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應镠（筆名流金）先生的《國學講演錄》曾編入《流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這是程門弟子為他從教五十周年編的論文集，但出版已在他去世次年。其后又輯入《程應镠史學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這次，承蒙北京出版社列入《大家小書》系列，以便面向更多的讀者。借此機會，對該書相關問題略作評介。

一

1983年9月，上海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成立，流金師出任所長；古籍研究所成立之日，也是其下屬古典文獻專業首屆開學典禮之時。那年年初，為推進新時期古籍整理人材的培養，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決定，除北京大學中文系原設的古典文獻專業外，在三所高校增設同一本科專業。經流金師多方努力與再三爭取，上海師大與原杭州大學、南京師范學院同時獲準。他對文獻專業建設極為重視，不但親自遴選在讀的歷史、中文兩系優秀學生轉為文獻專業首屆本科生，而且親力親為地確定了課程設計與師資配備。

1985年，文獻專業通過高考直招新生，與此前從文史兩系轉入的在讀生有所不同，入學之初，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即便不是略無所知，也是知之不多的。針對這一現狀，在文獻專業迎新會上，流金師語重心長地告誡他們：

為了國家的需要，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需要，我們要整理古籍，要建立這樣的一個專業。你們將要學習中國古代的文學、藝術、思想、歷史、科學。要學好這個專業是不容易的。“先難而后獲”，要經歷一些崎嶇、艱難，才能有所收獲。要立志，要下決心為建設我們的新文化作出貢獻。要在這方面成為專家，大學四年，只不過打基礎。（《程應镠先生編年事輯》508頁）

為了盡快讓這批新生進入角色，學好專業，流金師以古稀之年親上講臺講授“國學概論”基礎課?！秶鴮W講演錄》便是當年他為本科生上課的講義。

此前，他曾講過經學與史學，但講“國學概論”中《經學舉例》與《史學通說》時仍頗有增刪調整，加入了新內容；而《諸子概論》與《文學略說》則完全是新寫的。據其《復出日記》，1985年9月22日，“寫《國學概論》緒言，得三千五百字”。這是他開筆寫講義之日，其后這類日記頗多：10月13日，他為備課，“重讀《先秦名學史》”；12月1日，“寫講稿，寫畢韓非子”；12月22日，“寫《國學概論》講稿，完成子學最后一章”。1986年4月4日，“寫中國文學略論二千余字”；當月，他數次記及“續寫文學講稿”，最后一條為25日。故可推斷，他寫《國學概論》講義終于此日。

這門課程講授始于1985年新生入學不久，與講義起稿幾乎同步。《復出日記》也有記載：這年10月7日，“上課，孔子還未講完”；10月14日，“講孔子畢，開始講孟荀”；10月21日，“上課，僅講畢孟子，荀子開了個頭”。當年，流金師學術活動頻繁，但即便外地赴會，必定及時補上，1986年4月25日記有“晚為學生補上兩小時課”。同月，他決定辭任所長，在辭職報告里特別聲明：“本學期所授《國學概論》一課，當繼續講畢”，足見他對這門課程有多重視。這年9月，在改任名譽所長前，他與文獻專業學生再次座談學習及課程設計，在交接講話時強調：“古文獻專業，我們已辦過一屆，事實證明，他們畢業后是有工作能力的，這同我們的課程設置有關”。不言而喻，流金師說的課程設置，當然包括他親自設席的《國學概論》。遺憾的是，由他精心設計的這門課程，僅上過一輪；但所幸的是，他為這門課留下了相對完整的授課講義。

程應鏐先生

二

這冊《國學講演錄》的特色略有如下方面。

其一，初級入門的針對性。由于當年聽課對象都是未窺文獻學之門的大學生，課時也有限制，而國學知識的涵蓋面卻不容有大缺漏。講稿必須拿捏得當，體現出獨有的針對性。例如，他在《史學通說》里先概述了史籍分類與史書體例，其后僅著重評述了紀傳體與編年體，而不再介紹其他類別與體裁。之所以如此酌定，顯然考慮到，這兩類史書構成了中國古代史的基礎史料，是文獻專業本科生必須掌握的，其他內容隨著他們學習的循序漸進，不難自學解決。而“史與論”一節則較充分地論列了史與論的關系，史料的收集與整理，史論、史識與史德等，也無非認為這些史學理論與方法對學生是必不可少的。再如，《文學略說》開頭交代，這部分“小說、戲曲就不講了”，但隨即點明“王國維、魯迅在這方面的研究工作，都超越前人”，既表明并非把小說戲曲劃出國學，也意在開示學生自去參看《宋元戲曲史》與《中國小說史略》，補上這一環節。

