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變臉

《音像世界》在上世紀八〇年代的中國能開風氣之先，步伐迅猛，得益于兩次改版以及某些先天條件。它是央企，不受上海管制。最早的審稿是勞為民和王鐵城每個月帶著樣刊坐火車北上“廣電部”。王鐵城記得，當年在皇城根下怎么“煲電話粥”——第幾行第幾個字有問題——上海的編輯部聽完再修改。這種特殊的審稿方式總共持續了半年時間。1988年，上海市爆發“甲肝”，1至2月中旬達到高峰。北京方面隨后突然打電話通知勞為民，說這個雜志辦到現在沒出什么大的問題，你們就不用再來了。審稿的重任從此落在了勞的肩上，每期送印之前由他簽字，出了事故他負全責。

1988年的3月刊，總第五期（1987年算是試刊，只在10月、12月各出了一本），《音像世界》迎來第一次改版。版權頁的設計煥然一新，欄目的調整不大，主要是內容方面像是打了搖滾興奮劑，濃墨重彩地介紹騷靈大神Sam Cooke、格萊美音樂獎、Boston樂隊、《中國搖滾——西部情歌》專輯，還有The Beatles、Dire Straits、Prince、Elton John的資訊。回看頭四期雜志，它的內容并不像它的封面那么摩登——即便是現在，也沒有幾本刊物會在刊名上動用中日英三種語言——每期留給國內外影視故事的篇幅總是那么奢侈，還要保證傳統戲曲至少有兩頁。

第二次改版的動靜更大，由張磊牽頭。1988年10月，他受香港雜志《音樂通信》的啟發，在編1989年1月刊的時候，拿出了一個改版方案，開設《摩登談話》、《唱片街》、《港臺星空》、《Rock & Pop》等欄目，還親自繪制了一部分欄目標識。這次調整決定了雜志的發展方向，學生群體躍居為讀者的主流，預示了此后歌迷會的興建。

五星體育的首席評論員周力對那次改版印象深刻。他迷上粵語流行曲始于八十年代末國內引進的一盤寶麗金精選磁帶，看《音像世界》的時候還是初中生。新刊入手，阿瑟的文章值得精讀，喜歡他主持的《摩登談話》。這個欄目名出自德國樂隊Modern Talking，形式上堪比歐美、港臺新專輯的碟評。怪誕的是，在這個欄目上出現的近十位作者全部都是張磊的化名，仿佛在與自己的若干替身開圓桌會議。張磊寫的時候是一段段同時進行，竅門在于關注音樂的不同角度。評鑒的標準極其嚴苛，簡直是對樂壇的一次次炮烙，像是譚詠麟、張國榮、陳百強的經典專輯，在阿瑟的筆下只配三顆星，至多三星半（滿分是五星）。如今看來，評星制的音樂類媒體，很難找到像阿瑟那樣的毒舌。1989年度香港地區的最佳專輯授予林憶蓮的《逃離鋼筋森林》，看頒獎詞仿佛是一張天碟：“藝術味頗濃、高格調……音樂上有成功的突破……高級流行樂的表表者……”其實只有三星半。張國榮的《紅》足夠一劍飛仙了吧——還是三星半。不要以為是鄙視鏈在作怪：Nirvana的Never Mind、唐朝的同名專輯統統四顆星；Radiohead的The Bends、Blur的The Great Escape只有三星半。五星從未誕生，只有幾張專輯斬獲四星半。追問當事人，你在搞啥百葉結？他輕描淡寫地回道：“不嚴的話遇到更好的就沒法評了。”

張磊采訪小虎隊，1991年9月于上海體育館留影。

《摩登談話》廣受歡迎，而后大陸歌手出的專輯多了，雜志就復制了一個類似的欄目叫《隨聽隨講》，也是每期評四張專輯。定下的規矩是不能只唱贊歌。可是那些被評論的對象身在內地，風險比較大。有一次，女歌手L帶了公司企宣找上門來，強烈抗議《隨聽隨講》對她的調侃，要求消除不良的社會影響。勞為民吃軟不怕硬，建議走訴訟的程序。女歌手心里苦，憂傷得好似她在熒幕上塑造的那些形象，最后是慈眉善目的丁夏出面。一場誤會，那盒被吐槽的什錦合輯是女歌手的前東家在蹭熱度，她反復強調自己并不知情，只要求雜志能給她挽回顏面。

雜志的社會影響日盛，創刊五周年的研討會上，來自中唱廣州的代表提了這樣一件事。話說歌唱家P來廣州開演唱會，記者一概拒絕，看到那位代表舉著《音像世界》，招招手說道：“你過來，你過來。”

在上海的媒體圈，《音像世界》最初的鋒芒得益于編輯部在八十年代末策劃的一組特稿：《上海經營性錄像掃描》、《演唱組在上海灘出現》、《盒帶市場大曝光》、《夜上海，姍姍來遲的卡拉OK》。潮流現象與調查報道的深度融合，當時報紙的文藝版還未涉及，同行愿意為《音像世界》起立鼓掌。《上海文化藝術報》的時任記者楊建國住在衡山路附近，經常下了班跑到雜志社的小洋樓坐坐，他和王鐵城的友誼日后促成了上海搖滾樂的第一次大閱兵。《新開發——90’上海現代演唱組首展》的預演發生在1990年6月2日的云峰不夜城大酒店，正式公演遲至7月的29、30日，在黃浦體育館。歷史通常是勢利眼，后世津津樂道于這三場演出發掘了李泉、金武林、安棟、聶鈞等原創勢力，卻疏忽了幕后英雄：李蘇友策劃，王鐵城助推，楊建國從飲料公司拉了八萬元的贊助。

