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傳染病中醫護人員的恐懼和憂慮，會為應對當下的疫情提供經驗。本文研究者使用自陳問卷和事件影響量表，對新加坡9個主要醫療機構15025名醫護工作者在新加坡SARS流行期間的風險感知以及個人和工作生活的受影響程度進行了評估。

新加坡的經驗表明，基于合理的流行病學原理而采取的簡單保護措施，如果及時實施，將大大緩解醫護人員的疑慮。流行病爆發期間，醫療機構有責任保護醫護人員，幫助他們應對個人恐懼和高壓的工作環境。

以下是我們進行的編譯。

SARS于2002年11月在中國南部爆發后，在全球范圍內，以驚人速度蔓延了7個月，最終得到控制。29個國家的8422人受到感染，其中908人死亡。它及時提醒我們，盡管上世紀醫學取得了重大進展，但在現代聯系日益密切的世界里，新出現的傳染病構成的危險變得比過去更嚴重。

醫護人員在一線拯救生命的同時，自己也面臨感染風險。事實上，醫生的感染風險是最大的，占全世界感染者比例的21%。加拿大醫護人員受影響比例最高，占所有被感染醫護人員數量的43%，新加坡緊隨其后，為40.8%。

醫護人員忍受社會污名，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面臨來自自己家庭的排斥。他們感覺如何？他們在想些什么？他們的生活受到了怎樣的影響？

從10,511份有效問卷中（占70％），我們發現，盡管大多數（76％）認為個人患上SARS的風險很大，但他們（69.5％）也認可這種風險是工作的一部分。臨床人員（醫生和護士），每天與SARS患者接觸的人員，以及受SARS影響的機構的工作人員表現出更高的焦慮水平。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表示工作壓力（56％）和工作負荷（53％）增加。許多人遭受了社會污名（49％）和家庭成員的排斥（31％），但是大多數人（77％）感到社會贊賞。大多數人認為所實施的個人保護措施是有效的（96％），機構的政策和方案清晰（93％）且及時（90％）。

研究結果

·個人風險感知：

大約三分之二（66%）的人說，他們感覺 “暴露在非典的巨大風險中 ” 。共有76%的受訪者害怕患上非典型性肺炎。與此同時，69.5%的人接受工作帶來的這一風險。與包括護士在內的所有其他類型的醫護工作者相比，醫生更容易接受 “感染非典是工作的一部分風險”。

·家庭和社會：

醫護人員的家庭和社交生活受到顯著影響：82%的參與者擔心無意中將疾病傳播給家人、朋友和同事。大多數人（87%）表示“與我親近的人擔心我的健康”，69%的人表示 “與我親近的人擔心他們會因為我而被感染” 。共有49%的人認為，“人們因為我的工作而避開我”，而31%的人認為“人們會因為我的工作而避開我的家人。” 不過積極的一面是，大多數受訪者能感到來自社會，以及自己的醫院（或診所/老板）的肯定。

有趣的是，對比醫生和護士，那些不直接參與病人護理的人，例如保健員、保潔員或行政人員，更有可能感受到社會的肯定。

·壓力與工作量：

56%的人感到“工作壓力變大”，53%的人感覺工作量加大，54%的人表示他們不得不做那些“平時不會做”的工作，36%的醫護人員表示自己不得不加班。受非典影響的醫院的醫護人員，每天接觸病人的醫護人員、護士，已婚并有孩子的醫護人員更容易感到壓力陡增。

與被指定治療非典的醫院相比，其他醫院的醫護人員更多報告了工作量增加。與醫生相比，其他類別的工作者，如護士、服務員、清潔工和行政人員（理療師除外）更多地報告了工作量增加。與單身的醫護工作者比較，已婚并且有孩子的醫護工作者更多地報告了工作量增加。

預防措施

機構的預防措施得到了很高評價，96%的人認為 “總體而言機構采取的防護措施在工作中有效” ，95%的人 對“機構對自己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強調”表示滿意（whereas 95%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explanation of their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to me ” ），93%的人認為 “ 每個人應遵守的政策和協議非常清楚” ，90%的人認為 “政策/協議實施得足夠及時 ” 。

至于預防措施的落實（compliance）方面，92%的受訪者認為大部分醫護工作者能夠堅持執行建議的措施，72%受訪者表示執行這些措施的難度不大。與醫生相比，包括護士在內的其他醫護人員更難堅持預防措施。

