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斯·韋伯認為，西方城市的基礎是“市民共同體”，東方城市的基礎則是“官僚”。前者是市民以公民身份進行活動的場所，后者則是由城市統治者進行管理下的空間（韋伯《城市類型學》，今井弘道《誓約的城邦形成論與社會契約論-對韋伯的東西方比較城市形成論的考察之一》）。按照西歐中世紀城市的特色，韋伯判定，東方歷史上的城市（包括中國）根本不能稱之為城市。那么，我們也可以根據中國古代城市的特色，判定西歐中世紀沒有城市。因為以其規模來說，它們實在是夠不上城市的標準（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

城市分古今，亦分中外，不能一廂情愿進行類比。公元2019年亦是如此。如今談及夜間經濟，多參考歐美城市，諸如倫敦夜經濟等等。歐美大城市的中青年人動輒下班后have a drink。日韓上班族下班后也必須得有幾輪夜飲，深夜食堂對他們而言是必需品，而非消遣品。中國人既沒有在喧鬧的酒吧里扯七扯八的習慣，也沒有小規模的職業社交也要用酒精促進的傳統。夜晚能吸引人上街的，大約只有吃夜宵（擼串）了。

當地的文化傳統及其市民的社會生活習慣，才是一個城市夜間經濟的根基。這并非是一廂情愿地多讓幾家商場延長營業時間、多公布幾項政策可以輕易改變的。要想激活黑夜，需要回過頭讀懂自己的城市，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的需求，才能在黑暗中真正擦出一些火花來。

有夜間經濟的城市，首先必須有夜間。

網劇《長安十二時辰》里，高潮自夜幕降臨之時逐步推進，歡天喜地與勾心斗角交織的長安城里，華燈四起，滿月流光，飛檐走壁，電光火石。通過電視劇、小說和諸多公號若干輪不遺余力的科普，唐長安城對空間形態和時間的控制已無需贅言。讀者朋友們大多已明白，這樣的情節只能發生在正月十四至正月十六那幾天的夜長安。

在其余的時間里，長安的時間和空間被分割得明明白白。你并不能在夜晚穿行在坊與坊之間的大街上，東西兩市天黑之前早就關了。好在關起門的坊內總還是自由的，于是坊內的人也就知足了，胡人肆內買張胡餅，與人閑扯兩句，聽聽坊外的鬼吟幾句詩，便是許多個稀松平常的夜晚。那些不許人走百米寬的大道是屬于鬼的。在唐朝的黑夜里，人與鬼各種凄厲地相遇。這似乎是一種報復，你不讓我自由地享受夜晚，那我便幻想出一個群魔亂舞的世界來，坊墻束縛不了魂靈。

而擁有夜間生活并非是中國城市與生俱來的權利。

在中國，最早的城市都是政治中心。推動中國文明形成社會變革的主要動力是政治，而非技術和貿易。這與愛經商的蘇美爾人、愛貿易的希臘人的城市形成的原因截然不同。早期的中國，地理環境是主要促成因素。同樣在文明形成的初期，中國的土地適合農業發展，到了不需要交易的地步，只需要自給自足的小農自然經濟。而希臘人的土地貧瘠，只能種種橄欖和葡萄，他們只能投身于鄰近的大海，換回來自己需要的商品。

隨后的中國古代城市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行政管理中心，即京師、各省、府、州縣的治所，對這些城市來說，政治意義是首要意義；第二類是其他城市，并非由政府設置，而是出于經濟訴求自發形成。《左傳·閔公元年》中有這么一句話：“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說得很清楚了。

對于京師來說，政治因素尤為重要。為了好好管住其中的市民，維系首都的穩定，北魏人想出了一個好制度來實現——“坊市制”。

坊市制，即把居民的活動范圍限定在圍墻圈起來的坊內，坊墻上設坊門，坊門定時開閉，設專人把守。坊市制最早始于北魏平城，成熟于北魏洛陽。北魏天行二年（399），北魏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始建都城。《魏書》卷二《太祖紀》天興元年七月條記載：“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平城宮城位于北部，南部為居民居住區。泰常七年（422），在居民居住區外圍修建郭城的城墻，郭城內規劃有封閉里坊。據《南齊書·魏虜傳》記載，“其郭城繞城南，悉筑為坊，坊開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南（閉）坊搜檢，以備奸巧。”

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北魏遷都洛陽，在東漢魏晉洛陽的基礎上，擴展外郭城，并對郭城內的里坊明確規模和管理制度：“廟社宮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為一里，里開四門，門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門士八人。”（《洛陽伽藍記》）在這座新規劃的都城里，人口有組織地被分配居住，并按原有的部落分區塊安置，同時為了防止動亂和控制人口，對里坊實行封閉化管理。正是從這里開始，古代中國的封閉式里坊制度成為定式，直至唐宋之際。

