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齋藤茂男 活字文化

又值歲末，北上廣深的社畜們即將面臨“一共放假七天，三天在路上，兩天和爸媽吵架，剩下兩天和不熟的親戚假笑”的無奈現實，以及來自親戚鄰里“工資多少？有對象嗎？啥時買房？”的靈魂三問。

早高峰進城，晚高峰回村的社畜們，哪怕工作中已是獨當一面的精英，深夜拖著疲憊身軀走回出租屋的你，還是一樣孤單弱小又無助。社畜當得久了，漸漸也就習慣了，我們忙著在996里找尋找存在價值，卻漸漸丟掉了生活的本質。

這是當代中國社畜的悲慘實錄，也是上世紀80年代日本社畜們的生活圖鑒。

同樣處于國家經濟實力蒸蒸日上的上升期，同樣面對土地與房價導致的“泡沫經濟”，同樣推崇加班文化與犧牲精神，同樣被迫接受虛高的房價與洶涌的消費主義。彼時的日本社畜們，依靠怎樣的生存指南續命呢？

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活字文化最新出品圖書——日本著名記者齋藤茂男所著“日本世相”系列之《飽食窮民》。

在這個不再為溫飽發愁的新時代依然陷入窮忙和債務纏身的極限狀態的人們，被稱為“飽食窮民”。他們既是支撐日本經濟發展的“企業戰士”，又是這個殘酷競爭社會的犧牲品。他們中有因自我迷失而參加心理咨詢團體尋求慰籍的OL、難耐超負荷的工作節奏而人間蒸發的金融從業者、背負貧窮家庭期待而在東京打拼的保險銷售者、為了不落人后的生活水準被貸款消費逼入窘境的夫婦……一邊是超飽和、讓人身心臨近崩潰的工作狀態，一邊是同儕壓力和鼓吹消費的宣傳導向下的過度購買，表面的經濟繁榮背后日本人的陰影，害怕競爭失敗而跌入底層的恐慌和不安全感，埋藏在每個“飽食窮民”心中，也預告了即將到來的泡沫經濟崩潰的危機。

本文摘自齋藤茂男所著《飽食窮民》

齋藤茂男（1928- 1999），日本著名記者。東京出生，畢業于慶應大學經濟學部。1952年進入共同通信社，歷任社會部記者、次長、編委，1988年退休。1958年獲第一屆日本記者會議（JCJ）獎。1974年因系列報道"啊，繁榮"再次獲JCJ獎。1983年，因長年的新聞報道活動和作為新聞記者的高聲望，獲得日本記者俱樂部獎。1984年"日本的幸福"系列獲日本新聞協會獎。1993年巖波書店出版其12卷著作集。

齋藤1958年因“菅生事件”的報道一舉成名。他終身關心弱勢群體，敢于暴露社會黑暗面。齋藤認為，“對于我們生活的這個社會的現實，光用所謂冷靜客觀的觀察是無法準確捕捉的。記者必須越境進入弱者的狀況中，只有徹底站在弱者的立場和視角上來觀察世界，我們才能接近情況的本質。必須自覺'中立、公正、客觀'等常識的虛構性。”

有人曾用“生涯一記者”來形容齋藤茂男，認為他是全日本最符合新聞記者形象的人，甚至在晚年，面對猶豫是否要告知癌癥實情的醫生，齋藤說：“新聞記者需要知道真實情況”，讓醫生告知實情，像新聞采訪一樣用本子一一記錄下自己的病況、還能做多少工作、延緩病情的措施有哪些選項等。這是他失去意識倒下的五天之前的事。他作為業界榜樣至今依然受到許多年輕記者的仰慕和懷念。

成為富豪帝國

日本的海外凈資產自一九八二年后，每年都保持增加態勢。一九八五年更是遠超上一年的七百億美元，突破一千兩百億美元大關，一躍成為世界第一。自那以后，還創造了連續六年成功衛冕世界第一的奇跡。

