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代似乎是屬于年輕人的。就連當下新型冠狀病毒導致的肺炎，都能衍生出許多段子。比如，年輕人請家里老人出門戴口罩，但翻來覆去說不通；又比如，春節勸父母放棄聚會，年輕人戲仿大爺大媽的微信語體，編出一套說辭。

這一類情節看起來有些無奈。年輕人看老人，總是太固執和古怪。但年輕人也許并不理解，老一輩的人生經歷了什么，是怎樣的時代塑造了他們的觀念。

也許，正是那些轟轟烈烈的往事、突然降臨的轉折和各種各樣的艱苦歲月，令一些人更相信命運無常。

我們也試圖促發更多交流。2019年11月9日，在上海楊浦濱江楊樹浦路1500號綠之丘的“楊浦七夢”展廳，“工人”單元開展了一次老工人茶話會。

如工人單元的研究者朱夢夏所稱，楊浦曾經有非常多著名的工廠，對國家的經濟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有很多無名英雄在背后默默貢獻，發揮價值。互聯網時代，大家溝通的渠道越來越多，但反而會有很多矛盾和不理解。

“借此，大家都能走出自己習慣的交往空間，去和不太熟悉的人溝通與交流，去聽一聽他們的故事，了解他們原來是怎樣生活和工作的。”

在這次茶話會上，工人出身的作家管新生、老紡織工人吳翔、廠辦學校老教師趙明玉，以及廠里的老人事宋幼敏，講述了自己的人生經歷，和對城市的感受。在場聆聽的，還有同濟大學兩個黨支部——研究生第九、第十支部的同學們。年輕人把這次座談會，以及參觀楊浦濱江的城市更新，當作自己的主題黨日活動，希望真正了解過去的故事，見證并踐行新中國的發展歷程。

以下是茶話會部分實錄。

11月9日，綠之丘楊浦七夢展場，工人茶話會由朱夢夏主持。曹鉞 圖

管新生：我是66屆的中學畢業生，因為文化大革命，1968年畢業分配進入工廠的。那時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作為那個年代的工人，我其實很幸運。

我們廠原來是屬于瑞士老板的，他大約是1930年代初來上海的。楊樹浦靠著黃浦江，工廠的原材料要從江邊運輸，外國老板看中這一優勢，給民國政府打報告，要求把這塊地租下來辦廠，民國政府答應了。1932年華鋁鋼精廠開張。

我1968年被分配進上海鋁材廠。鋁材廠生產程序是這樣的：把鋁錠投入熔化爐，熔化成鋁水，鋁水再澆鑄到鐵模子里，然后經過熱軋機、冷軋機一道一道壓延，產品為鋁板、鋁材、鋁帶、鋁箔等。鋁板經過鋁制品廠加工成各類鋼精鍋、飯鍋、炒鍋等，包括鐘表面、空調的鋁葉、牛奶瓶蓋等。最后的工序還有彩色染箔機，成為香煙、茶葉、巧克力等五顏六色的外包裝。后來還應用到軍工方面。

我們廠在上海屬于輕工業局管轄，因為上繳利潤高，在局里名利前茅，成為局單列單位。在中央則屬于冶金部領導。

當時我們廠號稱遠東第一。在此之前，中國是沒有鋁材廠的。在1930年代，產品應該是很前沿的東西。

在我進廠的時候，工礦企業的工人月薪一般為四五十元，五級工七十多元，技師是工人中的高級職稱，月薪在一百二十元到一百四十元。而在鋁材廠，一般工人月薪二百八十元，技術好一點的三百八十元。廠里掃地的工人月薪也有一百五十元。工資最高的，是廠里的總工程師，為外國老板高薪聘用的德國留學博士，著有《冶鋁學》技術專著。月薪5500元。這個工資水平，在當年是不可想象的。我進廠那會兒，正好文化大革命，這個總工程師被打倒成了“牛鬼蛇神”，和我一起在熔鑄車間勞動，工資減為75元。所以，當學校給我通知時，鄰居一聽我進了鋁材廠，都說哎喲，進外國老板的廠，工資老高的。

