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蔓延全國，日本漢語水平考試（HSK）事務所在捐贈給中國湖北高校的抗疫物資上附了八字寄語：“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相關截圖在網上廣為流傳。在當下的時局里，這八個字確實能為我們帶來別樣的感動。

有心人不難查到，“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典出《唐大和尚東征傳》，是鑒真和尚在決定前往日本傳戒律時，與眾弟子談話中的內容，原文如下：

時大和尚（原文作‘上’，為行文便利意改，下同）在揚州大明寺為眾僧講律，榮叡、普照至大明寺，頂禮大和尚足下，具述本意曰：“佛法東流至日本國，雖有其法，而無傳法人。日本國昔有圣德太子曰：‘二百年后，圣教興于日本。’今鐘此運，愿大和尚東游興化?！贝蠛蜕写鹪唬骸拔袈勀显阑鬯级U師遷化之后托生倭國王子，興隆佛法，濟度眾生。又聞，日本國長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來施此國大德眾僧，其袈裟緣上繡著四句曰：‘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以此思量，誠是佛法興隆，有緣之國也。今我同法眾中，誰有應此遠請，向日本國傳法者乎？”

根據這一文本來看，長屋王向唐朝高僧大德布施的袈裟，以及袈裟上“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的偈文，可以說是讓鑒真下定決心東渡日本的原因之一。那么長屋王是何許人也？這個故事有幾多真實性？本文將首先從這里開始。

長屋王是誰？

長屋王是高市皇子（公元654？年-696年）之子，而高市皇子是天武天皇（公元？-686年）庶長子，天武天皇則是奠定了近乎整個八世紀日本皇權正統性之人。關于這一時期日本皇權的復雜狀態在此無法用三言兩語簡述，讀者諸君只需知道以下這一事實應該就足以理解接下來的內容：

在八世紀初的近三十年內，長屋王一直是日本皇族中的第一權力者，同時在公元720-729年期間他還是名副其實的政壇第一人。

此后他于公元729年死于與藤原氏的權力斗爭，這就是日本古代史中著名的長屋王之變，它與此后的藤原光明子立后事件一同，被視為是藤原氏勢力擴張過程之中的一大里程碑。

長屋王在歷史上一直被認為是藤原氏權力擴張過程中的犧牲品。他在日本史學界，甚至稍微有些年紀的日本人中也有著很高的知名度，這與他的宅邸遺址于上世紀八十年代被發現也有很大關系：

當時伊藤洋華堂準備在奈良市二條大路附近開新店，結果動工過程中在新店選址地方發現了大量木簡。經調查發現，這正是當年長屋王宅邸所在地，而當時發現的數以萬計的木簡中也有大量與長屋王家政機關運營相關的內容。

這一發現為八世紀初的日本史提供了大量新材料，稱其為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也毫不為過。那幾年間接連公布的研究成果，以及關于應當如何處理長屋王宅邸遺址所爆發的大量爭論，將長屋王從一個只是在教科書中出現過的名字，一定程度上還原成了一個似乎觸手可及的形象。而試圖保存長屋王宅邸遺址的努力，也可以說是日本史學界在公共事務領域積極發聲的典型事件。

但諷刺的是，當時正值泡沫經濟最盛期，學界與地方的奔走呼吁也未能攔下伊藤洋華堂開店的步伐，現在只有商店一角的紀念碑昭示著這個繁華的購物中心在一千三百年前曾經是長屋王一家的宅邸所在（執筆此文時順便檢索了一下才發現，當年一手推進開發的伊藤洋華堂已經于數年前退出，現在店面由另一家大型百貨公司接手，不禁又產生了世事無常之嘆），而日本史學界逐漸遠離公眾領域，似乎也是從這前后開始的。

長屋王的木簡與愿經

上世紀八十年代發現了長屋王宅邸的遺址，從遺址中發現了總數約3萬5千件的木簡，這些木簡被統稱為“長屋王家木簡”，為我們復原當時的頂級貴族生活提供了眾多鮮明的材料。

例如，“畫指木簡”，即在一根寫有人名的木簡上描出此人食指或中指的三個指節位置，以此作為這個人的特定標記，這應當是目前發現的最早的員工工作證。又如，寫有各種食材、藥材與物品的木簡，這為學界復原當時貴族的餐桌提供了眾多鮮活的材料；筆者印象比較深刻的除了各地方貢進的各種海產品（尤其多的似乎是鮑魚，畢竟是重要的鮮味來源）之外，有提到向貢進“牛乳”之人提供口糧的木簡，這指的可能是牛奶或者奶酪等乳制品。以及，長屋王顯然是個狗黨而非貓黨（這一時期貓是否已經傳入日本尚未可知，關于日本貓的問題有機會可以另行探討），從長屋王家木簡知道在他家中設置有管理狗的“犬司”，有向剛生產的母狗支給口糧米一升（換算成現在的計量單位應該是約800毫升，不知道這是多久的口糧）的木簡，根據木簡還可知道他家中養有“越犬”也就是原產地在日本北陸地方的犬種（據說外形與柴犬類似，是典型的日本犬，純血種似乎已經在上世紀70年代滅絕）；甚至，在長屋王家發現的土器上還有活靈活現的狗頭涂鴉……

長屋王在歷史長河中留下的另一著名物事是長屋王愿經，從現存已知的材料來看他至少兩次發愿抄寫《大般若經》，一次是和銅年間為供養去世的文武天皇（與長屋王算是堂兄弟關系），這被稱為“和銅愿經”；另一次則是在神龜年間為供養父（高市親王）母（御名部內親王，天智天皇女）與圣武天皇以上歷代天皇而發愿書寫，這被稱為“神龜愿經”。