其二，教學互動的現場感。流金師對講課有其境界追求：“每上完一節課，就像是寫了一首詩，完成了一篇創作?！睘榱诉_到這種境界，他習慣將每堂課要講的每句話寫成講稿，及至開講卻并不完全受講義拘束。他在《國學講演錄》中，往往將自己的經歷、體悟與感情傾注其中，講稿背后有其人在。例如，講《離騷》時自述曾集《離騷》句為挽聯憑吊聞一多，講詞的平仄與押韻時，引自己“歷盡風霜”重到杭州作《臨江仙》以寄感慨，都令讀者能想見其為人。國學內容盡管專深，但從講義仍能一窺他授課時語言的生動性與敘述的細節化。例如，他講漢高祖“不好儒”，卻召儒士叔孫通定朝儀，牽綰《史記·酈生陸賈傳》所載說：“劉邦不歡喜他，至于他是否也被劉邦脫掉帽子，在里邊撒過尿，就不知道了”；“叔孫通大概也是很識相的，弟子有一百多，他一個也不向劉邦推薦，推薦的盡是‘群盜壯士’”，形象生動地凸顯了漢初儒學的落寞命運。

其三，一家之言的啟悟性。同樣講“國學概論”，每個名家取舍未必盡同，評騭也有出入。這冊講義也是流金師的一家言，其中不乏獨到之見。例如，他評黃庭堅詩“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時，引杜甫“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作為對照，提出唐詩是音樂、宋詩是圖畫的審美觀。再如，在論及私撰正史時，他直言道：“《新五代史》實為最無價值的一種。從史料學言，是如此；從史學言，也是如此?！弊鳛樗问穼＜?，他當然明白歐陽修“義例史學”在宋學形成中的地位，但彼是思想史上的價值，此是史學史上的評判，兩者不容混淆。對這些一家之言，讀者盡可以贊同或商榷，論其初衷也旨在給人啟發與令人思索。

三

作為學術文化概念的“國學”出現在清季民初，其大背景是西方列強以堅船利炮轟開中國大門之后，整個國家民族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西學也挾西潮澎湃之勢沛然而至。而“國學”的提出，毋寧說是學術界為固守中國本位文化，對西學刺戟的應激反應，毋庸諱言，其中也參雜著民族主義的偏頗?！皣鴮W”概念從最初提出到廣為接受，盡管與當時中國政治現狀息息相關，卻是學界與學人自覺自發的學術行為，未見有國家權力刻意運作其間。自20世紀初葉“國學”一詞流行以來，曾如有學者所說：什么是國學、國學是否妨礙中國“走向世界”以及國學（或其后來的變體“中國文化史”）自身怎樣走向世界，都是當年學人與學術社會非常關注并一直在思考和爭辯的大問題（參見羅志田《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于“國學”的思想論爭·自序》）。實際上，從1919年到1949年間，學界與學人已大致認同將“國學”趨同于中國傳統文化，章太炎、呂思勉與錢穆等大師那些以“國學”命名的名著都傳達出這一旨趣。

但細加推究，各家指涉的范圍卻頗有異同。1922年，章太炎演講《國學概論》（由曹聚仁記錄），除概論與結論外，僅包括經學、哲學（也即子學）、文學三部分。1935年至1936年，他在章氏國學講演會的《國學講演錄》新增了小學與史學，或應視為他對國學范疇的晚年定論。據此，章氏的國學內涵大體對應中國傳統的四部之學，從現代學科分類來說，國學即指研究中國古代經學（包括小學，即語言文字學）、哲學、史學、文學的專門之學。1942年，呂思勉為高中生講《國學概論》（有黃永年記錄稿），內容僅限中國學術思想史；據黃永年說，其師當時為學生同時開設“中國文化史”，并不認同“國學”變體為“中國文化史”的取向，在呂思勉看來，“中國文化史”還包括社會等級、經濟情況、生活習慣、政治制度，以至學術宗教等各個方面，應作綜合的歷史的講述。1928年，錢穆完成其《國學概論》的全部講稿，如其《弁言》所說，范圍限于“二千年來本國學術思想界流轉變遷之大勢”，“時賢或主以經、史、子、集編論國學，如章氏《國學概論》講演之例，亦難賅備，并與本書旨趣不合，竊所不取”，與章氏明確立異。約略言之，20世紀上半葉，在“什么是國學”上，大體就是章太炎式的四部之學、呂思勉-錢穆式的學術思想史、變體的中國文化史這三種路向。盡管取徑各有異同，卻都是在學術共同體內自然而然地形成的。

