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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認慣例與自以為是
呂嘉健 學人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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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強大的力量在起著作用,這種力量比深思后的解釋、民族性和個人喜好更加強大,我把這種力量叫做“默認值”:一旦有了默認值,就照著它去做。
—— 格爾德·吉仁澤[1]
一、自動化的默認使人們自以為是
本文并不探討常規(guī)說的“心里承認,但不表示出來”那種默認,此種默認的現(xiàn)象例如:
你結了婚,不用明說,你默認了要將對方的家人親戚朋友亦當作你的家人親戚朋友看待,這是社會關系的默認。
別人來信,你須回信;你借了錢,你該還錢;你到他人家里做客,要尊重主家的習慣規(guī)矩;你做了錯事,就要承認并且改正;你承諾過的事情,就要應諾,即使你有強大的權力,也不能賴賬,等等,這是社會規(guī)則的默認,也是互動契約道德的默認。這些做不到,就會被視為不文明的或流氓行徑。
我要研究的是不基于推理反思,只是直覺思維里“糊涂”地認同,連自己都不清楚就完全接受了的另一種默認。
假如給一個定義的話:默認就是不假思索的直覺認同,根據(jù)經驗法則和可得性感受而自動同意和潛移默化地跟隨,它是一個連綿的過程。
在現(xiàn)代市場社會,凡種種電子產品、金融產品、商品交易產品都會有復雜的契約規(guī)定,以預防不可預計的風險。設計者會設定一種正常模式,即在常規(guī)運用和多數(shù)人使用的大數(shù)據(jù)模式上設置“默認”狀態(tài)鍵,不需要客戶花費大量時間去學習或選擇,而其風險設置較為保守安全,于是大多數(shù)客戶便按照從眾心理,一鍵默認選項。你不默認,便不能通過,就沒法達成交易或無法使用。而假如你選擇其他復雜模式,你卻擔心背后有許多無法理解的情況而出現(xiàn)障礙和將來自己難以承擔的責任,于是隨大流走常規(guī)比較保險。
社會心理學家和行為經濟學家理查德·泰勒的研究證明,人類身上的“損失厭惡”和“選擇盲目”心理暗示著,如果某項選擇被設計為“默認”,那么它會吸引更多人的眼球。因此,默認選項便起到了強力助推的作用。在很多情況下,默認選項的助推極為強大,因為消費者會感覺(無論對錯)默認選項是被設計者所認可的選擇。[2]
一旦選擇了“默認”,絕大多數(shù)人將一直不會改變這種默認狀態(tài)。“懶得去改變”是人性的基本心理模式。
通過理解商業(yè)設置的“默認”,我們可以反思社會意識文化的“默認”心理。

1973年,《科學》發(fā)表了心理學家戴維·羅森漢的文章“On Being Sane in Insane Places”,他和七位同行上演了一出“冒牌精神病人進入精神病院”的騙局,他們進入精神病院自訴有幻聽癥狀,被收治入院后,他們的任務是想方設法出院,“特別是要讓醫(yī)護人員相信,他已經恢復了理智,可以出院了”。結果表明,這項任務極為困難,初診醫(yī)生確認他們是精神病人后,無論其行為完全正常,無懈可擊,但始終還是被認定為精神病患者。
這個實驗表明:人們的第一個判斷做出來并加以確認之后,便會形成一個內隱的無意識的思想結果記憶下來,然后慢慢被默認為一種自我信念的結論,這個帶有信念性質的默認結論便成為了“內隱記憶”,作為后來一連串判斷產生和發(fā)展的基礎,極少人會對以往形成的信念和認知結論進行控制認知的反思。
