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創刊

1992年歲末，《音像世界》雜志于編輯部所在的上海辦了一場大型研討會。創刊五周年，雜志的發行量相比起步時的一萬多，成長了十五倍。領導和各界來賓在掌聲中致辭，一切是如此和諧。

勞為民當時端坐著，心情比旁人更復雜。身為雜志的副總編，他在編輯部的角色等同執行主編。正在發言的劉森民同志，不僅是中國唱片總公司的總經理，還兼著《音像世界》的總編。兩人在上海見面的機會并不多。所以，當勞為民聽到“領導的意見未必都對”出自領導之口時，某種情緒將他攫住。他想起往年的類似場合，自己進京述職……

在勞為民的記憶里，《音像世界》能夠創刊，堅持辦了下來，配得上“奇跡”這兩個字。它是中國大陸的第一份音像類刊物；推出了第一代的搖滾樂樂評人：張磊（阿瑟）、王曉峰、章雷、李皖、王江；辦了大陸的第一個歌迷組織“《音像世界》歌迷會”；最早為港臺歌手在上海舉辦歌迷見面會……

如同上海說唱的代表作《金陵塔》，屬于《音像世界》的那本功勛簿，可以一層又一層地往上翻。它輻射全國，影響了好幾代人的耳朵。有讀者夸它是中國最好的流行音樂雜志，有人將“流行”兩字改成“搖滾”，也有人撫今追昔，認定它是另類文化的燈塔，是向大陸樂迷系統介紹電子音樂、爵士樂、先鋒音樂以及實驗噪音的先驅。在那千千萬萬的讀者里，白巖松無疑是精英代表，他的隨筆集《痛并快樂著》2016年再版時附有別冊，前言部分他這樣寫道：

“當時的《音像世界》雜志在流行音樂迷中的分量可是舉足輕重，我的很多國內外流行音樂資訊都是來自于它。印象很深，每個月《音像世界》快上攤的時候，我都會一次又一次去報刊亭，直到雜志入手。”（別冊《我的娛記時代》，P5）

吊詭的是，作為《音像世界》實際上的掌門人，勞為民其實對流行音樂并不感冒，對搖滾樂甚至有一點反感。這本雜志如果按照他的喜好來辦，很有可能變成《評彈世界》。

評彈愛好者肯定聽過徐麗仙的彈詞開篇《小媽媽的煩惱》，在建國后創作的開篇里可謂經典，也是勞為民的編劇處子秀。那是完成于1963年的作品。他當時剛從上海戲劇學院的戲文系畢業，分配進了上海評彈團，任編劇，一待就是二十載。當然，中間有十年是荒廢掉了。就是這樣一位老同志，1984年毅然跳槽去了中國唱片上海公司，從事“中國文化名人聲音檔案”的錄制，向他發出邀約的是中唱上海的時任經理孫立功。

勞為民親手灌錄了曹禺、俞振飛的聲音檔案，還幫忙聯系了巴金、丁玲、吳祖光。1985年，孫經理又突發靈感，想要成立中國唱片圖書出版社，北京總部沒批，退而求其次，他決定辦一本雜志。在內容和方向尚未明朗的情況下，孫經理希望勞為民來當雜志的籌辦負責人，還從社會上為他招募了兩位年輕助手。《音像世界》的刊名后來是編輯部和孫經理的集思廣益，“音”在當時國內的報刊里已經有了一些萌芽，“像”仍是一片空白，“世界”蘊含著情懷，代表了辦刊的理念、報道的方向。

