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這是一份來自江西省的基層調研，該縣地處江西中部，轄24個鄉鎮、308個行政村，總人口約60萬，每年春節返鄉人口（學習、工作和務工）約20萬，1月10日至23日從武漢回本縣的人員目前排查到約300名。面對疫情，縣域政府做出了怎樣的工作安排，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防控工作：日益變化

1月20日，像往年一樣，縣領導各自忙著年底的下鄉慰問困難群眾，四套班子新春團拜會，鄉鎮領導參加各類返鄉人才的坐談會。縣城車水馬龍，街上塞滿 了從全國各地回來的私家車。超市、農貿市場和步行街擠滿了準備年貨的居民。同學群在接龍聚餐的事，家庭群在討論初四將要舉辦婚禮。回湖北丈母娘家過年的同學在招募同行人，打算一起開車去湖北過年。

1月21日，縣政府召開常務會，安排春節假期的工作。縣城的疫情防控主要由縣衛健委等職能部門常規運行，縣衛健委設有疫情應急辦，由分管副縣長負責。會上，分管的縣長匯報了假期的發熱門診管理、衛生宣傳和衛生系統的值班等工作部署。

1月22日。全縣召開黨代會。根據每年的慣例，這是縣里最后的大會，此會結束就意味著縣鄉干部開始放假過年了。

1月23日，武漢凌晨發出封城信息使所有人感覺事態嚴重。縣衛健委的應急辦升級為指揮部，由縣長親自擔任指揮長，分管衛生的副縣長任副指揮長。指揮部下設綜合協調組、治療組、信息組、督查組和后勤保障組等5個工作組。上午，縣長召開由各部門和鄉鎮領導參加的調度會，布置防控工作，要求各單位和鄉鎮建立應急工作機制，嚴格落實“縣鄉村”三級的值班和報告制度。下午，各鄉鎮對武漢返鄉人員進行信息統計和收集，安排村干部和衛生院的醫生護士上門檢測體溫。當天，縣城各單位正常放假，根據往年慣例，安排假期領導帶班和干部值班。外地的縣鄉領導和干部啟程回家過年。

1月24日（除夕），中午，村組干部鳴鑼通知各家各戶明天不能串門拜年。對有紅白喜事的戶主進行上門勸說，喜事取消或延遲，白事則不辦儀式，直接送殯儀館。下午，江西省啟動一級響應機制，剛回家準備吃年夜飯的分管副縣長開始電話不斷，吃了幾口飯后匆忙趕回指揮部，召集工作組布置防控工作。各鄉鎮向村干部發放口罩（每人三個）、電子體溫器等。

1月25日（初一），陰冷的雨天，村組干部早早地在路口設路障，對車輛采取“只出不進”原則，對回村的車輛進行體溫檢測。分管副縣長看望各個點干部，發現工作漏洞和安全隱患。縣界和高速路口實行交通檢疫，24小時值班，勸阻來自湖北的車。鄉鎮分管衛生的副鎮長（女性）和交警、護士從晚上6點至12點在路口值班。鄉鎮宣傳干部拉橫幅、放廣播、通過抖音、微信公號宣傳政府的公告、防控信息，及時辟謠。

1月26日（初二）上午，全縣召開常委擴大會議，應急指揮部再次升級，成立領導小組，由縣委書記和縣長分別擔任組長。下午，分管副縣長選擇留置點，商討留置點的布置和物品、相關人員的配置，與場所的產權所有者進行協調。縣督查組下鄉村督查，鄉鎮鎮長安排鄉鎮的留置點（大多數是村小學），分管副鎮長下村巡查，發現各村村禮堂、小賣部有諸多村民聚集打牌、宗教場有聚會，各村設的路卡簡單粗暴，甚至故意追求“網紅”效果。鄉鎮的超市物品被搶空。口罩30元一個，很多地方缺貨。

1月27日（初三），縣主要領導視察，縣根據上級指令和當地實際情況調整指揮部工作小組的內部分工，出臺相關文件（比如關閉公共娛樂場所，嚴禁哄抬物價，嚴禁村民集體聚集），從而使鄉村干部防控措施有規可依。全縣鄉鎮干部全員上班，形成分片包干制度，對每家每戶進行包干，每個鄉鎮干部和村干部共同包干三戶村民。對從湖北回來人員進行重新排查，一是發動村民舉報，二是包干的鄉村干部一戶戶上門詢問。管控重點人員：對有居家隔離人員的，在其大門口貼一個提醒牌，以便村民監督其不能出門，也提醒上門的親友保持距離。

1月28日（初四），上午，分管副縣長協調財政局、工信委就口罩、防護服、消毒液等物質采購或調配，安排紅十字會發動社會捐贈。下午，縣城增設三個留置觀察點，分管副縣長選點、協調場所。鄉鎮重新完善信息臺帳，信息組的干部從早忙到晚，被不斷變化內容和形式的表格搞得頭昏腦漲。由于許多村干部不懂電腦信息化處理，導致從村莊上報的信息難以按時上報，對上的整個信息系統都無法按時銜接。許多鄉鎮派鄉鎮干部下村協助信息采取和輸入。

