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鄉村振興重大戰略全面落地實施期，對鄉村的實地調研顯得尤為重要。

新春返鄉下鄉的學者會以怎樣的視角觀察自己熟悉的鄉村？澎湃新聞智庫報告欄目刊發一組“學者鄉村調研報告”，邀請學者從鄉村治理、村民就業、農村產業狀況、鄉村養老、鄉村教育、鄉村婚戀市場等多個不同維度深入觀察和探索鄉村振興的有效路徑，希望為鄉村振興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近年來，農村部分地區出現了婚喪嫁娶活動上爭相攀比的不良社會風氣，集中體現在“大操大辦”上。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持續推進農村移風易俗工作，引導和鼓勵農村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采取約束性強的措施，對婚喪陋習、天價彩禮、孝道式微、老無所養等不良社會風氣進行治理。”政策已出臺，關鍵是怎么辦？筆者及所在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部分同仁于2019年12月10日至12月20日在福建晉江磁灶鎮大埔村開展了為期20天的駐村調研，筆者以大埔村為例，重點介紹其在移風易俗方面的具體做法、經驗與啟示。

一

據悉，大埔村，隸屬全國百強縣市排名前十的晉江市，所屬磁灶鎮屬于集瓷磚生產、銷售于一體的產業特色鎮，當地經濟發達，特色鮮明。大埔村下轄1個自然村、9個村民組，約1200戶、5300人。據悉，當地70%以上村民家庭均從事瓷磚生產或銷售生意，“瓷磚鋪到中南海”是當地瓷磚產業發展的真實寫照。隨著當地瓷磚產業的不斷發展壯大，當地農村絕大多數家庭普遍富裕。調研發現，大埔村年收入千萬及以上的家庭占比10%，約有100多戶；年收入百萬級別的家庭占比達到50%，約有700多戶；年收入十萬級別的家庭占比20%，約有200多戶。以上均是做生意的農戶，區別只在于生意大小之別。余下10%至20%的農戶主要依靠打工賺錢，年收入在10萬上下，極貧極弱戶數量極其有限。從經濟條件來看，相比全國其他農村地區，當地屬于典型的高水平的經濟高度分化地區。當地同樣面臨一個共同的問題：富裕起來之后，錢究竟該怎么用？

當地位于閩南文化核心區域，廣大村民村莊認同強烈，傳統婚喪嫁娶儀式保存比較完整，民俗活動豐富。以喜事為例，按照地方風俗，當地就有婚姻嫁娶、小孩十四天、滿月、四個月、周歲、十六歲、老人祝壽、喬遷新居等名目。在移風易俗工作開展之前，當地家庭每次辦酒，多則一兩百桌，少則幾十桌，而且有按戶分送“灶仔份”（相當于回禮）的禮俗。尤其是在婚姻嫁娶上，婚事宴客遠不止一次，多為兩次及以上，且越來越多的家庭選擇到酒店、餐館等另外宴請賓客，酒席規模大、檔次高，每桌2000元以上者比比皆是，喜宴用酒多選茅臺、五糧液等名貴酒品。

除此之外，每逢喜事，當地最近也興起了擺放拱門（主要賓客一家送一個）、喜慶氣球、大放煙花等風氣。除了喜事，當地喪事也辦得特別隆重。據當地村民介紹，移風易俗工作開展之前，當地喪事在出殯當天，送葬人員規模極大，辦桌宴客標準同樣不低于喜事宴客，出殯陣頭、頭像牌等多不勝數，哭棺一次二十四拜，一哭哭上一兩個小時再正常不過。此外，之后的七日、四十九日、百日、三年等也有不同的儀式活動與之相匹配。因此，當地多有“玩要玩在杭州、死要死在泉州”的說法。

以大埔村為例，當地婚喪嫁娶活動特征有三：一是名目多，二是規模大，三是檔次高。婚喪嫁娶的名目、規模、檔次等當然是與當地村莊文化傳統、社會基礎、家庭經濟條件等高度匹配的，但長期以來，當地婚喪嫁娶大操大辦，的確造成了嚴重的家庭財富浪費，同時致使大部分家庭難以承受宴席大辦奢辦所產生的巨大經濟壓力和心理負擔。