那一年丁夏二十三歲，比王鐵城小兩歲，在成為同事之前他們并不相識。丁夏出生在一個顯赫的藝術家族，伯父是漫畫巨擘丁聰，爺爺是民國畫家丁悚。翻開《音像世界》1987年10月的創刊號，第十九頁登了丁聰的祝賀漫畫，顯然出自丁夏的委約。擔任雜志編輯的那幾年里，丁夏始終給音樂題材的幽默漫畫留了版面。他喜歡漫畫，卻沒有繼承父輩的衣缽，從上海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之后，進了盧灣區區政府，在辦公室編寫簡報。這份工作難免枯燥，所以當他從母親那里獲悉唱片廠有意辦一本音樂雜志，正在招人，他倒是很愿意改變自己的命運。他確實喜歡音樂，偏愛歐美老歌、上海時代曲。那些叱咤民國的時代曲作者，譬如嚴華、嚴折西、黎錦暉，與他爺爺交情匪淺，都是位于黃陂南路的丁家老宅的座上賓。1983年，丁夏的姑媽回國探親，嚴華特地過來看望，當時丁夏像個小友坐在一旁，幫忙拍照。

王鐵城的入職頗為曲折。進廠之前，他在建工局干校教語文，和《音像世界》日后的王牌編輯張磊是復旦大學分校（1983年7月改組，更名為上海大學文學院）中文系的同學。兩人畢業后皆從事教育工作，張磊去了房地局職工學校。算上師范大學畢業卻不愿教書的丁夏，這三位可以說是相繼離開了語文課的講臺。

如果我們追問，為什么是他們去了《音像世界》，推廣流行音樂，那就不得不提《新民晚報》。當年一心想辦雜志的孫經理，他的妻子是該報的員工，丁夏的母親與她是同事，而張磊恰巧在報社實習，給他上培訓課的是老報人“一張”（張林嵐）。《新民晚報》當時在九江路近外灘的一幢大樓里辦公，復刊后第一次向社會公開招募編輯、記者。張磊沒能被錄用，卻被唱片廠的孫經理相中了，但他就職的學校拒絕放人，他轉而把王鐵城介紹給了勞為民。

辦雜志先得申請刊號，在當時的環境下，主辦方起碼得是局級單位，中唱上海身為處級單位是沒有資格的。這就造成了一個重大誤解，好些人一直認為《音像世界》是中唱上海辦的雜志，實際上，它和中唱上海可以說是平級，換言之，都是中國唱片總公司的“兒子”。當然，這兩個“兒子”在年齡、體量上的差距實在懸殊。《音像世界》的主辦方，從雜志籌備那天起，就只能是北京總部。總部身為央企，上海新聞出版局還無權管轄，可是雜志社明明在上海，異地辦刊，中央是明令禁止的。申報書遞到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現廣電總局），在等待批文的日子里，勞為民與他的籌備組先在廠工會的一間屋子辦公，而后搬去了衡山路739號，這個門牌號碼將在此后的十幾年里與雜志社朝夕相處，印在總計一百八十五期的雜志上，直到中唱上海拆遷。

中唱上海位于衡山路811號，整個廠區的規模并不遜于某些市區的大學校園——東靠宛平路的居民區；西鄰大中華橡膠廠（生產黑膠唱片需要用蒸汽來壓制，用的正是橡膠廠大鍋爐燒的蒸汽）；南至肇嘉浜路，上世紀九十年代在申城風云一時的天天漁港就開在肇嘉浜路上，其實是唱片廠的三產。811號和739號，貌似隔了幾十個號碼，其實是隔壁鄰居，兩戶人家之間是一整排的圍墻。說他們是兩戶人家，因為739號的建筑屬于私房，業主在海外。這棟灰褐色的老洋房共三層，替業主看房的親戚住在三樓，下面被徐匯區房管所收用，中唱上海的使用權當時是問房管所租的。雜志籌備組入駐一樓的時候，二樓被唱片廠的錄像部占著，也是一個新成立的部門，急需人手，既然雜志一時三刻還辦不起來，兩位年輕人不妨借調上去。