防控工作的特點

一是根據非典時期的經驗和做法。在1月24日之前，上級政府沒有明確的指導思想和措施方案，只是要求分管的副縣長 “發揮領導魅力”。比如，上級政府沒有明確要求封路、但大部分基層政府根據非典時期的經驗對縣鄉村交通進行設卡，防控外來人員進入。這一做法雖然導致少量民眾的不滿，但大部分民眾都默默支持，在人口繁多且分散的鄉村社會，這一方法的確有效。

二是隨著形勢的變化而變化。縣域防控工作的日益變化，一是因為省級政府每天都在下達指令，需要根據這些指令開展工作或調整之前的工作。比如一開始只對來自湖北的人員進行登記隔離，后來要求對所有外來人員登記或隔離。二是因為每天都有來自社會的各類問題待處理，比如縣城和鄉鎮居民買不到菜，日常生活受影響。村莊垃圾無人處理。生病的村民救治不方便，因為救護車不足。村醫生不想再負責體檢測溫，怕傳染，鄉衛生院醫護人員的數量也不足以承擔各個路口，各村隔離人員體溫的測量工作。很多鄉鎮干部沒有口罩……這些每天新涌現的問題都需要縣鄉兩級政府快速處理。

三是微信有助于傳播與更新基層防控方法。因為有各類微信工作群，基層干部對所有信息幾乎同時共享。比如，哪個縣、哪個鄉的工作方法比較新，比較方便有效，其他縣鄉會立即學習。哪些方法遭到民眾在朋友圈或微博的嘲笑或批評，基層政府也會相應地作出調整。

縣域干部的感觸

請高看一眼基層干部。自稅費時代以來，基層干部的形象的確被妖魔化、土匪化。但客觀而言，作為政策執行的基層干部，任何命令、任何風險性的工作，都需要他們去落實。受訪的分管副縣長（女性）聲音早已沙啞，她每天凌晨之后才能休息，1月24日后，天天睡在辦公室。大部分鄉村干部一天只有一個口罩或沒有口罩，但他們每天都要出門工作，要去排查具有傳染風險的流動人員。有時候，村干部必須充當壞人，使用一些簡單粗暴的方法。因為防疫是死命令，必須完成，一些簡單粗暴的方法是在上級沒有出臺相應法規或是配套設置不足情況下發生的。

人民醫院為人民。在這次疫情中，縣鄉干部深深體會到了公立醫院與私立醫院的差別與“服務意識”的高下。受訪的縣鄉干部說：“對公立醫院的調配只要指令一下，立即響應，無論什么要求（人力、物力、場所）都最大程度滿足，體現了真正為‘人民服務’的意識。但私立醫院和診所，無論如何做工作，都是各種不配合、各種討價還價。私立醫院雖然平時宣傳和表現得那么彬彬有禮，服務那么好，這個時候就深深地體現出他們是為‘錢’服務不是為‘人民’服務。這次的教訓希望國家加大對公立醫院的建設與投入。”

基層組織是堡壘。根據對不同地區縣鄉干部的訪談，各地表現出不同的應對速度和能力。比如一些縣在1月25日才開始采集武漢還鄉人員信息。有些村莊天天放廣播宣傳相關知識，有些村莊仍然正常出行，聚餐或聚眾打牌。有些地區的村莊戶戶都有電子體溫器和口罩。有些地方鄉鎮領導都沒有口罩。這些差異反映出了領導的重視程度、地方財政的強弱和村級組織的強度。比如，一些鄉鎮沒有村民小組長，只有村支書、主任和會計，僅靠這三人是無法對分散的自然村和過千人口的村莊進行信息掌握、收集和宣傳的。“群眾工作，隊為基礎”，如果沒有“隊”（現在的村民小組）一級組織，基層工作難以落實，也難以做實。

少點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有些地區通知全市縣所有公務員1月27日開始必須全員上班。由于目前的防疫工作主要在鄉鎮、衛生和安全系統，所以許多人上班后無事可做，在辦公室閑著。同時，在口罩等防護措施不足的情況下，所有人上班是增加負擔與風險。另外，有些地方的組織部和紀檢部門的督查過度，且表現形式化和機械化，不顧群眾工作的特殊性和靈活性，必須要求按僵硬的命令執行，并且表現出嚴重的官老爺態度。加之組織和紀檢的干部無需在鄉村受苦受累，提拔又快，這使廣大一線的鄉村干部心理不平衡，工作積極性受挫。

此次危機應對中，負重前行的不僅有醫護人員，也有身處一線的廣大基層干部。因此，無論是上級政府還是公眾，對基層干部的確需要多一份理解和支持。此次危機也是對基層政府和基層干部治理能力的考驗，基層治理體系將會在此次危機后更加完善。

（作者歐陽靜系江西財經大學財稅與公管學院，武漢大學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