工人茶話會現場，同濟大學的同學帶來的茶歇點心。澎湃新聞記者 王昀 圖

其實這一切和我們不搭界，我們是“36塊萬歲”。剛進廠那會兒，我還是小藝徒，學生意要學三年。當時月薪是17塊8毛，等滿師了就是36塊。

最早我在三車間做壓延工。三車間在高溫季節是恒溫42℃，兩臺軋機三個人大輪班輪流轉，平均一個多小時才輪到休息，什么該有的額外待遇也沒有。雖然相同時間段的爐子間恒溫高達72℃，但可以二十分鐘對換班休息，每天優待你兩大瓶防暑降溫的鹽汽水、廠部食堂一客最高價位的免費高溫餐，一年還能發放一雙牛皮工作皮鞋——那年頭，這是一雙可以出客的時髦貨，絲毫不讓嶄新的工作服，能夠讓男小囡光光鮮鮮穿到丈母娘面前去，那是一種時代的榮耀，一種工人階級的驕傲。更讓人仰慕的是在那個什么都要憑票供應的年代，一般干部定糧每月28斤，車間工人30——32斤，而爐子間頭上出角，定糧每月高達42至48斤。因為它是高強度勞力。除了這些物質方面的巨大誘惑力之外，加上那個年代的年輕人腦子沒進水偏偏進了火，認為火熱的爐子間是最能鍛煉革命青年的地方，人人都有轟轟烈烈的英雄夢，雖然夠不上雷鋒歐陽海蔡永祥劉英俊麥賢德的級別，但誰都期盼著能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干出一番絕不平凡的業跡。就這樣，我強烈要求去爐子間，成了“熔爐前被烤焦的一個音符”，一干就是十三年。

再后來，政府要求文化補課。凡加工資的每個人，一定要有初中文憑。我因為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小說詩歌，廠里領導覺得我有點文化，就把我調到了廠部教育科做語文老師，教的是輕工裝備公司下屬五個單位的工人。先是文化補課，補完初中補高中，等工人把高中文憑拿到手之后，上海市全面開始了技術補課，比如機械制圖、高等數學等等。教育科有很多專門教技術的老師。技術補課之后，送他們去參加市里的統一考試，比如考五級工、六級工、八級工、技師等。

這時大概是1990年。我不懂技術，教不了技術的課，于是就做班主任。公司下面五個單位的工人來我們廠上課，我負責每天早上和中午的兩次點名。除此之外，就是在辦公室打電話、喝茶、看報紙，和人嘎山胡聊天。我覺得，我是在浪費生命，于是就和廠部領導說，你們不是經常說局里領導提起鋁材廠有個作家管新生嗎，你們也經常以此為榮，那就干脆讓我回家搞創作去，也好給你們臉上爭光。領導說，好！但是你得給我們一個理由。

行，那我就去找“理由”。

管新生如今仍然住在楊浦區。澎湃新聞記者 王昀 圖

我是1988年憑著在省級以上報刊發表76萬字的作品成為上海市作家協會會員的，便去上海作協請創作假。作協同意了，同時告知我，作家協會每半年要審核，根據你半年中發表的文章字數，判定是否達到標準。達到了標準，才可以繼續請假，不然就請你打道回府。但有一個問題，創作假期間工資由誰來發？由我們發的話，就是這樣的要求。

廠里聽說后，說，我們來發！你的工資不過每個月兩百多塊，不要作家協會發——因為廠里有什么事情，還需要你回來做宣傳。你可以把《解放日報》、《文匯報》、《勞動報》、《新民晚報》、《青年報》，甚至電視臺廣播電臺請來為廠里作宣傳。而且你是廠里的廠報主編，一月一期，每期都要你簽字才付印，這關系到單位是不是能評到市級文明單位，市里每年都會獎勵廠里，前提必須要有企業報。

