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威治時間2020年1月31日23：00（北京時間2月1日上午7：00），英國將正式退出歐盟，結束長達47年的歐盟（前歐共體）成員國身份。隨后，英國與歐盟將進入過渡期（2020年1月31日—12月31日），在此期間，歐盟法律仍然適用于英國（根據“脫歐協議”第127條），與此同時英國將與歐盟談判新的貿易協定。脫離歐盟，不僅意味著英歐關系的變動，也意味著英國將重新發展與世界主要國家及地區的關系。旨在解決脫歐后英國發展的“全球英國”構想，有望在其主要推動者約翰遜首相任內進入新的階段。

所謂“全球英國”，是2016年底，為應對脫歐可能帶來的國內與國外的不確定性，時任首相特雷莎·梅的保守黨政府推出的一個構想，意在規劃英國脫歐后的新方向，并助推脫歐盡早實現。該政策出臺后，英國軍政高層人士在不同場合多次闡述了“全球英國”構想，時任外交大臣鮑里斯·約翰遜還在英國皇家戰略研究所發表演說“脫歐之后：全球英國”，描述英國未來前景。

回應21世紀國際格局變動

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英國面對不斷變動的國際格局，先后對國家對外戰略做出過三次重大調整。

第一次重大調整是丘吉爾提出的“三環外交”。至少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英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推行光榮孤立與均勢外交。二戰結束后，國際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美國、蘇聯崛起，英國衰落，歐洲分裂又虛弱，世界其他地區尚未顯露任何強勁發展勢頭。面對這一變局，時任英國首相丘吉爾提出了三環外交。三環外交的主要內容是，維持英國與英聯邦國家的密切關系、確保英美特殊關系以及開展英國與歐洲的合作關系，英國是三環的連接點、中心。三環外交的根本目的是延續與確保英國的大國地位，并遏制蘇聯；實現的方式是緊跟美國而不完全屈從于美國。

隨著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三環外交中前兩環——與美關系、與英聯邦國家關系不斷遇挫，英國逐漸將重心調整為重視英歐關系，并在幾經波折后于1973年正式加入了歐共體。這是英國對外戰略的第二次重大調整，但這次調整并未徹底背離過去的思路。英國加入歐共體的原因很多，根本原因是“希望通過加入歐共體來加強自身在英美關系中的地位，同時又可以對歐洲事務施加更大的影響。”因此，從加入開始，英國就是歐共體內一個不安分的成員，上世紀七十年代就舉行過一次脫歐公投，八十年代上臺的撒切爾首相與美國關系十分密切，九十年代末上臺的布萊爾在外交上依舊緊跟美國。可以說，英國一直是歐洲的半個伙伴，是美國的忠實伙伴，如今的脫歐并不意外。

脫歐是英國對外戰略的第三次重大調整。隨著歐洲一體化的不斷深入，尤其是歐盟政治一體化趨勢越來越明顯后，英國日益感受到英歐之間的差異，以及活動空間與選擇空間的受限。另一方面，二戰后的國際格局已經發生巨大變化，中國與亞洲的崛起，拉美與非洲的發展，美國的相對衰退，都在改變以西方世界為中心的國際格局。英國人正在評估這一變動之于英國的意義，他們看到了挑戰與威脅，也看到了機遇。為此，英國在舉行了脫歐公投后，很快就推出了“全球英國”構想。其借用丘吉爾三環外交思想，強調英國與英聯邦國家的緊密關系、與美國的特殊關系以及與新興經濟體的合作關系，旨在重塑英國世界大國地位。

可以說，“全球英國”不只是脫歐的結果，而是英國對21世紀國際格局變動的回應。正如前英國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所說，脫歐只是英國重新定位其世界角色的催化劑，真正的原因在于世界格局已經發生且正在發生的重大變動。

重塑英國世界大國地位

“全球英國”的短期目標是助推英國脫歐，該目標已經實現，盡管脫歐的完成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該政策直接作用的結果。“全球英國”的核心目標則是在變動的國際秩序中重新謀求英國的大國地位，其實施包括三個層面。

第一，建立英美特殊關系。如前所述，英美特殊關系是丘吉爾在二戰后為保持英國大國地位而提出的政策。美國在二戰后取代英國世界地位的必然性，讓丘吉爾意識到，緊跟美國而不完全聽任之，可以保證英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權重。二戰后的國際秩序也主要是由美英等西方國家構建，與此配套的國際話語權體系也由其控制，這些國家是該秩序的主導者與受益者。盡管英國后來加入了歐盟，但從未放棄與美國的特殊關系。如今，英國要退出歐盟，更加自由地協助美國以維護其主導和受益的世界體系。

第二，重視與英國的“老朋友們”，也就是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的關系。自20世紀初以來，英帝國的一些自治領、殖民地相繼獨立，但帝國的遺產并未徹底消失，尤其是在制度、觀念、價值、信任等方面。加入歐盟一度讓英國與英聯邦成員的關系進一步削弱，而隨著英國退出歐盟，重新激活英聯邦關系，就成為“全球英國”的題中之意。這一點在前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的一次名為“一條看不見的鐵鏈”的演講中體現的十分形象。他指出：我們必須變成一條無形的鐵鏈，連接世界上所有民主國家，我們也相信這樣的方式可以起作用，因為建立在共同價值觀念上的聯盟比僅僅是基于短期交易之便的聯盟更持久。英國要靠英語、自由民主、議會制度、二戰后國際秩序等一系列無形的東西，描出昔日的英帝國輪廓，連接所有相關國家，由此對抗正在形成的新秩序。

