頭低了下去。

看到他這樣正常的樣子，我反而猶豫了。

從我為數不多的經驗出發，我勾勒了一幅躺在床上，貼滿電極，吸著氧氣，艱難喘氣的畫面。

“是他嗎？”我問跟在后面的護士。

護士點點頭。

一旁同樣穿著隔離衣的大夫問我可以拍攝胸部側位嗎，我搖搖頭，表示床旁無法做到，且這個房間太小，兩排座椅，沒有床，機器施展不開。

我們拍攝需要一定條件。被檢者最佳姿勢是躺在床上，機器球管與人之間要有一米左右距離。拍攝時把球管抽出，將板狀的探測器墊在最下面，與球管形成垂直的關系。所以他坐在那邊時無法拍攝。

護士們商量了一下，一人提到有一個空置且有床的新房間。

我們決定換個地方。

我向后撤了兩步，護士走到新房間，推開門，用手指示著他從原有地方出來。

患者默默地起身，像腳下有一條做了標記的路一樣，走到新房間，又按照護士的指令躺在了床上。

就在我把探測器從床旁機上拿下來的時候，他先開口了。

“我到武漢出差，坐高鐵回來，回來后就渾身酸痛。”

我愣了一下，才意識到他是在向我交代他的病史。

“沒關系，檢查一下就知道什么情況了”，我也只能說這些了。

他聽完后閉上了眼。

我讓他稍微抬起上半身，把探測器放在他的后背下面。第一次位置略有偏差，我又讓他抬起，在調整左右時，我小心翼翼，刻意不接觸他的身體衣物，不直接沖著他的口鼻。

他也沒有說話，只是依照我的指示微微調整著自己的身體。

調整好位置，他又躺下了，我拿著拍攝手柄，和大夫躲在門口的護士推來的防輻射的鉛板后面，按下曝光鍵。

滴滴兩聲，拍攝完成。我走入房間，大夫走到我的旁邊，兩個護士仍然遠遠站在走廊上。

我跟大夫一起觀察了圖像。從圖像來看，并無明顯異常，是正常的健康的胸片圖像。

“還可以還可以。”大夫嘴里不住念叨。 

難道是虛驚一場？

我稍稍放心，卻也未完全放松下來，畢竟床旁胸片漏診率相對是高的。

我推著車朝還站在走廊的護士揮揮手，和她開玩笑，“但愿今晚不要再見你第二次。”

當我走到門口時，帶路的護士打開了門，沖我笑了笑，“你在門口把隔離衣脫下來。“

我點點頭，推著床旁機走出門外，她關上了身后的玻璃門。

護士回到窗邊，從窗口遞給我一個黃色醫用垃圾口袋，讓我把脫下的衣服放在里面。

隔離衣的衣結在后背上，先前系的死結，我現在體會到了惡果。

我把垃圾袋放到了地上，把右手別到背后，摸到了死結，但不知怎么得只想著用右手解，結果怎么也解不開。

路過的保安大哥心地很好，看我這么費勁，向我走來，想幫我解一下。

不過。

“你不要碰她！讓她自己脫！” 正當他剛伸出手，就被密切注意一切的護士發現了。 

大哥嚇了一跳，看看我，我抱歉的笑笑。“我自己來吧，你就別碰我了”。

我狠狠心，一把將隔離衣撕下來，扔進了口袋。

接著，我把鞋套，帽子扯了下來，然后扔進口袋，將口袋從窗戶遞了過去。

臨走之前，護士從窗邊的柜子里拿出了一個口罩，遞給我，讓我換下來，并囑咐我，回去時穿過人群要小心。

我從急診大廳穿過，急診依舊是忙忙碌碌，無數的哭喊聲，叫號聲，爭吵聲，依舊是我熟悉的急診的模樣。我貼著墻走，刻意離大家遠一點。

推著兩米高的床旁機，平時我走在路上引人注目，大家對這臺機器指指點點，不斷有人問這是什么，也不斷有人問你個小女孩怎么能推動這么沉重的機器。對此，我總是驕傲一笑，稱自己天賦異稟，力大無窮，絕口不提其實它是電動的。

