矗立在寧波三江口旁的雕塑“三江送別”，展現當年寧波商幫為了生存外出經商的場景。

矗立在寧波三江口旁的雕塑“三江送別”，展現當年寧波商幫為了生存外出經商的場景。

矗立在寧波三江口旁的雕塑“三江送別”，展現當年寧波商幫為了生存外出經商的場景。

【編者按】

又逢一年辭舊迎新時。此刻不論你身在何處，相信都會與家人團聚、和老友重逢。回到熟悉又陌生的家鄉，你會有什么發現和感觸？難得的相聚，大家坐在一起又會聊些什么？

2020年新春之際，澎湃新聞推出“圍爐夜話”專題。區別于浮光掠影式的簡單記錄和宏大敘事，我們希望呈現的、似乎是碎片般的景象，但又意味深長，蘊含著這個國家的另一些細節。

文 | 徐頌贊

編輯 | 俞詩逸

從“遠方”歸來的浙江人

過年，對我家而言，是一年一度各種“遠方”難得聚攏的機會。

我的家人和親戚主要分布在寧波、杭州、上海一帶，也有少數在廣東，甚至日本、歐美。四十年前的改革開放，形成了一股強勁的時代浪潮，卷起早已躁動不安的浙江人，從東南一隅涌向全中國，乃至全世界，形成了許知遠所說的“第二次浙江潮”。

這次浙江潮，不再像19至20世紀盛產浙籍知識分子的文化潮，而是以商品經濟和浙商群體為主要特征的經商潮。從土地解放出來的千百萬浙江人，憑著敏銳的商業嗅覺，游走在天南地北。也只有短暫的春節是各地浙商的共識，讓他們暫時放下“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的生活模式，紛紛回老家過年。

他們曾帶著對“遠方”的想象，離開家鄉，去他鄉和異國拼搏。每到過年，又從遠方歸來。在這段時間里，無數的遠方迅速相遇、交錯，形成碰撞點，最后又各自散去，等待下一次的交匯。我對這些親朋好友們的“遠方”非常有興趣——他從哪里出發，去往何處，如今又從哪里歸來？在離去與歸來之間，他們又發生了哪些變化？這些問題，既關乎每位個體的人生歷程，也是改革開放后無數人匯成的時代故事，再進一步，又何嘗不是人類普遍存在的生命追問呢？

你曾去往何方，又從何處歸來？

我最清楚的是我爸的“遠方”。他曾是一位中學數學老師，后來因為各種事情下海，丟下了鐵飯碗，進入了充滿風險的市場經濟浪潮中。我問他，為什么當初不好好待在體制內？現在會不會后悔？他不以為然，回答也很簡單——為了自由。為此，他曾從寧波闖到上海，后來又回到寧波。哪里有機會，就往哪里走。我發現，這樣的敘述，也頻繁地出現于像他一樣的50后、60后身上。他們的“遠方”，主要指向市場經濟帶來的賺錢機會，以及掙脫體制而來的自由感。

不過，離去與歸來，并不總是凱歌嘹亮。尤其對于失意者而言，“遠方”的意涵常會發生戲劇性轉變。前些年，姑姑因為在寧波辦的工廠倒閉，曾經身家千萬的她，在短短幾年之內就從“富翁”變成“負翁”。姑姑小時候不喜歡待在學校念書，早早離家出去打拼。年輕時的她，視家鄉為束縛，視遠方為希望，因而先在寧波一家小作坊當女工學徒，然后一路做到上海一家大公司的管理者。小時候過年，我總看到穿著華貴的她，每次歸來都讓人有種“衣錦還鄉”的感覺。再后來，她帶著在上海的原始積累，回寧波創業辦廠。眼看著工廠從無到有、拔地而起，資產也漲到千萬，卻又在短短幾年之內，發生各種融資和貸款問題，最后化為烏有。以前開寶馬、住豪宅的姑姑，成了被債主圍攻的人。故鄉再一次成為她的負擔，她開始重新望向遠方。她聽聞有位熟人老板，在海南島辦的工廠需要副手，就直接去了海南，打算東山再起，如此一去便是兩三年。去年和今年，她都沒有回來過年，成了家族飯局里不在場的他者。人們談論她，仿佛談起一樁遙遠的往事。當然，人們也會順便談起附近沒回家的人——某某在深圳發財，今年買了新房，不回來過年；某某破產躲債，上了黑名單，也不能坐飛機，不清楚行蹤；某某去澳洲帶孫子，偶爾視頻電話，一邊調侃國內霧霾的糟糕，一邊又抱怨國外生活的無聊……就在這張過年的飯桌上，人們的“遠方”一再切換和重組。有時不得不讓人慨嘆，人生一世，究竟有多少人正在離去與歸來，究竟“遠方”有著多少令人琢磨的涵義。

我有時特別好奇中國人的生活軌跡，感嘆這些軌跡的靈活、復雜和多變。他們離開了本土，沿著各自的方向，生長出不同的人生故事。在他們的人生中，“遠方”曾是一種類似救贖的力量，以強大的引力，將他們抽離出自己生長的地方，移置到另一個地方。當然，“遠方”也有失效的時候，特別是當人失敗，或者人到晚年，故土重新涌現，“落葉歸根”的敘事再次興起。只有少數人能免于這場有規律的文化交響曲，有詩為證——且認他鄉作故鄉。