這兩次書寫經典分散在日本諸寺流傳至今，當年楊守敬在日本訪書期間也購得有數卷。這些經典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長屋王佛教信者的身份，也為長屋王向唐朝的高僧大德贈送千件袈裟這一敘述提供了些許可信度。

長屋王的千件袈裟

在拉拉雜雜說了許多八卦之后，故事終于到了正題，也就是傳說中讓鑒真下定決心東渡的、長屋王的千件袈裟，以及袈裟上的“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四句偈文。先從結論來說，長屋王或許確實發愿向唐朝的高僧們布施過袈裟，以他的財力而言應當也負擔得起，但是要說這個是讓鑒真下定東渡傳法決心的重要因素，或許只是后世作者的潤色。這四句偈文似乎更多與鑒真（而非長屋王）綁定，更多少讓人有些張冠李戴的錯位感。

長屋王于公元729年去世，根據《懷風藻》中他享年五十三歲的記載倒推，他的出生時間應當是公元676年前后（學界的另一種觀點是根據律令規定將他初次敘位的年齡推定為21歲，由此倒推出的生年是684年）；無論取這兩種推定中的哪一種，他實際開始從政的時間大致是八世紀初。到了八世紀二十年代，則是毫無疑問的政權首班。

而鑒于八世紀初的中日交流中還幾乎不見外交遣使之外的民間活動，長屋王寄贈袈裟的行為應當也是附屬于日本諸次對外遣使活動之下的。假如限定在遣唐使內，那么則基本可以限定在養老遣唐使（公元718年派遣，阿倍仲麻呂、吉備真備等人于本次入唐學習），假如認為是通過遣新羅使或是遣渤海使代為中轉，他寄贈袈裟的時間也應該被推定在八世紀二十年代前后，不會有太多偏差。

而當時鑒真應該已經結束了在長安的游歷返回揚州。假如這些布施發生在長安周邊，那么恐怕鑒真并沒有身臨其會的機會（雖然這一時期遣唐使走的應該是南海路，也就是先南下沖繩再北上杭州灣一帶的航路，由此推演其入京路程，也并不能完全否定其途徑揚州并沿途有所布施的可能性），即使長屋王確實有過布施袈裟之事，這在當時的中土佛教界究竟是否足以引起關注也值得細思。

而之所以會認為這個故事出于傳記作者的潤色，是因為與這四句偈文一起出現的南岳慧思轉生故事——南岳慧思圓寂之后轉生為圣德太子的傳說在日本頗為流行，是圣德太子信仰中的重要一環，但是這個故事逐漸發酵起來是在中世之后，很多故事細節（例如圣德太子轉生之后遣小野妹子返回中國取經等）都是在這期間一點點被構建補充起來的。在《東征傳》成書的時間點，這個故事還非常簡單（或者說這似乎是轉生傳說在文獻上的首次出現），缺乏后世可見的眾多細節，更難以想象這個尚未構建完畢的故事已經傳入中國、為鑒真所知，而此后例如《宋高僧傳》等文獻中關于鑒真的記載基本也都以《東征傳》的敘述為底本。結論上來說，這個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更可能是《東征傳》作者在行文時潤色進來的。

最后，關于《東征傳》這一文本的史學利用狀態做一個簡單的說明?！稏|征傳》成書于寶龜十年（公元779年），作者是當時的著名文人淡海三船，其諸抄本不一，各抄本間的出入使得其甚至沒有一個固定的定名，通?！兑蕴拼蠛蜕蠔|征傳》這一全名與《東征傳》這一簡稱最為人所熟知。關于這一文本的歷史學利用，這基本是唯一可以用來推定鑒真來日活動細節的文本，在鑒真東渡的相關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一手文獻，但也僅限于此，反而因為它作為傳記史料的性質，導致其中關于鑒真來日之后行跡的記載里，與其他文獻相齟齬的部分通常都被認為有美化、避諱之嫌，并不會作為主要的材料來使用。

相對來說，中國學界似乎更關注這一文獻，在1970年代末就出版了校注本，這或許與當時學界重視交流史研究的潮流有關；或許也是由于對鑒真的關注，“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這八個字往往被與鑒真綁定在一起。

檢索在此之前對于這八個字的使用例，往往出現在各種鑒真紀念活動中，而長屋王的名字卻很少被提及，這或許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算是張冠李戴的一個表征。

余談：文字的力量

雖然本文主要在說“山川異域，風月同天”與鑒真東渡之間很可能不存在聯系，但是考辨“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這句話、或者是長屋王布施千件袈裟這件事情的真偽，又或者是推斷鑒真是否能夠看到這句話，也許并不重要。

筆者在寫作過程中的感想是，即使當年長屋王布施袈裟這整件事都出自《東征傳》作者的潤色，也無礙于這八個字所傳遞出的人文關懷與溫暖。

這在一開始或許只是長屋王延請高僧時所使用的套話，但是這其中所包涵的、能夠帶給我們感動的力量卻也并非虛妄。無論它的出典如何，在這千百年間的流傳過程與這次義援行動中帶給無數人的感動，讓筆者不禁感嘆，文字自然是有其力量的，對于通常將歷史學與歷史研究當作工具的筆者而言，有時反而更容易忘記這一點。在冰冷的歷史敘述之后有鮮活的人與情感，這才是本文的執筆初衷。因此本文著力介紹了一些長屋王的相關事宜，并努力還原一個更為人格化的長屋王形象；筆力有限，不知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筆者的目的，或者說分享到筆者的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