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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教授余新忠 | “國人不講衛生”的形象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出現的？

2020-02-06 15:59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余新忠活字文化

作為一種帶有強制性的公共衛生舉措，檢疫制度在中國是晚清時從西方（包括日本）逐漸引入并推行的，主要內容大體包括清潔、消毒、檢疫和隔離。

檢疫措施和制度的出現，往往以瘟疫的流行為契機。1873年中國海港檢疫的開端，針對的就是東南亞的霍亂流行，而1894年的粵港鼠疫、1899年營口的鼠疫、1902年華北等地的霍亂，都對晚清檢疫的推行起了直接的促動作用。特別是清末東北鼠疫的大流行，為促成中國檢疫的全面展開提供了契機。

不過，檢疫舉措與中國社會傳統觀念及習俗多有抵牾，之所以最終能為近代中國社會的多數精英接受，跟晚清特別是甲午戰爭以降，中國社會對“衛生”的日漸重視有關。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暨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教授余新忠先生長期致力于醫療社會文化史研究，出版有《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清代衛生防疫機制及其近代演變》等專著，譯有《瘟疫與人》（威廉·麥克尼爾著）等經典作品。

他對近代中國衛生防疫機制的研究認為，中國傳統社會對疾病的應對，關注的重點在“避”和“治”，而非“防”，缺乏積極主動的、由公權力介入的制度和行為。而近代檢疫制度被引入和推行，瘟疫爆發是一個契機，但更重要的原因要從國家和社會的內在因素上去找。

今天，活字文化特別推送余新忠教授所著文章《晚清的衛生行政與近代身體的形成》，在文中，余新忠教授介紹了他對清代江南瘟疫、近代衛生防疫機制的研究，探討了“衛生”作為一種文化觀念的變遷、作為一種現代性的復雜面向，以及作為一種權力的省思。

本文節選自余新忠所著《晚清的衛生行政與近代身體的形成》

余新忠，1969年6月生，浙江臨安人。現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暨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歷史學院副院長、中國社會史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2016年4月，當選2015年度“長江學者獎勵計劃”青年學者。

近代身體的生成，主要是指我們今天習以為常且與傳統不同的有關身體的知識、身體行為與感覺是如何出現以及被普遍接受的過程。這顯然是個牽涉面甚廣且相對長期的過程，目前黃金鱗、傅大為等人的研究已經從政治、軍事、法律、社會生活以及醫療技術的角度對現代權力對身體的規訓作出了重要的探究，而對近代西方身體知識的傳入與影響，學界亦已有了一定的探討，這里則意欲從衛生行政的角度對民眾身體的國家化和紀律化是如何被引入和接受的過程做一考察，即著重考察衛生行政這一現代權力對身體的規訓是如何被接受的。

當然，晚清對于近代身體的生成這樣一個較長期的過程來說，顯然只是其中的肇始時期，不過依筆者的考量，從理念上講，這卻是一個從無到有、變化最為明顯的時期，而且這一開端也基本奠定了后來的演變態勢。

在傳統時期，中國民眾的身體雖然也受到養生、避疫等觀念和舉措的影響，但總體上基本屬于自愿接受性的軟性影響，普通民眾在日常生活中，身體行為基本不會受到外在的強制性干預和監控。自身的身體自由突然遭遇外在的強制約束和監控，無論在何時何地，引起民眾的不滿乃至抗爭，都將是必然的現象。

更何況在近代中國，這些今天看來頗為現代化的衛生制度，在引入和創建過程中，實際上還隱含的復雜的利益糾葛和權力關系，這些制度并非全然是以追求健康為唯一指歸的，同時也是社會中存在的民族、財產和文化上等各方面的優勢者，基于自身的利益，以科學和文明的名義，將相關的舉措強行推行于社會全體的利益和權力秩序。

本書從瘟疫這一以往中國史學界甚少注意的社會現象入手，通過對清代江南疫情及其與社會互動關系比較全面細致的呈現，探討了中國近世社會的發展脈絡、清代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和清代江南社會的特質等問題，是國內第一部疾病醫療社會史研究專著。本書援入新視野，探討新問題，把握中國歷史運行的實情，致力于新理論和新方法的實踐與發展，既拓展了中國史研究的領域，延伸了疾病史研究的資料范圍，又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對中國近世社會變遷、國家與社會關系等問題作出了新的詮釋。

這就預示著，在具體的操作，民眾可能只是感受身體行為的被約束，卻未必能得到健康上的嘉惠，甚至還可能遭遇更不衛生的待遇。比如，在東北，俄人為了禁止民眾的隨地大便，往往 “必勒令以手捧出，以除盡為度。” 在八國聯軍占領天津期間，一位15歲的少年在空地里排泄，被外國士兵發現，結果士兵便用刺刀脅迫少年用手將糞便清除，當士兵看到少年的雙手都弄得污穢不堪后，便大笑著走了。于此，衛生背后的種族優越感彰顯無遺。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想中國社會完全順從予以接受，是難以想象的。

實際上，在晚清，無論是清潔消毒還是檢疫隔離，均受到國人不同程度的不滿乃至抗爭。那么，這樣的干預和監控，究竟又是怎么被接受、成為法律規章并予以推行的呢?

