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90后30歲的年齡焦慮

2020年，第一批90后30歲了。在焦慮可以販賣的年代，90后的年齡危機也加入情緒宣泄與調侃交踐的網絡合奏，在新年伊始為媒體和自媒體帶來了巨大的流量。

“三十而立”的文化傳統是從《論語》那里來的，最開始是夫子自道，后來成為中國人所信奉的人生在這個年齡段應該達到的理想狀態。盡管孔老夫子并未明言，所謂的“立”，是“立于禮”，還是“立德立功立言”，抑或只是“成家立業”。

除了少數早熟的天才和幸運兒，當代多數人對“三十而立”的理解還停留倫常日用的意義上。

相較于早婚的傳統社會，“三十未立”帶來的焦慮在“加速社會”和“過勞時代”愈發凸顯。90后的年輕人逐漸面臨住房、婚戀、育兒、養老等沉重的現實問題，更是勞動密集型崗位（包括寫字樓白領）的主力軍，身體開始發出預警信號，卻往往拿不到理想中的薪酬待遇。同時其生活方式又深刻地被大眾傳媒中的消費主義所塑造，需要社交、美妝、旅游、美食等各種消費的滋養和補償，90后也因此被貼上精致利己、享樂主義的標簽。

來自“澎湃新聞時代數據”的調查顯示， 30歲心理安全月薪在一線城市需要21401.5元，二線城市14588.0元，三線城市8003.5元。但現實卻是骨感的，《2019國人工資報告》顯示，即使排名全國第一的上海，月薪過萬人數占比也僅有35.09%。兩者之間的落差既刺激超前消費和網貸經濟，也驅動了以自我提升為噱頭的知識付費課程。

面對內外部環境的迅速變化，“93年老阿姨”和“我還是個寶寶”交替成為90后群體的流行心態，形成有趣的張力。一方面，許多人被生活和工作壓力消磨去年輕人的活力，提前進入追求安穩不折騰的“佛系”狀態，自嘲或懼怕成為“油膩中年”，同時身體不再處于巔峰狀態，將“養生”提上了日程。另一方面他們又以“我還是個寶寶”的心理暗示和表達，拒絕韶華易逝的事實，抗衡社會的快節奏和生活的不如意，正如歌曲《孫大剩》所唱：“你三十歲的內心總還波濤洶涌，可說出的話卻是那樣言不由衷。”

現代人的“成年”被延后了，經濟的發展導致青少年不再需要像欠發達地區的同齡人一樣提早從事原本屬于成年人的活動，接受教育的時間被延長，而獨生子女家庭結構進一步延緩了心理成年，晚婚晚育逐漸成為社會常態。本科一畢業即22-24歲，碩士、博士畢業，“三十而立”已經迫在眉睫，留給90后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以婚戀為例，大多數父母依然根據自己的時代經驗設定了“晚婚晚育”的最后期限——30歲，90后很容易面臨“上學不許早戀，但是一畢業就得結婚生娃，最好還是生倆”的窘境。

90后的年齡危機是整體社會焦慮的縮影，事實上這種社會焦慮可能與90后同齡。中國知網上最早關于“社會焦慮”的論文出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勃興的年代。1993年第2期《福建論壇（經濟社會版）》發表了吳忠民的《應重視社會焦慮問題的研究》，該文將“社會焦慮”定義為：“社會成員中普遍存在的一種緊張的心理狀態。”究其原因，一是社會變動速率的加快，人們熟悉的社會環境經歷大規模的變動，未來風險的可能性增大，處于不利位置的社會成員便極有可能出現焦慮的心理感受；二是由于社會對其成員期望值的低度兌現甚至負向兌現，社會價值體系缺乏必要的整合，造成社會成員某種程度上對社會本體的不認同；三則是外國的某種“示范效應”，在開放不久的國家中，社會成員很容易注意到發達國家與本國的經濟差距，從而產生壓力和急躁情緒。

今天回過頭來看，吳忠民的論述不需要太大的修正，只是第三點已經逐漸轉換為社會內部的“示范效應”。隨著社會分化和大眾傳媒發展，都市中產生活方式成為現代生活的樣板，旅行、美食、攝影、咖啡廳、馬拉松等消費元素，以及亮麗的住房、優渥的薪酬、美滿的婚戀，以電視劇、廣告、營銷號等影像化的方式固定了人們對于美好生活的想象，也讓現實里無法達到理想生活狀態的“預備中產”產生壓力和躁動。

這種愿望隨著年齡的增長愈發迫切，如“刺猬公社”的報道所言：“90后群體的年齡危機，本質上是對于消費、對于工作、對于未來人生的意義認知危機。在奔三的道路上，曾經的心理優勢和樂觀主義都將被一一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家庭責任、工作壓力和一個又一個迎面而來的現實問題。”

