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截至1月30日24時，黃石市累計報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確診病例168例，其中死亡1例。確診的病例中，大冶市最多，有59例。這份調研報告就來自大冶市下屬的一個山區農村。

今年，這場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改變了農民傳統的“過年”習俗，“過年”不再是你來我往、熱熱鬧鬧，而是宅在家里、簡單平靜，按照母親的話說，“長這么大都沒過過這樣的年！”

我的家鄉，在距武漢兩小時車程的鄂東南（黃石市大冶）山區農村，家鄉也采取了相應的防治措施。與其他地區農村類似，這些防治措施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對武漢及外地返鄉人員進行登記和體溫排查，以便及時發現感染者；二是以村居為單位進行屬地化管理，包括通過大喇叭進行宣傳教育、通過封路封村禁止人員流動等。我不知道這種強動員基礎上的封閉化管理能在多大程度上防止鄉村疫情蔓延，但它對普通村民的心態變化與生活方式的確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實際上，面對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鄉村社會的戰斗主體不只是鄉村干部，還有廣大普通村民，而二者的心態及應對策略卻截然不同。

在普通村民眼中，這場疫情到底意味著什么，他們的心態認知是怎樣的，生活方式如何發生變化，村民如何應對這場疫情？作為一個返鄉觀察者，我想講講普通村民在疫情防控中的生活心態。

我是1月18日從武漢回家的，剛到家那兩天，村里很平靜，大家都在一如既往地為春節做準備，我家也不例外。1月19日，弟弟帶著母親上街置辦年貨，而我則留在家里打掃衛生；1月20日，我幫母親洗窗簾；鄰居見面都會問“你家過年準備得怎么樣了？”至于武漢疫情，只有那些平時看新聞的人聽說過，但在這年關將至的時刻也早就拋之腦外，而那些年紀大又不常用手機的人似乎根本不知道這事。由于去年發生非洲豬瘟，今年附近幾個村子幾乎都沒人養豬，這會兒大家伙還在為過年買豬肉的事犯愁，此時的鄉村年味十足。

1月21日一大早，弟弟跟母親說，武漢的疫情更嚴重了！隨后兩天，父母兩邊的家人微信群都熱火朝天地討論起武漢肺炎的事情，并轉發一些關于疫情認識和防治的文章，原有的過年節奏和春節氛圍逐漸被打破。看到我起床，母親就趕緊跟我說“武漢病毒現在已經發展得很嚴重了，讓你朋友今年不要過來了，免得影響不好”。我知道母親是在擔心身在武漢的男朋友，如果沒有意外，他過年會來我家拜年。其實，母親對這些新聞了解并不多，但她平時跟弟弟交流多，相信弟弟，所以在弟弟的影響下，母親能夠正確認識到武漢疫情的嚴重性。相比之下，盡管父親平時看新聞比較多，比母親見識廣，但一直不以為然，還說一些“草木皆兵”、“因噎廢食”之類的話，而父親的這種態度恰恰代表了村里大多數普通村民對武漢肺炎疫情的心態。

實際上，隨著互聯網的普及，村民可以很容易獲取武漢疫情發展形勢的信息，但他們并不能直接與這些網絡信息建立聯系。因此，網絡新聞對村民的影響是遲滯的，村民在獲得相關信息后很難自主按照官方政策要求進行自我防控，反而秉持一種無所謂的態度：那是在武漢，跟我們有什么關系？哪有那么夸張？所以，每次當我試圖說服父親要重視時，他總是說我“小題大做”。

直到1月23日武漢“封城”，當武漢市民都在為瘋狂搶購生活物資、恐慌病毒擴散而緊張焦慮的時候，老家村民仍在淡定有序地為新年做準備：做圓子、殺雞、炒花生……

1月24日（也就是大年三十）早上十點，黃石全市公交、輪渡、客運暫停運營，隨后關于黃石市內肺炎疫情感染者的新聞相繼曝出，大家才開始真正意識到疫情的嚴重性，意識到疫情并非與己無關。大伯一家1月22日晚上從陜西漢中回來的，1月23日還在不以為然地說“草木皆兵”的他，1月24日開始著急了，擔心封路后回不去，結果大年初一就托人把他們送到江西坐車回陜西了。