首先對于清潔事務，由官僚、紳士乃至學界、商界等精英人士所構成的士紳精英士紳精英很早就對此表示出興趣和認同。在近代以前，對于環境的污穢而引發的健康問題，時人已有所關切和批評，只不過并未從制度改革的方向來加以思考。

自鴉片戰爭后實行五口通商以降，隨著西方影響的日漸加深，外國租界的殖民當局對近代清潔舉措的引進及其效果的彰顯，很快就引發了當時以上海為中心的通商口岸的精英人士對清潔衛生問題的關注和議論。這些議論在厭惡華界的污穢，艷羨租界的潔凈的同時，也主張應該學習西方的做法，用強制的辦法來約束民眾的一些不衛生的行為，比如當時《申報》上一則時論稱:

推此清理街道之一條，更復廣而充之，嚴派保甲隨時巡行，如租界之法以治之，遇有堆積小便等等，即予薄懲。如此，一則保護民生免遭穢氣，且街衢清潔，一望可觀，豈不美哉!

這就是說，為了衛生和美觀，運用公權力來強制約束民眾一些身體行為，是合理的。顯然，當時那些 “開化” 的士紳精英，對于出于衛生目的的身體強制干預，是認同和贊賞的。這樣的認識后來得到進一步延展，隨著作為衛生行政的清潔、消毒事務的不斷推進，精英們對清潔事務重要性的論述亦日漸升級，到清末，不僅被視為關乎民族和國家興亡的大事，而且還被賦予了文明、進步的隱喻。對于官府的清潔舉措，民眾或時有抗爭，但精英們的態度則一以貫之，面對 “健康” 或身體自由這一問題，幾乎毫無猶豫就選擇了前者。那么究竟又是什么讓晚清的中國精英們甘愿接受身體的拘束而對作為衛生行政的清潔舉措贊賞有加呢?

衛生是日常生活的基本內容，對“近世衛生”這一目前正趨興起而仍尚薄弱課題的探究，對于呈現中國近世的日常生活經驗、近代社會變遷以及省思中國“現代性”來說是不可或缺的。晚清新“衛生”的登場，不僅逐漸引發了中國人對自己國家公共和個人生活的環境狀況的不滿，而且還慢慢使得國人對自己種族的健康失卻了信心，并進而開始藉由“衛生”來論述種族和國家的危機。本書首先從“衛生”概念的演變入手，以從概念到觀念再到相關實踐的思路逐次對清代與防疫和城市環境衛生相關的諸多問題及其歷史變遷脈絡展開探討，藉此展現中國近世社會的變動與特質，以及中國人有關身體的認識，并進一步探究傳統在中國社會近代轉型中的影響與作用以及展開對現代化過程和“現代性”的省思。

首先，與傳統因素有關。雖然傳統上，清潔事務并未被視為衛生防疫的重要舉措，但在明清時期，污穢可能致疫、清潔有助于防疫的觀念已經形成，這些觀念在晚清正好與來自西方的防疫認識能夠很好地銜接。

另一方面，在前近代，特別19世紀以后，一些大都市的污穢問題，已經引起了不少人的關注和批評。在這樣的背景下，當精英們面對華界和租界在城市景象上的鮮明對照時，對此表示出強烈的興趣和贊賞有加的態度，也就不足為奇了。

其次，也因為清潔代表了西方的強盛以及近代的科學與文明。鴉片戰爭以降，西方列強挾持船堅炮利及其文明制度讓中國一次又一次遭受失敗和屈辱，在失敗面前，中國人不得不無奈地漸漸接受了西方強盛且文明的認識，而在兩相比較中，清潔乃是兩種文明之間最直觀的差異之一，一方面，出游西洋的中國士紳精英紛紛對西方列強的整潔印象頗深，而另一方面，西人又往往因中國的穢惡骯臟而流露嫌惡之情，加之租界的衛生實踐讓國人耳目一新，于是到十九世紀末，西方列強的強盛與修潔已漸成士紳精英的普遍認識，他們往往以此來表達對時下中國國之氣象不振的不滿。比如當時一個工部官員曾就此議論道:

