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常青 東方歷史評論

撰文：常青

《東方歷史評論》

在協和自辦醫預科的階段，林巧稚參加的那場入學考試，后來經常有人提起。

1921年夏，林巧稚從鼓浪嶼動身，赴上海報考協和的醫預科，那屆只招25名學生。最后一場英語筆試時，一位女生突然中暑被抬出考場。林巧稚放下試卷就跑過去急救，結果她原本最有把握考好的英語卻沒有考完，以為自己這回必定落榜了。可是一個月后，她卻收到了協和醫學院的錄取通知書。原來，監考老師給協和醫學院寫了一份報告，稱她樂于助人，處理問題沉著，表現出了優秀的品行。協和校方看了報告，認真研究了她的考試成績，認為她的其他各科成績都不錯，于是決定錄取她。

林巧稚，中國現代婦產科奠基人之一。

后來，協和醫預科教育的大部分轉入燕京大學時，入學考試內容“有些像現在的智力測驗”，“題多，要求敏捷，英文要求較高”。協和畢業生張之南回憶他在1949 年的英文考試內容之一是，要求用英文寫出《桃花源記》，“需會背原文，又能譯成英文，中英文都要好”。

從協和開創之時，就特別強調醫學生的生源質量，學生要先讀完醫預科。醫預科是1910 年“Flexner 報告”中提出的建議：醫學生入學前要有至少兩年的大學基礎，學習過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為了讓更好的學生學習更高級的課程，原計劃兩年的醫預科教育在學校開張時延長至三年，以保證學生在進入醫學院學習前打下扎實的基礎。其課程包括：生物、化學、數學、物理、中文、英語和現代歐洲語言。這些課程如有可能，應在綜合大學里完成。

但在協和創辦的那個時代，中國的綜合大學還達不到協和期望的醫預科水平，不能提供充分的醫學基礎教育。為了從一開始就保證高標準，協和做了一個決定，即自辦醫預科。

自辦醫預科招聘的第一位教授是物理系主任斯狄弗勒，他此前一直在哥倫比亞大學講授物理課。化學系主任是擁有芝加哥大學化學博士學位的威爾遜（Stanley D. Willson）。生物學系負責人帕卡德（Charles R. Packard）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英文教師富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是傳教士之子，精通漢語，后來去了哥倫比亞大學，成為知名的漢學家。

據說，協和在為醫預科物色教授時，除了從國外聘請，還試圖去找那些“受過很好的中文傳統教育，同時兼有現代觀點”的中國人。挑選中文老師時，顧臨推薦一位名叫胡適的人，說此人在康奈爾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留過學，是哲學博士，中西兼通。胡適雖然最終沒有進入協和醫預科教授的隊伍，但后來卻進了協和的董事會，參與決策協和事務。馬鑒成了第一期醫預科的中文老師，后來他成為燕京大學中文系主任。

胡適

有人曾評價，協和是一所“其標準之確定無視所在國的實際社會和經濟條件”的醫學院。胡適將協和比喻成“一所獨輪手推車式的國家里，飛機式的學院”。自辦醫預科畢竟是權宜之計。為追求協和的高標準，基金會不僅要為協和醫學院本身投入巨資，也需要每年撥款資助中國的13 所綜合性大學，以提高這些大學的醫預科教學水平，這些大學包括：上海圣約翰大學、金陵學院、南京大學、湘雅醫學院、南京的國立東南大學、清華學校、南開大學、燕京大學……直到8 年之后，這些大學達到了協和要求的水平，協和才停止自辦醫預科，改從這些學校招生進入協和醫學院。

在協和自辦醫預科期間，共培養205 名學生，有100 人進入協和，其中84 名完成了協和接下來的5 年醫學課程，拿到了醫學博士學位。自辦醫預科學校的最后一任校長回顧自己在北京5 年的歷程，著重提到醫預科學生的能力：“學生整體上都很強……同學之間的成績幾乎不分伯仲。”嚴格的醫預科教育，從一開始就成為協和辦學的一大特點。

協和醫預科停辦后，一部分老師調往燕京大學任教，大部分教學設備也都送給了燕大。燕大醫預科成了協和醫學生的主要來源，逐步占到協和每年招生總數的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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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的燕大校長是司徒雷登，他有著生長于一個雙重世界的特殊生活經歷：由父母和一小群講衛生的白人長老會傳教士所代表的小世界，以及由“可愛、愉快，但并不怎么講衛生的中國人”組成的大世界。對他來說，這兩者間有密切的關系。而燕大的大財主便是洛克菲勒基金會，在1936—1937 年，基金會的資助占到燕大年度總預算的五分之一。