討論

·個人風險感知：

大多數人（66%）認為自己面臨很大風險，并擔心自己會染病（76%）。鑒于醫護工作者的病死率為11%，“非典戰士”們再怎么謹慎也不為過。

人們必須親臨現場，才能充分理解醫護人員必須面對的兩難境地 —— 承擔救治病人的義務同時保護自己。現代新興的傳染病及其伴隨的生物恐怖主義威脅，需要我們圍繞醫療行業和社會義務的倫理和法律問題進行新的探索。

69.5%的受訪者接受他們工作中必須承擔的感染非典的風險。這一事實表明，新加坡的醫護工作者有值得贊揚的職業精神。不過，勇敢和莽撞有一個重要的區別，面對SARS這類危險傳染病時，有點恐懼其實是一件好事。

我們的研究顯示，理療師和護理人員是最不擔心自身感染風險的人群，他們相對漫不經心，需要我們更加注意。所有種類的醫護工作者都有被感染的風險，通常我們更關注醫生和護士，但事實上，無論醫生、護士、護理人員、清潔人員或行政工作者，各類醫療工作者都應參與培訓，且機構應嚴格監測預防措施的遵守情況，其中的重要性怎么強調都不為過。

·家庭和社會：

同時，醫護工作者在照顧病人的責任和危及親人的可能性間，感到被“撕裂”。這些情緒很難控制。很多醫生會讓他們的家人在疫情暴發期間遠離他們。同時有媒體報道，出租車司機拒絕載送醫護工作者；在地鐵里，乘客回避穿著制服的醫護工作者 —— 甚至他們的孩子也會被這樣對待。這樣確鑿的社會污名讓幾乎三分之一的醫護工作者認為，“人們因為我的工作避開我的家人”。

幸運的是，政府能夠有效利用媒體來對抗這些偏見，廣泛的報道突出醫務工作者的勇氣和奉獻精神，使公眾輿論轉向了相反的方向，公眾對醫務工作者表達了贊揚。正如調查證實的，77%的醫務工作者對他們得到的社會支持感到鼓舞。

不過有意思的是，與醫生、護士和救護人員相比，那些較少直接參與病人直接護理的人，如保健員、清潔工和行政人員更多地感受到社會贊賞。一種解釋是，醫生和護士傾向于認為自己并不是真正的“英雄”，而是在履行自己的專業義務，以符合人們對他們的期待。而對通常居于幕后的非臨床工作人員來說，被稱為“英雄”可能意味著更多。

·壓力與工作量：

值得注意的是，治療SARS 指定醫院的工作人員雖然更可能感到被歧視，但他們確實受到社會的稱贊。這可能是由于不成比例的媒體報道 —— 因為他們是指定的醫院。

事實上，當每出現一個SARS病例或集群病例時，其他醫院都會遭遇負面報道。

預防措施

“非典”帶來了一整套新的感染控制挑戰，而新加坡的醫療機構的應對存在缺陷。然而，令人欣慰的是，絕大多數醫護工作者對采取的預防性措施感到放心，他們普遍認為這些措施是有效的。它很好地反映了衛生機構的領導能力和危機溝通技巧。實施的個人防護措施基本是一樣的（使用呼吸系統防護裝備、防護服、手套、護目鏡，遵守感染控制協議，以及自我監測非典的癥狀和體征)。大體上，對個人防護裝備的效用的信任，以及關于正確使用個人防護裝備的訓練，增強了醫務工作者的信心。

這方面，新加坡與措施延遲、溝通隨意、引起恐慌、行動不協調的其他國家形成鮮明對比。研究表明，超過80%的新加坡人認為，官方提供的有關SARS情況的資料 “準確、清楚、充分、及時和可靠” 。普通民眾的焦慮水平較低。

疫情中得出的教訓是，面對未來的疫情，無論自然發生的還是生物恐怖主義邪惡行為的結果，醫護工作者都是衛生應對的核心。如果醫護工作者在危機期間放棄了他們治療病人的社會責任，結果將不可想象。與此同時，醫療機構有責任保護他們，幫助他們應對恐懼、憂慮、以及工作的壓力。

新加坡的經驗表明，通過坦率地承認流行病的風險并根據良好的衛生和流行病學原則及時實施簡單的保護措施，可以避免恐慌。這些措施不必萬無一失——采取合理的預防措施，才能保護醫護人員不受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