人性遵從默認規(guī)則的影響力非常巨大。例如關于器官捐贈,在美國、英國和德國等國家,法律規(guī)定,若沒有登記,就不能成為捐贈者,即這些國家沒有器官捐贈的默認規(guī)則;而在法國、奧地利和匈牙利等國家,每一個人都被默認為捐贈者,除非他選擇退出。結果是:在那些遵從默認捐獻規(guī)則的國家(如法國),極少人選擇退出默認捐獻規(guī)則;而在沒有默認捐獻規(guī)則的國家(如美國),則很少人選擇去登記捐獻,這樣你就很難判斷究竟人們是否會同意捐獻,但事實上就造成了很少人去捐獻器官的結果。
這說明,要背離默認值會讓人們陷入決策困境的狀態(tài),因為人性心理是:現(xiàn)有的默認值就是合理的建議,既然它一開始就被實施,而且在歷史過程中沒有被否定,那它就是正確而有益的。要讓我不再默認這樣的原則,會產生巨大的壓力。
這就好像中國人都默認國家大一統(tǒng)和中央集權的政治信念,要讓中國人改變這樣的默認值,基本上是無效的。
認知神經科學家邁克爾·加扎尼加指出:
我們內置著成千上萬,甚至上百萬種針對不同行為和選擇的預設偏好。……大腦擁有數(shù)百萬的局部處理器來做出重要的決定,它是一套高度專業(yè)化的系統(tǒng),關鍵的網(wǎng)絡分布在大腦的整個組織當中。大腦里沒有最高指揮員。……如果你曾經失眠過,想必知道:不管你怎樣對著大腦喊叫“停下,去睡覺”,它也從來不聽你的。[3]
我們的大腦內置就是“默認機制”,默認的預設偏好,默認的經驗法則,默認信念,默認情感,默認規(guī)則和默認習俗等等,它們以最快的速度讓我們在各種情境下不加思索地作出最快的直接反應。
在過去20年里,認知神經科學對大腦“默認網(wǎng)絡”的研究得出的基本結論為:
其一,我們的大腦有一個“默認網(wǎng)絡”的區(qū)域,分布在整個聯(lián)合皮層,包括額葉、后中線和頂葉下葉的廣泛部分;
其二,當大腦需要執(zhí)行積極注意力(被動狀態(tài))的任務時,默認網(wǎng)絡的大部分區(qū)域會受到抑制,表現(xiàn)出活動減少即“負激活”的現(xiàn)象,而由支持外部感官注意和認知控制方面的網(wǎng)絡主導;
其三,如果大腦處于非任務的內隱狀態(tài)下,默認網(wǎng)絡會自動處于激活狀態(tài)即擔負起積極活動的主角,這些內隱活動包括記憶、想象未來和社會推斷等,都是在默認狀態(tài)下自發(fā)活動的,簡稱之“自發(fā)認知”,而默認網(wǎng)絡的自發(fā)活動往往依賴于基于內部構造的信息;
簡言之,當執(zhí)行面向外部的任務時,就抑制默認網(wǎng)絡,而啟動另一個系統(tǒng),以關注和回應環(huán)境中的刺激;當進入一種內部的心理狀態(tài)時,就啟動起默認網(wǎng)絡。因此假設存在一個默認網(wǎng)絡的控制機制,可能外部和內部處理模式是使用不兼容的、甚至是對立的功能設定。[4]
社會心理學家齊瓦·孔達指出:
“我們的許多判斷、情感和行為是自動化完成的,是受一些沒有意識到的因素影響的,是不能控制的。”
“我們通常很少能通過內省進入高層次的認知過程,我們可能完全沒有意識到各種因素在影響自己判斷和偏好中的作用。我們可能沒有意識到自己政治態(tài)度的轉變是一位朋友評論的結果,對一個問題精明的解決方法實際上是由于一位老師的微妙暗示而產生的,或者選擇某個品牌的牙膏是由于它在超市貨架上的位置。在這些例子中,我們通常對自己如何形成判斷能提供自信的報告,但是這些報告是不可信的,因為它們不是建立在直接內省的基礎上。”[5]
當人們習慣于一種思維方式之后,對于用這種思維方式思考出來或感悟得到的想法和信念會不加證偽地默認。人們假如總是被默認的方式牽著鼻子走,雖然真誠,卻未免于蒙昧狀態(tài)。