1985年的暑期，王鐵城參加了上海大學文學院舉辦的“全國編輯工作講習班”。在丁夏的印象里，他的搭檔喜歡往外跑，勞為民的評價是特別善交際。同年秋天，王鐵城在北京軍區住了兩個多月，參與中唱上海與中華旅游紀念品公司合作拍攝京劇《連環套》、《李密投唐》、《十八羅漢戰大鵬》的項目。丁夏則去了“廣電局”辦的電視攝像編輯培訓班，隨后進電視臺實習。籌備組只剩下光桿司令。有時候，勞為民會去逛逛社會上的書報攤，摸索雜志的紙張、印刷應該走什么方向，包括出版、發行。兩年后，這些問題的解決多虧了資深出版人張小平相助。

雜志的刊號遲遲不見回音。勞為民動了跳槽的念頭，他聯系了上海有聲讀物出版社，打算重拾“中國文化名人聲音檔案”。孫經理不批。后來從北京來了一個姓馮的領導，了解完情況，關照勞為民先別走，她回京后，只用了一個多月，就把批文搞定了。

隨之而來的難題是工商登記。從行政來說，這本雜志與上海毫無關系，讓上海公司的孫經理來當法人代表確實不妥。而總公司也不想再往頭上養什么虱子。1983年，總公司辦了一份公開發行的《唱片報》，方向沒走對，只報道自己，這份月報出了十幾期之后倒在了1984年的歲末。所以似乎沒有誰能比勞為民更適合當這個法人，而解決工商登記所需要的二十萬注冊資金自然也就落在了他的肩上。可憐雜志社的啟動資金只有三萬（王鐵城、丁夏另說六萬），還是問中唱上海借的，日后是要還的。

從立項到創刊，《音像世界》就像哪吒，在母親的肚子里待了將近三年。有賴于勞為民的催產，雜志落地了，得益于他在后面時不時地敲打，朋克少年哪吒沒有變成孫悟空大鬧天宮那樣的死亡金屬。編輯部后來讓年輕人唱主角，和那些銳意進取的下屬打交道，勞為民秉持著這樣的態度：“你們往前沖，我在后面拉一把。都聽你們的，非闖禍不可，都聽我的，這本雜志沒人看。”

2.歌迷

1973年出生的駱也舟從《音像世界》創刊起就是忠實讀者。他在上海的一個美術世家長大，高中時喜歡上了流行音樂，對港臺歌手的了解最初來自中央電視臺的“春晚”：1984年的張明敏、奚秀蘭；1985年的汪明荃、羅文、張明敏；1986年是張德蘭。

《音像世界》在1987年創刊，這之前，信息不對稱給駱也舟營造了某種幻覺，似乎那些從“春晚”舞臺款步走來的名字，代表了當時港臺地區最高的人氣與水平。偶爾也有袪魅，小圈子從外面帶來幾盤原版磁帶，指著譚詠麟對他說：“這是香港現在最紅的歌手。”

慢慢熟悉，駱也舟不以歌迷自居，更像是一個困境中的研究者。資料匱乏，他在街頭的書報攤買到一本世界電影明星小傳，里面介紹了三組香港明星：李小龍、成龍和許氏三兄弟。這是他第一次知道香港有許冠杰這樣一號人物。另一本小冊子主推香港歌星，包括譚詠麟、張國榮、梅艷芳、羅文等的生平。借助文字，張國榮在他的腦海里刷一下把帽子扔到觀眾席。那頂帽子后來神奇地又被扔了回來，同樣神奇的還有《海外星云》、《中外電視》、《香港風情》，這些雜志也給他捎來快樂。《海外星云》來自廣西，有一版指向港臺，夾了少許音樂內容。我們可以從這份雜志往外邁步時的哆哆嗦嗦，感受到某種氛圍與氣壓，它從1985年8月試刊，總共試了十期，直到1986年才迎來創刊號，是目前已知的中國雜志里試刊期數最多的一位。《中外電視》以影視故事為主，來自福建，《香港風情》是廣東辦的，它們都于1985年創刊，就像咸大餅上有芝麻與蔥花，那些內容值得駱也舟繼續追尋。