后來我跟市作協匯報了關于工資的事。作協領導哈哈大笑說，那你的創作假可以請到退休了！他們給我蓋了個章，創作假就此成立。

這樣，我從1991年開始，進入了準“專業作家”的創作期，一直到2004年退休。

我原先在爐子間工作，屬高溫工。根據國家勞動人事部和市社保局的規定，高溫工可以提前退休。2004年，我55歲，退休了。辦理退休時，廠里勞資科說，管老師，你退休工資怎么這么低？他們一翻資料，才發現我“創作假”出去的十多年，廠里給我交的是最低的養老保險。

我退休之前，是靠寫作吃飯的。無論小說詩歌散文，無論大型晚會的朗誦串聯詞，甚至大到電視連續劇，都寫，而且大都是組稿。因為有了些許名氣，所以命中率極高。一位電視臺制片人說，我就佩服靠寫字吃飯的作家，他開出的稿費在當時是最高的。我們單位的黨委書記也對我說，兩百多塊錢工資，是給你買煙抽的，要想吃飯，你就爬格子去。所以，我一直在靠碼字吃飯。

我有兩個朋友在報社工作。他們說，老管你的作品好多啊。我說，都是逼出來的，不寫沒飯吃。我當時每個月就拿兩百多塊，后來比下崗工人的工資都低。主要靠寫作，什么都寫，發瘋似地寫，玩命似地寫。好在當時年輕。

我在廠子里待了40年，有濃郁的工人情結，寫下了不少工人小說。

回顧創作發表出版的近八百余萬字的文學作品，工業題材占據百分之六七十以上。我發表的第一篇小說叫《競賽》，刊登在《解放日報》的“看今朝”文藝副刊，寫的是如火如荼的工廠生活，即班組勞動相互競賽的故事。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時期，這短短一千五百字，出了校樣之后，讓我足足等了一年，才見報問世。當時在廠子里那可是“爆炸新聞”，一時間成為了廠子里談論的“焦點人物”。

刊登就意味著作品被別人認可，創作帶來的喜悅和成就感在心中油然而生，欲罷不能，于是更為勤奮地去書寫身邊的人、身邊的事、身邊火熱的生活，并一發不可收。在《西湖》雜志上發表了短篇小說《把脈》、在山東大型文學雜志《柳泉》上發表了中篇小說《生活的長河》，一直到后來的《洋插隊》、《廠長軼事》、《走下銀幕的槍手》、《楚河漢界》、《海派漢子》、《太陽，在我們自己手上》……無一不是工業題材。

11月9日，工人茶話會現場，年輕人專注聽老人家分享。澎湃新聞記者 王昀 圖

再后來，我關注處于轉型期的國有大中型企業的現狀，和那些最普通的工人的生活，創作了長篇小說《兄弟時代》，該書榮獲了第十四屆華東地區優秀文藝圖書一等獎。長篇小說《上海沒有寓言》則是對一群下崗失業工人生存現狀的直面，為了創作這部長篇小說，也不知開了多少次下崗工人座談會，我從來都沒有停止過對工廠的關注。所以，在1997年“上海市十大工人藝術家”的首屆評選中，被上海市總工會授予了“上海工人小說家”的榮譽稱號。

201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三卷本長篇小說《工人》，用一百萬字描繪來自江蘇、浙江、廣州的幾個工人家族在上海的命運糾葛。著名學者陳思和評論：“海派文化有兩個傳統，一個是繁華與糜爛同體共生；另一個是現代工業發展中工人力量的生長。缺失工人命運的海派文化是不完整的。”我創作的“百年工廠”，其實就是“百年上海”。工人世家的命運，其實就是一座城市——上海的命運。中國第一代產業工人的誕生，自1865年9月20日（清同治四年八月初一日）兩江總督、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請設立江南制造總局于上海始，迄今已百余年。隨著新時期的改革開放，國有企業天翻地覆的改革，中國進入了“后工人時代”。

《工人》出版后，加印了好幾次，有幸榮獲工人文學大獎。在出版社和上海作協主持下，還召開了《工人》小說的研討會，聆聽了許多領導、專家、同行的意見和建議。上海廣播電臺還制作了長篇小說聯播，獲得了全國的獎項。這一切都讓我感到十分欣慰。