一旦確認偏誤形成,我們以后就很難再質疑自己的價值認知。即使在實踐中遭遇到挫折,也極少人能夠通過反思來修改自己的確認偏誤,而依賴“默認機制”一直發(fā)展下去。
人們很難改變早先形成的內隱結論的原因很復雜,或者出于虛榮心榮譽感,為了氣概之爭,不肯承認自己的判斷失誤或思想不嚴謹,干脆將錯就錯;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人們根本不會發(fā)覺自己思維失誤的問題。
默認使人們自以為是。
宋代皇室在開國之初確認了“祖宗家法”:絕不能讓軍人操控政權,優(yōu)待士大夫,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永遠讓文人壓在武人的頭上。而導致后來有宋一代冗兵浩眾,卻毫無戰(zhàn)斗力。
這個祖宗家法的確認變成了默認機制之后,后來雖然北宋被金人殘酷滅亡,經歷了靖康之恥之后,南宋的皇帝和士大夫集團依然不改故轍,直至秦檜以“莫須有”罪名殺掉國家棟梁岳飛,貶逐或打擊張浚、趙鼎、李綱、胡寅,也是士大夫集團默認的。
正如王夫之指出:
“夫宋之所以生受其敝者,無他,忌大臣之持權,而顛倒在握,行不測之威福,以圖固天位耳。自趙普之謀行于武人,而人主之猜心一動,則文弱之士亦供其忌玩。故非徒王德用、狄青之小有成勞,而防之若敵國也。”[6]
默認機制通常就是這樣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凡是祖宗家法幾乎都會依循默認機制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鮮有突破變革的例外。還可以舉出一個具有決定性影響力之默認信念的例子:中國人對待西方文化始終會默認一套“中體西用”的信念,這是不可能會改變的。
二、從眾、從俗和從權的默認慣例
前面我說過:要背離默認值會讓人們陷入決策困境的狀態(tài),因為人性心理是:現(xiàn)有的默認值就是合理的建議,既然它一開始就被實施,而且在歷史過程中沒有被否定,那它就是正確而有益的。要讓我不再默認這樣的原則,我會產生巨大的壓力。
我們從小到大在文化環(huán)境中被自然而然深植于大腦的信念、價值觀,假如不經過一番檢討證偽,它們會被一直默認,直至你離開這個世界為止。
所以默認就是對慣例的無聲認同和自然跟隨,尤其是對潛規(guī)則的。跟從慣例就是從眾、從俗和從權。
在中國,男人們默認一種霸道的女權主義潛規(guī)則:你必須討好你所喜歡的女人,交往時你必須自動買單,隨傳隨到,結婚時你必須有房,掙錢養(yǎng)活她,給她提供令她滿意的生活方式,聽她的話,罵不還口,打不還手。換言之,女方的性和情是以金錢和權力交易得到的,這是潛規(guī)則文化的默認,與西方相反。
默認慣例很好的一個例子是:多數(shù)醫(yī)生都會自然而然地默認一個信念,作為自己學醫(yī)和職業(yè)的前提:治病救人,救死扶傷。
醫(yī)生們不會去思考很多病并不需要去積極治療,而由人身體的自愈系統(tǒng)和保健的生活方式去修復、平衡和調節(jié)自身的病態(tài)或亞健康狀態(tài)(哈拉爾德·楚爾·豪森,2008諾貝爾生理學和醫(yī)學獎得者)。相信醫(yī)療干預和自己的醫(yī)術是他們積極、負責和有事業(yè)心有成就感的認知基礎。
醫(yī)學院在培養(yǎng)未來的醫(yī)生時,的確全力以赴地針對病癥研究怎樣治療,而不會著重教育學生自愈系統(tǒng)和養(yǎng)生保健的知識。對癥下藥和因癥處方便是醫(yī)生們習得的默認認知反應方式。
病人們到醫(yī)院里的默認心理就是,你趕快給我開因癥處方的特效藥,或者立即動手術,讓我在最快的時間里痊癒。
