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井古鎮的中心有這樣一片廢墟的存在——裸露著的堆滿石子的土地，破敗的房屋和高聳的早已停止冒煙的煙筒——這就是曾經的黑井鹽廠。作為上世紀末被國企企業改制巨浪淹沒的小船，黑井鹽廠于2006年年底正式宣告停廠。在十多年后的今天，黑井鹽廠似乎已經淡出了人們的記憶，只有殘破的廠房車間還頑強挺立，無聲地述說著過去的輝煌。

在歷史上，黑井鹽廠可以追溯到民國時期的國民黨鹽廠，在建國之后收回，由國家管控。新世紀之初，黑井鹽廠消失在歷史的洪流中。黑井鹽，或許已經徹底淪為人們腦海中的回憶。

談及鹽廠關閉給黑井帶來的變化，“冷清”、“蕭條”是兩個重復出現的詞語。造成古鎮蕭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鹽廠關閉造成的大量勞動力外流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為了理解鹽廠的存在與消亡對黑井鎮居民到底意味著什么，2019年8月，筆者正式開始了對這段塵封記憶的挖掘。

一本影集：黑井鹽廠概況

通過前鹽廠工人李勇提供的在1994年年底由鹽廠編纂的“祿豐縣黑井鹽廠四十年變化成就影集”，我得以回顧鹽廠自新中國成立后到股份制改革之前的歷史。這份影集是李勇在鹽廠倒閉之后“撿回來”的，紙面泛黃，邊角已經有些破損，紙張用訂書機簡單裝訂在一起。影集內的文字均用毛筆書寫，照片除了最初的1980年代的幾張之外，大部分為彩色照片，只是在歲月的沉淀下已經有些斑駁褪色。

根據這份影集，黑井鹽廠自新中國成立建廠，生產工藝經歷了“從五、六十年代的小桶鍋熬鹽到七、八十年代的平鍋煮鹽，從山上背柴到馬車拉煤”，并在1992年引進真空制鹽設備，完善了從食鹽生產、包裝、提硝、加碘到化驗的生產流程。機械化生產提高了食鹽出鹽效率與成鹽質量，使鹽廠年產量提高到5000噸，食鹽產品質量達到國家食用一級鹽標準。與新技術同時而來的是新廠房的建設。在1992年后，鹽廠大門、職工食堂、倉庫、廠區和辦公區都得到了修繕與改造，廠容廠貌發生了巨大變化。

影集的最后一部分記錄了鹽廠職工參加祿豐縣工交系統“雙龍杯”職工運動會的情景、鹽廠男子/女子籃球隊比賽的激烈場面以及鹽廠職工表演吉他彈唱和迪斯科舞蹈的場景。

影集結束在1993年職工運動會閉幕式合影，五年之后的1998年，鹽廠迎來了向股份制轉型的重要時期，黑井鎮副鎮長告訴我，按照“改股”后的規定，工人入廠滿三年就可以入股，但需要按工齡入股，每股100元，年底分紅。

另一受訪人李正告訴我，那時 “為了向工人們說明股份制是什么，工廠還專門組織工人集體開大會，工廠停廠，工人們不上班，專門講政策”。在黑井退休教師段爺爺看來，“股份制之后國家就采取暫時不管態度的，讓職工自己湊錢，股份制呢就是靠職工拼錢進來，辦好這個廠，通過廠就是我的家的主人公責任感發展”。

為了鼓勵工人們的勞動積極性，股份制時期鹽廠設立了超產獎勵，全勤獎——正如李正之后所說的，“股份制改革改變了集體時代出工不出力的情況，大家為了得到超產獎勵都互相比拼，磨練自己煮鹽巴的技術，提高出鹽效率，一年能多出幾百噸鹽”。

記憶的羅生門：鹽廠到底為何關閉？

五花八門的答案

令筆者驚訝的是，對于鹽廠為何會關閉，黑井當地居民有著各種各樣的解釋。除了不少人順口溜式的提到的“關小廠，保大廠”，其他主要的解釋還有：黑井鹽廠生產的食用鹽質量不達標、鹽廠買不起商標和生產許可證、鹽廠改制為股份制公司后領導層的貪污腐敗以及大型國企的壟斷。