算上“新開發”，雜志社在1989至1991這三年里搞了不少“三產”。1989年1月與上海農業機械供應公司合辦的“中外鄉村歌曲大獎賽”固然不倫不類，但在流行音樂尚未被官方解凍的大環境下，鄉村歌曲這面旗幟能夠最大程度地保障賽事朝著預設的方向前進。大賽辦出了社會影響，請了音樂理論家譚冰若，聲樂教育家徐朗、潘勝華，作曲家史真榮，電臺編輯歐陽誠等擔任評委。

三個月后，甲殼蟲音像商社在天鑰橋路開張，王鐵城主理，正好趕上崔健的專輯《新長征路上的搖滾》發行。王鐵城通過中唱北京的朋友，托關系拿到了該盒帶在上海地區的總代理權，一口氣要了五千盒，而后批給上海的零售商，每盤磁帶商社賺一兩塊錢。當年音像制品與圖書的發行有些區別，批發與零售的差價在設定上相對隨意，不會嚴格按照定價的折扣來計算。商社還有出租錄像帶的業務，自始至終只賺了一些小錢，主要是扮演公關的窗口，協調方方面面。1989年的6月刊，《音像世界》的封底為商社打了整版的廣告，日本讀賣新聞的駐滬記者好奇“商社”二字的使用，打電話要求登門采訪，緣慳一面。

7月，歌迷會成立；8月，封套展舉辦；9月，大眾人演唱組受邀為歌迷會義演。正因為有歌迷會這張底牌，到了1991年，中唱總部有感林憶蓮的引進版銷量喜人，想給她頒一個獎，思來想去還是《音像世界》出面最穩妥。領導打電話給勞為民，勞為民交待王鐵城，王靈光一閃，想出辦歌迷見面會順便頒獎的點子。那年的10月21日，林憶蓮帶著甜美的笑容出現在蘭心大戲院附近的文藝俱樂部，為記者與歌迷解疑答惑，清唱了一首《破曉》。那是上海第一次為港臺歌手辦歌迷見面會，這招后來得到了本地廣播電臺的響應。王鐵城記得，雜志社后來如法炮制為葉倩文也辦了一場，會說一點點上海話的葉倩文到了酒店，頭件事情就是想吃上海的油條。

1991年10月，林憶蓮于頒獎現場的留影。

張磊、邱嘉揚采訪葉倩文。1992年留影于上海錦滄文華大酒店。

《音像世界》1992年還為陳淑樺、周華健辦了歌迷見面會。

或許是王鐵城的外事表現太出色，1992年，當上海市委宣傳部決定舉辦全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流行音樂征集活動，他們想到問《音像世界》借人。之后，《音像世界》刊登了一則要聞：

“……由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和本刊等20余家新聞、出版文化單位聯合舉辦的'92歌壇新潮——雀巢咖啡上海流行歌曲系列征集大型活動近日內在上海拉開帷幕，整個活動的時間跨度為92年7月至93年元月。本次大型活動主要分為3個部分：1，歌詞征集；2，歌曲征集；3，征召歌手……”（1992年8月刊，P14-15）

活動持續了七個月之久，加上前期后期的工作，離開《音像世界》的王鐵城在賓館里整整泡了一年。我還要提醒讀者多回味引文的開頭，那二十余家單位就不展開了，陣容強大，近乎“舉國體制”。我們只需明白，這是官方第一次認可“流行歌曲”的說法，此前，媒體在表述上出于某些原因更傾向于“通俗歌曲”。翻閱《社會》雜志（1992年第11期，P14-16），能在《上海官方扶持流行音樂內幕》這篇雄文里聞到更多意識形態的濃煙。不妨選摘一段無傷大雅的：

“觀念的落后和陳舊正在扼殺上海流行音樂的發展，而上海各方的積極參與，表明這里關于流行音樂‘姓資姓社’的討論該畫上句號了。”

就像小平同志于1992年發表的“南巡講話”，“92歌壇新潮”為流行音樂在國內的健康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活動的走向，歷史的功績，一切恰如賽事的組委會秘書長、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文藝處處長朱爍淵所言：

“這次大型活動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挖掘出一位紅歌星、幾首好作品，而在于推動流行歌曲的健康發展，使人們對流行歌曲的存在與發展引起足夠的重視，為流行音樂正名，為流行音樂的市場機制的建立而創造良好的條件。”（《音像世界》，1993年2月刊，P14）

字字如金，一語成讖。事實上，活動銓選的“十大歌手”即便是經歷過那個年代的鐵桿樂迷也忘得一干二凈了，還有那些得獎的原創歌曲，全都駛入了忘川。更殘酷的是，好像沒有任何的實體唱片能夠證實他們的存在。可我仍舊覺得“92歌壇新潮”辦得偉大，成果豐碩。《音像世界》的后續報道里有一篇采訪稿很特別，我被文章的作者吸引住了，他在文末這樣寫道：