如果你給病人們講自愈,調養(yǎng),保健,輔導他們養(yǎng)成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病人們立刻就會咆哮,暴揍你一頓。
醫(yī)生和病人們以及醫(yī)療生態(tài)系統(tǒng)是一個互動的社會,由這様?shù)幕佣嬈鹆斯餐J同的醫(yī)學社會學的認知方式,然后大家都默認了這個前提。
社會互動系統(tǒng)對默認的影響是:醫(yī)學界當然知道保健和養(yǎng)生要比積極治療要重要和有效,但人間不會認同或不會遵從這種高尚的道理。因為社會需要經濟利益,保健養(yǎng)生需要嚴格的節(jié)制和自律的意志、良好的生活習慣,那是與欲望、享樂、任性對著干的。人們寧愿充分享受,任性揮霍欲望,然后再用快餐式的積極治療來撲滅肆虐的病癥。這是人們默認的慣例。

而對于窮人們來說,他們既不知道那么高深的道理,缺乏正確的信息來源,也沒有多余的時間和更多的資本去保健和養(yǎng)生,只能從極有限的認知里,采取“救火式”的急就章解決問題的辦法,換言之他們不可能采取長期投資自己身體和預防疾病的方式,既無認知風險也無預見未來的能力,所以患病之后,窮人們更愿意相信和接受“下猛藥”積極治療的醫(yī)生。
積極治療和過度治療竟然就這樣成了全社會互動的一種默認慣例,由慣例形成默認信念。
默認慣例在政治層面更有效:眾所周知,當我們對某人、某事或某些觀點不能認同的時候,但因為此種人事涉及復雜的權力和利益關系,我們會采取默認的態(tài)度,這是權且從宜的策略。一旦經常性地權且從宜地默認很多問題,我們慢慢就會養(yǎng)成了被默認的順從心性。
當我們對某些復雜又深奧的問題確實弄不清楚的時候,我們也會默認流行的或主導的觀點,因為我們沒有選擇。例如在大躍進大煉鋼鐵的年代,要求家家戶戶都要貢獻出自家的一切鐵器鍋盆瓢勺,假如你有清醒的頭腦和科學知識,你想與來者普及科學常識甚至想堅持私有財產法律觀念,對方只要用三面紅旗和愛國主義來敎訓你,而在當時的那個環(huán)境,你也跟隨整個大勢去相信大躍進的觀念,那么你除了默認,就再沒有任何可以說的了。
當世俗的力量太強大的時候,我們一定會采取默認的態(tài)度。例如你的親人在屋子里對著故去的父母親照片大燒紙錢和點了很多香燭,你感到窒息難受而且覺得很不必要采用這種不適宜的過度習俗,但是考慮到親人的另一種強烈執(zhí)著的信念和感情,你只好默認然后默默地忍受。
認知發(fā)展論假設有三種道德認知水平:
1. 小孩子對正確的理解取決于“我喜歡”,自私地估計能帶來回報或避免懲罰;
2. “習俗水平”。大一點的孩子和一般的成人通過“集體贊同”和權威來判斷什么是道德;
3. “后習俗水平”,這是最高一層。根據(jù)從自身或集體中分離出來的客觀的、抽象的和普遍的原則。(勞倫斯·柯爾柏格)[7]
絕大多數(shù)人的認知發(fā)展水平處于第一和第二階段,從心理學角度而言,即都是采取默認態(tài)度和默認方式。
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對于“中國”這個對象,你是在哪一個意義的層面上進行身份認同?種族的?地理范疇的?政權的?國家共同體的?文化的?本來對一個對象的認同應該要參考“語境”或“境域”,但是如果你在情感上、習慣上與集體無意識無分別地渾融著的時候,那么你會默認一個“中國”但絕對不會去想是什么意義,你肯定經不起別人嚴格追究下的分析性提問,但你會將那幾個意義都一律認同為同一對象。
“默認”有時候是有意識的,但更多的時候卻是無意識的,除了我們習慣于在無意識主導下立即作出社會反應,更重要的是,人們總是在社會情境的壓力下作出直覺認知反應或有意識的表態(tài),既然自己無法做主,或不知所措,或很難辨別是非對錯,在倉促之間就以默認作為從眾、從權的策略。
