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一生，沒有顯赫的家世，天賦堪稱晚清同時代大人物當中最差，卻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在復雜的時代變局中超越眾人，成就最大，被譽為大清“中興第一名臣”。

他從笨人到圣人，經歷五次恥辱，步步升級、脫胎換骨，他持續奮斗的人生經歷，總是能給人以特別的啟示。

三十歲立志學做圣人

來到北京之前，在白楊坪小天地里成長起來的曾國藩，全部精力都用在八股文上，好友劉蓉說他當時“銳意功名”，他自己也說當時最大的心事不過是“急于科舉”。在道光二十三年的一封家書中他說：“兄少時天分不甚低，厥后日與庸鄙者處，全無所聞，竅被茅塞久矣。”  曾國藩認為因為周圍都是見識庸俗鄙陋的人，所以自己的頭腦也很閉塞。

道光二十年入京為官，不僅是曾國藩仕途上的起步，也是他一生自我完善的一個重要起點。作為全國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是全國精英之淵藪。一入翰苑，曾國藩就見到很多氣質不俗之士。他在寫給諸弟的信中興奮地介紹說：京師為人文淵藪……現在朋友愈多，講躬行心得者，則有唐鏡海先生、倭仁前輩，以及吳竹如、竇蘭泉、馮樹堂數人；窮經學理者，則有吳子序、邵蕙西；講習詩書、文字而藝通于道者，則有何子貞。

這些朋友給了他極大的影響，讓他知道了圣人可以“學而至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謂經學者、經濟者，有所謂躬行實踐者。始知范（仲淹）韓（琦）可學而至也，（司）馬遷、韓愈亦可學而至也，程、朱亦可學而至也。

曾國藩檢討自己，不覺自慚形穢，因此毅然立志自新，“學作圣人”：慨然思盡滌前日之污，以為更生之人，以為父母之肖子，以為諸弟之先導。

“學作圣人”之志對他的日常生活習慣和經濟生活狀況都產生了決定性影響。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起，曾國藩按唐鑒的建議，學習倭仁開始記日課。他在給弟弟們的信中介紹說：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樣，每日一念一事，皆寫之于冊，以便觸目克治，亦寫楷書。

如前所述，翰林的生活主要任務就是讀書養望，充實學養。然而曾國藩天生樂于交往，喜歡熱鬧，幾乎每天都要“四出征逐”。他自己反省認真讀書的時間太少，有時間讀書心也靜不下來。既然要自我完善，首先當然就要抓緊時間，不能再“閑游荒業”“閑談荒功”“溺

情于弈”。從十月二日起，曾國藩給自己規定了以下基本學習日程：每日楷書寫日記， 每日讀史十頁，每日記茶余偶談一則。這是必須完成的課程下限。除此之外，他還每日讀《易》，練習作文，學習效率大為提高。

樹立大目標才能目光長遠

“學作圣人”更重要的一個方面，是拒絕世俗利益的誘惑。在三十歲這一年，曾國藩立下了不以做官發財的誓言。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曾國藩在寫給弟弟們的家信中說：予自三十歲以來，即以做官發財為可恥，以宦囊積金遺子孫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后人。神明鑒臨，予不食言。

事實證明，曾國藩的一生基本上踐行了這個諾言。明清兩代的官場有一個特殊現象，那就是清官大部分都有較好的理學素養。比如明代著名清官薛瑄就以理學聞名，他一生剛直不屈，被稱為“光明俊偉薛夫子”“鐵漢公”。而另一清官海瑞則深受王陽明心學影響，強調心口如一、知行合一，終身活在天理與世俗的交戰之中。清康熙朝盛產清官，一個原因是康熙朝正是清代理學大興之時。著名清官陸隴其“篤守程朱”，被尊為清代理學第一。熊賜履、李光地兩位清官，也都是著名的理學名臣。其他清官如張鵬翮、蔡世遠、陳鵬年等無一不是理學精深之士。

這種現象自然并非偶然。因為理學家的快樂就在于與欲望為敵，用常人難以忍受的艱苦來彰顯意志的強大。我們看史書所載明清兩代清官形象，實在令人鼻酸。

明代的著名清官軒“寒暑一青布袍，補綴殆遍，居常蔬食，妻子親操井臼 ”；秦纮“廉介絕俗，妻孥菜羹麥飯常不飽”。

更著名的清官海瑞“布袍脫粟，令老仆藝蔬自給”，長年吃不上肉。清代名臣張鵬翮“居無一椽，食無半畝，敝衣布被，家計蕭然……四壁空虛，一棺清冷，貧宦與老僧無異也”。名臣于成龍因長年舍不得吃肉，只吃青菜，故得了一個綽號“于青菜”。辭世后， 遺物僅有粗米數斛，鹽豉數器，白銀三兩。陳瑸官至巡撫，平時也舍不得吃肉，“其清苦有為人情所萬不能堪者”，康熙當著 眾大臣稱他為“苦行老僧”。

可以說，薄俸制造成了兩個后果。一方面，由于傳統社會一直沒能建立起約束各級權力的有效機制，使薄俸制的荒悖正如同“渴馬守水，惡犬護肉”，因此官員們的整體腐敗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但與此同時，薄俸制也培養了獨特的“清官文化”，導致明清兩代官員兩極化發展。在貪風遍地的背景下，清官們如同數盞明燈，高懸在昏黑一片之下，成了王朝的點綴。曾國藩就是其中之一。

曾國藩“學作圣人”是極為認真的。在唐鑒、倭仁等理學大家的影響下，他在生活中時時與“欲望”交戰：“天理人欲，決不兩立。須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人欲消盡。”在有關曾國藩的資料文件中，我們沒有發現任何一筆營求私利的記載。如果說走過后門的話，也僅限于誥封用寶之類的小事。

但困窘的生活確實使理學家曾國藩在京官生涯中不斷為利心所擾，并導致不斷地自我批評。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他的一段日記十分典型：座間，聞人得別敬，心為之動。昨夜夢人得利，甚覺艷羨，醒后痛自懲責，謂好利之心形諸夢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謂下流矣！

聽到別人得了一筆不小的別敬，不覺心為之動。晚上夢到別人發財，并且羨慕不已，醒來后痛自反省。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曾國藩在日記中說：兩日應酬，分資較周到。蓋余將為祖父慶壽筵，已有中府外廄之意，污鄙一至于此！此賈豎器量也。不速變化，何以為人！

立志成為圣人的曾國藩，卻心心念念想著借祖父的生日多收點兒份子錢。并且因為即將到來的祖父生日宴會，未雨綢繆地加大了社交力度。這其實不能說明他本性如何貪婪，只能說明清代財政制度是何等扭曲，一個遵紀守法的官員要面臨何等巨大的經濟壓力。

正是理學提供的“意志萬能”理論，支撐著曾國藩在無比骯臟的官場中超拔流俗，抵御住了種種誘惑。可以說，京官初期打下的理學基礎，是曾國藩一生保持清節的關鍵所在。

以上摘自張宏杰《曾國藩的經濟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