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需要錢，這一點，人們耳熟能詳。抗戰期間，郭沫若曾經轉引英國吉清納元帥的話說：“現代戰爭的要素有三，便是人力、財力、火力。其中，財力的動員尤其重要，決定著其他因素的動員能否真正落到實處。”財政動員包括政策、實踐層面很多內容，比如增加稅收、發行債券、金融統制等等，最直接也最主要的是為戰爭提供足夠的軍費且保證調度方便。正因此，1937年六七月間，當戰爭陰云籠罩華北上空時，蔣介石與外籍財政顧問史典法尼頻頻會面，討論最多的就是財政及國防經濟問題。而在這前后，正是出于對錢的敏感，國民政府考慮、策劃和組織了大規模的銀行現金移運，從中可以看到國民政府應對戰爭的努力及局限。

風吹草動下的現銀關切

1935年底，由于日本的壓迫，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華北特殊化”成為事實。毋庸置疑，冀察政務委員會具有一定的日本背景，聚集了一批親日分子，所執行的政策相當程度上要顧及日本的利益。1936年上半年，圍繞著外資銀行現銀移運問題，華北地方當局與南京中央之間發生爭執。

法幣改革之后，中國貨幣體制由銀本位制度轉向紙幣制度，外資銀行經過與中國財經當局談判，相繼接受這一制度轉型，繳出行中現銀，兌換法幣。1936年初，華北地區除日本以外的外資銀行均與中國達成協議，將現銀南運，兌換法幣。但是，外資銀行現銀南運時，卻殺出了一個程咬金，外交部部長張群在給財政部的函電中講道：“津埠匯豐、麥加利、花旗、中法工商、德華、華比、華義等銀行，現存白銀共計472萬余元，本擬運往上海，調換中國法幣，并領有財政部護照在案，惟天津海關不準放行，致迄今未能起運。”天津海關不放行，緣于華北地方當局的指使。天津市市長蕭振瀛指責上海方面以另給利息換取現銀南運，他打電報給財政部長孔祥熙說，一個地方安定人心，全在現洋。一旦現銀南運，必然動搖平津地區的金融基礎，更關鍵的，他指責外籍銀行現洋南運，是因為運到上海后，會另給利息，平市則無。

對于蕭振瀛的指責，孔祥熙矢口否認，回電蕭振瀛：“滬上外商銀行兌換法幣之三行，并未有優厚之規定，接洽數月，始行交出，而日本在滬各銀行，至今尚未遵辦，足證傳聞之詞，幸勿置信。”不過，蕭的指責確也不是空穴來風。3月31日，外交部部長張群在致財政部函中說道：“可否將各該銀行現存白銀，就近掃數交由天津中央、中國、交通等銀行收領，換給法幣，并請援照上海各國銀行移交白銀辦法，按三分之二核給五厘利息二年，以符法令，并使京滬辦法，得歸一律。”可見，上海方面似有優惠措施換取外資銀行現銀南運，只是由于華北當局的阻撓，才使這一做法無法實施。上海方面的舉措當然不會僅僅是地方所為，背后離不開國民政府的支持。

經過交涉，國民政府對華北地方當局做出退讓，允許外資銀行現銀暫不南運，華北地方當局則得寸進尺，繼續向南京方面施加壓力，要求由河北省銀行單獨收兌華北地區外資銀行所存現銀。對此，孔祥熙強調此項現銀不可由地方銀行單獨收兌，按規定必須統一交給中央、中國、交通三行兌換法幣，這是全國一律的行為。不過顧慮到華北的特殊性，尤其考慮到華北地方當局背后的日本因素，孔祥熙不得不再次向華北地方當局作出讓步，同意由中交兩行與河北省銀行會同收兌。

國民政府與華北地方當局圍繞著外資銀行現銀兌付的交涉，孤立地看，似乎只是中央和地方間的利益之爭，但如果把眼光放長向前延伸，或會發現問題并不這么簡單。早在法幣改革剛剛開始的1935年11月9日，華北日本駐北平領事館武官高橋坦向宋哲元提出的《華北金融緊急防衛要綱》中，就要求禁止華北現銀南運。宋哲元同意了日本這一要求，和河北省主席商震、山東省主席韓復榘一起，下令禁止現銀南運。可見，華北地方當局對現銀的控制企圖，背后實際還有日本指使并撐腰。

