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與潘光旦：兩代社會學家間的學術交往

2020-01-15 11:32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學人Scholar

費孝通( 1910.11.2-2005.4.24)

文|呂文浩，社科院社會史研究室副研究員

本文由作者授權發布

費孝通：中國第二代社會學家的領頭人

在北京四月下旬一個春風駘蕩的晚上，費孝通先生駕鶴西去。中國社會文化變遷失去了一位最為敏銳的見證人，中國社會學界失去了一位識途老馬與領路人。

在學科領域上，費孝通早年繼承了吳文藻先生引進人類學田野調查方法來研究社會學的研究路向，打破前人劃定的社會學、人類學與民族學的界限，開創了社會學中國學派的先聲。兩年前以93歲的高齡，又提出擴展傳統社會學的研究領域，將古代文明的思想內容及方法論納入社會學，創造一種有別于實證社會學的新的社會學。他的思想總是站在時代的制高點上，為中國社會學的前途“破題開路”。

吳文藻（1901.12.20-1985.9.24）

樹有根，水有源。費孝通在學術思想上敢于打破常規，探出新路，除了他個人獨厚的天資以外，與他深刻地感受到上一代學人的學術風范，并以繼承、發展前輩的學術精神為自己使命的意識是分不開的。如果說三位外國老師芝加哥學派創始人派克、人類學家史祿國與馬林諾斯基在具體知識與研究方法上給予費孝通以影響，那么兩位中國老師吳文藻、潘光旦則是在社會學學科的中國品格上影響了他的學術志趣。

在中國社會學史上，費孝通屬于第二代學者。他的上一輩人大約在五四至抗戰時期登上學術舞臺，領一時風騷。這一代人包括孫本文、陳達、李景漢、潘光旦、吳澤霖、吳文藻、吳景超等。費孝通是從抗戰到1949年間嶄露頭角、冉冉上升的一代社會學新星。與他同時的還有林耀華、李安宅等學者。費孝通自覺地作出了這兩代人之間的區分，并具有明確的“代”的意識。

費孝通所感受到的“代”的差異不僅僅局限在社會學界，而是更廣泛地存在于前后兩代知識分子之間。這也就是他為什么把植物生理學家湯佩松、化學家曾昭倫也都放在上一輩知識分子里面一并詮釋的原因所在。在近年來寫的一系列師友回憶中，他不斷地試圖詮釋上一代學者的做人原則與學術探索精神。他說，“我的前輩，五四運動時代的青年中，確有許多后來長成為這個世紀我國學術事業的奠基人。他們具有的共同特點就是有較廣闊的學術底子，憑一己的天賦，在各自的專業里，執著堅持，發憤力行，抵得住疾風嚴霜，在苛刻的條件下，不求名，不求利，幾十年如一日地為我國學術的基礎，打下一個個結實的樁子。”盡管在實際的學術活動上，他經常跟上一輩人在一起，但費孝通總是清楚地意識到在為人、為學上兩代人的差異。比如他在談到他與潘光旦在做人上的差異時說，“我這一代人可以想到，要在人家眼里做個好人，在做人的問題上要個面子。現在下一代人要不要面子已經是個問題了。我這一代人還是要這個面子，所以很在意別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們深一層，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這一點很難做到。這個問題很深，我的力量不夠講不清楚，只是還可以體會得到。我這一代人還可以體會到有這個問題存在。”在文革下干校時寫的一封家書里，他把“代”的感受表達得很清楚：“但和年輕人在一起，自己也感到年輕些。過去幾十年來，我多和比我老一輩的人在一起，事實上是‘越級’了的，別人也經常把我列如了和潘公（指潘光旦）等一個年齡組里，在那個圈子里卻又是個‘后生’，產生了許多特殊心情，現在大大地改變了，在年輕人中顯得老了，也是‘落后’了。”

可以說，通過大量的人與人之間的實際接觸，費孝通繼承了上一輩中國社會學者為人、為學的精神，同時又推陳出新，發展出自己一代人鮮明的特點。在社會學學科上，他的特點是更加徹底地“從實求知”，從實地調查以及身邊社會事實的觀察、體悟中提煉社會學的認識，在繼承上一輩學者開闊的學術視野的基礎上力圖為社會學的中國研究探出新路，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從其實際學術成就來說，費孝通當之無愧的是中國第二代社會學家的領頭人。

費、潘會合點之一：歷史社會學與民族史研究

潘光旦并不是社會學科班出身的。他在美國留學時專業是生物學，主要研究優生學。不過他的學術興趣廣泛，好學不倦，對性心理學、社會思想史以及中國古典文獻都下過很深的功夫，以后逐漸把學術重心轉移到社會學上。潘光旦的社會學思想蘊涵在他的優生學、性心理學與社會思想史研究里面，是這些學科中涉及社會方面見解的推演。雖然潘光旦一生的絕大多數時間是在社會學界度過的，他在中國早期的社會學研究與人才培養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其研究路向卻很難說是嚴格的社會學。