繼海外凈資產奪冠之后，一九八七年日本貿易經常收支順差和外匯儲備也雙雙奪得世界第一。顯示經濟實力的三個指標全部躍居世界第一，“奪得三冠王”成為當時街頭巷尾的流行熱詞。那時日本的人均國民生產值也躍居世界第一，讓日本名正言順地榮登“富豪帝國”的寶座。

1979年，哈佛學者傅高義教授在日本社會經濟騰飛的前一刻，發表了驚世之作《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他以實地采集的信息和材料，通過社會研究的手法，肯定了日本擁有諸多社會模式方面的成功范例，對發展速度正在減緩的美國是一面可鑒之鏡。

這本《飽食窮民》所記錄的時代背景，正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的這段時間。在這個時期，日本成功挺過石油危機、日元升值等一連串的“國難”，還化“國難”為動力，成功收獲眾多世界第一的勛章，躍居超級經濟大國之列。讓我們看看，日本是如何收獲這些榮耀的。

首先，是因為這段時期內日本人工作的瘋狂程度達到頂峰，甚至遠超因瘋狂工作出名的戰后經濟高速增長期。

雖然不愿使用“耳朵都要磨出繭子”這句俗語，但日本上班族的超長時間勞動真是讓人“耳朵都要磨出繭子”的代表性社會問題。近期就連電視臺也開始接連播放特別節目，毫不避諱地報道這一問題。日本和歐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在勞動時間長度上存在的差異，已經成為眾所周知的事實。而且這一結論，還是基于日本勞動省的官方統計數據得出的。還有數不清的事例，讓人不禁懷疑實際情況要比官方數據糟糕得多。

比如，可以看看第二章中一九八八年采訪的計算機技術人員們的加班時間。根據統計數據顯示，日本人的年度總勞動時間要比當時的德國人多五百四十七個小時，而這一差距在一九八九年也達到四百個小時以上。

日劇《我要準時下班》臺詞

但是，這僅僅是官方公布的數字而已，實際上遠不止如此。就以銀行為例，雖然加班時間因崗位不同而多少有些差異，但絕大多數銀行的考勤系統每個月的加班時間最多只給算到二十二個到二十五個小時。就算實際加班超過這個數字，也不會統計到加班時間里。

比如大型城市銀行A 銀行的做法就是，人事部部長會給所有部長、分行行長發出通知，定好當年的加班預算，也就是加班的限——中層領導每月二十五個小時，男性辦事員二十二個小時，女性辦事員十個小時。

設定這個上限的目的，并非讓員工早些下班回家休息，而是為了解決經營上面臨的一大難題——限制加班費的支出。能否執行預算是評價分行行長能力的項目之一，所以就算他們心中對實際情況心知肚明，也要想辦法要求員工們免費加班來保住自己的職位。

事實上，根本沒有人相信能將真正的加班時間控制在預算之內。證據之一，就是這家銀行評選出的“早下班模范分行”——東京上野分行的平均下班時間是晚上七點半。按照這家銀行的標準上下班時間來計算，平均七點半下班就意味著每人每月平均加班時間約為五十個小時。平均加班五十個小時都能被評為模范分行，說明其他分行的加班時間還要更長。加班如此之多還要限制人力成本預算，于是只好白白加班，不給加班費，為銀行的利潤“無私奉獻”了。

日劇《我們無法成為野獸》臺詞

這樣的狀況在其他銀行也同樣存在，已經成了行業內公開的秘密。據說不僅僅是銀行，保險行業長時間工作的情況也已經屢見不鮮了。財產保險公司的工會曾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對行業內兩萬兩千多人進行過生活狀態方面的問卷調查。

保險公司每個月都會分繁忙期和非繁忙期，該調查選擇了月中的非繁忙期，針對電算部門的下班時間進行了統計。統計結果顯示，男性職員晚八點前下班的人數僅占總人數的32.1%，八點到十點間下班的人占38.5%，最后仍有29.4%的人晚于十點下班。再看女性，早于八點下班的人占62.1%，八點到十點間占27.8%，十點之后占10.1%。