國民政府圍繞著現銀南運問題和華北地方當局的角力，雖以國民政府的退讓告終，但可以看出此時南京方面已經開始注意現銀的集中。之后，隨著中日關系日漸緊張，國民政府集中現銀的要求日益迫切。1936年8月下旬成都事件和9月初北海事件相繼發生，中日間圍繞兩案展開交涉，日本施以武力威脅，兩國間呈劍拔弩張之勢。9月24日，蔣介石與吳鼎昌、王世杰商談對日外交時已經談到：“我當早日準備整個之計劃，如戰爭一開，決為長期戰爭，以期最后勝利也。”基于這樣的判斷，蔣開始籌謀緊急調運現銀，以防不測。同日，蔣特電青島市市長沈鴻烈，告以：“對日外交形勢難免破裂，請兄從速準備以免不測。”并囑其密切注意偵察日本動向。

10月23日，沈鴻烈致函蔣介石：“此間為預防萬一起見，已商孔部長將青市現洋約一千萬元運濟。職擬本晚赴濟晤韓面洽。”青島是日本一直覬覦的地區，將青島現銀運往濟南，應該是未雨綢繆之舉。27日，沈鴻烈向蔣介石報告，即日起將青市中中交三行庫存銀幣一千萬元現金運往濟南，并揣度：“此間日人方面向有希望現金不得出境之表示，此次將全部現款運出，又值該國的新特務機關長到青之際，難免不利用機會發生枝節。”沈鴻烈提到的擔心日人干預，從幾日后的報告看，確非虛語。30日沈鴻烈報告：“當裝車甫畢時，日領署始驚悉，突來電話要求市府制止運送，當經嚴詞拒絕，現運送車已于昨日午后六時半安抵濟南，所有全部現金已由韓主席以重兵保護分別運存濟南各行金庫。”青島現銀，可謂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搶運出來的。

上海是現銀最重要的集中地，國民政府自然也特別關注。9月24日，蔣介石專門致電孔祥熙，告以：“上海現銀，應即設法運杭與南昌，其他鈔幣亦應從速設法他運。”緊接著，又致電孔祥熙，詢問：“存滬現銀總數如移動，約須幾日可運完？”26日孔回復蔣，報告中行庫存法幣“正分批運赴杭、贛、漢、渝、粵各地，約計十日以內當可全數運訖”。這次現銀搶運計劃和行動，雖然隨著兩國關系的暫時緩和而告一段落，但國民政府對現金的關切及其投注的心力，可見一斑。

大規模戰爭來臨時的現金轉移

1936年9月的危機度過后，國民政府暫時松了一口氣。但華北形勢，也讓他不敢掉以輕心。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蔣介石深諳這句話的含義。搶運現金、集中現金，在大規模戰爭來臨之際成為他密切關注的問題。

西安事變后，中國方面對日抵抗呼聲日漸高漲，面對日軍不斷挑釁，中日間的戰爭幾乎難以避免。當時的銀行家已經觀察到這樣的危險，1937年6月6日，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副經理楊介眉在與天津分行經理資耀華的往來函電中講道：“危機四面逼來，日甚一日，萬一發生戰事，全國金融必致混亂，行中營業務望緊縮。”

銀行家擔心戰爭爆發會帶來金融混亂，因此要提早做好防備，緊縮放款，收攏資金，盡量減小損失。政治家同樣如此，戰爭某種程度而言打的是錢，戰爭中如何保住錢，尤其是硬通貨，是必須面對的問題。據統計，至1937年6月30日，中國政府持有的存在國內的黃金（按每盎司35美元計）有1240萬美元、白銀（按每盎司0.45美元計）有11830萬美元；存在國外的及正在向國外運輸中的黃金有3280萬美元、白銀有4940萬美元。這批硬通貨的處理，是國民政府關注的重心之一。