《周禮》有條狼氏滌除道上狼扈，而使之潔清，是周盛時之事。《左傳》紀晉文公之霸曰: 司空以時平易道路，陳靈之衰，則曰: 道路若塞，街衢之微。關系國事如是，更證之近事。薛福成日記稱，比國都城，街道閎整精潔; 德國柏林城中，街衢寬闊，道路整潔，望而知為振興氣象; 法國巴黎，街道之寬闊，圜闠之閎整，實甲于地球。......外人謹嚴街政，與古事吻合。

顯然在這些論述中，清潔不僅是強盛發達的西方列強的重要表征，而且也是中國擺脫貧弱氣象的必由之路。不僅如此，清潔也象征著衛生、科學和文明。追求清潔，乃是為了防病健身。比如1890年代一則時論就此指出:

道路最宜潔凈，西人于此尤為講究，其街道上稍有積穢，無不立予掃除，僅以美觀瞻，實以防疾疫也。蘊積穢氣，最易釀疫，垃圾之中，無非穢惡，倘積聚不散，熏蒸之氣中于人身，則必成疾。雖曰自甘偷惰，尹戚自貽。而此等疫疾，最易傳染，且將滋蔓鄉鄰，波累不止，此其害胡可勝言。故工部局專用人夫驅馬車以供泛除之役，其用意為深且至矣。

不僅如此，時人還往往用西方最新的細菌學說來加以解釋，比如《北洋官報》上一則評論指出:

污濁者，引疾之媒也。凡不潔之空氣，腐敗之食物，皆有微生物，侵入肺腑，即成疾病。居室卑隘，則空氣不敷，人所排泄之碳酸，留滯室中，觸之傷肺，人之肌膚，有無數血管之細孔，常排泄血液中之敗物于體外，其排出之量，每日凡三四磅，故皮膚不潔，塵垢堆積，則管孔閉塞，不能排血中污物。衣服污穢，其弊亦同。

既然清潔有利于衛生，符合現代科學道理，且關乎國家的強盛，那若不注意清潔，不講衛生，“際此文明世界，亦為生人之大恥也”。

本書的編選，旨在跳出單純醫學史的范疇，凸顯當前醫療史研究的兩個重要面相——社會史和文化史。強調將社會史的分析和文化史的詮釋結合起來，不僅還原和描繪醫療史實演變的具體過程，更要挖掘這些現象背后的社會關系、權力關系，及其特定的文化含義。

再次，還緣于士紳精英對西方列強與租界整潔的良好的身體體驗以及因不潔為外人欺辱的焦慮。同治以降，清朝開始不斷有官員和士人赴海外考察、游歷，他們中有相當一部分人都對西方和東洋的整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留下了較多的相關記載。從這些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各國的清潔整齊讓他們獲得了美好的觀感和身體體驗。比如，光緒初年出使歐美的李圭，對歐美各國都市的修潔多留有良好的印象，特別是對巴黎，更讓人甚感艷羨。他說:

居人約二百萬。街衢闊大潔凈，兩旁多植樹木，綠陰蔽道。列肆若蜂房，整齊華麗。屋皆六七層，每層戶洞護以鏤花鐵闌，涂金采，異常美觀，英美皆不及也。無晝無夜，車馬往來不絕。居人喜游宴，衣尚鮮華。他國之人來此，亦游玩居多，無不艷羨之，甚有樂而忘返者。

而20世紀初訪問巴黎的康有為，亦對巴黎的街道仍留有非常美好的印象，并進一步將此與衛生聯系起來，并聯想到中國的情況，稱：“今美、墨各新辟道，皆仿巴黎。道路之政，既壯國體，且關衛生。吾國路政不修，久為人輕笑。”

西方各國縱然 “美好”，但畢竟遠在天邊，能夠出洋訪問者，終是少數，而租界，就在國門之內，顯然更容易讓精英們有機會切身體會整潔的感受。晚清著名的官紳鄭觀應曾在《盛世危言》中記錄下了他的感受:

余見上海租界街道寬闊平整而潔凈，一入中國地界則污穢不堪，非牛溲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隨處可以便溺，瘡毒惡疾之人無處不有，雖呻吟仆地皆置不理，惟掩鼻而過之而已。可見有司之失政，富室之無良，何怪乎外人欺辱也。

不僅如此，當時的輿論還出現外人以環境不潔為由，侵蝕中國主權的言論，為此，報端的一則時論呼吁道: “竊謂中國內地街道，若欲如上海租界之廣大整齊，誠非旦夕所可望，若僅疏通其溝道，糞除其地面，要不為甚難，且本屬地方官應為之事，無可推諉者。奈何視為具文，既使無數之人民死于非命,而又為外人所借口也。”

從以上這些議論中，不難看出，對晚清的士紳精英來說，對整潔的體會，不僅僅是身體上的愉悅，還有衛生和強盛; 而污穢帶來的，既有身體上的難受，也有感染疾疫和遭外人欺辱的焦慮。