例如，在黑井鎮主街上賣日化用品的奶奶——曾經做過食鹽批發生意，從鹽場批發過食鹽——告訴筆者，鹽廠的關閉是因為鹽的質量不過關，“含硝量多，含碘量不達標，人吃了會得大脖子病才關的”。然而，同在一條街道的刺繡店店主黃阿姨卻表示，鹽廠的關閉是因為“注冊商標需要3000萬，工廠拿不出來，所以就只好倒閉了”。

與黃阿姨的說法相似，離刺繡店不遠的飾品店店主也告訴筆者，鹽廠的關閉是“因為沒有生產許可證，營業執照，國家就下文件關閉鹽場了”。她還補充道，“鹽廠是從小作坊發展過來的，是私人的，國家想要把小作坊取消掉”，因為“樹大了就想把小枝枝理掉嘛”，當問到她是如何掌握到這一信息的，她頗為自信地說，是來自她當時在鹽廠工作的丈夫——“他們職工都這么說的”。

此外，改股后領導的貪污腐敗也是常為人說道的原因。鹽廠下崗工人李勇就告訴作者，他認為鹽廠是因為“董事不作為，貪污腐敗，放棄鹽廠，才會導致其最終的解散”。讓他印象最深的是，在鹽廠股份制改革之后，董事長曾以鹽廠名義購入了一臺原裝四驅的三菱小轎車，李同眾多工人都曾對此表示反對但都沒有成功。在今天，提及這件事，李還是會頗有不滿地說，“說是給鹽廠買的，最后還不是就給他（指董事長）用了”。

對于鹽廠的關閉，他得到的說法是因為鹽廠沒有達到產鹽2萬噸的標準，所以被政策性叫停了，但在他看來，“之所以沒有達到是因為設備過于陳舊，其實用兩、三百萬換一臺設備就可以（達到2萬噸目標），但董事長沒有做任何努力，直接閉廠了”。

這些事例的堆疊讓李認為，董事長是想要閉廠的，而這背后的動機無非只有一種解釋，那就是為了掩蓋自己之前貪污的證據。除了對領導層貪污腐敗的詬病，詢問鹽廠為何關閉，許多受訪居民并沒有自己的立場，而是說“（鹽廠關閉）跟我沒關系”，“我不知道也不關心”，“小老百姓能知道什么，瞎操什么心”。

“關小廠，保大廠”

對于鹽廠為何關閉，“關小廠、保大廠”像句順口溜被工人們頻繁提及。正如前鹽廠工人張中告訴我的，“國家政策叫你關閉你沒得法子，政策性的關閉嘛， ‘滅小廠保大廠’，小廠就統統地改制”。

在張中的記憶里，“關小廠”被替換成了“滅小廠”，與“關”不同，“滅”是一種更加激烈的意象，是一種暴力與無法溝通，表達了權力的不容置疑。張中所說的“沒得法子”、“就得......改制”也都表現出鹽廠關閉背后權力的暗流洶涌，對于張來說，“關小廠、保大廠”本身是空洞的，沒有說服力的，但它背后所承載的權力與威嚴卻是不可抗拒的。

與張中類似，周云告訴我，鹽廠“一個是生產線不夠現代，一個是規模達不到一萬噸，就關閉了。” 周云進一步告訴我，“當時宣傳工作都做了，天天來做思想工作，沒有別的反悔余地嘛……其他我就沒法講了”。

這種無法深入的訴說，同部分黑井居民對鹽廠關閉 “不關心”的“小老百姓”心態有一定的相似之處。對普通居民來說，“不關心”是因為對鹽廠關閉的知識不僅與自己無直接關系還有可能會因此挑戰到國家權力而為自己引來不必要的麻煩；同樣，周云的沉默出于他對于哪些是“可分享的知識”，哪些是“不可分享的知識”的認識，在周云所處的情境下，二者的界限是通過權力無形管控的。