進入20世紀下半葉，中國人文傳統出現了嚴重斷裂，“國學”之說自然不可能出現。直到改革開放后，國人反思曾經的文化破壞與價值失范，這才認識到，蔑棄中華傳統文化中那些精華的東西，是要遭報復的；深感有必要重拾那些曾被“革命”摧毀的東西，找回中國人之為中國人的價值支柱。于是，在上世紀末至新世紀初，出現了新一波“國學熱”，大背景盡管仍與當時社會呼吸相關，卻依然是學界與民間自發自覺的推動，但民族主義的偏見已頗有消退。不過，隨著建制性的介入，這波“國學熱”開始走音跑調，隨之引發了詰疑、責難乃至抨擊的聲音，近年甚至有直斥國學為“國渣”者。這些現象的出現，剔除其中的情緒化因素，歸根結蒂，還是在究詰20世紀上半葉就在思考與激辯的老問題：什么是國學？國學是否妨礙中國“走向世界”？這一困惑，應該說當下依然存在。實際上，只要有理性的思考，這一困惑是不難破解的。誠如1931年錢穆在《國學概論》“弁言”里指出：“學術本無國界?！畤鴮W’一詞，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特為一時代的名詞?！奔热蛔鳛閷W術概念的“國學”，其成立、存在與延續，僅僅只是對西學東來的一種應激性反應，那么，當中國人對中國文化具有真正的自信，對外來優秀文化秉持真正的包容，這種應激性歸于平復之時，“國學”作為一時代的名詞也將自然而然地退出學術舞臺。

流金師為大學生講國學，尚在上世紀末那波“國學熱”興起之前。論其用意，一方面固然出于文獻專業的教學之需，一方面何嘗不是在對老問題給出自己的回應。他為學生開講之初便說：“國學就是中國之學。中國古代文化典籍是非常豐富的，至隋始以經、史、子、集為四部，至清不改。國學也就是四部之學”。與此同時，他也指出，“四部之學，包括的范圍極廣”，也涵蓋了中國古代醫學、農學與軍事學等等，但“我們要講的，只能限于哲學、史學與文學”。足見他認同章太炎設定的國學邊界。

至于國學是否會妨礙中國轉型成功，真正走向世界，關鍵不在于國學自身，而是取決于我們如何正確對待國學及其與西學的關系。在《國學講演錄·引言》里，流金師就明確指出，“西方哲學，認識論求真，美學求美，道德學或倫理學求善。要建立社會主義的道德，也要有所繼承?！?他同時指出，在國學里，“當然，精華是與糟粕并存的”，但“肯定是有一些好東西，我們是要拿過來的，是要繼承的”。也就是說，在中國轉型中，就文化而言，既不能拒絕西學為人類文明貢獻的共同遺產，也不應遺棄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這些理性包容的持論正是這冊講義的根本立場。

面對當下有明星將儒學元典熬制成一鍋淺薄自慰的心靈雞湯，更有一種將國學與制度化儒學曲意鉤連與有意接榫的異常傾向，讀書界卻未見有一冊合適時代的國學讀物，有助于初入其門者全面、完整、準確地了解國學與傳統文化的精髓。有鑒于20世紀上半葉那些以國學命名的大師名著，對當下初學者來說，或是內容略顯艱深，或是范圍略欠周備；而20世紀下半葉幾乎沒有老一輩學者的國學新著面世，相形之下，流金師的《國學講演錄》“講的都是國學中的精華”，又具有前述三大特色，不失為一冊精義賅備的入門書。