這一無形的鐵鏈連接起來的國家包括，原英聯邦國家（如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等）、美國、東南亞一些國家（新加坡等），當然還有印度。而其要鎖住的國家以及對抗的新秩序也是一目了然的。

第三，與全球發展自由貿易關系，尤其是與新興經濟體建立合作關系。在保守黨看來，中國與亞洲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及隨經濟發展而來的國家實力的提高，改變了英國人眼中的均勢格局，對此不能掉以輕心。英國在經濟上不得不與這些國家合作，但在政治上卻存以防范。以中國為例，脫歐公投結束后，盡管英方表示中英“黃金時代”來臨，歡迎中方企業在英投資，英中共同促進全球自由貿易等，但在政治層面，始終對中方保持著距離。

可以說，正如國內有人已經指出，“全球英國”的本質是英國把自己放置在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全局中，希望重新擴大自己的海洋角色，最大限度地配合美國的全球戰略，進而在全球格局中分得一杯羹。挑戰與機遇總是并存，英國人試圖抓住。

短期影響有限，但具可持續發展空間

自“全球英國”推出以來，輿論界出現了一種聲音，認為英國又做起了不切實際的帝國夢，將全球英國戲謔為“帝國2.0版”，許多英國人也對英國將扮演全球角色難以置信，拖了三年多的脫歐更是讓這一政策幾乎已被人們遺忘。

然而，英國畢竟是一個奉行現實主義外交的典型國家，“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是其外交寫照。如今的英國，雖然退出了歐盟，也面臨內部蘇格蘭分離主義的挑戰，但英國并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國家。正如保守黨指出：英國是世界第五大經濟體、北約第二大軍費預算國、海外援助第三大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世界金融中心之一，擁有全球性語言、高效情報系統、世界一流外交網絡、三所世界十大頂尖高校、45萬海外留學生、全球媒體BBC，英國也與世界很多國家都有特殊關系，例如英聯邦成員、美國、歐洲國家且還要與東盟國家建立關系。這些讓全球英國的實施既面臨困難，但也具有可能。

就英國的自身實力和“全球英國”的實現方式而言，“全球英國”在短時期內很難產生實質性的重大影響。可以看到，“全球英國”主要依靠英美特殊關系，以及英國的軟實力來勾連起英聯邦成員，同時還要兼顧歐盟以及新興經濟體。然而，這三者本身是存在不兼容性的。例如，由于美國與歐盟在食品標準與生產管理方面的歷史性分歧，英國要同時與美國、歐盟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并非易事。英國要發展與新興經濟體的關系，又面臨著英美特殊關系的約束，英國需要反復權衡。再者，重新勾連分散在各大洲的英聯邦國家，本身在地緣上就不占優勢，而這些國家又在英國加入歐盟的近半個世紀里，早已找到了自身在新的貿易鏈中的位置，英國僅僅靠軟實力來改變現狀，難度不小。

盡管如此，“全球英國”具備可持續發展能力，迅速變動的國際格局正在為其提供發展空間。在20世紀后半葉美國牢固主導的國際體系中，英國可以在此前提下選擇英美特殊關系或者加入歐盟。而在當前這一前提已經存在變數之際，英國選擇了英美特殊關系，畢竟，英國不是歐洲的一份子，英國的立場與歐盟的立場并不完全一致，歐盟的立場與美國的立場也存在矛盾之處；而英美之間存在更深遠且緊密的連接，二戰后美國其實代替英國守衛著它們共建、共認的世界秩序。就此而言，“全球英國”設計的美英特殊關系以及重新激活英國與英聯邦成員國的關系，是有可能形成一股力量的。

此外，在全球化將世界各地日趨同質化的同時，也使得一些無法被同質化的領域的差異性更加顯現出來，這些領域就是觀念、價值、傳統、文化、民族等，其成為各國民眾在全球化中保持自我認同的關鍵部分，從這一點看，“全球英國”所要依賴的軟實力也并不是沒有可能。

最后，不得不說，隨著脫離歐盟，重獲自由身份的英國必將全面開啟與美國、歐盟、英聯邦成員國、新興經濟體之間的經貿合作及其他合作。英國不得不這么做，也只能這么做。“全球英國”已經成為英國對外戰略的必然選擇，英國內智囊團也提出了各種實施建議。例如，繼2019年2月11日亨利·杰克遜社團公布的“全球英國：21世紀愿景”報告后，2020年1月21日該組織又公布了“核心前提與英國戰略政策”。

第一份報告建議，基于英國的歷史發展經驗、制度、文化與傳統，“全球英國”應該構筑在“三個自由”基礎之上，即貿易自由、免受壓迫的自由以及思想自由。第二份報告則在全面審查了自冷戰以來英國戰略的15個核心支撐后，結合當前形勢，提出了八項具體建議。這些信息傳遞出英國推行“全球英國”政策的決心，提醒我們應該持續關注英國在政治與經濟兩個領域的活動以及這些活動顯示出來的真實含義。

（作者系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