“有人將繆志剛比作大陸的鄭智化，而我卻認為不遠的將來繆志剛一定會超過鄭智化，或許等到那時人們會把鄭智化稱為臺灣的繆志剛。我堅信這一夢想將會變成現實。”（1993年5月刊，P27）

繆志剛來自蘇州，是一位創作型歌手，當年斬獲了賽事的最高榮譽“金雀獎”，替他背書的人名叫曹可凡。沒有半點諷刺的意思，我完全是被曹老師的夢想打動了。在歷史的轉折之際，擺在內地原創流行音樂面前的路障突然消失了，從業者以及受眾的內心有一個強大的聲音在歌唱：“他說風雨中這點痛算什么，擦干淚不要怕，至少我們還有夢……”

有夢的還有白巖松，他當時正在籌辦一張報紙，叫《流行音樂世界》，從這個刊名，不難感受到他對流行音樂、對《音像世界》的熱忱。和曹可凡一樣，白巖松的名字也出現在1993年5月刊的《音像世界》，同為作者。再往前推一期，有白巖松為《音像世界》供的第一篇文章，巧合的是，他當時寫的那個樂團名字里也含“夢”。編輯或許覺得“劉以達與夢”這個團名不如唱《禁色》的另一組叫得響，把白巖松的原稿標題“劉以達與夢：繼續追尋”（《中國廣播報》，1993年2月23日，第7版）改成了“劉以達：繼續尋夢”（《音像世界》，1993年4月刊，P14）。 

約稿的細節張磊不記得了，當時《音像世界》的港臺版面由他負責，旁人無權插手，照理說他應該和白巖松打過交道。白巖松在《痛并快樂著》2016年版附的別冊里留下了他的解釋。答案暫且擱置。

退回到1993年2月，春節剛過，白巖松還在報社上班，是一個喜歡在辦公室放流行歌曲的小青年。電話突然響了，是崔永元（當時在電臺的《午間半小時》工作）打來的，說同學在電視臺要辦一個新節目，缺人，想讓白巖松過去幫幫忙。這符合當時媒體圈的新潮，在本職之余接點“外稿”，白巖松愉快地答應了，然后聯系《東方之子》的制作人。制作人要求面試，于是，某個上午，白巖松帶了一組“香港歌星訪談錄”赴會。總共八篇文章，采訪了Beyond、張學友、劉以達與夢、林憶蓮、草蜢、關淑怡、葉倩文以及劉德華（依照文章在《中國廣播報》的發表先后排序，1993年2月9日-4月13日，第7版，欄目名“星星索”）。能夠訪問到這些重量級的歌手、音樂人，是因為他當時供職的《中國廣播報》隸屬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后者在1993年1月14日與香港商業電臺合辦了一場“叱咤樂壇流行榜北京演唱會”（北京工人體育館，19:15-22:40）。《中國廣播報》是周報，版面有限，這八篇深度訪談首發的時候，照作者的說法：“短了不少，是為遺憾。”

節目制作人被打動了，受到感染的還有《音像世界》的編輯。張磊忘了當年是打電話還是寫信聯系。白巖松在別冊里這樣回憶：“接到了《音像世界》雜志的邀約，希望能將這組采訪刊登到他們雜志上。”作為雜志的忠實讀者、歌迷會的聯系會員，他將這個邀約視為一個獎勵。第一篇得到比較忠實呈現的專訪是《劉以達：繼續追夢》，登在1993年的4月刊，然后是5月刊的《張學友：真情流露》，6月刊的《關淑怡：制造迷夢》。連射三箭之后，不知何故，白巖松突然給自己加戲，7月刊發表《林憶蓮訪談錄》用的是筆名“森林”，然后他就從雜志的作者名錄里永遠消失了。原因很簡單，此時的他已經遠離文娛圈，跳槽去了《東方時空》，徹徹底底地改當電視人。

起念是在1993年5月底，一通來自《東方時空》的“挖角”電話讓白巖松沉思了片刻。他選擇拒絕，是舍不下《流行音樂世界》，樣報都做好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為此開過會，臺長表示支持。而后是一系列的轉折。當事者在書中留下了沉痛的回憶：

“已經呼之欲出的《流行音樂世界》在當時一種對流行音樂依然不屑的氛圍中，被某位領導給判了死刑。寄托了我的熱情和理想的夢碎了，我立即有了萬念俱灰的感覺。”（《痛并快樂著》2016年版，P50）

1993年的春夏之際，白巖松沒能當成娛記，差不多就在那段日子，王鐵城的娛記之路也走到頭了。他向《音像世界》雜志遞交了辭呈，具體時間難以考證，經歷過那件事的人仿佛全患了失憶癥。辭職的原因之一是，他在籌建上海明星文化演藝公司，該項目相當于“92歌壇新潮”的續篇，要為選拔出來的苗子搭一個暖棚。吳曉穎后來接了王鐵城在《音像世界》的班，主攻大陸流行。她于1993年9月成為雜志的一員，此時王鐵城已經離職了。雜志上可以查考的線索更少，1987年的兩期試刊號登了編輯部的完整構成，然后讀者就不知道“田螺姑娘”是誰了。直到1989年6月刊，目錄頁的右下角出現了“本期責任編輯”的字樣。丁夏率先被曝光，下期是張磊，隔月換班，多賺一份統稿的辛苦錢而已。細化到具體版面，還是相關負責人在播種。到了1990年7月刊，“本期責任編輯”刪“本期”兩字，下面添了一行“美術編輯”，后面接的名字永遠是趙為群，而責編在1992年2月刊迎來了第三個名字——吳龍。其實吳龍進雜志社比張磊還要早，他是丁夏的同學，在王鐵城辭職之后接管了甲殼蟲音像商社。