可以這么說，封閉式的里坊制度就是為了管住你。你的需求如何，并不在統治者的考慮范圍內，便于管理才是最為重要的。而且抑制工商是一直以來的傾向。《隋書》卷56令狐熙傳中，提及隋開皇年間令狐熙任汴州刺史時的情況，“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及至《唐會要》卷八太和五年七月左右訓使上奏文中說：“伏準令式，及至德長慶年中前后敕文，非三品已上，及坊內三絕，不合輒向街開門。”

與里坊制度成雙成對出現的是宵禁制度。

對時間的管理，深植于中國統治者的血液里。觀象授時，是天子的特權，對時間的管理和分配亦然。敦煌漢代懸泉置遺址的墻壁上發現以皇太后名義發布的“月令詔條”，序中寫道：明君“靡不躬天之歷數，信執其中，欽敬陰陽，敬授民時”。《國語·魯語下》中明確國君對普通民眾的要求是“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中文里，“月黑風高”下一句是“殺人夜”，通常與“非奸即盜”聯系在一起。黑夜里醞釀的絕不是什么好事。照明微弱的小農經濟時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自然、是本分。晨昏行為區分出了合法與非法，對夜晚的管理可以說是順利成章。

中國古代社會對夜晚的管理及宵禁制度可溯及周代。《周禮·秋官司寇》里面提及有個官職叫“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他的職責就是根據星辰判斷時間，告訴巡夜的官員實行宵禁，禁止人們天黑后還在外面亂走。宵禁雖在唐代的名氣比較大，在秦漢之際時，其實已經有了。漢朝時安排了郎官守夜，“宿夜郎官分五夜誰呵，呵夜行者誰也。”（《漢舊儀》）漢靈帝曾有一寵愛宦官，其叔父犯了宵禁，曹操作為一個級別不高的官員將他直接殺了，而這個宦官拿曹操一點辦法都沒有，可見當時宵禁之嚴（《三國志·魏書》卷1）。

然則關得再緊的門，也能透過一絲絲亮光來。一如漢代形態各異的燈，照出夜市隱隱綽綽的輪廓。

漢代文獻中出現過夜市的記載，但數量極少、規模不大，多出現在邊疆邊陲。如東漢建武8年（32年）有姑臧夜市（今甘肅省境內），在常規的朝市、午市、夕市后加了一個夜市。從西漢末至唐末，姑臧一直是武威郡治所。東漢興平元年(194年)六月，以河西四郡置雍州，州治姑臧。姑臧是一個多民族混居的地區，發展對外貿易，夜市的出現屬于對自發需求的滿足。有了商品交換的需求，白天的時間顯得不太夠，夜市不光是夜經濟，那些夜間燃起的燈火也是經濟本身。

唐朝的夜禁制度在此不贅述，以其管理之嚴格、范圍之廣，到了后期夜市也屢見不鮮。中晚唐時期，夜市廣泛出現，以南方地區尤為突出。大城市如蘇州、揚州、汴州、杭州等地，中小城市和鄉村集市中，夜市也不乏有之（張金花、王茂華，《中國古代夜市研究綜述》）。

唐代的汴州，就已經“水門向晚茶商鬧，橋市通宵酒客行”，甚至有了通宵夜市。唐人杜荀鶴《送人游吳》描繪蘇州夜市：“夜市賣菱藕，春船載綺羅。遙知未眠月，鄉思在漁歌。”《送友游吳越》：“夜市橋邊火，春風寺外船。”揚州夜市也留下痕跡，唐人王建《夜看揚州市》云：“夜市千燈照碧云，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是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聲勢規模已十分浩大。《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三，杜牧引《唐闕史》云：“揚州勝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樓之上，常有絳紗燈萬數，輝羅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杜牧在揚州時是唐文宗大和七年（833），九里三十步街是當時揚州最繁華的一條街道，正是杜牧“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中那條著名的路。這條路從南到北縱貫揚州，在諸多詩句中留下了旖旎的描寫。可以想見當時令人心折的情景。

而在京城長安，夜禁開始悄悄松動，給了鬼市抬頭的契機。但這個鬼市和江南蘇州揚州的盛景比起來未免有些心酸。

文初在長安吟詩的鬼，出現在《南部新書》的記載中。說到長安某個中秋望夜，有人聽到鬼吟詩道：“六街鼓歇行人絕，九衢茫茫空有月。”又聽到有鬼和道：“九衢日生何勞勞，長安土盡槐根高。”長安務本坊西門是鬼市，“風雨晦冥，皆聞其喧聚之聲。秋冬夜多聞賣干柴，云是枯柴精也。”鬼市并非真是鬼在交易，而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偷偷摸摸的交易。多發生在秋冬“風雨晦暝”的夜晚，其時寒冷陰晦，宵禁管理勢必有所松懈，交易一些當時比較急需的生活物品，如寒冷時生火所需的枯柴。選擇在務本坊這個地點集聚也是情有可原，此坊商賈和民家混住，交易起來比較方便。