人們對某些競爭性真相(赫克托·麥克唐納)、意識觀念、意見信息和信念感情采取混沌狀態(tài)下自動認可、糊里糊涂認同的態(tài)度,或在未必認同的心態(tài)下采取不表態(tài)的和稀泥之承認態(tài)度。
英國一個社會心理學家在陳述英國人的宗教信仰時這樣說:
英國人可能是地球上最不具有宗教性的民族,調查顯示,超過88%的英國人在填表時會打鉤,認為他們自己屬于這個或那個基督教教派,通常是英國國教,但很難找到任何嚴肅地信仰英國國教的人,這些人在實踐中只有15%的人會定期去教堂。大部分的人只參加諸如出生洗禮、婚禮、葬禮這類人生儀式。其實參加這些儀式不過是明顯的“默認選項”。如果不進行基督教的葬禮,需要下很大的決心,還必須費很大的勁兒搞清楚要哪種形式的葬禮,而且這種努力會引來一系列令人尷尬的忙亂和非議。
英國國教是世界上最不具有宗教性的教會。它向來以其含糊不清、容忍過錯、缺乏指導意義一團和氣的教義而臭名昭著。當人們要填寫表格時需要表態(tài)是否信教的時候,人們就會習慣性地填寫英國國教,因為它是一種缺少其他選項的默認選項,就有點像“既不會同意,也不會不同意”之類的答復,一種漠不關心的、無可無不可的、精神上保持獨立與不偏不倚態(tài)度的中庸宗教。[8]
這就是人們默認慣例的狀況。默認是表達模糊的不知可否的態(tài)度時最好的方式。表明懶得動腦筋而從眾、從俗。
研究納粹大屠殺史的克里斯托夫·布拉溫寧在其著作《大屠殺的起源》里講述了德國人如何達到普遍接受“滅絕猶太人是正當?shù)男袨椤钡倪^程。猶太人在歷史上承載了許多惡名,莎士比亞的喜劇《威尼斯商人》里的猶太人夏洛克不僅被塑造成貪得無厭的高利貸者、守財奴,而且還被寫成是冷酷殘忍、復仇心極重的惡魔,但是莎士比亞同時也在劇中表現(xiàn)出了在基督教社會里,猶太人如何受到種族歧視和欺侮。
像這樣的名作在漫長的歷史里深入人心,希特勒的大屠殺就借助這種由來已久的反猶情緒,只要是德國人厭惡的特質,就把它宣傳成是猶太人的性格本色,久而久之,“猶太人就是壞人”的刻板認知已經成功地被確認為德國人的無意識定論,成為不言自明、無需證明的前提了。在世界上以嚴肅思考和邏輯推理著稱的德國人,竟然也不會質疑“猶太人就是惡魔”的謊言,因為它作為主流觀念,越來越多的人會以默認的態(tài)度和默認的認知方式自動地接受這個觀念,再默認參與行動,最終成為集體意志。
知識分子也同樣如此從眾、從俗和從權。
很多人常常對錯的事情抱有堅定的內在信念,比如事先認定嫌疑犯是有罪的或無辜的,又如對發(fā)生一個事件的地區(qū)之族群產生深刻的偏見,而自己幾乎并不了解那些人和事件的足夠信息,但他們毫無障礙地確認自己相信的結論無疑,后來真相逐漸揭示出來,并不是如他們想象的那么一回事,但是他們依然不會改變原來的認定,或者對于真相的定論和自己錯誤的認定之間的矛盾并沒有感到任何的沖突,就從此輕輕地放下了那個曾經信誓旦旦義憤填膺的表態(tài)了。這就是從眾默認的一種常態(tài)表現(xiàn)。
再舉一例,看人性是怎樣在默認慣例方面具有驚人的一致性:
我們所有人都會在是否正義、正直和正確的判斷中默認一個界限度,在這個度內,即使我做了不那么高尚的事情、說了不那么得體的說話,也不算是壞事。然后,再找一個高尚的目的理由,來掩蓋自己行為言論的不光彩不合理之處:我這樣做是為了你或者大家好,所以我不惜過分,不怕?lián)藧好踔敛粨袷侄巍?/p>
行為學家的研究揭示:
“我們每個人在欺騙時都有個度,只要沒有超出這個度,我們就不至于有罪惡感。”[9]
這種心理和做法就是眾人默認的經驗法則,習俗通行。