吳曉穎 1994年1月留影于《音像世界》的無錫整訓

王曉峰與他的好編輯丁夏，2019年于上海留影。

丁夏（左1）和張明采訪來滬的Aaron Neville，文章刊發在1994年2月刊，數月后，丁夏離職。

勞為民為《音像世界》的編輯部擬定了這種存在方式，低調是他多年以后給出的理由。張磊從未過問，如果他在選題會或者類似的場合提這種問題，估計會被當成是想要出名。外界在回顧之時傾向于另一種視角。2007年，王曉峰在博客上為《音像世界》寫了一篇挽文，題目就叫“音像世界”，里面有一段頗具代表性：

“經常買雜志的人都知道，如果一本雜志晚到幾天，就像你跟姑娘約會她遲到一樣，心里總犯嘀咕。有段時間，比較敏感，一旦遲到幾天，我就懷疑它被封殺了。因為那時候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都比較敏感，《音像世界》當時就是干這種事情的……”

我在采訪的過程中聽不少《音像世界》的“衛星”人士提過停刊疑云——核心團隊不以為然，思來想去，頂多就是港臺歌星上封面以及相關的內容要適當控制。

是過慮了嗎？

1993年的某個夏日，剛離職的王鐵城對于自己以及《音像世界》的未來持樂觀態度。作為編輯，丁夏比他坐得住，張磊比他更有鉆研精神。回顧往過，謙遜的他慣用一種類似小津安二郎電影的視角，編輯部如同一個大家庭，沙滾滾，但彼此珍重過。

5.樂評

《音像世界》不是新聞類雜志，即使在急速擴張的1993至1994年，銷量逼近二十萬冊，編輯部進了不少新員工，也沒有破例招過記者。采編合一是每位編輯的基本素質，主理一塊內容，按時交版面，這種傳統從創刊延續到休刊。

稿費還是很可觀的。以吳曉穎入職的1993年為例，每千字五十至八十元不等。丁夏當時負責開稿費單，大方向是鼓勵原創，采訪評論的稿件基數定得高，摘抄編譯的低一些，核算后交給勞為民簽字。1993年上海職工的月平均工資是四百七十一元，當時替《音像世界》寫一篇三千字的采訪稿能拿到月平均工資的一半。2018年上海的月平均工資是七千八百多元，以半數計，稿費標準換算到今天幾乎是一字一塊三。這對當年還是新人的吳曉穎來說足夠刺激了，她手里那時也沒幾個作者，下筆自然勤快。另一邊，編輯部的老將們積極性可不高。最具代表性的莫過于丁夏，總把出頭的機會讓出去，中國的大學當年如果設有樂評系，那他無疑是系主任，杰出校友里包括日后帶三個表的王曉峰。好多人夸丁夏是最好的編輯，在贊美丁氏編輯藝術的聲浪中，王曉峰在《約稿》一文的概括極入味：

“我以前遇到過兩個好編輯，一個是上海《音像世界》的丁夏老師，一個是原《北京青年報》的戴方，他們當年跟我約稿的時候講的很有條理，希望我把稿子寫成什么樣，這叫負責任。”

為了負責任，丁夏當年在編輯部打了好多長途。那些電話都快趕上長篇評書了，王鐵城記得丁夏對著話筒與王曉峰談選題時的情景，聊最多的就是《對話搖滾樂》。這個欄目受那些電話的影響，從1992年6月刊連載到1994年10月刊，收兵之際，丁夏作為欄目的主持人都從《音像世界》離職了，全中國的搖滾樂迷還欲罷不能地守在書報攤，等待“對話”更新。

尋求對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社會上的一股熱潮，王曉峰是親歷者。1991年6月，王鐵城和丁夏去北京出差，住在天寧寺附近的飛霞飯店，王曉峰和他的搖滾朋友章雷去玩，吃完飯，就在房間里聊開了，一句一句近乎“發難”，說《音像世界》上面介紹的歐美音樂都太小兒科，應該系統地介紹一下搖滾樂。

“那么你們就用對話的方式把這個東西寫下來吧。”

這話是王鐵城還是丁夏說的，已經不重要了。在飛霞飯店的那個夜晚，窗外停著好些警車，一場搖滾樂“登陸”的啟蒙行動正在啟幕。關于初衷，王曉峰后來在《對話搖滾樂》的結束語里這樣寫道：

“向讀者介紹搖滾樂史上一些比較出色、有代表性的搖滾樂，而且是避開以往那種按時間順序介紹的方式，在一種大的時間線索下將搖滾樂分成幾個板塊，突出風格和流派。”（1994年10月刊，P36）

王江知道《對話搖滾樂》的時候還在北航念大四，等到他看見雜志上的定稿，讀了兩期，他人已經回了家鄉上海。“對話”給到王江的與其說是介紹，更接近于評論，隨著文字汩汩流動的還有國外的思潮以及生活方式，足以讓他心生敬佩。因為這和《音像世界》辦刊之初的調性是相左的。關于歐美內容，領導最初的指示是允許編譯，盡量不要去評論。換言之，針對歐美的原創樂評，在《音像世界》早期是一種罕見的物種，在《對話搖滾樂》之前，能夠持續發起沖擊的只有張磊和他的《摩登談話》。罕見還源于先天不足，太多重要的樂隊連唱片都沒見過，怎么評？