后來成為樂評人的王曉峰，在發現《音像世界》之前，也有過一長段沙漠尋水的日子。看過人民廣播電臺辦的《廣播歌選》雜志，一般都是曲譜；《通俗歌曲》頭幾年也是這樣，鮮有文字介紹；《音樂愛好者》身為音樂雜志，頗為專注，但是兩眼緊盯著古典，不是他的菜。即便如此，還是要看，要收集，在大陸的報刊書籍里，探查一切與音樂相關的蛛絲馬跡。包括那時候的《參考消息》，一旦把身影覆在音樂的邊邊角角，就會被他剪成若干個豆腐干。

王曉峰與《音像世界》的緣分是從崔健開始的。1989年3月12日，在北展劇場看完“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崔健與‘ADO’演唱會”，當時還在中國政法大學念大三的王曉峰，醞釀要寫點什么。而后，這篇題為《崔健又“震”了》的樂評就成了燙手山芋，跟音樂或文化沾邊的報刊他全都投過，一律石沉大海。直到他在地攤上遇見《音像世界》，兩本1987年的過刊，雜志上登了征稿啟事，歡迎千字以內的一般稿件、三千字左右的專訪稿。文章寄去沒多久，當時負責讀者來信的編輯陳建平給他回信，鼓勵他，說文章會發在九月刊。那是王曉峰開啟樂評人道路的第一篇文章。而后，他加入了“《音像世界》歌迷會”，成為一名聯系會員，每月能收到內部會刊，那時家里還沒有裝電話，依靠通信認識了很多同道中人。

“《音像世界》歌迷會”是中國大陸第一個合法的歌迷組織，1989年2月開始籌備，正式成立是在那年夏天。如果說雜志在辦刊之初開設“阿樂說”這個欄目是想與讀者拉近距離，那么籌組歌迷會的初衷則是為了給起步艱難的雜志添一些訂戶。三十年過去了，想起雜志創刊后的發行難，王鐵城還是會感慨。郵局一度非常強勢，委托他們發行，其他渠道就不能觸及。頭兩年，編輯部的對策是開展地下工作，動員全體職工以及職工家屬，抱著一捆捆的雜志去上海的大街小巷跟書報攤懇談，以六折的價格批給他們，一開始，賣不完還可以退貨。

7月30日，歌迷會的成立大會，在上海的“僑愛舞廳”召開。該舞廳屬于市僑聯，其實是一個會場，丁夏去聯系的，隨后的八月，《音像世界》還跟“僑聯”合辦了“中外唱片封套藝術精品博覽會”。10月刊用彩色插頁回顧了成立大會，那個下午，雜志社請了馮秉友（上海人民廣播電臺歐美節目《立體聲之友》的責編）、歐陽誠（華語節目《上錄音樂萬花筒》的責編）、史真榮（作曲家），好些會員興奮地拿著剛領取的會員證去找電臺偶像簽名。年底，王鐵城專程又跑了一趟上海市社會文化管理處，領同意建立歌迷會的批準書。當時合法的民間組織少到什么程度？歌迷會的編號是005。

參加歌迷會是要交費的，起初每年收十元，對當時還是學生的費強來說，這是一大筆錢，碰巧他的同桌也是《音像世界》的讀者，也有同感，兩人于是想出一個合資入會的辦法。同桌主要聽港臺，費強偏愛歐美，輪到歌迷會辦活動，兩人各取所需。活動的重頭戲是看錄像帶（MTV和演唱會），通常在高安路的徐匯區少年宮舉辦，偶爾改去延安西路的市少年宮。進場之前先掏會員卡，像早上去奶站領牛奶那樣，白顏色的硬紙卡片上分布著十二個格子，活動一次，圓珠筆就勾掉一格。每次活動還會發一本新會刊，1990年1月創辦的小冊子，張磊的搖滾自留地，“Pop Music Bus”這個名字和香港雜志《音樂通信》的英文名“Music Bus”有點關系。小冊子是排印的，比較粗糙，倒像是油印，加上內容刺激，仿佛出自茅盾筆下的“第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費強記得，1991年12月的那次活動是在一個漫天飛雪的夜晚，少年宮的門口草坪是非常漂亮的，那尊雷鋒的半身像雕得精致，旁邊的過道呢，一部分留長發、穿皮褲、戴墨鏡的家伙在涌入的人群里十分刺眼。內場里邊，歌迷會的會長張磊在臺上站著，跟大家打招呼：“天氣比較冷，今天放的是U2的The Joshua Tree的紀錄片，等歇大家就會熱起來的。”意思是天氣雖然冷，又沒有供暖，但是一搖滾就會熱起來的。說到暖場，那時候首推Bon Jovi的名曲Lay Your Hands On Me，該MTV一播，氣氛立刻點燃，屢試不爽。

