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月19日武漢返鄉，參加了表妹的結婚酒

1月19日早上，我坐高鐵從武漢回到安徽亳州的農村老家，那時疫情信息還沒有引起大范圍關注。我自己當時也沒當回事，當時火車站與列車上戴口罩的人寥寥無幾。由于原定正月初八在老家辦結婚酒，在學校忙于工作，尚未來得及邀請家鄉的朋友，返鄉路上我還在聯絡幾個多年未見的好姐妹，滿心歡喜地期待著相聚。表妹1月20日出嫁，我出了火車站，叫了一輛滴滴直接到小姨家（距離我家約3公里）吃酒席。

到了小姨家，就聽到她們村的大喇叭在循環廣播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的宣傳。回到家，發現家鄉也重啟了鄉村大喇叭體系，一天早中晚三個時間段，循環播放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的宣傳。地方政府對銷售流通環節嚴控，集市門店一律不允許銷售煙花爆竹，違者重罰。在多種舉措之下，家鄉禁止燃放煙花爆竹控制效果較好。原來春節期間，每家給祖先上墳掃墓要放鞭炮、除夕夜放煙花與燒七八層的大香塔、大年初一下水餃要放鞭炮。而且，家庭之間還存在攀比，誰家放的煙花好看，誰家的鞭炮響聲長，則可能顯示誰家更有錢。因此，本地村民大都支持政府引導控制燃放煙花爆竹工作。正如鄉親們聚在一起笑談時講的：“今年不讓放煙花爆竹，每家至少能省上千塊。”

這里著重講鄉村大喇叭體系，是因為，在這次農村疫情防控過程中，我們村的大喇叭體系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二、村民對疫情的態度：從與己無關到全部取消酒席

由于1月19日從武漢返鄉時，還沒有把這次肺炎當回事。1月20日晚開始，不斷有朋友發信息關心我是否還在武漢，我這才意識到武漢形勢的嚴峻，開始密切關注疫情。但此時，疫情距離我的家鄉還很遙遠，本地的父老鄉親大都不太了解疫情，即使了解到疫情，也覺得是武漢的疫情，和本地的關系不大。村莊大喇叭每天播放的依然是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的宣傳。大年三十凌晨入睡時，還聽到窗外大喇叭在廣播禁止燃放煙花爆竹，大年初一（1月25日）早上，依然是廣播禁止燃放煙花爆竹。

武漢市1月23日宣布“封城”，各種網絡信息滿天飛。由于網絡信息鴻溝的存在，本地村民雖然已經聽說了武漢的疫情，但都覺得疫情在武漢，家鄉是安全的。因武漢“封城”，我愛人家是武漢市的，人還在武漢，原計劃年后來我家，現在也過不來了。原定正月初八在我老家辦的結婚酒，眼看新郎無法過來，我跟父母說取消再選他日。但由于親戚朋友事前已經通知，結婚的各項準備也做好了，有些物資還是通過私人關系預定的。如果推掉，父母覺得影響了別人的生意，欠人情。加之，我和愛人已于2019年5月10日領了結婚證，婚禮儀式將在武漢舉行，在我老家辦的算是回門酒，不舉行婚禮儀式，主要是招待家鄉親友。因此，我父母起初與舅舅等親戚商量，即使是我愛人到不了，酒席還是照辦。不管從新郎缺席的婚禮看，還是從群體安全健康的角度看，繼續舉辦這場酒席我都很不心安。然而，從父母操心與鄉土人情的邏輯，又無法堅決地去說服父母。

1月24日，看到安徽省啟動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的新聞，心想轉機可能要來了。1月25日，亳州市啟動實施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看到這個消息，我想村莊的大喇叭應該開始宣傳疫情了。果然，1月26日早上，村莊大喇叭不再宣傳禁止燃放煙花爆竹，開始播放疫情防控宣傳。廣播的內容主要是講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村民要勤洗手、戴口罩、不串門、不走親戚等防控舉措，并讓武漢返鄉人員自覺在家隔離14天。雖然村莊廣播中并沒有講禁止辦酒席，但村莊大喇叭一天早中晚三個時間段循環播放疫情防控宣傳，使得本地村民真正建立起武漢疫情與本地的關聯。村莊大喇叭宣傳動員的當天，父母不再猶豫，決定取消酒席。村莊其他計劃辦酒的也都紛紛取消。鄉村干部在喇叭上公開廣播宣傳幾分鐘的效果，勝于私人動員千萬句。因為村莊大喇叭上廣播了，對村民而言就意味著權威信息，形成了防疫大勢與公共安全共識，產生了村莊公共性，私人的人情邏輯就要自覺服從。