可是1991年的王曉峰有一股氣，勇氣拽著底氣。他希望搖滾樂能夠改變中國。那年的初冬，他第一次在北京看到大批打口磁帶。后來在《打口》一文，他這樣寫道：

“一個朋友告訴我，在琉璃廠華彩音像店進來一批外國處理的磁帶。我們趕緊跑過去，一看就傻眼了，平生頭一次看到這么多外國進口磁帶，大約有400種，而且有很多是我朝思暮想的。”

隨之而來的還有肝炎。醫生誤診，說了幾句重話，嚇得王曉峰趕緊通知丁夏，撤掉已經排好的版面，免得“對話”停更。他在家里休養了半年，王江去探視過幾次，聊音樂，聊他們合寫的稿子，還有一些文章王曉峰寫好了，請王江代為郵寄。好歹等到康復了，章雷卻從杭州打來電話，說單位要派他去斯洛伐克，起碼幾年。此時《對話搖滾樂》已經通過《音像世界》與數幾十萬讀者見面了。原本北京與杭州的“南北對話”已經夠辛苦了，今后將是中國與斯洛伐克更艱難的“東西對話”。試想一下，那些針鋒相對、符合邏輯的對話稿是如何從一封封的跨國書信中剪輯而來。每封信光路上就得一個多月，所以每次至少要準備兩期的量，章雷還經常遲到，嚴重的時候，王曉峰只好分飾二角。

《對話搖滾樂》成了，按今天的說法是爆款，為《音像世界》為王曉峰創造的聲量與影響是巨大的。在王曉峰加入《三聯生活周刊》變為王小峰之前，他被陌生人認出來，經常會發生類似的對話。

“我周圍那幫玩搖滾的全看你寫的《對話搖滾樂》。”

“哦。”

“上大學的時候，我們就把《音像世界》的那一頁全剪下來，貼在宿舍的墻上。”

王曉峰不響。

“你影響了我們一代人啊。”

王曉峰雞皮疙瘩驟起，心里默念：“何德何能……”

更尷尬的是，他漸漸發現王曉峰這個身份在打口市場成了負資產。一次在天津，當時還不是太合麥田CEO的詹華陪著他進了一家店。王曉峰挑了一些偏門的尖貨，堆在老板面前，問多少錢。磁帶五塊一盤。正結賬呢，詹華問老板：“你知道他是誰嗎？你墻上貼的那些《對話搖滾樂》就是他寫的。”老板當場急了：“慢，慢，這些啊，每樣加十塊錢。”還有一次在南京，他識英雄于角落糟干之中，陪他去的朋友等他以每盤兩塊的價格結賬之后，補了一個介紹。老板急了，找出一摞《對話搖滾樂》，是一個剪報合訂本，都翻爛了，好些樂隊的名字還加了醒目的標注。還有更夸張的，王江見識過一盤Sex Pistols的磁帶標價六百元，老板給出的理由是：“《對話搖滾樂》提到過。”

《對話搖滾樂》就這樣下嫁《米其林指南》，王曉峰作為家長反對這門親事，抵觸、失望的情緒積聚到2006年，在《聲音與憤怒》一文中爆發：

“我曾經想象搖滾樂能讓我們更加有思想，結果我看到了它只是成了人們一個目標時髦消費品。我當年想象著中國搖滾需要啟蒙，我和另一個朋友花了兩年多的時間在《音像世界》上連載《對話搖滾樂》，目的只有一個，讓人們知道它。”

搖滾樂沒能改變中國，搖滾樂只是目標時髦消費品，這些想法未免過激。王曉峰高估了搖滾樂，低估了中國特色。拷貝必然走樣，發展亦是如此，飽含黑人平權熱淚的爵士樂，在原產地美國跳著迷醉的舞步尚且忘了階級矛盾，所以中國樂迷在聽Billie Holiday的名曲Strange Fruit的時候搞不清楚南方的樹上到底長了什么果實，也是一種自然現象。

可貴的是，在“對話”連載的那段時光，搖滾樂的精銳好歹聯系上了中國的樂迷；可悲的是，他們互為筆友，眼睛看不大見，耳朵聽不大清。不像現在，李健說他特別喜歡Leonard Cohen，沒聽過的可以去流媒體上速成班。李健剛接觸搖滾樂的時候，Cohen還活著，是什么構成了他的Cohen？主要是一些文字。