MTV作為當時的稀缺資源，錄像帶是有海外關系的會員以及國外的唱片公司提供的。有個叫胡顥的會員，歌迷會秘書處的，親戚在美國，他提供了不少歐美的MTV；秘書處的張圳，在歌迷會成立前就認識張磊，親戚在香港，《音像世界》編輯部最早的那批香港音樂雜志、搖滾錄像帶就是通過他訂購的。音像制品受法律管控，個人名義的進口經常是全新未拆的，到手已經被欣賞過了，有些干脆就被扣下，能夠通關的需要去四川路橋口的上海郵政總局自取。那些錄像帶還支援過本地的電視臺，為他們的音樂節目添磚加瓦。后遺癥也是這樣落下的：上海后來管“音樂錄影帶”叫MTV，因為錄像里的內容總有MTV的臺標。說起那些錄像帶，很多內容并不怎么滯后，都是排行榜前列的歌曲，不乏搖滾、重金屬樂隊，也有一些是專輯，甚至是Pink Floyd的電影《迷墻》。

會刊都在安福路的“三友”排印。店里業務忙，會刊經常是到活動前一天的深夜才趕印出來，由歌迷會秘書處的人通宵裝訂。《音像世界》的正刊、歌迷會的會刊，張磊每月最起碼要對付這兩大怪獸，他和秘書處的幾位骨干，以“PMB工作室”的名義天天泡在雜志社。邱嘉揚當時是張磊的臂膀，在1991年12月至1993年11月的會刊擔任執行編輯。他的義工生涯始于1990年的秋天，那時候他剛進大學，幾乎把課余時間都奉獻給了歌迷會。張磊通常下午才上班，邱嘉揚和黃辰煒、朱維彬、沈雙為、顧浩這些活躍分子在雜志社出現的時間會相應往后推。編輯部的門上貼了一張紙——“百無禁忌”；它和屋子里面的進口報刊一樣吸引著那些年輕人；空氣里的包容度含量極高，就連參加過抗日的蔣登昭老先生也能容忍小青年的異見。下午五點，到了規定的下班時間，編輯部就成了PMB的樂園。

PMB的成員經常在下午跑到張磊的辦公室活動，1990年留影。左起：顧浩 朱緯（《音像世界》日后的Hi-Fi大王） 陳為民

外地的聯系會員能通過平信的方式收到會刊。

為了跟《音像世界》辦出差異，張磊傾向于把會刊的版面留給會員，這也符合青訓機制，像是王江、楊盈盈、費強這些日后的正刊名筆都是這樣培養出來的。會刊的另一特色是沒有配圖，每期三十二頁，參與者都是義務勞動，講究利用一切免費資源，從裁紙到裝訂都自己動手。唯一奢侈的大概是管一頓晚飯。當時雜志社附近有一家龍龍餐廳，到了飯點，張磊就領著義工團去餐廳吃一碗面，為了替緊巴巴的會費留點顏面，常點的有辣肉面、素雞面、咸菜肉絲面，也可以是大餛飩加醬蛋或荷包蛋，大排面相當于頂配。加蛋后來成了歌迷會的一個老梗，大家調侃張磊的摳門，點了大排面就不能加蛋了，甚至進了餐廳，故意對著俏麗的老板娘叫：“加蛋哦。”然后老板娘就格格格笑得更加風騷，狠不得猛拍一記張磊的肩膀，知道他財務不自由。