因回家時，還不知道新型冠狀病毒可以人傳人，以及病毒潛伏期最長14天，我參加了表妹的婚禮。直到后來疫情的網絡輿情一波三折發酵，作為從武漢回來的返鄉人，我沒有受到“歧視”或“排斥”，而是作為自己人的接納與關心，但自己沒有過隔離期，心里不安，后來看到疫情的發展，我便居家隔離，基本上都是在自己房間。直到1月26日村莊大喇叭宣傳疫情之前，大多數村民都沒有當回事，大年初一照樣拜年。

三、“村村響”：高效低成本的農村動員系統

我個人與所在村莊的經歷反映了，平靜的村莊與熱鬧的互聯網輿論之間是兩個世界。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傳統的主流媒體、商業媒體、社交媒體、專業自媒體等多元并存，“人人都有麥克風”，信息的生產具有多元性和去中心性，信息流量爆炸式地生產，而且真假難辨。如何建設有效適應信息時代的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將是政府治理轉型面臨的巨大挑戰。同時，在信息時代同樣面臨城鄉之間的信息鴻溝，由于農村網絡已逐漸普及，從最初的“接入溝”向“知識溝”轉變。在這次疫情信息的傳遞鏈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在基層組織介入宣傳動員之前，縱使關于疫情的網絡輿情已經沸騰了，似乎和本地村莊沒有任何關聯。本地村莊疫情防控的重要節點，是1月26日村莊大喇叭開始對疫情防控的廣泛宣傳，鄉村大喇叭成為打通疫情宣傳“最后一公里”的媒介。

2019年7月在湖南某縣做調研時，當時了解到全國大部分鄉村地區的廣播體系，在1980年代電視媒介出現后，受到很大沖擊而逐漸瓦解。原來每個鄉鎮都有1名廣播員，由鄉鎮財政負擔。2000年左右，農業稅費改革，鄉鎮財政困難，鄉村廣播體系漸趨解體，只有少數地區還一直使用與運行。湖南省洞庭湖平原由于旱災與洪澇災害頻繁，出于救災應急的迫切需要，近幾年以“村村響”應急廣播的形式重建了鄉村大喇叭體系。

調研鄉鎮的書記說，鄉村大喇叭對群眾的宣傳動員效果較好，便開始經常啟用“村村響”做群眾宣傳動員工作。當地禁止燃放煙花爆竹、提倡使用電子炮、村莊清潔行動與農民生活衛生習慣轉型的引導工作，都使用鄉村大喇叭做宣傳動員。

對于廣大的中西部鄉村地區而言，鄉村基層組織依然是最為權威的信息傳播者，而鄉村大喇叭成為基層干部重要的治理媒介。大喇叭放置在公共空間中，信息的傳遞快速而覆蓋廣泛，信息生產具有權威性、強制性、公開性和公共性。政府宣傳，核心其實就是要爭取人民群眾。在移動優先的媒體融合戰略下，不應忽視鄉村大喇叭在打通政府宣傳“最后一公里”的功能。此次疫情防控中，全國不同地方的村干部用方言在村莊大喇叭上做疫情宣傳動員上微博熱搜，在微信朋友圈瘋傳，鄉村大喇叭成為村莊治理的重要媒介。

一個縣面對的主要是廣大的鄉村社會，縣域治理的重心在鄉村治理。因此，政府政策宣傳要面對城鄉二元系統的屬性差異，而采取不同的宣傳策略與機制。部分縣級融媒體中心建設的中央廚房與豪華大屏，動輒需要上千萬的投入，往往還只是發揮顯示功能，尚未能轉化為傳播能力與傳播效果的提升。對比之下，“村村響”系統的成本是極低的。因此，在移動優先的融媒體發展戰略下，不可忽視鄉村大喇叭在打通政府宣傳“最后一公里”的功能。當然，鄉村大喇叭是契合鄉村社會的有效傳播媒介，但宣傳效果最為關鍵的還是要依靠鄉村基層組織的治理能力，因為鄉村干部是村莊大喇叭主要的內容生產者。決定大喇叭傳播效果的，是村干部的政策信息解釋與轉譯能力，即如何將上級政策或疫情危機信息，轉化為當地老百姓能夠聽得懂、理解與認同的語言，從而才能真正實現有效的群眾動員。

（作者張雪霖系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研究員，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