何為“目標時髦消費品”？我的理解，套用一句歌詞——聽不到的人是可恥的。因為聽不到，捧讀《音像世界》的一篇碟評如同是在觸摸那張唱片，文字有時是畫餅充饑，有時扮演助聽器。這種遐想式的聆聽，拉低了樂評的門檻，抬高了樂評人的行情。我想起第一次讀《音樂殖民地》（MCB）的狀態，就像是小學生誤入高中課堂，雖說1999年的我的確是一名高中生了，已經接受過一些另類音樂的洗禮。感謝袁智聰，他和他主腦的雜志推演了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的樂評算法，用比較大眾的經驗去代換陌生、消弭未知。Kraftwerk、David Bowie、Radiohead、Aphex Twin這些名字在他的筆下就像火鍋底料，新樂隊或新專輯，這首歌給他的感受“就像Kraftwerk遇到了Radiohead”，或者“David Bowie式的，將Kraftwerk、Radiohead、Aphex Twin共冶一爐”。大陸同行自從受了袁智聰的殖民，就像是從音樂冶金大學剛剛畢業，動不動就搬爐子。還有“凄美”，那是袁智聰最愛的蘸料，久讀他的樂評，剎那天地，仿佛搖滾樂只剩凄美一味。這種寫法，在特定的歲月還能吸引讀者，當《大眾點評》使用，可是一旦進入網絡時代，就變得難以卒讀。

讀的目的是為了聽。就在《對話搖滾樂》高朋滿座之際，張磊把他的樂評大戲唱進了電波，嘗試將《音像世界》變成有聲雜志。1992年10月28日，東方廣播電臺在上海成立，是中國大陸第一家二十四小時直播的廣播媒體。新的平臺需要大量新節目，周瑞康時任“東廣”的音樂部主任，早在籌備期就相中了張磊。歐陽誠出面，釋放積極的信號，張磊沒有選擇跳槽，而是以個人名義接了三檔節目：《音像世界歌迷會》，FM101.7，每周一18時至19時；《節奏王國》，FM101.7，每周一20時至21時；《歌迷會》，AM792，每周日14時至16時。這些節目貴在直播，張磊和邱嘉揚聯合主持了《節奏王國》，另外兩檔針對華語流行，資料由張磊提供，主持人林正茂和湯宜韻、薛俊和戴青嵐（《音像世界歌迷會》），李濤和張寧、胡顥和魯靜（《歌迷會》），這些輪莊的組合是他從歌迷會選出來的。張磊視之為一種發展，既然做會刊的時候打出了PMB工作室的旗號。做節目還有稿費，對追隨他的義工是某種交待，所以他除了“東廣”又從外地的各地方臺接了五檔節目，為此還在家里搭了一個簡易的錄音棚，方便那些節目的錄制。

邱嘉揚1992年于張磊家里的簡易錄音棚留影。

張磊這時期最大的貢獻是《節奏王國》，為上海帶來了第一檔搖滾樂節目。片頭音樂選了Metallica名曲Enter Sandman的前奏，費強記得，而后是邱嘉揚喊的口號：“這里是搖滾樂的世界。”在《節奏王國》之前，上海的廣播也會放一點搖滾樂，純粹的搖滾節目卻是從《節奏王國》起步的。兩位主持人甚至給節目擬了Viva Rock這樣的名字，但用英文當欄目名是違規的，譯成中文又太露骨，此事作罷，改從Janet Jackson的名盤Rhythm Nation 1814提取四個漢字。仿佛存在某種緣分，張磊的筆名“阿瑟”第一次印上《音像世界》正是編譯了一篇Janet Jackson的文章（1988年11月刊，P15）。

聽《節奏王國》最好能配一本新出的《音像世界》。節目的前半小時叫“新碟資訊”，張磊把那些《音像世界》剛評鑒的歐美搖滾新專輯帶進了直播間，而且講得更透，《摩登談話》是一人一句點到為止，節目卻可以半小時只講一張專輯。有時一張專輯這次聽了幾首，下周播剩余的。向張磊提供樣片的主要是寶麗金、華納、EMI這三家廠牌。節目的后半小時叫“搖滾史話”，依據Rolling Stone雜志出的一本講搖滾樂歷史的專著，歌迷會幫忙翻譯，部分章節在會刊上登過，在電臺上好比是連載，談歷史，談流派，談代表人物，相關地放幾首歌。可惜這個項目沒能做完整。1994年，邱嘉揚離開電臺去北京發展，張磊獨立支撐《節奏王國》直到1995年“東廣”改版。替換周瑞康的新領導并不認同張磊的價值觀，《節奏王國》被刷掉了。

偉大的1992年，就像唱的那樣：“改革春風吹滿地。”張磊感謝“東廣”有過海的胸懷，當時在直播間呼吸著一種播什么并不干涉的空氣。邱嘉揚放過Heart那首All I Wanna Do Is Make Love To You，名字怎么翻譯很傷腦筋。他此后還兼了《相伴到黎明》的音樂編輯，在節目接完來電之后有兩小時純放音樂的空間，有一次把雙張的The Wall從頭播到尾，然后就被聽眾投訴了。

丟了節目的DJ，就像樂評人找不到陣地發表觀點。一個樂評人在當時的環境下是否成立，有無陣地比水平更重要。陣地少，誰能發出聲音，誰就是樂評人，陣地扎堆，名氣響的更容易被聽見。當然，手持話筒的一開始并不以樂評人自居。九〇年代初，王曉峰經常給《北京青年報》投稿，同樣的話題，編輯更認金兆鈞的稿子。對于金老師，最早的抬頭是理論家、評論家。王曉峰那時在民政工業公司當監察，單位里有許多案件，領導指望小伙子能早日考出律師證。看著埋頭迎考的王曉峰，有一天，KB公司的許曉峰問他：

“你覺得中國大概一年能出多少個新律師？”

“大概兩千多個吧。”