經過這些事情，父親也開始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當天做飯還帶了口罩。那兩天，市縣干部開會部署疫情防控的相關工作，鄉鎮干部大年初一上班，初二鄉村干部下鄉宣傳，通過封路、播放大喇叭、測量體溫等方式進行疫情防控。從初一到初三，路邊沒有一個人出來。因為我家住在路邊，母親還不習慣地說，“平時這個時候門口熱鬧得很，每天傍晚大家早早吃完飯就到路邊來溜達，這幾天一個人也沒有了，大家都不出門了……”偶爾看到幾個路過的叔叔嬸嬸也會帶口罩。很明顯，這個時候村民們已經意識到武漢疫情的嚴重性。

隨之，越來越多的人進入這個生態圈，包括地方政府、鄉村干部等管理人員以及附近地區被感染的普通村民，大家出于安全健康的考慮主動接受規范性要求，如不出門、出門戴口罩、不拜年、不串門等。這個時候，村民的心態是比較緊張的，因為病毒傳播具有不確定性，所以不出門就是對自己最好的保護，同時也是“為國家和社會做貢獻”。

然而，與城市居民的緊張心態不同，村民對疫情的緊張感相對較低。這是因為城市居民不僅面臨更高的疫情感染可能性，而且城市封閉式管控會影響居民的生活物資與社會交往。一位住在武漢市區的朋友說，他們那里除了緊張沒有其他感受，也沒有任何交往，每天都要進行消毒殺菌。但農村不一樣，首先農民的生活物資相對充足，吃的糧食都是自己種的，只是偶爾買些魚肉和新鮮蔬菜作為補充。其次村莊社會交往并沒有完全因為封閉化管理而中斷，基于村莊公共空間形成的適度交往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村民對疫情的恐慌和焦慮感。父親是一個在家里坐不住的人，每天吃完飯都要到路邊溜達，有時他自己一個人散步，偶爾碰上幾個熟人就會一起聊聊天，談談疫情的話題。對他們而言，雖然不能串門也不能拜年，但能有這樣一個地方走走也是很滿足的，因為路邊散步本身已經成為其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在農村這個相對獨立的生活場域中，封閉式疫情防控對農民生活的沖擊和影響是相對較小的，所以農民較少出現恐慌感。

1月28日農歷初四，天氣好轉，回鄉后長期處于自我隔離狀態的我也到路邊走了一段，感覺緊張感沒那么強烈了，出來散步走動的人也更多了，好像大家適應了這種狀態，接受了這些新的規則。每天早上村口的喇叭都會反復播放疫情感染防護方面的宣傳，村干部每天例行公事，到路口蹲點值班，鄉村醫生每天下村給返鄉人員量體溫；老百姓不輕易出門，隨著天氣好轉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出來散步；年輕人出門基本都會戴口罩，部分中老年人仍然不太重視。村莊形成了一種新的社會生態，經歷了緊張的疫情防控后，村民對疫情后果及其防護措施有了基本了解，村民們目前的狀態是緊張而不焦慮、淡定有序。1月29日是個大晴天，出來溜達的村民更多了，男女老少都有，放風箏的、聊天的、散步的，村莊又恢復了原有的生機和活力。

這場疫情對這個小山村意味著什么？帶來了什么？改變了什么？當然，這場疫情對農民最大最直接的影響就是這個春節過得更簡單了，傳統的春節習俗幾乎全部取消，不拜年、不走親戚、不搞活動。但這些變化是短暫的，當疫情形勢趨于穩定乃至消退時，他們仍然會按照原有的節奏生活。疫情不會給農民的生活模式帶來徹底改變，例如，農民不太會因為這次疫情就真正養成勤洗手的習慣。某種程度上說，這場疫情對農民的影響和沖擊更多是思想觀念上的，不僅包括對疾病風險本身的認識，還有對國家社會以及這個新時代的認識。這幾天，村民對疫情的心態經歷了從剛開始的不以為然到后來的緊張再到現在的平靜，他們開始重新認識武漢肺炎，變得更加重視?，F在武漢肺炎成為村民見面討論最熱烈的話題，通過這種生活化的聊天相互提醒、相互傳達信息從而提高大家的認識。同時，通過這次肺炎疫情，村民們甚至會去反思一些國家前途和命運之類的大事，盡管說得不一定有道理，但他們的思維已經不再局限于這個小山村。總體上，村民的心態是比較好的，緊張但不慌張，待到天晴之日，陽光依舊明媚，春天也已不遠，大家都相信這陣風一定會過去，而這個特殊的春節，給農民們留下的是刻骨銘心的記憶。

（作者紀芳系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生，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