這種默認經驗法則的價值在于:絕大多數(shù)人都會尋找最能豁免自己的方法,來在社會規(guī)則和道德律的壓力與自由之間獲得一種平衡點,而不必要讓自己清晰地知道自己的狡猾、虛偽和殘酷,只要默認我是為了正當?shù)睦碛啥袆樱以谝环N從眾、從俗和從權的度內,我就心安理得。
關于“默認”,用格爾德·吉仁澤的話來總結就是:
道德直覺三大原則:
1. 缺乏意識:道德直覺迅速出現(xiàn)在意識里,它有強烈的實施欲,其基本原理無法用語言表達。
2. 根源與原則:直覺附著于某一個根源(個人、家庭或集體),有情感上的目標(比如阻止傷害),能用經驗法則描述。
3. 社會環(huán)境:道德行為因環(huán)境的不同而不同。[10]
歸根結底,人們并不知道自己所奉行的道德觀念和道德判斷的標準是什么,也根本不知道這些觀念和判斷的根源在哪里,所有人作出任何判斷都是根據(jù)環(huán)境的暗示和指引,同時根據(jù)文化根源在自己大腦里建構的“默認經驗法則”來產生道德直覺,至于作出判斷后所有的解釋都是事后由左腦的詮釋模塊編造的理由。
要命的是:默認值深深地植入每個人的腦中,這是一個潛移默化的悠長過程,一開始你對于社會給予你的影響會不加思索、不知不覺和不明不白地自然接受了,受影響的次數(shù)越多,無形中默認的程度越深。久而久之,你就會把默認的東西變成你自己的信念和觀點,包括對別人給你出的好主意,很快你就忘記了甚至根本不知道是誰給你的建議,你就默認為是自己感悟的真理呢!
總之,默認潛規(guī)則將會使你在社會上一切順利,而潛規(guī)則就是文化習俗、大眾心性和權力意志結合的社會慣例,習俗、民族心性和權力意志就是吉仁澤所說的“根源和原則”。
這就是默認慣例之巨大影響力。
三、結語
我之所以研究“默認機制”,是因為發(fā)現(xiàn)每一個人在一生中,多數(shù)的信念、觀念和看法都是由默認認知之自動化加工而形成的,一旦默認確認之后,它就漸漸地發(fā)揮出主導性的判斷和決策影響力,甚至終生不改。越默認則越確認,最后成為支撐價值觀和性格的意志。否定了它,自我就會精神崩潰。人很難自我否定,這是每一個人都應該知道的。
注釋:
[1][7][10][德]格爾德·吉仁澤:《直覺思維》,P192,P199,P196,余莉譯,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2018-9
[2][美]理查德·泰勒:《助推》,P42,中信出版集團,2018-4
[3][美]邁克爾·加扎尼加:《誰說了算?—— 自由意志的心理學解讀》,P40,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7
[4]哈佛大學心理學部Randy L. Buckner教授:The brain‘s default network:updated anatomy, physiology and evolving insights -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2019 - http://nature.com
[5][加]齊瓦·孔達《社會認知》,P196,周治金等譯,人民郵電出版社,2016-3
[6]王夫之:《宋論》,P46,中華書局,2017-11
[8][英]凱特·福克斯:《英國人的言行潛規(guī)則》,第十四章,三聯(lián)書店,2014-10
[9][美]丹·艾瑞里:《怪誕行為學·誠實的真相》,P17,中信出版集團,2017-12
原標題:《默認慣例與自以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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