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這是一份來自河南駐馬店的鄉村疫情防控調研。截至1月29日24時， 全省累計報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確診病例278例，其中駐馬店市發現確診病例25例。

1.從武漢返村的二姐夫

大半年的工資被拖欠了，臘月二十五（1月19日），二姐夫青城和同伴搭上河南駐馬店去武漢的火車找老板討工錢。事情談完已是1月23日上午，此時，武漢全市公交、地鐵、輪渡、長途客車停止運營，機場、火車站離漢通道也都關閉。1月24日是農歷除夕，青城和同伴還是想趕回家過年，于是打車到孝感再從孝感坐火車，幾經折騰終于趕回老家過上了除夕。

然而，第二天早上，村委會干部和村醫早早來到青城家。原來村干部一直在排查返鄉人員信息，昨天青城到家時，他的信息已經被統計上報。村干部和村醫詢問了青城的身體情況并給他測了體溫，然后囑咐他在家自行隔離不要外出，同時，還在青城家大門上貼了粉紅色的紙張，上面寫著“本戶有武漢返鄉人員請勿相互往來”，而在大門外的墻上也釘了一條長達6-7米的橫幅，內容與門上貼紙一樣。二姐覺得出入不方便，在村干部照完相之后當著村干部的面扯掉了橫幅。村里還有三個在武漢工作從武漢返回的人員，一個在武漢跑貨運，還有一戶兄弟兩人在武漢跑貨拉拉（搬家物流），他們也都撕掉了家門口的橫幅。二姐夫和那兩個兄弟都聽從政府號召，在家里蹲著不出門，看電視、玩手機、做家務，但那個在武漢跑貨運的貓子卻很喜歡到處去打牌，村民對他也沒有什么警惕和防備。從青城一家人的體驗看，從武漢返鄉的人員并沒有遭到村干部或村民的排斥，他們基本上處于無人管的狀態，是否隔離主要靠個人自覺。

大年初三（1月27日），村醫又來給青城測量了一次體溫，村醫兩次到家里來都沒有戴口罩，加之全村人狀態輕松，那些喜歡打牌、喝酒的照常聚會，所以二姐一家人也覺得疫情并不嚴重，政府做的那些工作都是搞形式。不過，全村的婚慶酒宴全部取消了，走親訪友的人也確實少了，這與我在全國其他十多個省份了解的情況是一致的。

全村大年初二開始封路，白天路口有人值守，嚴防外來人和車輛進村。但是全村只封了向西和向北的主路，其他路還是可以進出的。有農戶說家里的面粉快沒了，村干部告訴他后莊饃店開始賣饅頭和面粉了，大家可以去買。其實，過年之前家家戶戶都準備好了蔬菜、肉食和油炸食品，不出門也能生活十天半個月，加之房前屋后有青菜，日常生活對市場的依賴程度遠比城市市民低。

2.要進城的年輕人

由于手機流量不夠，在家生活無聊，二姐的大女兒蘇梅鬧著要去城里的房子住。這時，二姐夫也到取工資款的時候了。武漢的老板給他們辦了一張卡，將錢一次性打入卡中，讓他們回家后再取，以防錢款在路上出問題。老板將取款限度設為一日一萬元，而上一個人的4萬元已經取完，1月28日正是二姐夫接卡取款的日子。二姐夫不能出門，他女兒又非得去城里住，二姐索性在1月28日下午從村東道路出村，沿著不用經過村莊的道路將女兒送到縣城。大姐是縣某中學的老師，在城里居住。二姐的房子也是大姐四年前鼓勵他們買的，現在房價漲了很多，二姐很是感激大姐，她每次進城都要給大姐帶點農產品，這次帶的是自家種的菠菜、上海青等青菜。在去城的路上，二姐給大姐打電話，大姐先是不讓他們出門，然后說“來了也可以，把菜放樓下吧，辦完事趕緊回家”。還沒走到縣城，大姐又打來電話說“你們趕緊回去吧，家里有武漢返鄉人員的不能出門，都有感染和傳染病毒的風險，菜也不要了”。大姐怕二姐不聽勸，又讓媽媽給二姐打電話繼續勸導。

口頭上答應立即返回家里的二姐，實際上還是到了縣城，接到了取工資用的銀行卡，也將女兒送進了城里的房子。縣城的防疫管理工作顯然比農村嚴格規范：街道上人很少，幾乎所有的人都戴口罩；進超市、藥店等公共場所必須戴口罩，否則不讓進；進出居住的小區都得量體溫，體溫異常者需要再次測量。為了盡量少出門，蘇梅買了一箱方便面帶回房里，看樣子準備在城里多待幾天。二姐不放心家里的兒子，把女兒安頓好就回村了。

3.草木皆兵的大姐

渾然不知二姐已經進城的大姐，還在電話里給我抱怨說，“你二姐真是沒有了解到疫情的嚴重程度，還在亂跑！”而大姐所說的疫情情況都是從網上、手機上和朋友圈里得來的，她們一家人自從大年三十再未出過門，她的同事、鄰居以及整個縣城居民的情況都差不多。大姐在讀小學的兒子想去找對門鄰居家兒子玩，被對方以兒子生病為由婉拒了。本縣在武漢打工的人比較多，聽大姐說今年有4-5萬人從武漢返鄉，防疫形勢非常嚴峻。而大姐的朋友圈和微信群里傳達的信息是，疫情遠比報道的嚴重，一定要高度重視。事實上，大姐的重視程度已接近恐慌了，顯然有點草木皆兵。近幾年從未去過武漢的大姐將自己和家人自行隔離起來，按照政府、網絡和朋友圈提示的防疫方法進行消毒抗戰。大姐在電話那頭對我千叮嚀萬囑咐：一定不要出門，嚴格落實“初一一動不動；初二按兵不動；初三紋絲不動……鐘南山說動才動！”的“方針”，因為病毒可以通過唾沫星子傳播，而唾沫星子在空中飛，空氣都是有病毒的。