直到宋朝，夜市在京師才開始揚眉吐氣，別處就更不用說了。因為時候真的到了。為了創造這個時代，經濟的爆發和制度的巨變，誰也離不開誰。

宋朝城市化率達到20%左右（這一數值到了清朝跌落至7%，城市化率估算來自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20%的城市化率背后，是宋朝逐步擴大的城市版圖，和商業城市——而非政治意義上的城市——的形成與壯大。植根于帝國每個細胞里重農抑商的傳統得以松動，政府稅收不再以農業稅一家獨大，商業稅足以與之平分秋色。北宋熙寧十年（1077），商業稅甚至高達70%。對貿易的支持、對稅收制度的改進和對技術的鼓勵，使得宋朝的城市居民里商人群體開始壯大。正是在宋朝，坊制正式崩潰，市制亦然，市民走出坊市大門，撕掉人為造成的時間枷鎖，走入流動于晨昏之際、熙熙攘攘的街市。北宋首都汴京，不再只是政治中心，同時也是經濟中心。

光有夜晚和經濟還不夠，還要有消費人群來支撐夜晚的經濟。

汴京城面積53平方公里，人口數量級約在百萬。其中最多的人群，當屬禁軍及其家屬，其巔峰人數曾達到68萬左右（太宗朝），熙寧之后，經歷對禁軍數量的裁減，這一人群開始回落，跌至徽宗朝只剩約28萬（久保田和男《宋代開封研究》）。其余主要群體包括：皇室宗親，其中宮內人口連同皇帝妃子宮女宦官等，在萬人以上（葛劍雄主編《中國人口史》第三卷，吳松弟著《遼宋金元時期》，574頁），宗親貴戚人口在萬余人（《靖康稗史鑒證》卷七，243頁）；以及中央政府的各式官吏，人數在兩萬五千人左右；宗教人士（僧尼、道士女冠）數萬人；此外還有藝人、手工業從業者、外地進京舉子、服務業人員、太學學生……然而，汴京城內人口僅次于禁軍和家屬的不是以上諸君，而是各色商人，真宗時“京城資產，百萬者至多，十萬而上，比比皆是”，其中有外地來京做貿易的，也有本地開設店鋪、租賃房屋倉庫的商販，這些商人一般屬于坊郭戶，人口總計在3.5萬人以上。

商人經營著日常所需的一切，吃穿用行，只有你想不到，沒有他們賣不了。晨起上街需要洗臉，人群中有賣洗臉水的。晚上又豈能讓人失望？夜市到了這里，都不以“夜”為稀罕事，而是把白天舍不得結束的抻到了夜間。汴京人習慣了燈火喧天的夜晚，夜經濟是他們生活的常態，哪管寒暑與風雨。

北宋初期，汴京夜市已是平常事，但要求三更以前結束；中期以后，夜市時間進一步延長，甚至到了通宵達旦的程度。其中最為繁華的兩處所在，一是御街沿線的州橋南北，二是馬行街。州橋夜市集中販賣各色吃食，其種類太多，請于《東京夢華錄·州橋夜市》中尋，在此不一一贅述。這與附近多官府衙門，公務人員較多相關；馬行街位于宮城以東，總是人物嘈雜、燈火照天，連蚊蟲都在這里絕了跡（【宋】蔡絛《鐵圍山叢談》）。馬行街南北幾十里，多的是“茶坊酒店、勾肆飲食、市井經紀之家”（【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馬行街鋪席》）。這里的夜市通常到三更才結束（默許到四更），五更又復開張，即使是寒冬臘月、大雪陰雨也絕不將息。

無論酒樓，還是瓦市，都是“不以風雨寒暑，白晝通夜，駢闐如此。”（【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酒樓》）瓦市多隨著廟會開設，其中最大規模的當屬相國寺廟會，相國寺緊鄰汴河，地處市中心、交通便利；內有64院以及中庭長廊，其中中庭兩廡能容納萬人，地方廣闊，便于交易。瓦市并非常設集市，而是取瓦子的意思，“來時瓦合、去時瓦解”，來時是市場，解散了便不復存在。相國寺瓦市每月朔（初一）、望（十五）、三（初三、十三、二十三）、八（初八、十八、二十八）開放，累計一月開放八次，交易商品無所不包，甚至還有僧人在寺內開攤賣豬肉，極受達官貴人追捧。此外，如四月初八佛誕日、六月初六崔府君生日……在慶祝活動之外，市場交易也一起進行。

走出日常的酒樓和瓦市，還有那些不慶祝好像不太合適的節日，七夕乞巧、中秋賞月、上元觀燈……沒有節日？總有夏日，夏天的夜晚去清風樓飲酒賞月去吧，總有樂子可以尋，總有各類集市可以逛。一時讓人不知從何說起。

所以不用往外看，而是往回看。有了對夜晚堂堂正正的想象，有了經濟，推了坊墻，沒了宵禁，有了綿延的街市，有各種讓人欲罷不能的吃食，有三百六十度滿足市民需求的商人，有神圣但更多是煙火氣十足的中國特色公共空間——寺廟，一年到頭有那么多節日值得慶祝或可以慶祝，即使在同樣擁有寒冷冬天的北宋汴京，經濟到了夜晚也絕不會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