但今天我想趕緊回去。

希望他真的沒有感染，希望只是我多慮，但立即我又擔心如果他真感染了，我的防護堪憂。

一路上，捋了一下消毒的思路。我所穿所用都需要更換消毒，誰知道在哪個角落會沾染上病毒。

回到科室后我叫來了保潔阿姨，她帶著消毒噴霧，仔仔細細的將機器噴上消毒劑，用干凈的抹布擦拭，徹底消毒。

我自己更換了備用的白大褂，就連眼鏡，值班手機都用酒精擦了一遍。

這時值班手機又響了。

是醫院的總值班。第一句就問XX是你做的胸片檢查嗎？

我回答是，老師詢問我拍攝之前知否知道這個患者是疑似病例，都做了什么樣的防護措施，回來后是否消毒，我一一作答。

“那個患者要來做一個CT，你加倍注意，檢查完成后要整體消毒”，老師在電話不斷叮囑。

還是我。我心中嘆了口氣，只能一口應下。在掛電話之前我提醒老師，這邊只有最基本的口罩手套，需要額外的防護用具。

十分鐘后老師給我送來了隔離衣，帽子，腳套。

剛穿好，外面門鈴聲就響起了。

我按下打開CT室電動門的按鈕，看到了穿隔離衣的大夫和患者正站在門口。

我向患者招了招手，叫他進來。

他聽到后走進來，靜靜地站著。大夫則在門外等候。

患者的上衣是一件帶拉鎖的羽絨服，照例，我讓他脫下，掛在掛衣鉤上。

說完這句話我突然反應過來，急忙阻止，“不要放在那里，放在床上的藍色單子上吧”。

患者愣了一下，很順從地將外套脫下，放到我說的地方。

他很乖，按我的口令，在床上躺好，雙手上舉。

我將檢查床上升，定好位置，走到了操作間。

不知道他是否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也不知道如果真的是，傳播途徑是什么，我憑著自己的直覺，盡量讓他少接觸檢查室里的東西。

掃描后，我看了一眼圖像，心里一噔——

肺部有很多處片狀的高密度影，樣子發白，卻又與之前看到過的感染征象不同。

我在操作間通過對講機跟他說，可以起來了。

他下了床，穿好衣服，走到門邊，準備伸手按下開門鍵。

“別碰，我來開！”我連忙打開操作間與檢查室之間的門，沖他叫道。

他默默地將手收了回去。

打開門后，大夫在門口等候，可能是覺得檢查室里充滿了病毒，隔著檢查室，大夫向我喊了一句：“怎么樣？我就不進去看了。”

我回喊一句：“有點事，圖像已經上傳，具體的你自己回去看”。

因為讀片畢竟不是我的專業，我只能通過經驗感覺這次圖像有所不同。

大夫答應了一聲，走在前方，帶著他去做其他檢查。

我打電話給診斷同事，今天值班的同事是剛剛入職的小哥哥，他在系統上看了片子后也表示之前未看到過這樣的圖像，只能確定感染，還無法確定是否是新型冠狀病毒。

本來我的工作是到此為止的，但是我又有些好奇。

我打開丁香園，嘗試著尋找之前是否有類似病例的CT圖像，萬幸找到一例。對比了一下，除了感染面積不同，均像是磨玻璃的樣子。是病毒性肺炎CT常有的特點。

我心想，完了完了。

還是照例，找來保潔，徹底消毒，我看著保潔阿姨在檢查室不斷的噴灑消毒液，用抹布不斷的擦拭，我坐在靠椅上，思緒放空，直到聽到有人在外面按門鈴。

我出去看，發現這時候外面居然來了一個腿部受傷的患者，家屬正嚷嚷著要做檢查。

我讓她稍等一下，消毒結束再進來。家屬不耐煩的嚷嚷，惡狠狠的問我，為什么要現在消毒，他們明明是急診，為什么不能立刻做。

我不知道該怎么解釋，我知道我不能告訴他消毒的原因是上一個患者很有可能就是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者，他進去很有可能會感染。