當然，我也發現，中國人的“遠方”，有時竟也顯得如此一致、單調和無趣。當代中國人既不是安土重遷的農業民族，也不是心懷四海的游牧民族，更像是在地球上游牧的農民，移動到另一個地方復刻已有的價值生活。這些生活往往很少跨越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僅是發生一點新變異，擦除一點新火花而已。就像我父親和姑姑那一代50后、60后的“遠方”，更多指向賺錢、財富和經濟自由。而像我這一輩的90后，心目中的“遠方”，可能更多出于對“此處”的厭離。很多年輕人只知道要離開“此處”，但對于遠方，卻時常是迷茫的。在和同輩人的一次交談中，我似乎發現了這種叛逆。

“遠方”與“此處”

我有位親戚，也是同輩的90后。他家里富裕，父親是出名的老板。不過，這位兄弟本人因為天性早熟、性情敏銳，非常厭惡寧波本地流行的“經濟至上主義”，很早就主動向家里要求申請留學。后來，他長期待在美國，很少回來。在一次網上閑聊中，我們都發現了彼此對“此處”的厭離，仿佛達成了一次心靈的共同聲明。但我也同時發現，他對于“此處”的厭惡，并不等同于對“遠方”的向往。因為，如果以物質生活而言，以他家的財力，在寧波一樣可以復制美國的生活方式。從精神生活而言，性情低調、獨來獨往的他，似乎也無法融入熱鬧的華人圈子，或者追求刺激的美國青年社交圈。最后，電子產品成了異國他鄉的知己，手機屏幕上的遠方成了此處的生活。不論在“此處”還是“遠方”，過的依然是一種“不在場”的生活。

對于成長于全球化時代的90后、00后而言，世界從未像今天這般，變得如此快速，又如此扁平——從前水火不容的國際關系正在變化，壁壘分明的文化結構也處于快速重組之中。“遠方”和“此處”的分裂，時常會加深人的焦慮。這種焦慮又通過電腦、手機和各類新科技產品被無限放大。而由這些新科技產品帶來的信息革命，比電視時代來得更加徹底。

相較以往，人們被卷進了一個更深的“信息洞”里，無數陌生的、新奇的、有趣的遠方，源源不斷地在這個洞里出現。只要打開朋友圈、翻看微博，人們的工作、社交、娛樂、教育，似乎都被打包裝進眼球。這些前所未有的海量信息，無限地擴展著人們對“遠方”的想象。例如，最近新冠肺炎所引起的社會關注，遠比十七年前的“非典”更加廣泛，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是手機的普及和社交媒體的信息普及。如今，就連最基層的鄉民，也能通過手機獲知有關“遠方”的信息——很多人不知道地理位置的伊朗，也能從遙遠的中東，直抵此處的飯桌，成為50后和90后爭論不休的話題。

牛津大學人類學系的項飚教授曾指出，中國人就像蜂鳥，永遠在振動。這樣的生活，雖然看似生趣，但似乎常常讓一種模式成了意義的終極指向。人們的生活，失去了那種立體的、復雜的生趣，反而越來越變成處于“弦上的生活”。就像浙江人習慣性地把工作說成“做生活”，那種“閑不下來”的生活倫理，可以使他們在商業活動中取勝。然而，“做”了以后會如何，這樣的終極問題，卻是少有人思考的。

如今的中國，已經從“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變為“世界之中國”，從來沒有哪個時候，像現在這樣涌來無數的遠方和海量的信息。人們在物理意義上的空間移動已經更快、更廣，而在精神意義上的空間移動，卻顯得前所未有的拘束、慌張、膽怯。當然，也從來沒有哪個時刻，像當下的我們更加需要有關遠方的哲學、遠方的倫理學、遠方的人類學……

我不由得想起魯迅說過“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這句話常被援引作為對“遠方”和人類的關懷。但不妨回到1936年的魯迅身邊，看一看他更整全的語境和意義指向。

“街燈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顯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識的墻壁，壁端的棱線，熟識的書堆，堆邊的未訂的畫集，外面的進行著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我存在著，我在生活，我將生活下去，我開始覺得自己更切實了，我有動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墜入了睡眠。”

這是魯迅逝世前一個月留下的文字，在這篇名為《這也是生活》，并收入《且介亭雜文》里的文章，可以看到魯迅不僅有“遠方”，也有“此處”——那些具體的生活場景，那些讓他安頓身心的書和畫集，那些引起他遐思的夜晚。而且，不僅有此處的生活，也有“動作的欲望”——對于一位正在走向人生終點的人而言，他的自我實現和意義追求，也落實在生活的行動里。即便最后“又墜入了睡眠”，這又有什么呢？人的努力不正如滾動巨石的西西弗斯，不正如揮動翅膀的伊卡洛斯嗎？深深扎根于生活的行動，能讓分裂的“遠方”和“此處”重新和好、得以共舞，再次開始新的創造。哪怕遭遇了失敗，那也是一種珍貴的意義，一種在“此處”和“遠方”來回穿梭形成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