作為首先爆發沖突的地區，華北的現金狀況自然成為國民政府關心的首要重點。楊格說：“華北大約有4000萬盎司的白銀儲備由于日本侵華而無法動用。”財政部次長徐堪給外交部次長徐謨的函電中有更為確切的說法：“查北平存銀約一千五百萬元，存貯東交民巷；天津存銀約四千一二百萬元，存貯法租界。”戰爭爆發不久，國民政府就不斷部署從華北撤出現鈔。據統計，盧溝橋事變后半個多月的7月29日，平津、濟南幾大銀行所存鈔票減少了11698萬元，較之盧溝橋事變前減少50%多。可以說，搶運現鈔的成效是顯著的。

戰爭爆發前，中國的金融中心位于上海，這里集中了大量的鈔票和現銀，一旦戰爭爆發，必然成為中國一個重要的隱患，因此上海也是國民政府重點關注的地區。盧溝橋事變剛剛爆發，蔣介石即密電在上海的宋子文：“上海各銀行現銀與鈔票，從速先移運杭州與南京，準備向南昌、長沙集中，務望五日內運完。”宋子文當日即回復蔣：“（1）中、中、交、農民四行滬庫存鈔總數為五萬五千七百余萬元，除酌留一萬萬為營業需要，其余當即遵示先運京杭兩處，以便集中南昌、長沙。（2）四行庫存現洋為四千八百八十七萬元，內農民約二千五百萬元，數目較巨，京杭等處無庫可儲，不如由滬裝港，較為簡捷；遇急要，可隨時變換外匯，應否，請示遵。”同時宋子文立即召集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中國農民銀行有關負責人商量如何完成鈔券內移、現銀南運這一緊急任務。會議情況，財政部次長徐堪有專電報告蔣介石：“午后三時到滬即與宋部長及三行人員密計一切，宋部長謂興亡有責，愿遇事從旁貢獻意見以貢鈞座采擇。四行移運現金鈔券今已辦竣，惟各地分配存券多少，與軍事計劃有關，應請鈞座隨時指示。”

經過國民政府的努力，到7月28日，現銀部分，從漢口移至洛陽近2000萬元，從上海南運香港4300多萬元。鈔票內移動作更大。除前述平津、濟南鈔券轉出近半數外，從上海運出4.6億余元，內移存至南昌、長沙、杭州三地，由此本來是全國金融中心的上海庫存5.5億元，變成了南昌3.1億元、長沙2.4億元、杭州1.2億元，長沙、南昌成為最大的現金增長地區，半個月內，長沙現鈔增加2.2億余元，南昌現鈔增加1.3億元，這和其處于沿海到縱深內陸的中間地帶，便于擔當起現金轉運中間站的地位相關。上海、平津則成為鈔票和現金移出最多的地區。一場現金的大流動隨著戰爭大規模爆發有組織地展開。

緊急密集的現銀外運

對日戰爭是一場以弱對強的戰爭，國民政府充分估計到戰爭的艱難程度和結果的不可預測性。1937年8月7日，蔣介石在國防聯席會議上曾坦率地宣稱：“勝利是黨國的幸福，生死存亡，義無返顧。就是失敗，也可以對得起后輩和我們的祖先。”基于此，國民政府在組織鈔券內運同時，還組織了現銀外運，即將內地現銀運往香港，乃至美國。楊格寫道：1937年7月7日后，“中央銀行立即開始趕緊把白銀儲備從上海轉移到國外安全地點。從中國駛往世界各國（日本除外）港口的每一艘美國船和英國船都滿載著保了險的白銀，通常每一艘船裝載的白銀價值1000萬美元。8月13日戰事蔓延到上海之前，所有儲存在上海的黃金和白銀早已運往香港、倫敦、舊金山和紐約等地”。“要不是這么辦的話，中國早就遭到了近乎致命的打擊。存放在華北的4000萬盎司白銀，由于敵人在該地區的行動，沒能夠轉移出來。”當時雜志報道：“去年輸出之現銀，大部分運美國。今年則全運香港。”據統計1937年1—10月，現銀凈輸出額共計333608739元。

