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隨著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升級，各地出臺各種防控措施，某些措施的適當性也引發了一些討論。比如，網上流傳著稱贊河南一系列“硬核”做法的文章，有很多人叫好，也有人認為這是反應過度、是“亂作為”、是“胡鬧”。再如，汕頭市政府在1月26日上午宣布采取“封城”措施，開始時有不少人點贊，但更多的人表示疑惑。兩個多小時之后，汕頭市撤回了這個通知，又引發了一片嘲諷。

那么，到底什么樣的防控措施是既合法又適當的呢？

先說合法的問題。在包括傳染病在內的突發事件發生之后，法律會有一個授權機制，允許政府采取一些平時不能采取的緊急措施，這就是我們說的應急處置。法律對應急處置權的授予當然要考慮比例原則，手段和目的要互相匹配，所謂分類應對、分級應對、分階段應對，基本的道理就在這里。

但是，突發事件的根本特征是不確定性，有的時候不確定性還比較高，比如這次疫情。那么，法律上的授權就不可能那么精準，不可能為每一種應急情景都事前設定好一套方案，只能是大概的，有時候甚至是比較籠統的，要給政府留出比較大的余地。

實際上，即使是這個大概、籠統的授權，有時候也兜不住。比如，現在很多地方都啟動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一級響應，但這個一級響應的措施也不是只有一種，而是規定了若干種，具體由各地政府去選擇、組合。所以我們看到，雖然大家都是啟動一級響應，采取的具體措施也是有所不同的。

那么，在法律允許的范圍里，如何評價防控措施的適當性？我想主要是看三個因素：一是風險，二是能力，三是損益。而且，從應急響應的一般規律來看，由緊入松易，由松入緊難，在響應初期把情況估計得嚴重一點，采取的措施偏于嚴厲一些，也有合理性。

我們拿很多地方堵路這個事情來說，如果是一個農村地區，離武漢不遠，本身公共衛生條件比較差，基層治理資源也不足，也就是說脆弱性很高，如果輸入了病例，這個地方就亂套了。那么，他封堵一些小路，如果不影響主干道交通，也是一種不得已的辦法，可以理解。我了解到，有的地方是由于很多疫區出來的車輛躲避交通檢疫，走小路，當地沒有辦法，把小路封了，逼你走大路接受檢疫，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一個地方離疫區挺遠，也沒多少疫區過來的人員車輛，也采取這樣的措施，那就過度了。或者是有的地方把主干道也給封了，把應急物流、救援通道都阻斷了，影響到了全國性公共物品的供給，那問題就更大了。

我們還可以看到一些明顯過當的舉措，比如有的地方為了防控從武漢、從湖北返鄉的人員，對他們的個人信息進行登記，以方便基層工作人員掌握其行蹤，采取隔離措施，這是必要的。但有的地方做得很極端，把這些信息散布出去，讓當地所有人都知道，等于動員群眾對這些人員“群防群控”，這就嚴重侵犯個人信息權益了，是要承擔法律責任的，而對于疫情防控來說并看不出有什么必要性。

還有的地方，登記了這些人員的基本身份信息和行程信息等，覺得還不夠，還要去調查其他背景信息。比如，我了解到一些地方發給基層人員的信息里，如果是返鄉的研究生，居然還包括他導師的信息，實在令人感到困惑。

我們也看到了一些恐慌性的決策行為，比如前面提到的汕頭市的“封城”通知。我這個寒假就居住在毗鄰汕頭的揭陽市，還有大量居住在汕頭的親友。這個通知雖然僅僅存在了兩個多小時，但已經引發了恐慌性的采購，在網絡上也引發了一波不小的輿情。

我們知道，汕頭市遠離主要疫區湖北省，和廣東省內病例較多的深圳市、廣州市離得也不近，當天只有兩個輸入性病例，卻一下子采取了“封城+封區”的頂格措施。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我覺得一個是全國層面的疫情防控形勢比較嚴峻和較大的不確定性造成了決策者的恐慌，另一個是連日來各地陸續升級的防控措施引發了“競爭效應”，有的地方把防控疫情當成了某種“錦標賽”。這樣的情況在以往的重大突發事件中并不罕見，有的時候會成為刺激更大范圍內過激反應的轉折點。

好在汕頭市政府很快調整了策略，撤回了通知，沒有造成更大范圍的恐慌。但這提醒我們，對于各地接下來出臺的更多疫情防控措施，要冷靜對待，有的所謂“硬核”做法在當地有可能只是不得不為的無奈之舉，可以被理解，但如果輿論一邊倒地喝彩、點贊，就有可能刺激其他地方仿效或者升格，作出非理性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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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鴻潮，系中國政法大學應急管理法律與政策研究基地主任、教授。 法治中國，不在宏大的敘事，而在細節的雕琢。在“法治的細節”中，讓我們超越結果而明晰法治的脈絡。本專欄由法律法學界專業人士為您特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