現在沒有確診，如果我說了，一定會引發恐慌。

我只能不斷的重復：要等一下。

家屬惡狠狠的盯著我，雖未說話，但仿佛從眼神中透露出如果我不立刻答應，他就要打死我。

我沒有理會他的反應，回到了操作間。

門鈴再次響起，我走了出去，還是他。

家屬還是問我到底什么時候可以進去。我只能告訴他消毒后就可以，具體時間我無法確定。說罷，我又走了回去。

幾分鐘后，門鈴接二連三的響起，四五個患者來做檢查，大多是發熱或者頭痛，我統統讓他們在外面等候。

這個時候，除了等，別無他法。

保潔阿姨在CT室不斷的噴撒消毒液，又將CT機反復擦拭，過了一會兒，消毒結束，可以進人了，先前的兇狠的家屬嘴里罵罵咧咧，推著患者進來。

我心里好笑，工作一年多，類似的場景太多了，人其實只愿意相信自己相信的東西。

還好這個檢查室有后門，如果他要沖上來打我，我還可以逃一下。

還好，他只是罵，沒有動手。

給這個患者檢查完之后，壓力小了很多，步調也稍稍放慢了一些。

門外等候的其他患者安靜的玩著手機，我叫到之后，才收起手機進來。

處理完這一波患者，我接到了醫院感控辦的電話。

感控辦詳細地詢問了我的情況，是否做防護，都做了哪些，我一一回答。

想必這個患者的情況已經上報。

放下電話，心中有一種不好的預感。

這個夜班，不斷的有頭暈腹痛，醉酒外傷的患者來做檢查，忙忙碌碌，一夜無眠。

下夜班回家后已經早上九點多了，我仔仔細細地洗了個澡，給家里打了個電話。家人很是擔心，囑咐我注意安全，我安慰過家人后，倒頭就睡。

在第三天開早會的時候，我得知這個患者已被確診。

隨即，發熱門診最早接觸患者的護士被隔離了。科室備齊了所有防護用品，制定了一系列的防控流程，整個醫院進入了高度戒備的狀態。

再往后，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打開手機，感染人數不斷攀升，全國省市無一幸免，全國的物資緊缺，朋友圈中同行們紛紛轉發如何自制防護用品，就連口罩也限制使用，給家人買的口罩酒精手套都無法發貨。

我也經常接到感控辦的電話，問我是否有發熱，我自知，被列入密切關注人員名單了。

前兩天，我的同學告訴我們她即將要上前線，被派去武漢援助。在這場戰役下，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我們能做的，只能是贏。

在非典那時，我才上小學，對非典的全部印象也只是不用上學，父母每天可以在家陪我的欣喜。上大學時，我讀到了柴靜的《看見》，才知道17年前，我們曾有過如此慘痛的經歷。

17年后，我站在這里，時間進程仿佛在重復。

作為醫生，我不得不迎接第一次面對新病毒的事實。就像作為曾經的孩子，我不得不長大。

我有不安，有恐懼，但我也知道恐懼來源于無知，而比恐懼更可怕的是輕慢。

進醫院工作才一年半，其實我還挺喜歡玩的。我162高，平時推著2米多高的X光機行走在醫院重癥病房之間，那感覺就像 “結伴同行”的伙伴，就像玩一樣。“我們”是對搭檔。

每一次，作為放射科技師，都是機器與我第一次看到患者體內的模樣。然后盡快地送給醫生，盡快地治療患者。

即便這一次的路特別長，特別不好走。

如果哪天你偶然看到一個瘦瘦的姑娘與一臺高高的機器一起行走，那就是“我們”。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掃地僧 林老鬼

插圖：超人爸爸 小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