司徒雷登在博雅塔前留影

燕大與協和的合作持續到1951 年。燕大的醫預科一成立便成為校園的焦點，醫預科學生“人數少、質量高”，被稱為燕大“精華”。燕大對這些學醫的學生有個規定：至少要選修人文科學的入門課程。在當時的燕京大學，學生們有機會沐浴在大師們共聚一堂的濃厚學術氛圍中，比如聽梁啟超的弟弟梁啟雄講《史記》，聽聶崇岐講《中國通史》，聽沈乃璋講《普通心理學》，聽趙承信講《社會學基礎》……曾在燕大就讀的雷潔瓊，回憶燕大教授們的教學方法：“我選修的是東洋史。東洋史不講課，按翁先生（翁獨健）指導，自己到圖書館查閱和瀏覽書籍，做讀書卡片，學期末上交評分。教學法與眾不同，既傳授知識，又教給做學問的方法，一舉數得。”在生物學界享有盛名的胡經甫，在講無脊椎動物時，不許學生們記筆記，要求學生全神貫注聽講。他一邊嘴里說，一邊畫，既條理清楚又引人入勝。聽過他課的學生，都印象極深。

這些在綜合大學的學習經歷，使得醫預科學生耳濡目染大師們做學問的方法，沐浴在濃厚的人文氛圍中。那時的燕大校園是他們的精神殿堂。

當時學校規定：“醫預科期間，學生必須讀完中文、英文各192小時，生物384小時，數學96小時，化學544小時，物理384小時，還有經濟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在結束醫預科學習后，需要通過入學考試，并參考醫預科時的各門成績和老師的推薦語，最后決定是否被錄取進協和醫學院本部。協和的張之南教授回憶，當年考試過關后“還要經過很特殊的面試，教授請考生到家吃飯，邊吃邊談，談家庭、志向、對一些社會問題的看法等，一律用英語對答。在此過程中，了解考生的舉止、言談、表達和英語會話能力”。

燕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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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會問，在正式跨入醫學院之前的醫預科準備，究竟有多重要？是不是浪費時間？也許對于醫學生來說，在正式接觸醫學之前，非常重要的是：準備一顆人文心和一副科學腦。

從本質上說，醫學這一學科，試圖理解的是一個與人類有關的永恒話題：人的自然本性。如同神學和法學一樣，都指向科學研究的永恒話題，都需要邏輯學和哲學作為基礎。但這三個學科所指向的目標又都超越了科學本身。比如醫學，它指向身體健康，它建立在對“人的自然本性”無所不包的知識基礎之上。但在“人的自然本性”里，卻總是存在著一些未知力量。對于這些力量的來龍去脈，人們可以無窮無盡地解釋下去，卻永遠不可能完全地理解，而恰恰就是這些不確定的力量，給醫學研究賦予了豐富的實質和生命。

協和的醫預科設置，是一段看似漫長，實則必需的、了解“人”的過程。它的存在，除了教授單純的事實和技巧之外，還體現了一所真正大學里的教學應該有更多的追求。比如，塑造“整全的人”，實現一種更寬泛意義上的教育。真理的范圍遠大于科學，科學家必須作為一個人，而不僅是作為一位專家，投身到探索真理的事業中。面對真理的追求，需要那種“整全的人”認真投入，這一點對于醫學尤其重要。如同神經學家雅斯貝爾斯所說，自然科學的教育價值是培養精確觀察的習慣，單純就研究主題的教育價值來說，自然科學比人文科學要遜色很多。而人文科學的價值是：它允諾了一種對人類歷史實質的領悟，一種對傳統的參與，一種對人類潛能之廣闊性的認識。

“科學腦”對于當時的中國，更有著非同一般的內涵。19 世紀以來，科學中發展最快的分支是醫學，它由系統觀察為特點的臨床醫學、實驗室為中心的實驗醫學融合而成。“科學醫學”與“歸納法”在科學研究中的主導角色相得益彰。之前的“演繹法”以承認已知的知識為前提，不能用于發現新知識。自亞里士多德始，演繹法一直受到哲學家的厚愛。英國哲學家、科學家弗朗西斯·培根確立了與“演繹法”對立的“歸納法”。他挑戰中世紀的科學概念，強調人類不應從自己的頭腦中創造一個世界，應從對自然和事物的觀察中得到事實。近代以來，大量的科學發現都是通過嚴格的觀察和實驗，并在此基礎上“歸納”成為科學理論。

在協和創立之初，當哈佛大學校長艾略特、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院長韋爾奇、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所長西蒙·弗萊克斯納等美國最有影響力的醫學家和教育家，在批評傳教士醫學和中國教育時，強調如要把“科學方法”介紹到中國，就要教中國學生學習如何通過實驗室的觀察、記錄和分析，得出有依據的結論。這些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顧問們被稱為“培根人”，以此與傳教士、傳統教育從本質上區分開來。

弗朗西斯·培根畫像

在參加1914年1月的“中國討論會”前，哈佛大學校長艾略特曾受卡內基基金會所托對中國進行考察。在他的報告中，談到東西方思維方式的顯著差異：

東方人（除了近期的日本）從未運用過歸納哲學。西方在過去400 年里，正是憑借歸納推理的方法得到真知，取得巨大的進步。與此相反，東方人主要依靠直覺和冥想，而且從權威那里接受生活信念和宗教信仰。