那些日子在張磊看來是瘋魔而快樂的。歌迷會的活動經常落在徐匯區少年宮也和經費有關，那里租金便宜，離雜志社近，帶器材設備、搬會刊過去很方便。少年宮有五百七十余個座位，招會員必須參考這個數字。這就造成了一個計劃經濟式的供需矛盾，填了入會申請的歌迷特別多，但上限卡在五百七十人，滿載之后如果沒人退出，后繼者只能排隊。退會的原因無非是會費沒有按時繳納，不續的默認退出，會員編號讓給下一批的申報者，所以才會出現類似“2-129A”這樣的會員號：“2”指的是第二批招募會員；“129”原本屬于第一批的某會員；A的意思是港臺內地組。費強當時的會員證編號是422B。他是首批招募的會員，B的意思是歐美組。AB兩組僅限上海本地報名。

當時多的是港臺的歌迷，為了保持兩個組的相對均衡，A組的錄取率被張磊卡得比較低。鄙視鏈已經有了，B組的普遍瞧不起A組的，辦活動的時候，A組被安排在上半場，下半場才輪到重口味的B組。讓費強印象深刻的還有當年活動的通知方式：平信。偶爾碰到臨時放鴿子，很多人就白跑了。費強因為住得遠，想了一個辦法：活動一般是晚上，他會在當天下午打電話到雜志社，確認之后再出發。

外地的會員招募得晚了幾個月，但沒有人數限制，也不分組，統稱“聯系會員”，會員號以“L”開頭，接一串阿拉伯數字。他們付了會費，每月也能收到會刊，以平信的方式寄達，超重需要多貼郵票，只怪會刊沒有刊號，郵局不讓按照印刷品來寄。王曉峰是第一批的聯系會員。他甚至還成立了《音像世界》歌迷會的北京分會，自封會長。有一天，他和四個好友把北京會員的資料匯總起來，商定辦一次聚會。他們選出了一百多個名字，篩選的過程就是看會員填的檔案，喜歡什么音樂，有品位的才能入選。那次聚會，他們總共發了一百多封邀請信，結果來了六十多人。有一位會員沒能入選，但是他后來出了大名，他叫白巖松，多年以后，他和王曉峰聊起這茬，追問落選的原因。王曉峰嬉笑道：“因為你的檔案寫了喜歡林憶蓮。”

1990年12月，準備了三百塊錢，當時處于無業狀態的王曉峰打算去一趟上海。這將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上海之行。從大學畢業都好幾個月了，他還沒找到工作。家人和朋友們問他，去上海干嗎？

“我想去《音像世界》看看。”

那個答案沒有在風中飄，在他的心里是如此簡單。

3.資料

衡山路739號沿街有一扇小門，不設防，按照雜志上登的地址，王曉峰想進《音像世界》的編輯部并不困難。

算上籌建的日子，雜志社在這棟小洋樓里辦公已經有五年了。編輯部如果藏于唱片廠之內，聯絡作者讀者就會比較麻煩，隔壁光是輪班的門衛就有十幾位，外人進出必須登記。這是《音像世界》落戶739號的部分原因。還有就是雜志社作為獨立法人單位，企業登記對辦公地是有一定要求的。

王曉峰走進編輯部，點名想見張磊。他當時對張磊特別好奇，感覺這位老兄能聽到很多唱片，但是他來早了，張磊還沒來上班呢。辦公室里，一臺AIWA的組合音響挺惹人疼愛的，墻上貼了一些歌星海報，Paul McCartney的日本演唱會特別醒目。墻面重新漆過，鋼窗亮閃閃的，實木地板看著質量不錯，老洋房的風韻猶在，像是民國資本家的私宅，有衛生設備，煤氣灶，但都已經相當陳舊。屋子里，另一個人走過來跟他搭話，自稱丁夏，日后將成為他的責編。