最近，在東京的新宿和池袋等軌道交通換乘樞紐，晚高峰會持續到很晚，擁擠程度絲毫不亞于早高峰。我近年還發現，晚高峰中女性的比例明顯高于以前。這點也與上述數據相互印證，說明女性也會加班到很晚。

這樣算下來，日本人每年的總勞動時間遠非官方公布的兩千個小時這么少，甚至說三千個至四千個小時都算不上夸張。而且，除了上班時間之外，長時間通勤也是問題。歐共體國家中，通勤時間在三十分鐘以內的人占了75%，而一小時以內的人則達到了96%，幾乎涵蓋了所有人群。反觀日本，以房價猛漲的東京圈為例，通勤時間在三十分鐘以內的人僅占32.4%，一小時以內的人也僅有66.3%。也就是說上班單程一小時以上的長距離通勤者高達三成以上。不僅工作時間長，還要在擁擠的有軌電車里花兩個到三個小時上下班，在家的時間幾乎可以說是轉瞬即逝了。

24小時的不夜城

我曾參與過一次大規模問卷調查。該調查于一九九〇年十一月舉行，調查對象是居住在東京中野區的男性。當時全國范圍內都還未曾進行過此類專門針對男性生活狀態和意識的調查。調查中，受訪者需要將自己每天的生活內容記錄在時間表中。以下是公司職員A 先生的事例。

今年四十出頭的A 先生一家五口，家中有妻子和三個孩子。最小的孩子上小學低年級，老大已經上初中了。A 先生在一家雇員超過幾百人的大公司里的管理崗工作，職位已經高于普通中層。一家的年收入在七百二十萬日元到一千萬日元之間，可以說是一個超過平均水平的富裕家庭。兩人結婚后妻子曾辭去工作在家中做全職主婦，現在孩子不像小時候那么讓人操心了，她就又在外面找了一份兼職來做。

A 先生早晨六點半起床，約五十五分鐘后的七點二十五分走出家門上班。從中野區到他的公司距離很遠，單程要花上一小時十分鐘左右，一路十分勞累。上班后他一直工作到晚上九點，工作時間長達十二小時。晚上十點半左右，他才終于回到家里。他每晚十二點睡覺，因此從到家到睡覺只有短短一個半小時。吃完遲來的晚飯，洗完澡，馬上就到了就寢時間。他的睡眠時間為六個半小時，然后又是新的一天。

日劇《我們無法成為野獸》臺詞

對于“你認為自己過勞嗎？”這一提問，他十分堅定地選擇了“是”，而且在身心的狀態上，他回答說自己“心理上的疲勞感大于肉體上的疲勞感”，在問卷的“需要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時間”這句話下面，他還特意畫上了波浪線來強調，讓人感到了他內心的強烈訴求。

從調查數據的整體平均水平來看，除掉休息時間的純勞動時間為九小時二十分鐘。本次調查對象居住在東京市中心，通勤條件相對較好，但就算這樣，平均到家時間也在晚上八點到十點之間，這樣的人占公司職員的44%。他們每天在家里的時間約為十二小時九分鐘，減去睡眠時間之后可以算出在家醒著的時間，早晚加起來約為五小時十五分鐘。若是再減去吃飯、入浴、上廁所、整理儀表等最低限度所需的時間后，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幾乎所剩無幾。家對于他們來說，就是一個“吃”“洗”“睡”的地方。

日劇《非自然死亡》臺詞

現在，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都打出“男女平等、共建社會”的口號，但在這樣的生活方式下，男性幾乎沒有條件平等分擔日常收拾、育兒、照顧老人等家務勞動。