“那中國一年能培養多少個寫樂評的啊？”請注意，許曉峰當時說的是寫樂評，而不是培養多少個樂評人。

“那應該沒幾個吧，這又不是說培養就能培養的。”

“那你干嘛不去寫樂評啊，既然沒幾人能干。”許曉峰的這句話刺激了王曉峰。回家后，他琢磨了兩天，把所有的復習材料綁成一摞，賣給了廢品站，又過了幾個月，他辭職了。但是樂評人這個詞對他而言還是陌生的，包括相關的職業界定，是之后從廣州那邊傳過來的。廣州離香港近，跟臺灣接觸又多，北京相較之趨于保守。

上海的從業者，徐冰比較早接觸了樂評人的概念。1987年，他發表在《音樂愛好者》雜志上的文章《山丹丹與搖滾樂》得到香港樂評人黃志華的賞識，轉載《大公報》。兩人由此建立了聯系。徐冰當年收到黃志華的名片，驚訝還有樂評人這種職業，不過，他很快就在大陸的媒體上身體力行。他是《音像世界》的早期作者。

關于評論家到樂評人的轉變，丁夏認為，新生代更關注唱片的整個制作，突破了傳統的詞曲維度。張磊覺得，八〇年代的音樂概念過于陳舊，很多知名的評論者出自主流媒體，多是一些跑文娛條線的記者，下筆從宏觀出發，不太涉及音樂和唱片的細節。所以他在《音像世界》選擇了與王鐵城不同的編輯思路。王鐵城喜歡約名家，張磊和吳曉穎愿意給新生代機會，像沈顥、小李飛刀（李戎）這些作者是張磊從投稿里面挖出來的。沈顥畢業后分到《南方周末》，工作后的第一個春節途經上海，還在張磊的家里住了兩天。

吳曉穎發掘王磊（樂評人，百度音樂總經理）的過程更像是戲。1993年9月，她進《音像世界》，月底就被派往北京，參加每年秋天在中山公園辦的“報刊發行宣傳日”；擺攤過程中，接待了當時讀高三的王磊。吳曉穎那次在北京待了大半個月，見縫插針地跑采訪。這種公差對于《音像世界》負責本土原創的編輯大概三個月輪一次，去北京或者廣州，內地流行音樂的兩大基地，做一堆采訪，回上海后，文章是一篇一篇排著隊等待孵化。

那是內地流行音樂空前絕后的盛世，春暖花開，樂評人就像產業的零配件叮鈴鈴地在媒體上涌現。1994年，廣州和北京出產了好多樂評人，王曉峰發現那些名字吧，彼此還都認識。雨過天晴，樂評人與音樂圈的互相討好，比竹筍長得還快。也許還有毒蘑菇，他是這樣看待問題的：

“你的文字左右著那些唱片公司，而且對歌手指指點點，歌手又左右著大眾的喜好，于是就給樂評人造成一種幻覺：樂評可以左右大眾。”

為什么1994年的記憶是如此強烈？那年的唱片業誕生了一些難以超越的佳作、無法復制的銷量，而作為行業一員的《音像世界》，其經濟效益也在締造傳奇。1993年，雜志的月銷量達到峰值，接近二十萬份。1994年，因為定價從兩元瘋漲到五元二角，銷量劇烈震蕩，但是總利潤幾乎翻倍。雜志的賬目非常漂亮，錢卻不能亂發，還要顧及員工的感受。旅游似乎是飯局之外少數可操作的福利，而團建的概念尚未形成。《音像世界》把桌子一拍：“走，開會去。”九〇年代初，開會意味著去離雜志社不遠的“凱文咖啡”，這家位于衡山路的老牌西餐廳非常不解風情，咖啡居然可以免費續杯。還好，蛋糕沒有這個規矩。喝咖啡是以選題會的名義安排的，每周一次，編輯到位了，說點正事，吹吹牛，后來一些本地的作者也參與進來。等到衡山路沿線上檔次的咖啡館、酒吧差不多都傳達了會議精神，會議被迫挪到淀山湖這樣秀麗的郊區，與會名單，拓展到滬上各大報社、電臺的文藝記者，所謂廣交朋友，聯絡感情。

1994年，《音像世界》于9月3日至5日在煙臺辦了“'94音像音樂與傳播研討會”，請了京滬粵江浙閩魯鄂遼，以及海外音像制作、出版單位和新聞媒體的代表共九十八人。這場活動將《音像世界》推上了業界盟主的寶座，史稱“煙臺會議”。吳曉穎記得編輯部是坐火車去的，和上海的媒體一起，張磊把會議相關的全給忘了，除了出海游玩以及刺鼻的魚腥氣。《音像世界》后來用了兩個版面（1994年10月刊，P2-3）回顧大會的勝利召開，中央宣傳部的副部長還發來了賀電。部分嘉賓的發言讓人過目難忘，譬如十幾家音像出版社的老總要求《音像世界》開辟反盜版專欄，并對反盜版的案件追蹤報道。身為雜志的美編，趙為群感嘆道：“傳媒或樂評人與音像制作、出版單位的關系不宜過近……個別記者或自由撰稿人甚至代理音像制作、出版單位的宣傳企劃，他們的文章往往充斥著溢美之詞，有有償新聞之嫌。”連美編都看不下去了，可見妖風之盛。還有這段：“會議期間，代表們對本刊創刊七周年不搞慶祝活動，而舉辦研討會辦實事給予了贊賞……”