同樣在1993年，四川省武勝縣人民政府辦公室的公務員李金在《浙江學刊》上發表《地位不一致性和社會焦慮》一文，提出了社會焦慮的另一個原因，即“地位不一致性”（status inconsistency，來自美國社會學家格爾哈特·倫斯基的概念），指的是社會成員的諸多地位（如經濟的、政治的、教育的、職業的等等）在社會分層體系中分別可以被歸屬于不同的層次。通俗說，以當年的社會狀況舉例，有錢的老板嫉妒體制內享受的教育醫療資源，而公務員和科技工作者則不滿于微薄的薪資。經濟地位與享受資源不一致，社會地位與薪酬待遇不一致，這種落差孕育了不滿情緒，與吳忠民所說的“社會成員期望值的低度兌現甚至負向兌現”有些相似。

李金的觀察分析直到今天仍有參考價值，比如2016年前后的房價暴漲引發名校畢業生的集體焦慮，催生了《我上了985、211，才發現自己一無所有》之類的網絡爆款文，以及“如果清華北大畢業都買不起房，那買學區房干嘛？”之類的悖論拷問，背后是“預備中產”這個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在大眾媒體時代掌握知識和話語權，卻沒有相應的經濟支撐的青年群體。他們在大眾傳媒中持續生產和消費著“地位不一致”帶來的社會焦慮。從這個角度來看，這種社會焦慮既有深厚的社會基礎，又有很強的媒介建構性。

武漢大學的于桐月和西南科大的崔忠洲就試圖從媒體建構的角度，處理90后大學生的年齡焦慮問題，論文發表在90后30歲的時間節點上的《青年探索》。該文認為，年齡焦慮實質上是與生理年齡相關聯的角色預期擔憂，既受到微觀層面的家庭背景與自我期望影響，又有其深刻的社會性根源，包括社會轉型、教育年限延長、網絡技術革新、生育政策變化、就業經濟形勢變動等等，經由網絡社群的調侃共鳴與媒介呈現，形成實質性的群體性焦慮心理。

他們認為，一方面是媒介及其背后資本的規訓，網絡媒體通過放大焦慮，重新定義社會預期，青年的價值被逼入單一的物質標準，媒體再進一步將年齡焦慮轉化為衰老恐慌和底層恐慌，從而刺激青年人的消費欲望。另一方面，碎片化的信息傳播方式，和以諷刺調侃為特點的網絡表達方式，通過同質化的網絡社群，構筑了信息高度重合的信息繭房，在互聯網傳播的信息堆積和重復強調作用下，人們被動地聚焦這一現象，被動地接受了被“問題化”的年齡焦慮。兩方激蕩之下，年齡焦慮被放大到空前的規模。兩位學者在文末仍然強調網絡調侃對焦慮的消解作用，期待90后的自我調適，同時希望利用網絡共同體和網絡多元文化對抗資本規訓與自我規訓。

90后的年齡危機不只是90后獨有的社會心理問題，但又蘊含90后獨特的生命經驗。1990年后的三十年，無論中國還是世界，變化都太快太大，就像兩倍速播放的電影，讓人來不及記住劇情。這一代人有過茫然與失措、焦慮和憤懣，但依然要以其主動或被動的奮斗，向未來的人們展示，曾經的那個時代，年輕人身處困境，仍是努力生活，尋找意義，創造歷史，“嬉皮笑臉，面對人生的難”。

【國際】澳大利亞大火：氣候難民、政府失職與輿論延燒

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結束之際，澳大利亞的大規模火災持續延燒。大火讓澳大利亞舉國陷入災難帶來的恐慌之中，面對火災的應對措施也引發了針對澳大利亞政府當局的質疑，媒體和社交網絡上對于澳大利亞大火的討論也摻雜著假新聞和陰謀論。截至目前，2019至2020年的澳大利亞大火已經造成28人喪生，預計有數十億野生動物（含爬行動物及昆蟲等）因此喪生。連續不斷的大火也影響到了澳大利亞的鄰國新西蘭，大火引發的煙霧籠罩著新西蘭的南島，據信在同處南半球的南美洲國家（如智利），空氣中也已經充斥煙霧，極有可能是此次大火所導致的。

事實上，每年到了南半球夏季，澳大利亞都會出現規模不等的火災。這類火災多是由于極度干燥的氣候以及閃電等自然因素引發的灌木叢起火，進而蔓延成不同規模的山火；也有不少火災是由于人為原因導致。