如今，私營電視臺也紛紛推出《直播到天明》這種深夜節目，滿街都是24 小時營業的便利店，整個社會都逐漸朝著“24 小時不夜城”方向發展。就像紐約、倫敦等大都市一樣，成功躋身國際金融中心之列的東京在信息、經濟上和國外往來越來越緊密。由于時差的關系，越來越多的寫字樓到了夜晚也燈火通明。除了外界經濟環境的變化，企業還投入巨額資金建設計算機網絡，以提高運轉率，甚至不惜實行倒班制、自由工作時間制、錯峰上班制等不規律的考勤制度來達到此目的，企業活動逐漸轉向24 小時制，這些也都是造成這一現狀的背景。

心靈失去健康的人們

據精神科醫生介紹，強迫癥患者以及帶有強迫癥傾向的人數每年都在增加，還有一些人身患運勢恐懼癥。比如，早晨上班的時候，如果不右腳先踏進公司大門就會陷入恐慌，認為一定會發生不吉利的事情。如果不小心左腳先踏進了公司，就必須先退回去，重新進一次大門才可以。如果不小心忘記確認是右腳還是左腳先踏進公司的，就會整整一天都處于坐立難安的狀態。還有些人患有交通工具恐懼癥，乘坐軌道交通的

時候，會一直驚恐，特別是乘坐新干線這種發車之后長時間行駛不停車的交通工具的時候，會覺得在密閉的空間中喘不過氣來，甚至產生跳車的念頭。

還有些人有利器恐懼癥，看到利器等尖銳的物體，就會產生一種會刺傷別人的恐懼，不用布將刀刃纏起來就坐立難安。另一些人對繩索心懷恐懼，如果手頭有和服的腰繩甚至衣帶，都會害怕會不會勒死小孩子，不將細長的繩索狀的東西全部收得嚴嚴實實就會靜不下心來。我有一個朋友的妻子，就患有這樣的繩索恐懼癥。

患有潔癖的人就更多了，比如恨不得每二十分鐘就洗一次手，洗手的時候一定要打很多次肥皂，使勁搓洗很多次才罷休，沒過一會兒就又忍不住去洗。還有很多人在意自己的口臭，在公司常常離開座位去水房刷牙。最近越來越多的人飯后必須刷牙。不僅是口腔，還有很多人每天要洗很多次頭發，否則會心煩意亂，無法安心做其他事情，顯然光是早晨洗頭已無法滿足他們。

聽完醫生的介紹，就像參觀了一個神經癥樣品的展覽會。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這些人平時看起來都非常正常，和其他人過著同樣的生活。但是，他們時刻要求自己百分之百完美無缺，被另一個自我苛責到身心俱疲，在不為人知的地方痛苦著。這一現象讓人認識到，正是這個以企業為中心的社會，將激烈的競爭和高度的緊張狀態強加給每一個成員。

日劇《半澤直樹》臺詞

本應以改善公司業務為目的的微電子化，反而將前所未有的高精度管理的手段指向了公司員工。證券公司是最典型的例子。每個人的個人信息多達六七百項，中層領導只要將下屬的密碼輸入終端機，就能立即看到下屬的全部信息和銷售業績，說公司掌握著員工的一切也不為過。

不僅如此，現在是尋呼機時代。計算機技術人員無論假期還是深夜，都會因為機器故障和維護被叫去公司工作。很多人都深感恐懼，無論身處何地都無法擺脫工作。一家大型計算機公司與客戶簽訂了提供24 小時技術支持合同，隨后，公司所有員工都配上了尋呼機，無論何時何地，都必須立刻響應公司的緊急呼叫。

一名技術員向我透露，他一年一共接到了十二次緊急呼叫。遇上緊急呼叫，連家人都被攪得不得安寧。精神和肉體受到雙重折磨，心理壓力巨大。

身心的疲勞不斷積聚，但人們就像上了高速公路的汽車，除了隨著大流往前走之外別無選擇。我們就像置身于一個龐大的系統之中，剛達成了一個目標、課題，甚至都沒有時間喘息，馬上就會有一個更高的目標被推到面前，跑得上氣不接下氣。