樂評人方面，那次盛會給同行留下印象的還有李皖的現身。多年以后，王曉峰在《相信耳朵還是相信眼睛？》一文這樣寫道：

“第一天，北京的一些跟音樂相關的媒體人士在我的房間聊天，大約有六七位……有人問：你們誰知道李皖是誰？有人說，聽說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太太，還有人說，他可能是個研究社會科學的，還有人說，他可能是我們認識的一個人，但是換了個筆名……”

李皖當時為《音像世界》供稿，但《讀書》才是他賴以成名的陣地。《讀書》雜志富含思想，這讓它的作者在文化人里顯得比較高大。李皖能在《讀書》開專欄聊音樂，還能讓你儂我儂的樂評圈不認識，獵奇由此而來。

然后是戲劇性的一幕，李皖敲響了王曉峰的房門。認識之后，主要是讀了李皖發在《音像世界》的雄文《大陸流行音樂：且待另一場脫胎換骨》（1994年9月刊，P4-7），王曉峰感嘆李皖“對大陸流行音樂的實際情況缺乏真正的了解”，論證“僅僅是來自一些專輯”。他的依據是“李皖遠在武漢，平日里正式的工作跟音樂無關”，而自己離內地流行音樂比較近，聽到看到的跟李皖的文字相去甚遠。這很危險，王曉峰吐槽之后，突然意識到，國內樂評人在評論國外的音樂時何嘗不是如此。

到底該相信耳朵？還是相信眼睛？

1994年秋天，張磊受寶麗金公司之邀前往香港采訪。在《音像世界》主理港臺內容已經六年多了，張磊還沒有去過這兩塊熱土，接觸、采訪兩地的藝人通常發生在京廣滬。10月下旬，張磊抵達香港，寶麗金將他的行程安排得好比歌手發片時的檔期，參觀錄音棚，采訪了張學友，接著去旗下的新藝寶公司，有一個訪談在搖搖晃晃的車途進行，面對湯寶如。華納、百代兩家巨頭事先知道張磊要來，華納請他吃了一頓飯，他抽空逛了百代。一圈下來，送的樣片已經塞滿了好幾個手提袋。隨后的收獲更豐。Sound Factory公司的老板李勁松，把他代理的以4AD為首的英國獨立廠牌，從單曲、專輯到錄像帶，按照出品編號送了張磊一個大滿貫。以至于，4AD于本世紀初被內地樂迷視為“尖貨”的時候，上海的碟友一說起這個唯美的廠牌，就會咬牙切齒地想起張磊，他們這時候早就忘了是誰最早在內地傳媒鼓吹4AD美學。還有Huh!?、民藝復興、AMK、黑鳥、Virus，等等活躍于“豁達計劃”的香港樂隊，如果我們搜捕第一批在內地力推香江另類之聲的傳教士，擬一個黑名單，那張磊的名字會排在很靠前。

張磊很少就在內地鼓吹4AD美學，圖文刊于1995年6月刊。

樂迷應該感謝李勁松。他和張磊的友誼與上海有關。那是1994年，劉以達飛抵申城，替胡蓓蔚錄音，張磊去探班，見了Red Cat公司的三位骨干，他們送給張磊一張李勁松出的合輯（詳見1995年1月刊，P14），為他了解香港的地下樂壇開了一扇窗。此刻，張磊和李勁松在香港終于見面了，可以說是門戶大開。李勁松引介，張磊見到了久仰的Sam左（左永然）。左先生1975年在香港創辦《音樂一周》雜志。回想八十年代末，張磊為《音像世界》擬改版計劃的時候，他的腦子里還回蕩著左先生的風采。

10月28日，劉以達請張磊去香港沙田大會堂看一場另類匯演，事后采訪了前面提到的那些樂隊。

太多的陌生名字，足以讓張磊回上海之后在《音像世界》連載一年——Dead Can Dance、The The、Modern English、Lush……可是回家的路很不好走。張磊從香港進廣東的時候，隨身帶的音像制品驚動了海關。虧得沈顥相助，張磊補了近兩千塊錢的稅。

類似的香港行后來成了《音像世界》的員工福利，愿意花錢的唱片公司多了，連雜志社的財務都能輪到。1995年，雜志的銷量繼續回落，效益卻更好，廣告多到要拉掉一些內容。錢不能亂發，所以雜志社購入了一輛奧迪，替換之前的昌河面包車。奧迪在當時無疑是豪車，足以讓頂多停了一些桑塔納、奧拓的隔壁鄰居彈眼落睛。隔壁的唱片廠身為長兄，又是半個父親，看著小阿弟麻雀變鳳凰，內心比較復雜。

1996年，由于廣告公司再三建議，《音像世界》升級為全彩銅版紙印刷。那家公司還替雜志社在香港設立了辦事處，代理海外發行以及廣告業務。香港的連鎖唱片行HMV在一些CD的塑封上加了推銷貼士，強調該專輯入選了某某年《音像世界》雜志《摩登談話》欄目的“年度十大”。隨著雜志的社會影響攀升到歷史之最，張磊卻做了一個煞風景的決定：停辦歌迷會的會刊。最后一期會刊上面印的時間是1996年11月，沒有告別，只有三百多人收到了那本小冊子，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并不知道這是休刊號。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