此時的739號，三樓住著房東的親戚；二樓的錄像部還沒有搬去811號的廠部大院；雜志社占了一樓。丁夏領著王曉峰參觀，再把編輯分工講解清楚：丁夏負責歐美的內容；港臺地區歸張磊管；王鐵城主理大陸；美編是趙為群，雜志社的大嗓門，手工設計排版，出手快，為雜志的準時上攤爭取了不少時間；陳建平統管讀者來信，和她一樣是從隔壁的唱片廠調派來的還有兩位老先生，蔣登昭是資深戲曲編輯，幾乎每天到班，銀力康是資深音樂編輯，同時也是一位作曲家。

九〇年代的上海，《音像世界》歌迷會里流傳著一則笑話，說張磊在學校任教的時候，有一次課上到一半，突然別過身來、非常嚴肅地對臺下說：“同學們，這個課實在是無聊，還是搖滾樂有意思，不如我來跟大家講講美國的大門樂隊……”

如此子虛烏有的事情，卻很符合張磊在圈內的熱血形象。王鐵城跟張磊在大學里同窗四年，對于老同學從宋詞愛好者到搖滾傳教士的轉變是相當納悶的。1988年8月，在王鐵城的協助下，張磊如愿調入《音像世界》，接了原先沒有固定編輯的港臺版面，同時，用“阿瑟”的筆名編譯一些歐美方面的采訪稿。這個筆名源自他的英文名Arthur。

大學時的張磊，愛好宋詞、西洋詩歌和古典音樂。他小時候受舅舅的影響，聽貝多芬、莫扎特、施特勞斯的唱片，用他母親的話講，是被舅舅給帶壞了，因為那是“文革”后期。上海音樂廳、上海音樂學院的禮堂后來恢復了外國交響樂隊、外國獨奏家的演出，張磊經常去看，一直延續到進校工作的頭兩年。然后是歐美搖滾樂轟隆隆的大舉進攻，四到五年的此消彼長。這種變化源于上海人民廣播電臺從美國譯制的《午餐音樂》節目，還有他從城隍廟附近一家小店買的走私盒帶——Dire Straits、Modern Talking、Alphaville……這些盒帶無疑是稀缺資源，后來以聽眾來信的方式聯系上了電臺的編輯馮秉友。正好《立體聲之友》從1987年5月開始邀請聽眾來電臺主持節目，張磊以及他收藏的搖滾樂通過電波與全市人民打了照面。他進雜志社之后，又介紹馮秉友認識了丁夏，《音像世界》隨即跟電臺合搞了“請您錄音”的活動，電臺播音樂，雜志上刊出設計好的盒帶封面，雜志的知名度得到了提升。

相似的故事王曉峰也經歷過，只是上海的電臺環境更開明，在八〇年代的中后期，已經有了只滯后一兩個月、主打歐美流行的《午餐音樂》。北京要到1990年。那年7月，王曉峰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聽到了《外國音樂一小時》，喜歡這個節目，寫了一封聽眾來信。這檔節目由許曉峰選歌，張有待撰稿，中央臺的播音員對著稿子念，責編是上海人董文琴。許曉峰回信邀請王曉峰來公司玩：城市賓館，1722房間。那賓館改庭換面了那么多年，但房間號王曉峰總是忘不掉。他記得第一次拜訪就偶遇崔健。

上了賓館的電梯——平白無故地冒出來一個偶像——特別緊張，到了十七層之后趕緊跑。到了1722房間，崔健尾隨著，王曉峰敲門進去，崔健如影隨形。原來這地方叫KB公司，搞文化傳播的，老板是美國人Kenny Bloom，許曉峰是他的下屬兼翻譯。KB公司當年是北京的一個搖滾據點，王曉峰后來還在那里碰見了臧天朔和蔚華。