4.城鄉居民態度差異探源

事實上，絕多數市民的防疫態度是：小心謹慎、聽從政府號召，積極做好家庭和個人防護工作，基本實現“少出門、戴口罩、勤洗手”的防疫要求。筆者1月27日-29日對分布于15個省份的親友、學生、縣鄉干部做了社會調查，了解到華南、華北、西北、西南等地的城市居民防疫意識普遍較高，而這些地區的部分農村仍然存在村民不戴口罩到處串門聊天、打牌、聚餐的現象，對于疫情的態度是：對疫情有所知曉但不夠重視、日常生活基本上未因疫情有所變化。在縣城居住生活的大姐和在村莊居住生活的二姐，典型地體現了城鄉居民防疫態度的差別，差別為何如此之大？事實上這源自各自所處的社會性質、生活環境和制度結構。

從社會性質上看，農村社會是熟人社會，一個自然村或自然灣（屯/寨）的居民世代居住于此，彼此熟識，在生活中守望相助、互通有無。農忙季節大家相互幫工，農閑季節村民開展集體的宗族、寺廟、廟會、戲曲等節慶文化活動，相互串門、打牌、吃飯聚餐是再正常不過的交往行為。關系主義主導著農民的生活邏輯，在農村很多事情無法通過市場、法律或行政途徑解決，私人辦事抑或是政府人員做工作基本上都會靠人際關系來潤滑、協助完成。人們生活辦事情講關系、憑關系，所以注重日常生活中的關系積累，而人情和日常交往是最常見的關系積累方式。

近些年，多數省份農村的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務工，逢年過節是他們返鄉修補、鞏固和擴展社會關系的時機，他們也會將時間和金錢投入到走親訪友、打牌聚會上。在疫情防控松懈、社會總體對疫情沒有充分認知的地區，如果有人因為疫情拒絕去喝酒打牌，基本上等于自斷關系于“社會”；如果有人在聚會時戴著口罩，就會顯得與大家生分、疏遠，這與拉近關系的初衷是不符的。所以我們看到，不少村民出村上街戴口罩，回到村里就摘了口罩，親戚到家來雙方更是不會戴口罩，在熟人社會中，不戴口罩反而成了關系親近、為人敞亮，具有男性氣概和勇敢氣質的表現。

城市社會是一個陌生人為主、流動性較強的社會。市民脫離了鄉村社會的地域、血緣共同體，以個體和核心家庭的形式獨立自主地在城市空間生活。事務主義主導著市民的生活邏輯，市民日常辦事絕大多數情況下不用找關系，日常工作條件由單位保障，日常行政事務依靠政府系統，日常安全依靠公安警察系統，日常生活娛樂依靠市場系統，遵循著關系分區、“事了了事”的原則，也就是說事情辦完之后大多數人之間不再有關系牽連。農村熟人社會的關系牽絆、面子競爭機制在市民身上基本失效，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城市人靠自己，農村人靠關系。

任何一個穩定的環境系統都會為系統中的人提供一個舒適的安全感。市民的安全感來自于政府的社會管控和信息傳達，也來自于手機網絡、朋友圈，但最終的安全感判斷者和安全營造者是市民個體。農村居民則不同，他們的安全感來自于熟人社會關系網絡，很大程度上相信只要關系強，一切外來侵害者都會被擊垮，所以無論是謠言還是官方信息，都可能會被鄉村主導性輿論所消解，在這里，絕大多數人的做法就代表著合法性。

5.政策啟示

學界將那些能夠改變和決定人們態度、行為和習慣的環境稱之為制度，而制度又可細分為正式制度如國家法律政策、黨的方針路線，非正式制度如習俗、民間法、文化心理慣習等。一個人的態度和行為模式很大程度上取決他所處的制度系統，因為這個系統不但賦予他行為的合法性、意義，還賦予他相應的回報例如關系、安全、聲譽等。

當今中國正處于由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城市化社會轉變之中，城鄉居民之間在生活態度、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政策理解等方面存在著明顯差異，這對于理解當前農村地區防疫工作的難點和重點、銜接和完善城鄉防疫網絡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要充分認識到農村防疫工作的重要性。當前全國有往返于城鄉之間的農民工2億人，春節期間大量農民工返鄉，是“病毒人傳人”最可能發生的場域之一，然而無論是防控體系、防控資源還是居民自主防范意識上，農村相比城市都是薄弱環節，因而各級政府都要加大對農村防疫工作的投入尤其是要加強宣傳勸導工作的力度。

其次，應該建立更加精細化的城鄉疫情防控模式和信息采集交流平臺，對武漢返鄉人員的身體和行動情況實行人性化的監測，對進出村莊社區的人員車輛進行認真的檢測和記錄。

再次，提升基層組織疫情治理能力，防疫工作成效直接取決于一線干部和組織，由于此次疫情事發突然，個別基層干部和農民尚未達到清晰的認知程度，可能會導致行動措施不到位或者流于形式，因而，有必要充分保障農村防疫所需的人力物資需求，增強基層疫情治理能力。

（作者魏程琳系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