2019年，由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了長篇紀實文學《工人新村：上海的另一種敘事記憶》，首印8000冊。寫的是整整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很多人印象中，上海的代名詞便是法租界、石庫門、花園洋房、咖啡館、西餐廳、老克勒、海上名媛……然而，在建國后的上海，還有“工人新村”！

我是在1954年10月隨著父母從“上只角”的常德路移居到楊浦區的控江新村的，那時的控江新村屬于近郊。事實上，工人新村幾乎都位于大上海的“邊緣”，而工人新村的興建同時意味著上海城市化的拓展。今天看來，“工人新村”是介于1860年代因太平軍攻打上海而興起的石庫門里弄模式和1990年代興起的小區模式之間的。我家分到的是一居室，使用面積近14平米，衛生間、浴室、廚房、陽臺均為公用。在當時上海的大多數人家均擠在尚需要“倒馬桶”、燒煤球爐的弄堂房子里，控江新村毫不夸張地說絕對是“土豪”級別的了。

我在書中記錄下的一句口號便是當年的生動寫照：“一人住新村，全廠都光榮。”很多勞模是戴著大紅花、在鑼鼓齊鳴的喜慶氛圍中喬遷的。這是一個城市、一個時代、一段彌足珍貴的歷史記憶！

陳思和老師在為《工人新村——上海的另一種敘事記憶》作的序里這樣寫：“在海派文化的復雜含義里，如果少了工人階級的生活文化這一塊，那么海派文化肯定是不完整的；反過來說，工人文化也同樣體現了海派文化的精神，它是上海市民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新生兄這部回憶性隨筆集的時代性和地區性都是非常明確的。時代就是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地區是特指楊浦工業區，是上海工人階級比較集中的生活區域。但從他筆底下呈現出來的，仍然是鮮明而豐富多樣的上海生活場景。”

當然，時有不少報紙雜志來約稿，由于進入了商品經濟時代，他們要懸疑小說，要警匪小說，要武俠小說等等題材。行！我是十項全能冠軍，在創作上全面出擊。作品發表出版后，銷路業績果然不錯。

在寫作這條道路上，我在摸索前行。迄今發表出版了800余萬字，成為了中國作協會員，也是楊浦區作協副主席，《楊樹浦文藝》雜志常務副主編。不管怎么說吧，我依然是個工人，我在《工人新村：上海的另一種敘事記憶》的新書分享會上說：我一定要把工人文學進行到底。

是的，這就是我的心聲。

工人茶話會后，黨建活動留影。曹鉞 圖

趙明玉：我們一家都是工人出身。我是1973屆的初中畢業生。經歷了文化大革命，沒有好好學文化知識，是個文盲畢業生。

我畢業分配，要根據家里哥哥姐姐的去向落實。

我大哥是1968屆的國棉十九廠技工學校的畢業生。為響應毛主席的號召，他作為學生干部，報名上山下鄉。等到他都要出發了，我們家才知道他要去內蒙古插隊這件事。我媽媽因此很傷心。大哥去內蒙插隊，因為他有技術，后來又去了黑龍江農機修造廠工作，曾被評為黑龍江省呼瑪縣勞動模范。

我大姐學的是電焊工。畢業分配時要被分到農村，但歪打正著，進了上海鍋爐廠當工人。大姐廠里的師傅是八級電焊工，她跟著師傅做電焊。鍋爐廠要焊很細小的管子，很不好焊，但我大姐技術精湛。她是這個行業中信得過電焊工中的一位，曾獲得德國焊接協會焊工教師資格職稱。1978年，她被評為上海市勞動模范。

我二姐先是上山下鄉到崇明農村去了。二姐因為會鉆工，打孔、磨鉆頭技術非常好，在農場辦的鋁制品加工部門工作。我媽媽是國棉十二廠的工人，她退休了，我二姐就頂替上來，但頂替去了國棉十七廠，在國棉十七廠的銅管車間修銅管，一直做到1996年她下崗。二姐是第一批下崗工人。