大規模戰爭爆發前，國民政府已開始有組織地將現金外移。早在1936年9月中日關系一度緊張時，孔祥熙即報告蔣介石：“密存滬現銀除前后運美外結至昨日計共8300萬，昨又直接運美1200萬，擬感日運港轉美1200萬，今日直接運美2400萬……預計所存現銀本月內當可全數運出。”此后，國民政府的現金外運工作沒有中止。截至1937年4月30日，“存在國外和香港可供掉換外匯的白銀數量以及我們存在紐約和倫敦的銀行資金，總計為169725174.94美元。這個數字與三月的數字相較，顯示增加了13213957.10美元。”其中，存舊金山的白銀有12091071.61盎司，折合美元5440982.22元；存香港白銀有38560482.24盎司，折合美元17352217.00元。

全面戰爭爆發后，現金外運速度進一步加快。1937年7月是現金外運最為集中的一個月。《銀行周報》1937年9月的報道稱：“今年訖七月底止，輸出現金共計24555334金單位，其中幾全部系于七月間輸出者。……七月份大舉輸出，其原因，半為謀安全，半為供作國外透支款項之擔保，而前者尤為主要原因。”到1937年7月31日，國民政府存在香港作為發行準備的白銀計有：中央銀行21520000元，中國銀行51495000元，交通銀行16223000元，農民銀行27117000元，共116355000元，折合白銀85964380盎司，折合美元39583971元。存在美國的有：400萬元，折合白銀3024000盎斯，折合美元1360800元。同時，四行大幅度增持黃金、外匯，1937年8月2日中央銀行向孔祥熙匯報，截至1937年7月底，“四行包括廣東在內的國內外黃金和外匯資產的總數，相當于264502837.81美元，比6月底的數字約增加800萬美元。”其中，存在國外銀行的外匯達56004503美元，黃金約7489041美元。

戰爭狀態下，許多操作都需要適應戰爭形勢的變化。因此，在現金大規模內運和外運時，也有不得已的反向操作。8月13日，中國銀行香港分行委托香港匯豐銀行秘密裝輪運現鈔5000萬元到上海，應付戰爭爆發后的提存緊張局面。當時上海存款額在15—20億元間，所需的現鈔量大面廣，而原來四行庫存5.5億元已內移4.6億元，造成不得不從香港緊急調運現金應付提存的狀況。

戰爭爆發初期集中搶運現銀工作告一段落后，各地現銀外運工作次第展開。1937年8月，長沙、西安存銀的移運工作逐步展開。13日，蔣介石致電宋子文，令其：“西安現銀最好亦運往香港。”27日，財政部致函四行聯合辦事處：“查發行準備項下所存長沙現銀，茲奉委員長蔣諭：應趕速運出，只言運赴廣州，不必說運香港等因，相應密函奉達即希貴處查照，即日遵辦并希將運銀數目報部以便轉呈為荷。”9月，四川白銀也開始起運。據統計，1937年8月至1938年8月從中國運出的白銀價值法幣42000萬元。

運至香港的白銀全數送交香港匯豐銀行集中保管。1937年9月13日，中國銀行駐港辦事處貝祖詒致函中央銀行席德懋：“各行存港白銀全數送交港匯豐銀行集中事，經向匯豐銀行洽辦，先電陳報，今日匯豐銀行來稱，擬請各行正式以書面授權該行予以全權，任由分批裝運出口。”外運的現銀暫時得到了安全保管。