又次，洋人對中國污穢、骯臟的普遍性的描述亦讓精英們感到恥辱，并由此產生激勵之情。如果要說，西人和日本人對晚清中國最普遍且深刻的印象乃是中國的骯臟與不講衛生，大概不算夸張。比如19世紀末，一位美國旅行者約翰·斯塔德 ( John L. Stoddard) 在游歷過中國后，這樣向人介紹他印象中的中國:

有一個作者曾說道，在上海中國人居住的城區轉一圈之后，他簡直想吊在晾衣繩上被大風吹一個星期; 天津骯臟的程度和難聞的氣味還要糟糕; 即使是在北京，據大家所說，大街小巷也污穢不堪，令人厭惡，衛生條件之差超出想像。如果連首都都處于這樣一種惡劣的狀況，那么，外國人罕至的內地城市又會是什么樣子呢？

姑且不論這樣的論述背后是否存在種族和文化的偏見，從前面所引的資料中已不難看到，至少當時中國的士紳精英對此似亦感認同，認為“我國人素不重衛生之道，居室卑污，衣物垢穢” 。晚清的士紳精英雖然不得不承認外人關于中國污穢、骯臟的說法，但他們內心顯然不是滋味。不難想見，他們接受這種明顯帶有民族和文化優越感的論述，并不是想自取其辱，而是希望能夠學習西方，發憤圖強，改變中國這一令人感到恥辱的形象，進而實現保種強國的宏圖。一如以下這則議論所言:

衛生之不講，其影響之及于國家者甚大，有心世道者，須從事于此，以挽中國之積弱，而使億兆同胞均知此身之重，與國家有直接之關系，凡不宜于衛生者，皆思有以改良之，若飲食、若衣服、若宮室、若起居，皆常合乎生理，調劑得其道......凡一切不潔，尤有礙于衛生，如塵穢之物，污濁之水，均宜滌蕩掃除，務使盡凈。

最后，士紳精英的身份認同亦讓他們對衛生清潔持贊同之態度。羅芙云通過對八國聯軍攻占天津后，都統衙門統治下中國精英行為的觀察，敏銳意識到中國的精英們其實與作為占領者的日本人具有頗為一致的心態，即 “將他們自己與混亂的他者區別開來，并且作為亞洲同伴，躋身 ‘現代文明’ 的新秩序之列。對于中國和日本精英而言，這個混亂的他者主要被定義為 ‘迷信’、‘落后’、有缺陷的中國人” 。

這一心態，我們從當時那些議論中往往將污穢、不衛生的行為歸之于 “愚昧” 的下民中，亦不難體會到。比如，嚴復在論述中國之不潔時說: “容膝之室，夫妻子女聚居其中，所噓噏者，皆敗血之殘氣; 處城闉湫隘之地，為微生疫種之所蘊生，而其人又至愚，與言衛生，彼不知何語。”

而孫寶瑄則在 20 世紀初的日記中，通過將西方金德孟 ( gentlman) 和中國名士的對比，認為，清潔乃名士必須的素質。他說:

所謂金德孟者，尤貴修潔身體，其涉世酬應，以神氣爽適，衣履整潔，須發修理，齒爪雅凈為主，不如是不得為完備之金德孟。忘山曰: 我國名士，以囚首垢面，不自修飾為高，此實大非。蓋修潔身體，所以免人之憎厭，否則以穢惡當人之前，使人不悅，殊悖于社會之公德也。是故潔也者，所以為人，非以為己。

顯然，有礙國家強盛和文明形象的污穢乃是愚夫愚婦的行為，作為往往心懷利濟天下或獨善其身的理想抱負的士紳精英，無論是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強盛，還是為了彰顯自己的 “先進” 與文明，以及與那種令人感到恥辱的污穢、骯臟無關，都自應大力倡導清潔觀念和舉措，盡管要保持清潔，需要付出身體自由受限的代價。

在以上諸多因素的作用下，晚清的士紳精英對于清潔事務從一開始就持贊賞和提倡之態度，而且隨著事態的發展，對推行此務的認同度和迫切感還日漸增強。好潔惡污，或乃人之本性，盡管不同時空中人們對清潔認識并不一致，對污穢的身體感受也明顯不同，但大概極少有人會對潔凈整齊的環境感到嫌惡和痛苦，不過同時，要保持整潔，顯然需要付出社會管理、經濟以及身體自由方面的代價。

而且，這些在身體早已習慣于現代相對衛生環境之人而言理所當然的認識和規范，在當時的情境中的人來說，卻未必是當務之急或必要。所以，要制定和推行清潔的規范，顯然存在著是否可行、必要以及值得的問題。然而，精英們雖然對于身體自由的受限等代價心知肚明，但在他們看來，這點代價乃西方通例，實有必要，對此的不理解不過是愚民蒙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