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導致的肺炎疫情還在持續，官方每天通報最新的確診人數和應對措施。像歷史上其他的大規模傳染病一樣，這次疫情籠罩之下，武漢市民也在經歷慌亂、恐懼、理性等一系列心理變化。

人們一方面渴望得到最新的確切信息，一方面又要承擔密集信息帶來的焦慮感。特別是，在“封城”和其他交通阻斷措施實施后，這種大規模的隔離很可能導致市民焦慮的升級，催生對抗和恥辱感等負面情緒。

《英國醫學雜志》1月24日發表的文章就關注了城市隔離帶來的心理影響。一方面，大規模強制隔離帶來了流行病學上的益處，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心理上的損失。前者是否超過了后者呢？這不是一件能隨意判定的事情。

以下是對文章內容的摘要編譯。

1月31日，上海藥房門口，買口罩的人排成長隊。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隨著武漢“封城”，宣布交通管制的城市名單越來越長。這些措施在控制疾病的蔓延方面能起到多大作用，還有待觀察。但是，這樣大規模的交通管制，將不可避免地給社會帶來心理影響。疫區居民擔憂食物短缺，醫院“難以承受”救治重壓。“武漢恐慌”成為大家的共識。然而，我們必須小心，不要閱讀太多此類信息。

新聞工作者常常根據極少的證據，來假設出人心惶惶的局面。基于我們的經驗：離事件越遠的記者，越容易宣稱恐慌。然而，文字是有力量的。如果將公眾的反應僅僅描述為恐慌，會導致官方做出為了保證居民安全需要控制人們的判定，或者隱瞞那些被認為可能使現狀更糟糕的信息。文字還能阻礙我們理解行為變化背后更重要的因素，例如關于自我保護的那些并不準確的風險感知和信念。

但是，歷史提醒我們，完全而極度的恐慌不太可能發生，大規模隔離帶來的恐懼則很可能出現。即使沒有封城舉措，武漢區域內的焦慮也是可以預見的。在疾病爆發期間，社區焦慮會隨著第一例死亡的出現、媒體報道的增多以及新確診病例數量的急劇增加而上升。而由于多種原因，大規模隔離很可能讓焦慮大大升級。

1月31日，上海公園里，老人仍然聚在一起。孤獨可能比疾病更令人難以忍受。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第一，大規模隔離措施釋放了重大信號，表明官方相信，當下形勢嚴峻，并可能進一步惡化。

第二，強制大規模隔離措施，主要涉及已感染城市外的地區，這將降低隔離區內居民的信任和信心，因為人們愿意相信，“政府是為了自己的最大利益而行事”。

第三，隔離被定義為與失控感和被困相關。如果家庭被分離，這種感覺會增強。

第四，不可低估謠言的影響。人們對事實的渴求會逐步增加，確切消息的缺失會增加恐懼，并促使人們選擇不可靠的信源。對有些人來說，這些影響的累積效應可能會很嚴重。但是，在家或醫院隔離，很難推斷到全市范圍內隔離措施的影響。臺北市和平醫院在非典爆發期間的經驗受人矚目。當時幾例醫務人員和患者被確診后，所有醫務人員、患者和來訪者都被突然強制隔離在建筑內長達兩周。在他們對隨后發生的混亂的描述中，Barbisch和他的同事在他們的論文“有隔離的案例嗎？從非典到埃博拉”（ Is There a Case for Quarantine? Perspectives from SARS to Ebola ）中描述了這次強制隔離是如何“引發集體情緒失控，迫使員工鋌而走險”。

焦慮加劇可能對其他健康措施產生連鎖影響。對武漢的報道反映了疾病的高發，在以往非典、炭疽和肺鼠疫的案例中（How to reduce the impact of "low-risk patients" following a bioterrorist incident: lessons from SARS, anthrax, and pneumonic plague ），絕大多數去醫院的病人都不是疑似病例。大量涌入的低風險病人，依然常常由于高度焦慮，而被不準確地稱作“疑似病例”，這導致病人為這些本來只會引起很小關注的癥狀去確診和尋求幫助，并引導臨床醫生將一開始有點輕微癥狀的患者收進醫院。

上海一小區里貼出的告示，排查湖北來滬人員。澎湃新聞記者 王昀 圖

盡管遭受隔離的人產生的焦慮令人不安，但是，最為有害的影響，或許來自隔離警戒線外的群體如何看待被隔離的群體。被隔離者的污名可能會蔓延。過去的歷史事件見證了被隔離地區的居民在社交中被回避，在工作中被歧視，他們的財產安全也受到威脅。除非采取積極的舉措，去防止這些不良影響發生。官方強加的隔離封鎖可能會加重這些不良影響。

長期影響也有可能存在。大眾對官方行為會存在潛在的不滿，尤其是疾病爆發給經濟帶來的影響加劇后，可能會引發長時間的社會混亂。

自從查士丁尼瘟疫（澎湃編注：公元541到542年地中海世界爆發的大規模鼠疫，來自百度百科）爆發以來，強制的隔離檢疫就成為公共衛生領域的一項應對措施。但與對待每一種醫療介入一樣，我們需要權衡其可能帶來的副作用，并且考慮可能的替代措施。舉例來說，當自愿的隔離檢疫被清楚地解釋和被人理解為一種利他行為，這種行為才會變為良性的服從，并產生較少的心理影響。

參考文獻：

Rubin GJ, Dickmann P.How to reduce the impact of "low-risk patients" following a bioterrorist incident: lessons from SARS, anthrax, and pneumonic plague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0230231

Barbisch D, Koenig KL, Shih FY. Is There a Case for Quarantine? Perspectives from SARS to Ebola.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5797363

Thebmjopinion. Coronavirus: The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quarantining a city 

https://blogs.bmj.com/bmj/2020/01/24/coronavirus-the-psychological-effects-of-quarantining-a-city/

G James Rubin, Reader in the Psychology of Emerging Health Risks, King’s College London 

Simon Wessely, Regius Professor of Psychiatry, King’s College London 

Funding statement: Rubin and Wessely are affiliated to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Research Health Protection Research Unit (NIHR HPRU) in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at King’s College London in partnership with Public Health England (PHE),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and Newcastle University [@EPR_HPRU]. Rubin is also supported by the UK Public Health Rapid Support team, funded by the United Kingdom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Social Care. The views expressed are those of the autho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the NHS, the NIHR,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Social Care or Public Health Eng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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