我做了一輩子教師工作，教技術。今天面對你們這些小青年，我又感覺，我對著我的學生。我一站，就又是一堂課。

我是1973屆畢業的。當時老師說，我可能被分到新華醫院衛校。我一聽，到衛校去做護士，要給人打針，我就害怕。去拿通知前，我天天心里難受。最后通知下來，我被分進上海木箱廠技校。

進技校前這段很坎坷。一開始我是分到安徽農村。因為我大哥去了黑龍江農機廠，大姐留在鍋爐廠，我就要被放到農村。當時學校放榜，一看被分到安徽農村去，回家后我告訴了我爸爸。爸爸就去漢口路市政府那邊問，說我們家大兒子，到底屬于支農還是支工。上海市后來發文到學校，說我大哥屬于支農。這樣一來，我從安徽農村換到了上海木箱廠技校。

于是，我在廠里學了兩年車工。

學完之后，學校本來要把我分配到安徽外廠去。當時名單都公布了。畢業會上，我爸表態說，服從學校分配，我也做好了去安徽的準備。

沒想到，過了一個月，分配名單下來，要我留在學校做教師，不讓我到安徽外廠了。因為木箱廠當時轉產，要搞鏟車發動機，需要培訓和培養大量技術工人。別看我矮矮小小的，車工學得很厲害。廠里就把我留下來，做技校老師。

這一做，就是一輩子。

我當教師，不僅是教學生，還是在教自己。我是技校生，沒有大學學歷，又是文化大革命過來的人，沒有文化基礎。我這一輩子，有時間就自學。邊帶學生邊自學，靠自己去啃各種知識。學生上課時，我就下車間。操作上我要自我訓練，理論上也要自己啃。不管寒假還是暑假，只要有假期，我就到外面參加培訓班，去學習，去考試。十多年時間，不斷在學習。

當教師要懂教育學和心理學。我沒有系統學過，都是自學的。

如果沒有證書，不好評教師職稱，我就去考證書。

我整個教書過程，一直是邊教邊學，先自己學會，再去教學生。

在廠里的日子，我受過兩次傷。

第一次是下車間體驗，心理受了刺激。平時看車間工人做得很輕松很順，我就去跟著體驗，干機械加工。體驗了一個星期，我發現，工人的技術比我教得好太多了。我們的技術教學怎么這么土？后來，我不斷下車間體驗，吸取工人們技術的精華，用以指導我的教學工作。

第二次是做產品，把腰弄傷了。車間有生產指標，工人一天要做六百片的小薄片。完不成指標，要扣工資。我要教學生八小時內怎么做這六百片。我自己先到車間做做看。我不先自己做，怎么教好我的學生，幫助他們順利進入工作崗位呢？結果累死累活，才做了三百六十片，當時腰就壞了，還因此落下了病根。

工人既然能完成，那一定對科學技術有要求，只不過我沒掌握。知識要在實踐中體驗，不能光放在嘴上說。“黑板上種田，天天大豐收”，技術不是簡單的事，必須反復訓練，出差錯就要找到原因。如果不親身實踐，很多東西體會不到。

今天我還帶來了一些東西。

第一樣東西，是紡織工人身上都能看見的圍兜。

我家有四位紡織工人，我婆婆和我老公的妹妹，都是國棉九廠的。這是我婆婆留下的圍兜。我二姐也留了她的圍兜。我們是穿工裝褲的。上班不許戴手套，不許留長發，要戴帽子，因為是搞機械的。

接下來，是兩張照片。沒學過機械的人，估計看不懂。這是我和一個老師一起研制的測量儀，用來測量螺距。

過去不像現在零部件都通過高端手段檢測。我們那會兒全是手工測量，用手調同心軸、橢圓度、平直度。做螺紋，單頭的好做，由機器控制螺距，不會出現誤差。但雙頭的、三頭的，只能靠自己測量控制。為方便測量螺紋分頭時的誤差，我們設計了一個測量儀。無論教學生，還是帶去參加考試，都很好用。它是我的寶貝。