在筆者看來，這種“沉默”與“無法深入訴說”的意義在于，它直接呈現了國家權力的在場，展現了國家權力技術如何左右人們的遺忘與選擇性追憶——最終使得個人的想法與記憶被壓抑，以至于慢慢淡化、遺忘。

為了了解官方對于鹽廠關閉的解釋，作者來到了黑井鎮政府。奇怪的是，鎮政府幾乎沒有人知道其中的原因，也沒有任何鹽廠關閉時的資料可供查閱。政府工作人員建議我聯系黑井鎮苗副鎮長（以下簡稱苗副）——他之前在鹽場工作過，可以料想，對于鹽廠倒閉的原因，他會有豐富的官方與非官方知識。

和苗副初次見面是在他的辦公室。根據他的說法，鹽場是出于云南省政策性關閉的。1995年，云南省開展整合小型鹽場成大型鹽場，黑井鹽場因為收益較好，依舊被保留了下來。但是隨著食鹽出口量的減少，鹽業市場出現了飽和的情況，食鹽供多于求，需求量減少，黑井鹽場也日益陷入困境。

到了九十年代末，國企改制，省里企業改制領導小組辦公室來到祿豐（企改辦是和縣、縣一級和縣人民政府簽訂企業改制責任書，決定今年要關哪幾家，明年要關哪幾家），改制了總計86家企業——像黑井鹽廠這種正規關閉的也有，其他股份制改制的也有，重組的也有，轉型的也有。黑井鹽場是2006年11月徹底關閉的。

無法跟上時代的步伐，在苗副看來，鹽場的關閉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趨勢。據苗副說，鹽廠收益并不是一直都好，尤其是在劃定銷區之后，有幾年其實并不好。在他的記憶中， 2001和2002年，鹽廠車間里能堆鹽的地方全堆滿了，賣不出去了，然后領導就說，每個人都要去銷售，一噸或者兩噸，都可以，不然可能下半年就要沒錢發工資了，但后來都轉危為安了。

苗副在鹽廠關閉的前一年考取了公務員到政府上班了。苗副告訴我，很多人得知鹽廠關閉后都無法接受，認為這項政策純粹是為了分割鹽廠。他同時也表明了鹽場關閉對黑井不可否認的影響——損失的財政稅收，帶來了失業問題、就業問題、因人口大量流失導致消費減少的問題以及因為閉廠帶來的諸多糾紛——入股資金分配問題導致鹽場舊址至今依舊存在。

“奇怪，說不清”

筆者隨后找到了鹽場倒數第二任（80年代到90年代）廠長周廠長——也是股份制改革前的最后一任廠長。見到他時，他正佝僂著背，雙目無神，靜默地坐在沙發上。在我說明來意后，他終于露出了笑容，離開了沙發，搬了一把小椅子坐在我對面開始了和我的對話。

他認為鹽場關閉是一件復雜的事情，絕不止政策這么簡單。和苗副的說法不同，周廠長告訴我，鹽場收益一直很好，而且因為黑井鹽用鹵水制作，制鹽成本低，在市場上競爭力很強，因此，他不認為政策性關閉是“合理”的。而且“現在你找嘛，國家說我沒下文件叫你垮臺，市、縣一個都講不清了，后來就分分錢，找了工齡，上面給了五百萬安撫工人”。

對于一些人所認為的鹽廠關閉與黑井食鹽質量有關的論斷，周廠長也并不認同。根據周廠長的說法，真空制鹽改造好之后，鹽廠對于食鹽質量把控非常認真，“各個班有專門的化驗人員，在不裝鹽巴之前要給他化驗出來，要看氯化鈉成分達到多少，碘達到多少，達到標準才能算合格，才能打包”。所以在輕工部專門下來舉行的全國評比中，黑井鹽拿到了第一名，而云南其他鹽廠在當年幾乎全部被整頓了。因此，“復雜”、“說不清”是周廠長對這段記憶的看法，“鹽廠關閉這件事，無法找到準確唯一的定論”。

與周廠長有類似看法的還有年輕的下崗工人小李。小李是1991年招工進廠的，下崗的時候還不到四十歲。小李跟我說，股份制改革之后，鹽廠效益更好了。因為每位工人都入股（要求每人至少買100股），外加年底分紅，每個人都干勁十足。