他將西醫視為向中國引入歸納推理法的媒介，以訓練年輕人的觀察能力、如何準確記錄事實，然后在對事實的觀察和比較上得出正確、有限度的推理等。“西方內科學和外科學，是我們送給東方民眾的禮物……在傳授歸納和推理法方面，再沒有比醫學更合適的學科了”。當時中國的學生，缺乏在觀察和歸納法方面的教育。以上海哈佛醫學院為例，該學院的入學標準很高，學生入學前已在圣約翰大學受過一般教育。當艾略特在上海觀察這些一年級學生做實驗時，卻發現他們不具備最低限度的使用歸納法的能力：

他們從來沒有在此基礎上學習過，從來沒有人在此基礎上教過他們，他們也根本不知道歸納法是什么。并不是說他們沒有足夠的化學、物理或者生物知識去解決我們醫學院一年級的科目，而是他們從來沒有想到過歸納法。

艾略特建議，必須在醫學教育中，貫穿使用歸納法進行科學教育和實驗室教育：“沒有這樣的培養，我們就不可能在中國為中國人建立可信賴的醫學院。”

1957年，雖未在協和求學但深受協和惠澤的張孝騫，在建議恢復協和八年制的上書信中寫道：“醫學是一門應用科學，需要極為堅實的理論基礎。因此醫學人才的培養是一樁艱巨復雜的工作。”他一再強調在復校之后，知識一定要學得寬一點，基礎要打得扎實一點。他說，醫學是同其他學科，包括社會科學在內聯系最多、最密切的一門科學，醫學生在進入醫學院之前，必須具備嚴格的基本功。

在張孝騫上書兩年后，協和八年制終于在1959 年恢復了招生，這時的校長是黃家駟。一開始，那些學生對于入校前花三年時間在北京大學生物系讀醫預科很不理解。每一屆新生入學，黃家駟和其他校領導都要親自去一趟北京大學，以親身體會告訴學生們：醫預科的基礎對于一個高級醫學人才的成長有多重要。副校長張孝騫鼓勵協和學生在讀醫學預科時，要充分利用北京大學作為綜合大學的有利條件，擴大知識面，培養廣泛的興趣，選修一些文科方面的課程。

張孝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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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第一所八年制的醫學院，協和如何選擇“真正適合學醫”的醫學生呢？從協和醫預科的設置便能看出八年學習中前三年的作用：一是在進入醫學院之前，打下廣泛、堅實的人文基礎和自然學科基礎，塑造“整全的人”，為日后造就優秀的醫學生做準備；二是在醫預科期間，協和學生實現了八年中的第二次“雙向選擇”。

關于協和八年制中的“雙向選擇”，張之南教授曾詳細分析過這樣做的必要性：

一個人決定學醫，可能是多種因素影響的結果，有人是真正出于個人的興趣和志向，有人則可能是由于家庭的意愿，也有可能是因為羨慕醫生的社會地位等。有的學生抱著很大的熱情進入醫學領域，但是，經過幾年學習以后，發現并不符合自己的興趣和心愿，或是逐漸了解從事醫療工作需要較大的奉獻精神，甚至會要求犧牲部分個人生活或家庭生活，要勤奮努力、刻苦敬業，而自己還沒有這種心理準備；有的學生在學醫四五年后看到同年進入大學的其他專業的同學中，不少已經畢業工作，有了收入，而自己還要繼續學習；有人即使從八年制醫學院畢業了，回想四年制大學畢業的同學已經工作了四年，社會地位和經濟收入都比自己高，也有些悔不當初。

張之南

何況以協和為例，對醫學生還要高進（高條件進入）、嚴出（以嚴格標準畢業出校），出入的門檻都較高。醫學生在校期間會反復考慮以上這些實際問題。

如果僅僅是一次高考就從“醫”而終，直接決定八年的學習方向和終身職業，往往會讓一些學生不是真正認同未來的醫生職業，在學醫過程中感到夾生、矛盾和痛苦。

在過去的協和，這樣的痛苦和矛盾會少很多，因為有三次“雙向選擇”：第一次雙向選擇是由高中考入綜合大學的醫預科時；第二次是在第三年讀完醫預科之后，大部分學生考入協和，少部分學生因成績或健康問題不能進入協和，就在原校繼續讀一年（多為生物系），然后畢業，獲取理學學士學位；第三次雙向選擇是在進入協和讀完一年之后，有些學生同樣因健康或成績不良留級或退學，或由于個人意愿改變，另謀出路。

一所能夠實踐真正大學理念的大學，能將獻身探索和傳播科學真理的人們集合在一起。在協和的辦學理念中，體現了大學必須要做的三件事：教化“整全的人”、職業訓練、科學研究。將任何一件事從其中剝離出來，都會損害大學的精神實質。

協和醫預科的設置，從20世紀初就實現了醫學教育與綜合大學相結合的設想。在醫學院普遍“精神缺失”的當今，除了感慨、贊嘆協和曾為實現高標準而自辦醫預科的決心，設置醫預科的意義也許更值得我們思考。正如馬克思寫給恩格斯的信中所說：“從前沒有看到的東西現在到處都露出自己的痕跡……于是他們在最舊的東西中驚奇地發現了最新的東西。”

本文選摘自《協和醫事：協和百年紀念版》，授權刊發。

原標題：《協和往事：好醫生如何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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