日劇《重版出來》臺詞

造成這一狀況的另一個因素，就是土地與房價導致的“泡沫經濟”。據說，將全日本的所有土地全部賣掉，可以買下二十個美國。少數資產家把持著一路狂漲的土地，貪得無厭地增殖手中的資產，導致貧富差距越拉越大。日本的國民勞務總收入總額只有三百五十萬億日元，然而資本收益卻高達五百萬億至一千萬億日元。在這樣一個揮汗勞動不如坐收利息的社會，人心沒有不走向瘋狂的道理。

最為缺失的東西

X 先生告訴我，日本的貧困人群大量產生于明治時代以后。以地租改革為標志的大規模的社會變動，使大量農民的生活陷入困境，進而涌入城市淪為底層。

比如，日本劇作家唐十郎編劇、蜷川幸雄導演、話劇團“狀況劇場”表演的話劇《下谷萬年町物語》中所描寫的東京下谷萬年町，就是一個由明治二十年代（1887—1896）的進城貧民所形成的聚集地。他們平時只能做一些撿垃圾、修木屐、挑著扁擔走街串巷賣雜貨、賣魚、集市擺攤、拉人力車等城市里的雜活來勉強維持生計。

隨著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所帶動的軍需工業的發展，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加入到了在工廠干活的工人階層中。X先生首先介紹了傳統意義上的貧困人群的歷史。

“有時候，針對不同社會階層，使用的詞語也有所區別。所謂‘細民’，是指有固定工作的社會底層的一般工人階層。‘貧民’是屬于沒有固定工作的城市雜工階層。而‘窮民’，則是指老弱病殘等無力維持生計的赤貧階層。但無論叫法如何，他們都是日本踏上近代資本主義國家道路后產生的貧困階層。他們的貧困可謂是‘貧困中的貧困’，過著吃了上頓沒下頓的生活。然而，戰后日本進入經濟高速增長期后，貧困也隨著時代的發展演變成了‘繁榮中的貧困’。”

社會上物質極大豐富，明明已經擺脫了“吃了上頓沒下頓”的極端狀況，為什么還有貧困存在呢？究竟貧困在哪些方面呢？

X先生這樣告訴我們：“首先，是在經濟上沒有可以依靠的儲蓄。比如，一個人有三百坪（1坪約為3.3平方米）土地，他死后可以將這三百坪土地平分給他的兩個兒子，每人可以分到一百五十坪。這就是最純粹的所謂經濟上的儲蓄。但如果這樣定義儲蓄的概念，那幾乎所有人都會沒了自信。現在（1985 年）東京圈內一般人有能力購買的帶土地的獨棟住宅價格，大概是三千五百萬日元，土地面積二十三坪，建筑面積二十五坪。這樣的‘儲蓄’，是沒辦法分割的吧？”

日劇《公主小屋》臺詞

哪怕算上退休金和死后的生命保險賠償金，積攢一輩子的積蓄仍然不夠作為留給孩子的“儲蓄”，這種不安大概誰都會感受到——X 先生指出這一嚴峻的現實后繼續說道：“缺少‘儲蓄’的不安，還有另一層意義。打個比方，一個熟練工花一輩子時間磨煉出來的車床手藝，也許一夜之間就會被計算機化的數控車床所取代。一個人從根本上賴以生存的最終手段——技術、技能、知識、判斷能力，也許一夜之間就會被徹底推翻。現代人心中的這種不安，都在日漸膨脹。”

物質和精神的雙重折磨，是現代貧困的一大特征。也許，人們正是為了緩解心中無時無刻都充滿著的不安，才會被尋求物質上的擔保以獲安心這一沖動所左右。

“為什么人們不顧自己的償還能力，也要從信貸公司借貸，或是用信用卡購物呢？這絕不僅僅是表面上的虛榮心在作怪，而是出于一種人們在苦悶中試圖證明自己的心理，證明自己能夠融入這個社會，證明自己沒有落后，證明自己不低人一等……”X 先生如是說。但是，為了證明自己而買的東西，是不是真的能帶來幸福，這才是最大的問題。X 先生用希臘神話中點石成金的邁達斯國王來舉例。