這個測量儀做好后，孔老師還親筆寫了一篇文章，今天沒帶過來。

我曾經帶著我的螺距測量儀去拖拉機廠參加比賽，拿了第一名。孫中敏校長還參加了頒獎會。要是沒有這個東西，我當時參加比賽根本沒法測量。

后來搞改革，學校單位倒閉了。我一直放在辦公桌里的這個儀器，被當廢鐵弄掉了。當我知道，辦公桌被撬掉，這個測量儀沒了，當時眼淚就下來了。我心疼我這個小東西。

第二樣東西，也是一張照片。下崗之前，我參加了一次上海市針對教師的技術競賽。這是我在操作時的一張照片。

當老師不僅要操作好，理論知識也要好。我還參加了理論考試，是上海市參加考試的所有技工學校中的第一名。

考完之后沒多久，我們學校關門了。2002年3月，我下崗了。

第三樣東西，是教學論文的手稿。

我們教學工作過程中，經常要寫一些教學心得，寫自己的想法和體會。這是我寫的教學論文的手稿，寫的是對德育的滲透。

我們講，搞技術不是單純搞技術，人要有思想和品德。這在德育上體現。我根據教學實踐寫了這個論文。當時在我們學校系統當中，這篇論文得了一等獎。手稿我一直留著，前兩天翻箱倒柜把它找出來，自己又讀了一遍。

我真的覺得，做任何工作，沒有愛心和責任感，沒有職業道德和信念支撐，很容易半途而廢，走不到盡頭。

學生都具有可塑性。沒有笨學生，笨的是不會教的老師；沒有一個學不成才的學生，只是他還沒找到方向。所以，老師在教學過程中，以身作則，引導學生走向正確的道路，是非常重要的。

你們現在面臨就業，要樹立信念。即使中途遇到困難，但要按照信念去做。信念很難建立，老師要注重對學生信念的培養。

我做了31年教師，帶了26屆學生。我們學校兩年一屆，我經常帶插班。帶完一年級，跳上去帶二年級。大概帶了六屆初級班，一直在帶畢業班。好多同學畢業后改行，沒有做機械加工行業。我曾經還聽到，有學生說，學的這些知識都沒有用。

但三十多年后，我遇到當年的學生，給了我不一樣的答案。

下崗以后，我喜歡拍照。有一次我去弄照相機，碰到當年的學生。他在賣照相機的轉接環。他說，早就改行了，現在會弄照相機轉接環，都是靠當年學的車床加工以及各種精密部件的知識，沒有那些，自己的轉接環做不到這樣的精密度。所以我想說，學知識不要局限于當下它有沒有用，可能未來某個節點，它就會派上用場。很多學生一畢業就把好多書扔掉了。扔掉干什么？留一留吧，說不定哪天翻出來，會有更深的體會和領悟。

下崗以后，我隨老公上了國際遠洋船，體驗遠洋生活，給船員做培訓。船員都是大學畢業后到船上工作，但他們機械加工專業基礎沒有我好。我一看他們做的不靈，就去教他們做。在大學生面前，我一點都不氣餒，可能其他地方我比他們差，但機械加工問題上我覺得比他們強。但有一點我不行，就是我沒在車間做過系統性的產品加工工作，我只是在教別人怎么做。

知識應當在實踐中檢驗，如果停留在書本和學校，根本提高不了。今天中午，我在大屏幕上看到了這次進博會。現在加工齒輪，一次就成功，達到精密度要求，我就感慨，現在已經高科技到這種程度了。以前加工一個齒輪，不知要經過多少工序。高科技好東西，沒有改革和提升，機械加工技術怎么能提高呢。

現成的知識，擺在那里，永遠是別人的。要掌握知識就得自己親身體驗。像我一樣，教了一輩子書，沒下過車間，連六百片薄片都完不成。

這就是我的體會，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