二

為了有效遏止并徹底扭轉“大操大辦”這一社會不良風氣，大埔村在廣泛研究、多方討論的基礎上，圍繞“村民民約”來做工作。同時，又適時設立了村莊慈善公益基金，為大操大辦動力最為強烈的村莊富人群體提供社會表達空間，在有效遏止大操大辦的同時，也為村莊扶危濟困等公益事業提供了重要經濟支撐。

（一）結合村莊實際情況，充分考慮群眾訴求，制訂村規民約

早在2000年前后，大埔村時任村支部書記（目前已調整為基層黨委）吳金程，率先提議制訂村規民約，并分別于2007年、2015年、2019年等根據村莊最新發展情況，充分考慮群眾訴求，積極組織村基層黨組織、村委會、老友會等廣泛研究、多方討論，并經村民代表大會表決通過，按照最新的村規民約（2019年）規定，簡要摘錄“喜事新辦”、“喪事簡辦”部分如下：

喜事新辦

1.提倡婚事新辦、簡辦，提倡新婚夫婦參加集體婚禮；堅持節約的原則：婚姻嫁娶、小孩十四天、滿月、四個月、周歲、十六歲一律禁止按戶分送“灶仔份”禮俗物品。

2.小孩十四天、滿月、四個月嚴禁辦桌宴客；周歲限于宴請親戚及三服以內親屬；十六歲限于宴請親戚及五服以內親屬。

3.如遇喬遷（入厝）與十六歲同時宴客，規模不得超過十六歲宴客。

4.老人祝壽可按內外子孫實際人數備辦，嚴禁宴請其他人員，嚴禁分送“灶仔份”禮俗物品。

5.婚事宴客時間不得超過中午1點。

6.宴客只能選擇中午或晚上宴請一次，禁止宴請兩次或者到酒店、餐館另外宴請賓客。

7.在本村范圍內，全年嚴禁放煙花；若違反規定，村委會將停止對其的一切服務并采取行政干預措施，并對村兩委片區負責人及老友會正、副會長處罰款500元。

8.不得在鎮區主次干道兩側、重要敏感公共場所搭棚辦宴。

喪事簡辦

1.送葬人員就餐一律采用“菜湯飯”，嚴禁辦桌宴客。

2.出殯陣頭不得超過五陣、頭像牌不得超過二十個、哭棺只準哭一次二十四拜。

3.辦喪時長不超5日、倡導3日。

4.不得在鎮區主次干道兩側、重要敏感公共場所搭棚辦宴。

5.簡辦7日、49日、百日、三年。

綜上，我們可以發現，當地村規民約并非個別村干部簡單的“閉門造車”，而是在廣泛研究、多方討論基礎上并經過村民大表大會表決通過的、既充分考慮了群眾訴求、凝聚了村莊各方共識、又兼顧了當地傳統且操作起來簡便易行的一份村規民約。與當地傳統、群眾訴求高度契合的村規民約內容，也為下一步村民民約的貫徹落實奠定了重要基礎和前提。

（二）黨員干部帶頭，充分利用群眾工作方法，分類貫徹村規民約

符合村莊實際并契合群眾需求的這份村規民約制訂出來后，大埔村充分利用了群眾工作方法，在廣泛宣傳的基礎上，針對不同群眾，分門別類地采取了不同的群眾工作措施，并最終較好地落實了這份村規民約并取得了預期成效。