然而，到戰爭中期，鑒于日本進一步擴大侵略戰爭的企圖日益明顯，香港逐漸處于戰爭威脅之下，國民政府不得不考慮進一步的轉運工作。1940年6月底，中國銀行駐港辦事處請示廣州分行，討論將存放香港的現銀轉運美國。8月2日，中央銀行廣州分行致函中國銀行：“關于存港白銀匯運美國一案，日前準貴行函開，已將白銀94箱、銀條17條、黃金一箱送交匯豐倉庫，交敝行楊專員接收，等因。茲查上項金銀已由該行加套木箱，并代出面保險，于本月廿三日交美輪亞當士總統號轉運紐約大通銀行收存。”由此可以看出，香港淪陷前，現銀轉運已提前一步，藏在香港的硬通貨多數已被移出。日本占領香港后，由橫濱銀行代表日本政府接收中國在港各銀行資產時，接收到的絕大部分是已發行和未發行的鈔券，1941年12月12日駐港辦事的交通銀行總經理唐壽民致電董事長錢新之講道：“港九自八日起終日轟炸，炮聲震天，四行同人困居孤島……鈔券因航機由港府征用，他運勢不可能，正在萬分艱苦中盡力辦理銷毀，能銷若干殊無把握，如能由渝請求港府設法交通工具，或可運出。現局勢極度恐怖，市內交通時斷，各行提存極涌，小票不易得，支付困難。”

現金搶運的成效和局限

不得不說，國民政府搶運鈔券現銀的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被動的。鈔券內移與現銀外運、不同地區存銀外運的緩急，基本上取決于日本對華侵略戰爭的下一個具體目標。盡管在1936年初，針對華北外資銀行存銀，國民政府已經遭遇了來自日方支持下華北地方當局的壓力，但是國民政府并未吸取教訓，在大規模戰爭來臨前未能作出一個整體、規劃的移運方案。一開始就使國民政府陷入被動的天津存銀，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進占天津租界時，幾乎全部被日本攫奪。其中，在中國銀行名下有21870406元，交通銀行名下有26417979元，河北省銀行名下有4248049元。這是最初種下的惡果。

不過值得肯定的是，國民政府搶運到的地方，存銀幾乎沒有落入日本的虎口。這場被迫展開的現金搶運行動，無疑又是有組織且比較有序的。對于國民政府的現銀外運，當年財政部的報告中總結道：“可以忠實地說，我們的流動資產從一切方面來看，都未受到損害。”財政顧問楊格也給予較高評價，“要不是這么辦的話，中國早就遭到了近乎致命的打擊。”正是由于內移與外運有組織的部署，輕重緩急有效的運作，使法幣發行準備金得到基本保障，從而使“戰爭開始時，中國在提供浩繁的戰爭費用方面，較以往任何時期都處于更強有力的地位，儲備較過去雄厚得多”。楊格甚至講道，“如果沒有這種依靠，中國是不能長期抗戰的”。蔣介石自己也對1936年中日關系緊張時的現金移運準備不無自得，他判斷：“此次倭寇之所以急求轉圜而轉變緩和者，其最大原因，是余令上海中央行現銀輸散內地之一￡，倭寇探得此實情，乃知余決心抗戰準備……故京滬未動一兵，而倭寇畏懾，無人能知其所以然者。對外戰爭，不在兵力之強弱與大小，運用之妙，有如此者也。”

全面戰爭爆發前后，國民政府的資金內運和外運工作，是戰時經濟動員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相當程度支持了中國對日抗戰的展開。大規模的現金內運和外運，使中國金融在大規模戰爭爆發后，最大限度避免了損失，形成戰爭初期財政堅固和外匯穩定的狀態。1937年6月間,法幣對美元的匯價平均為29.65美分（最高29.78、最低29.53），而在1938年2月間則為29.79美分（最高29.90、最低29.69），可見，法幣在全面抗戰初期并未跌落。反之，“日軍在中國的失敗，再加以別的種種原因，卻使日圓維持一先令二便士的標準，極感困難”。這些無形中為全面抗戰爆發初期中國政府信譽和社會信心的樹立奠定了基礎。這場無聲息的現金搶運行動，構成了國民政府金融動員最核心的部分，是中日間一場未見刀光劍影卻精彩紛呈的“金融暗戰”。

（本文原題為《全面抗戰爆發前后國民政府的現金移運》，首發于《抗日戰爭研究》2019年第4期。作者潘曉霞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編審。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作者對原文做了刪改，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