近年來全球各地的極端天氣以及自然災害屢屢引發人們關于環保議題的討論，不少政治團體也逐步將對應的環保主張納入其政治訴求，但也有相當一部分的保守勢力質疑或拒絕這類環保主張。瑞典女孩格利塔·桑伯格的控訴就在各國社交媒體上引發不同陣營的爭論。此次澳洲的大火引發的討論和關注，也在輿論場上持續延燒著。對于深受火災影響的澳大利亞當地群眾來說，這場大火讓很多人不得不放棄家園外逃避難，也使得他們成為了2020年第一批“氣候難民”（climate change refugees）。《悉尼先驅晨報》（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就報道了一批在新南威爾士州重災區逃離到海濱碼頭及其他暫時安全地帶的氣候難民，他們大多在火災吞噬掉家園之前搶險撤離，并且聚集到了海岸線周邊地帶。一些當地民眾提到，雖然他們是在夜晚逃離的，但大火讓天空變得異常明亮；而在避難地，食物供應日漸短缺，加上網絡中斷，一些人不得不在電話亭前面排隊，期待用這種老派的方式能夠聯絡上其他親友。

《時代》雜志的一篇評論提到，澳大利亞此次大火與此前巴西以及美國加州的森林大火類似，都有足夠的依據被認為是由于極端天氣以及全球氣候變化造成的——創紀錄的高溫以及持續的干旱使得這次火災的情況不斷惡化，而火災帶來的大量溫室氣體則會進一步加劇全球氣候變化，并很有可能將當前的全球氣候和環境問題引入一個惡性循環之中。保羅·克魯格曼在其《紐約時報》的專欄里對于大火和全球氣候變化的直接聯系不置可否，他認為目前將兩者視為因果關系還為時尚早，但澳大利亞此次大火以及政府的應對措施，無疑是在向世人展示一條“通往地獄的道路”。

《紐約時報》的另一篇評論文章則更多地把矛頭對準了澳大利亞總理斯科特·莫里森。文章作者Spencer Bokat-Lindell認為，莫里森在環保議題的保守立場使得澳大利亞要為其強硬的能源政策買單。作者認為此次澳洲政府應對山火的表現堪稱“失職”，他還援引了一位澳洲小說家的文章，對莫里森總理在應對山火時，“不是捍衛自己的國家，而是為化石燃料工業辯護”而感到震驚與不滿，而莫里森關于這次大火的言論或許只有一點是對的，那就是應對類似的氣候危機和自然災害應當是一項全球各國共同參與的行動。但直到1月10日，英國《衛報》依然提到，盡管澳洲當地的國會議員都已經開始施壓，要求總理采取更加果斷的應對措施，并且修改他的能源政策，但莫里森依然強硬地拒絕并回擊了針對他的批評。與此同時，《雅各賓人》的一篇文章則把目光放到了在火災前線奮戰的消防員們，文章作者Jim Casey本身就是一位有著超過20年從業經驗的消防員，他在文章里提到，除了莫里森政府的能源政策以及全球環境變化等原因之外，此次澳大利亞大火也將該國的消防體制弊病暴露了出來，過去一段時間當局在消防服務領域裁減預算，使得這一次參與救災的消防員們得不到應有的物質支持。

此外，這一次的火災也在各國媒體和社交網絡上引發熱議，而一張帶有誤導性的火災發生地示意圖則加劇了人們對于這次大火的誤判。藝術家Anthony Hearsey就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提供的資料與數據，在一張火情示意地圖上又多渲染了一層效果，使得整個澳大利亞的海岸線看上去都已經在火海之中。這張帶有誤導性的地圖，以及澳大利亞政府網站My Fire Watch繪制的一張熱源圖都讓不少網民感到震驚。BBC甚至專門刊文澄清這些圖片與真實火情之間的關系，并且提醒其讀者要留意火情示意圖的圖注以及所標明的內容。

《衛報》的一篇評論文章則毫不客氣地抨擊了報道此次大火時候出現的各種假新聞和陰謀論。一些媒體在火災蔓延的初期甚至刻意不去報道這次災難，而在澳大利亞當地，由小特朗普和默多克等巨頭操持的新聞集團在報道火災時也沒有直面全球環境極端化和這次大火的關系，甚至把原因歸咎到了螢火蟲頭上。類似的報道也在其他國家發酵，使得整場災難變成了旁觀者獵奇和刻奇的對象。多年來，環保議題和全球極端氣候都被保守人士操作為文化議題，并且成為右翼政治運動武器庫里的重要一環，這次大火在輿論場引發的種種亂象，正是左右勢力互搏導致的；而全球氣候變化和連續發生的自然災害之間又的確存在相當程度的關聯性，在謊報新聞和陰謀論當道的情況下，可能到了全人類都在為破壞環境付出代價時，輿論戰依然不會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