KB公司訂閱了大量的搖滾樂外刊，王曉峰經常去看，有時拿了雜志興沖沖趕到附近的復印點，復印一整本要二十多塊錢。還有就是經常帶了十盤一大盒的空白磁帶，請許曉峰幫忙拷一些搖滾專輯。所以當他進了《音像世界》的編輯部，瞧見英國的Smash Hits、Q，美國的Rolling Stone、Billboard，德國的Bravo，就覺得非常親切，這些外國雜志好比是特權階級的雨露，最后都將化為他寫文章的墨水。

能搞到這些刊物著實不易。丁夏說起創刊之初，跑到“中圖”去采購資料，只能訂到香港的《明報》、《明報周刊》、《東方日報》，臺灣的《民生報》，還有一些音響技術類的雜志，里面鑲嵌了一點唱片信息。有些外國的音樂雜志，如果不是因為《音像世界》編輯部執意要訂，日后也不會那么快就在“中圖”的目錄里出現。

王曉峰的第一次上海行持續了十幾天，住在丁夏以及其他筆友的家里。丁夏向他推薦了兩個朋友，一個是給雜志提供英國BBC排行榜的北京人陳曦，另一個是杭州的章雷，在北京外國語大學讀書，日后跟王曉峰一起寫《音像世界》的招牌欄目《對話搖滾樂》。丁夏當年很善于從讀者來信里挖掘作者，資源和水平固然重要，還有熱情，來信一寫就好幾張紙的，到了手里，他都會忍不住多看幾眼。

回京之后，王曉峰開始跟陳曦、章雷通信，煞有介事地當了好長一陣子筆友。陳曦給他寫的信文縐縐的，加之地址位于北京理工大學的某宿舍，所以，他一直以為陳曦是大學老師，回信的時候特別戰戰兢兢。某日，陳曦在信中說起放假了，想來王曉峰的家里找他玩。王曉峰特激動，回信約定時間，到了那天，他下午出去辦了點事。等他回來，母親說朋友在你屋里坐著呢。他興沖沖推門進去——那是一小孩啊，穿著綠軍褂子，背著書包，剃著朋克頭。

“你哪位啊？”他疑惑道。

“我陳曦。”

“啊，”他驚呆了，“你今年多大了？”

“我上初二。”

在那個特殊年代，學識、資歷、年紀，面對資料的時候經常會有一點發怵，腳下沒勁，舌根發麻。有些資料的得來好比是在從事敵情工作，張磊記得，雜志社在訂閱《民生報》之前，臺灣金曲龍虎榜的榜單是由江蘇興化的一位歌迷聽短波記錄而成的。那位姓徐的先生后來成了江蘇音樂臺的著名DJ。

丁夏知道王曉峰的口味，平時看到外國雜志出現合適的內容就會給他傳真過去。許曉峰隨后也來找丁夏，帶了KB公司與《音像世界》共建的構想。他們有資源啊，想為KB公司開個專欄。許曉峰特地從北京趕到上海，頭天下午進了編輯部，丁夏不巧下班了，第二天他一大清早再來，就坐在辦公室里守著。事情很快就談成了。那個年代的人和事都沾了一些理想主義，不是廣告，也非軟文，完全是不涉及費用的內容合作。“KB公司特稿”的欄目始于1991年2月刊，有階段變成了王曉峰的自耕地。張明后來也插了幾筆，當時他在美領館供職，單位里有一個圖書館，訂閱美國的期刊，他翻到音樂類的報道會有選擇地編譯給丁夏，為“錄音錄像棚內外”這個欄目添了不少亮色。

通過KB這條線，丁夏后來還結識了張有待。特別巧，張的父親也是上戲戲文系的，跟勞為民是同學。那時期，張有待在北京辦了一些派對，有一張宣傳海報是用過之后撕下來的，寄給了丁夏，被后者掛在編輯部自己的工位旁邊，海報上面印了“好好學習，天天上當”。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