“國王點石成金，明明是一個求之而不得的大好事。但是他想喝水，卻連杯子帶水一起變成了金子，而根本喝不到真正想喝的水……這則希臘神話的故事，難道不是跟我們現在面臨的狀況非常相似嗎？我們追求物質上的富裕，但當這個世界真正被物質上的財富所充斥的時候，我們卻得不到真正想要的東西……這才是真正的貧困。退一步講，如果像邁達斯國王一樣能夠點石成金倒也還好，然而我們所碰觸的東西非但不能成金，反而會成為無用的垃圾……”

日劇《公主小屋》臺詞

這樣一來，也可以說正因為我們的社會達到溫飽狀態，才反而陷入了貧困的泥潭。那么，我們人類最需要的又是什么呢？我和X先生的對話逐漸深入到問題的本質——

重新審視“生活”的價值

向眾神許下的愿望得以實現，手指點石成金，身處金碧輝煌的榮華之中，卻連手邊杯中水都會變成金子，無法緩解自己喉嚨的干渴——我們試著將X先生引用的邁達斯國王的故事對照現代社會的狀況進行思考。

我們的社會和神話中的情節如出一轍。我的腦海中不禁浮現出這樣一幅畫面——我們日夜兼程跑步趕超發達國家，雖然表面上獲得了物質上的繁榮，但不知不覺之間，原本對于我們來說不可或缺的“水”卻干涸得一滴不剩。所有人都在急忙慌亂地一邊喊渴一邊為生活東奔西走。

那么，現代社會中能夠作為滋潤人的“水”，換而言之對人們來說最為重要的又是什么呢？X先生這樣告訴我們：“我們所在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企業既無情也無義，只會一味追求利益，這個社會中，資本一面不停增值，一面彼此之間還會不斷競爭。刺激企業追求利益的沖動、經濟的沖動不停侵蝕人們的生活，壓垮、吞噬并統治生活本身……我認為，這就是當今社會的特質。換句話說，就連我們的生活，也遭到了經濟原理的徹底占領……所以，人們開始變得像企業一樣對經濟活動愈發敏感，甚至可以說人類已經被改造成了金錢和物質統治下的行尸走肉。”

所謂經濟活動原本是指人們曾經為了糊口而進行的耕田、狩獵等為生活動。雖然經濟是支撐人們生活的重要基礎，但其本身不是我們活著的目的。X先生說，生活第一，經濟是支撐生活的基礎——這本應該是再理所當然不過的道理，然而不知不覺之間，已經變得本末顛倒，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其進行重新審視。

日劇《我要準時下班》臺詞

“人們不是有多種多樣的欲望嗎？最典型的欲求就是想要陪著自己的小孩子開開心心地玩耍，或者多看看大自然、種花養草什么的……所以首先是滿足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需求后，才有條件享受這些生活。其次，是拓展自己的能力、不斷成長發展，滿足實現自我的欲望。再有，就是享受和外面世界進行多種多樣的接觸的快樂。有時，可以是參加與政治相關的活動等……我認為，將所有這些人的欲望綜合在一起，就是我們所謂的生活。”

“如果每個人的個人世界中，不能夠充分地、均衡地滿足上述多種多樣的欲望，那么無論我們的憲法多么強調和平和人權的重要性，我們也會忘記是非善惡，忘記我們應該齊心協力實現的目標，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我們在戰爭中付出了慘烈的代價才得到的民主主義，不就是為了讓每個人都能夠發展自己的人性、實現幸福生活的國家體制嗎？難道我們不應該回歸初心、重新思考一下這個問題嗎？——至少我是這么認為的。”

日劇《凪的新生活》臺詞

end

原標題：《東京「社畜」圖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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