小李用“激情燃燒的歲月”來概括在鹽廠工作的日子，在下崗后的現在，“做夢都會夢到在廠里的事情”。因此，宣布鹽廠關閉的時候，李非常不能理解。先開始是說鹽廠出產的鹽質量有問題，但經過化驗發現沒有任何問題，后來就又說鹽廠規模不夠——在李看來這都是借口。

其實早在2002年，安寧鹽廠（云南省最大的鹽廠，目前是云天化集團下屬的鹽廠）就來人說明想要把黑井鹽廠合并到他們之下，但是黑井這邊全票否決了這一提議，因為對方開出的待遇太低，不如黑井的三分之一。

2006年，政府下文件宣布政策性關廠，讓李直接成為下崗失業大軍中的一員。“奇怪”是李不停在說的一個詞，不清楚為什么效益這么好的廠說關就關了。下崗之后他查閱了大量資料了解國家政策，越了解越覺得“奇怪”，因為國家當時要關閉的是虧損企業，黑井雖然不是產量大于安寧鹽廠，但是因為質量好、成本低，市場效益極好。尤其讓他寒心的是，安寧的真空制鹽機器還是自己幫忙安裝的。

政策無法解釋自己的疑惑，小李于是自己尋找其他答案，他最終認為黑井撤廠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黑井等小型鹽廠危及了安寧（云天化）的利益，所以大型國營集團和政府聯手，解決了小廠，“保大滅小”。他苦笑道，“大集團比國家還管用，一切都是集團說了算”。在這件事上，小李認為是大集團壟斷經營，結果造成了是鹽廠的120位工人的失業，和整個黑井的蕭條。

可以看出，在鹽廠為何關閉這件事上，出現了“記憶的羅生門”，對于鹽廠股份制改革后的效益究竟如何，民間和官方給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記憶走向。處于社會結構不同環節的人們對鹽廠為何閉廠各執一詞——有些看法之間有著某種隱隱的聯系，而有些卻似乎毫無關聯，“真相”開始變得撲朔迷離。

誰的說法是對的呢？是官方的還是民間的？誰的記憶又是真實的？應該相信誰？

與此同時，不少人開始質疑官方說法的合理性，但迫于壓力，這種質疑卻只能停留在私人領域。“政策性關閉”的官方解釋于是變成了為保全自身而做出的“簡單粗暴”的回應，變成了一種強烈卻又空洞的記憶。

結論: 記憶的復雜性

正如上文所展示的那樣，對于鹽廠關閉的原因眾說紛紜，有趣的是，每種說法都似乎有一定的自洽性，即使是“鹽廠拿不出3000萬的商標注冊費”這樣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原因也被賦予了“3000萬”這樣生動的細節。

將所有解釋平行放置，我們可以看到，這些說法所持有的個體性記憶之間仿佛在互相競爭，都想要打敗對方，成為具有解釋力的唯一集體記憶。在個體記憶相互競爭的同時，國家權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極力左右人們的遺忘與選擇性記憶。這種權力機制可以類比《伊索寓言》中狼吃羊的故事——無論找多少個借口，狼的最終的目的都是要把羊當成一頓美餐吃掉。

類似地，當關閉鹽廠與國家現階段政策符合時，政府通過一些人們可以接受的原因充當借口——食鹽質量有問題、產量不達標、效益不好等等都不過是說辭，背后隱藏著的是權力的爭斗，是國家政策的傾斜——扶持大廠，關閉小廠。

國家正是通過類似的權力技術在社會層面上控制并更改個人的記憶。這種立足于現在形塑過去記憶的權力技術，與哈布瓦赫所提倡的“過去是一種基于當下的關注所建構的”觀點不謀而合。由此可見國家權力、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的關系之復雜，他們在彼此牽制的同時也互相構建，構成了一張交織的網絡，達成了一種微妙的平衡。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作者楊子萱系日內瓦高級國際關系與發展研究院人類學與社會學系研究生。本文改寫自作者參與第十屆青年社會領袖田野營撰寫的田野報告。青年社會領袖田野營由新南社會發展中心主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