四

這冊收入《大家小書》的《國學講演錄》，分正文與附錄兩部分。

這次付印僅改正了前兩版的手民之誤，講演正文一仍原貌。例如，《文學略說》開頭說，“這一部分打算講詩、散文與文藝理論，小說、戲曲就不講了”；但現存講稿僅有詩歌部分，未涉及散文與文藝理論，究竟是寫過而佚失，還是課時來不及講而未能成稿，已難確知。再如，講稿行文往往節引典籍，頗有刪略，我校讀時發現，有的刪節純屬與論題關系不大，有的刪節則因為他能背誦全文而有意省略的（例如評康有為《大同書》時引《禮運篇》論大同那一大段文字，僅引首末兩句，中標省略號，即屬這種情況），即便后一情況，這次也仍其舊。至于講義稱典籍或用略名（例如以《漢志》指《漢書·藝文志》），稱人名兼用字號里貫（例如以“丹棱”稱南宋史家李燾），這些原就是中國文化史知識，在閱讀中也是不難掌握的。毋庸贅言，《國學講演錄》評介國學經典的研究成果與參考書目，進而言之，包括講義的若干用語與提法，都定格在成稿當年的節點上，讀者對此想必是能理解的。

流金師指出，“對中國古代文化的評價，并不等于對我國四部書的評價”（《引言》），也就是說，國學并不完全等同于中國文化史；但談及為什么要講國學時，他又認為，“主要是想讓大家了解一點我國古代的文化”，這是基于國學構成了傳統文化的主干與核心。為了全面呈現流金師對國學與中國文化的立場與觀點，本書選了他相關六篇文章作為附錄，有幾篇在不同場合也作過講演稿。

《中國文化三題》與《論新中國文化的創造》，可視為流金師對中國文化的總體觀。前文作于1987年，即講“國學概論”課同時，論述了中國歷史與中國文化的關系，勾勒了中國文化的形成概況，探討了向西方學習和全盤西化的問題。他的結論是：中國“在一個很長時期，以優秀的、先進的文化，熔鑄各族于一爐，同時也吸取了各族優秀的東西”；“以迄近代的接受西方文明，莫不是在學習先進，取其有用之物，來提高自己，豐富自己”；而“這種學習，也就是取人所長，去己所短，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與此同時，他也強調：“我們文化中也有許多壞東西”，諸如“血統論”、“朕即國家”；而“迷信神、迷信鬼、迷信領袖（天王圣明，臣罪當誅）絕對不是科學的態度”?！墩撔轮袊幕膭撛臁纷饔诙Ω锴耙沟?949年3月，文章以歷史的觀點討論整個中國文化衍變與社會經濟基礎的互動關系，再將中西文化作宏觀的比較，而后認為，“近代以前的西洋文化和我們的文化，是大同而小異的”，及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興起，“我們的文化和近代的西洋文化才大不相同”。他的結論是：“新中國文化的創造需要一個根本的技術的革命和社會政治的革命”；而“在某一階段，不適合的文化，就必須加以人為的力量，使之迅速告退”。這一結論迄今讀來仍具穿透力。

《歷史的真實與通變》與《談歷史人物的研究》是對講稿中《史學通說》的提升與推進。前文結合自身的讀史體悟、治史經驗與人生閱歷，在歷史觀、史料學與史學方法論諸層面都有獨到的闡發，內容涉及理論的學習與運用，史料的辨證與闡釋，史事的認識與把握，史感的全局性與史識的通貫性，歷史學的尊嚴，治史者的良心，說者勝義紛披，讀者啟迪良多。在后文中，他結合自己的研究，對歷史人物研究的重要性與全局觀，人物個體與時代、地域及群體的關系，歷史傳記的表現手段與敘事風格，娓娓道來，示人門徑，予人金針。

《國學講演錄》論經學之在魏晉另一種表現時，特別注明參見他的《玄學略論》，故將其與《玄學與詩》都收為附錄。兩文所論都屬于流金師治史專長所在，分別討論了玄學與經學的關系，玄學對社會政治、人際關系、學風文風與詩歌創作的影響，自應視為對講義相關論述的補充與發揮。他在《玄學略論》里引阮籍《詠懷》論魏晉玄學與政治的關系，讀來令人動容：阮籍“既不能死去，又不能變節以求榮，在那種殘酷的政治斗爭中，優劣之勢已經判然，絕望是必然的”；還說，有些好詩，“年輕時所不懂的，年紀大了，就懂了”。

最后，寄語試圖一窺中國傳統文化的入門者，原先不懂的，讀了這冊小書，你們也一定會懂的。

（《國學講演錄》，程應镠著，虞云國編，北京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