攝影師張祖道（1922-2014）鏡頭下，奔波在確認土家族為單一少數民族路上的潘光旦。

潘光旦喜歡利用歷史文獻分析，下一代社會學者常規性的學科實踐則是主要從田野調查來獲取對當時社會的系統觀察，在此基礎上從事理論提煉工作。潘光旦的學術旨趣里貫徹著鮮明的社會改革意圖，不少論述是從優生學的理論主張出發改造中國傳統的制度、觀念，在社會思想的闡釋里面也力圖利用現代科學來重新詮釋中國傳統思想中的某些規范性原則。這與下一代學者重視在經驗研究的基礎上嚴謹地解釋、說明“是什么”、“為什么”有很大不同。費孝通、林耀華這一代學者不少經歷過從書齋到田野的過程。

1932年夏費孝通寫出了《周族社會制度及社會組織一考》，1933年完成了學士論文《親迎習俗之研究》。這些都是運用歷史文獻完成的。后來他似乎對歷史文獻法越來越不感興趣，對其局限性的批評也越來越多了。1934年，他說：“且作者以為今后社會史之研究，宜由有現實物可據之民族學及考古學入手，似不應再沿用舊有之考據方法，在舊書堆中討出路……”1937年在一篇社會史的書評里，他明確地提出社會史在方法論上面臨的困境。主要的問題是歷史文獻里不易取得如現代實地調查報告一般可靠的資料，舊地方志缺點太多，并不能做社會與經濟史的大好資料。他對自己的學士論文主要依據地方志材料得出的結論很不放心，而且說，“我常有一個很幼稚的懷疑，我不懂為什么很多歷史家盡心竭力地去推敲‘史料’，而絕不想為將來子孫計，多在現在尚有事實可稽的狀態下多寫一些將來的‘史料’。”

費孝通對歷史不感興趣，不愿更多地利用歷史文獻資料分析社會問題，主要是出于方法論上的考慮。當然也與他這一代人早年接受新式教育，國學功底不如上一代人深厚有關。對前輩嚴謹的歷史社會學研究，他并不排斥。潘光旦的歷史文獻研究，運用范圍之廣，數量之多，在上一代社會學家里面是首屈一指的。潘、費學術風貌差異很大，但這并不妨礙費孝通對潘光旦的學術研究一直保持著尊重的態度。費孝通在清華研究院做研究生時上過吳景超的課，是吳的“正牌”學生。他沒有上過潘光旦的課，但就受影響的程度而論，受潘光旦的影響更為深刻。所以，他在各種場合總是說“我的老師潘光旦先生”。

抗戰時期，費、潘兩人同在昆明，一同參加民盟的民主運動，來往很密切，在學術上的交流也日漸增多。費孝通在寫《生育制度》時借用潘光旦早期歷史著作《馮小青》的結論，來分析中國傳統社會女性的感情生活，指出潘光旦所揭示的馮小青式的心理變態可能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復員后在清華社會學系、1952年后在中央民族學院同事，比鄰而居近二十年。潘光旦是費孝通最主要的歷史知識“顧問”，有什么問題懶于查書，總是一溜煙的到隔壁找潘光旦，而潘光旦總是不厭其煩地直接回答，或找書作答。在費孝通眼里，學識淵博的潘光旦是“活字典”。這樣養成了費孝通的依賴性，在潘光旦去世后，費孝通說，“我竟時時感到丟了拐杖似地寸步難行。”

復員時期在學術上值得一提的是潘、費1947年合作的“中國士大夫”研究。兩人在1946年夏蘇州滸墅關避難時商定合作研究這一課題。1947年費孝通從英國回到清華園后才開始著手進行工作。潘光旦在北平搜集了不少科舉硃卷，他的興趣是不在硃卷本身的文章，而是在其履歷部分。他想通過履歷里的家世資料來研究中國士大夫的產生問題。費孝通這一時期也開始讀一點歷史書，他透過社會科學的眼光來看歷史文獻，覺得很新鮮。合作這一課題是兩代社會學家各用其長的結果。費孝通的長處是對城鄉社會學比較熟悉，潘光旦的長處是社會理論與歷史文獻。費孝通素來不喜歡做歷史學家的工作。在做這項工作時，費孝通曾向友人抱怨說，“這是非常煩人的工作”。課題洽定由太平洋國際學會出版，到1947年8月時研究經費已寄到七成。課題的成果，從潘光旦殘存的日記里看到已經完成了第一章，由費孝通起草初稿，潘光旦修正、補充、潤色。后來研究工作究竟進行到了那一步，有多少寄給了太平洋國際學會的William Holland先生，今天還都不清楚。1947年10月，署名潘光旦、費孝通合作的論文《科舉與社會流動》在清華大學的《社會科學》第4卷第1期發表。從研究資料、研究論題以及由袁方協助統計工作來看，很可能《科舉與社會流動》就是“中國士大夫”課題的初期成果。以往科舉在社會流動上的貢獻，往往由人們依據自己熟悉的一部分事實，任意得出結論，這篇論文從清代的經驗資料出發，比較精確地告訴人們科舉為社會流動筑下的路究竟有多寬。論文在國內外產生很大影響，直到現在還被學者頻繁的征引。