針對村莊內部打擦邊球、甚至拒不配合的農戶，大埔村村規民約也同樣做出了明確規定并堅決執行，主要有以下幾點：（1）違反村規民約中關于辦酒規模要求的，責成其向村愛心慈善援助站捐款1萬元；（2）喪葬陣頭超過一陣，責成向村愛心慈善援助站捐款2萬元，以此類推；（3）違反村規民約中關于要求黨員干部、老友會正、副會長帶頭執行規定的處罰：黨委書記、村主任每次2000元，副書記、副主任每次1000元，其他村兩委干部每次500元，老友會會長、常務副會長每次1000元，副會長每次500元；（4）違反以上村規民約而又拒不交納捐款的，村委會將暫停對其的一切服務并采取行政干預措施（主要指開辦各類證明）。如此一來，即使極少部分農戶仍有大操大辦的沖動，但考慮到子女上學、結婚、購房等各類家庭事項上尚需要村兩委干部提供相應證明材料，加之又有罰款的懲處規定，因此，當地村規民約制訂實施10多年來，真正意義上的“釘子戶”幾乎沒有。

（三）設立村莊慈善公益基金，為村莊富人群體提供社會表達空間

據筆者觀察，村莊內部，“大操大辦”沖動最強烈的當屬村莊內部率先富裕起來的少數富人群體。對他們而言，憑借腦子活、關系廣、肯吃苦等多種因素，在過去二三十年的當地瓷磚產業大發展時期取得了經商上的成功，成為村莊富人。富裕起來之后，在村莊面子的心理作用下，天然具有擺闊爭大的心理動力，如不及時加以引導，往往成為最先改變村莊既有儀式規范并破壞村莊社會風氣的一個群體。因此，當地為數不少的富人群體，便成為當地移風易俗工作的重要治理對象。

據悉，在當地村規民約出臺后不久，大埔村便很快設立了村級公益慈善基金，除了以上各項違約罰款全部收歸村莊公益慈善基金之外，更主要用以引導村民、尤其是經濟實力突出同時社會表達需求也比較強烈的村莊富人群體進行積極捐助。據介紹，目前大埔村公益慈善基金已積累存款3000多萬元，先后用于村莊扶危濟困、養老院建設、幼兒園擴建、教育獎勵等各項公共服務供給上。

“大操大辦”到“捐助留名”的重要變化，一是使當地富人群體的社會表達需求得到極大滿足，二來極大減輕了當地中下層普通家庭的經濟負擔和心理壓力，三是通過“化私為公”的村莊公益慈善基金的形式，為村莊建設發展提供重要經濟支撐，極大提升了村莊公共服務供給水平。

三

移風易俗工作的開展，關鍵不在于對普通群眾提要求，重點在于合理限制并有效引導“大操大辦”動力最為強勁的富人群體。對富人的合理限制，就是對絕大多數中下層普通群眾的最好保護。福建晉江大埔村多年來的移風易俗工作經驗告訴我們，關鍵要做好以下兩點：

一是充分挖掘并善用村莊村規民約價值，將村規民約內容與群眾訴求充分結合。一份真正發揮作用的高質量的村規民約，絕不是自上而下行政要求的產物，更不是極少數人“閉門造車”的產物，否則注定停留在“紙上畫畫、墻上掛掛”的階段，本質上是脫離群眾的形式主義。唯有充分考慮當地村莊社會文化傳統、群眾訴求等各方面情況，并將村規民約內容與群眾訴求高度匹配起來，如此，才能稱得上是一份合格的村規民約。也只有如此，才是一份可以操作落實的村規民約。

二是正確看待并高度重視發揮村莊內各類治理資源作用，將村規民約落實與群眾工作方法有機結合。群眾工作方法的基礎是“分門別類”，并在此基礎上針對不同類型群眾采取有針對性的工作措施，進而通過黨員干部帶頭、精英動員、群眾動員、釘子戶治理等具體的群眾工作方法，切實將村規民約的具體內容轉化成為廣大群眾的廣泛共識與自覺行動。就移風易俗工作而言，關鍵是“黨員干部帶頭”與“釘子戶治理”，抓兩頭、帶中間，本質上就是群眾工作方法。群眾工作貫徹越徹底，移風易俗工作成效越顯著。

（作者王向陽系西南交通大學公共管理與政法學院助理研究員，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