費孝通：《民主·憲法·人權》，1946年8月出版

1950年代以后，潘、費在中央民族學院再度同事。這時，社會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已經被取消了。他們當時的研究工作被稱為民族研究，其中民族史占了很大比重。潘、費兩人的研究課題性質比建國前更為接近了。潘光旦主要研究土家族和畬族。但他并不是把這兩個民族孤立起來單獨處理，而是從各民族的遷移、融合與沖突來研究中華民族形成的動態過程。這與費孝通的思路非常合拍。五十年代費孝通在沒有人愿意講中國民族史課程時曾擔任過一段時間的講授任務。1988年，費孝通在民族研究方面寫了一篇很有影響的論文《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其基本思路源于1950年代的探索，與潘光旦的學術交往也有一定關系。在1985年寫的《潘光旦先生關于畬族歷史問題的設想》一文里，他高度評價了潘光旦的土家族與畬族研究中表現出來的全局意識與理論關懷，希望能夠以此為指導思想來提高當前民族研究的水平。對于潘光旦的《湘西北的“土家”與古代的巴人》一文，他多處作了引用后寫道：“今天我重讀潘先生那篇力作，感慨很深。包括我在內，自嘆遠遠不如前輩。”

“派”流入“匯”：近半個世紀后的學術反思

1947年出版的《生育制度》是費孝通最出色的理論著作，可以作為他前半生學術經歷的結束。書寫成于1946年夏他與潘光旦在蘇州滸墅關避難時期。當時旅途困頓，行止不常，天氣極為悶熱，費孝通頗有將全稿擱置的意思，后來經潘光旦勸告，才決定姑先付印，以待將來補正。費孝通請潘光旦寫一篇序。潘光旦歷來為人做序都非常認真，絕不敷衍了事。跟他的書評一樣，他總是希望在評論別人作品時表達一點自己對研究課題的見解。也許是由于對費孝通這顆學術新星的前途期望更殷，他洋洋灑灑，不可收拾，一寫就是3萬多字。這就是《派與匯——作為費孝通<生育制度>一書的序》一文。他認為，費孝通的書寫得很好，但只是一家之言，太局限在功能學派的立場上，器局比較狹窄，并不是全面的分析。他回顧了中西方社會思想分分合合的歷史，提出了一個更為綜合的新人文思想，期望費孝通能夠百尺竿頭，再進一步。

費孝通對自己的學術相當自負，對潘光旦的批評，他并沒有完全接受。但當時的處境使他們沒有條件和心情就這個社會學理論的基本問題展開辯論。1947年費孝通從英國回國后，雖然兩人同住一院，但也無心就此進一步切磋琢磨，展開辯論。

直到1990年代，費孝通年過八十以后，才重新拾起這個似乎已塵灰堆積的思緒，觸起了他的重新思考。通過反思解放后，尤其是文革中的經歷，費孝通認識到，個體雖然無法擺脫社會結構派定給他的角色要求，但他也有一個頑強的作為實體的“自我”存在。“這個自我的思想和感情可以完全不接受甚至反抗所規定的行為模式，并做出各種復雜的行動上的反應，從表面順服，直到堅決拒絕，即自殺了事。這樣我看見了個人背后出現的一個看不見的‘自我’。這個和‘集體表象’所對立的‘自我感覺’看來也是個實體，因為不僅它已不是‘社會的載體’，而且可以是‘社會的對立體’。”從而將個人與社會作為并列的兩個實體。“社會之成為實體是不可否認的。但是社會的目的還是在使個人能得到生活，就是滿足他不斷增長的物質及精神的需要。而且分工合作體系是依靠個人的行為而發生效用的，能行為的個人是個有主觀能動性的動物，他知道需要什么，希望什么，也知道需要是否得到了滿足，還有什么希望。滿足了才積極，不滿足就是消極。所以他是個活的載體，可以發生主觀作用的實體。社會和個人是相互配合的永遠不能分離的實體。這種把人和社會結成一個辨證的統一體的看法也許正是潘光旦先生所說的新人文思想。”

潘光旦的新人文思想是一種在社會思想史研究基礎上提出來的社會思想，而費孝通則是從社會學學科的基礎理論出發，對其做出的新詮釋。費孝通學術思想的這一新發展，固然有賴于他善于從社會生活經歷中提煉社會學理論的悟性，也與潘光旦早年在《派與匯》中的批評與期望播下的種子分不開的。他后來在談到社會與個人關系時，已經不再像《生育制度》中那樣“見社會不見人”，而多少已經接受了潘光旦的批評意見。這時潘光旦已經去世幾十年了。

費孝通與潘光旦的私人關系很深，從私人關系而學術交往，而政治上的長期風雨同舟，長達三十多年。作為晚輩，費孝通一直以師生關系來看待他與潘光旦的關系，在人格上、在學術上、在政治上他受潘光旦影響很深。本文所敘述的，只是他們在學術交往上的幾個片斷，還遠不足以揭示全貌。雖然他們在學術上走的路子不同，但是能夠彼此相互尊重，取長補短，合作共事，對今天學者之間如何相處應有重要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