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咸豐三年創建湘軍到同治七年戰事基本結束，曾國藩先后報銷軍費約三千五百萬兩，其中除少量各省協款與清政府指撥輪船退款外，絕大多數屬自行籌措而來。在此過程中，曾國藩完全可以上下其手。如果曾國藩稍有貪念，則十多年軍旅生涯，積累百萬資財實在是太輕松的事了。但曾國藩卻沒有因此而發財致富。雖然可以支配的金錢如沙如海，他寄回家里的錢，卻比京官時期還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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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五年，曾國藩幾次聽送信的長夫說，弟弟曾國潢資助歐陽夫人在衡陽五馬沖（曾氏岳父家附近）買了一百畝田地，作為曾國藩的私產。

十二月初一日，曾國藩寫信回家，拒絕這項地產，信中說：“我多次聽人說家里去年在衡陽五馬沖買了一塊地，而且是國潢給我買的私產。我入仕二十年，官居二品，封妻蔭子，帶兵在外，小有名望。父親與叔父還沒有分家，我沒有購置私產的道理。況且田地靠近蔣家垅也就是我妻子的娘家，尤其不像話。這個風氣一開，將來澄弟必然會在暮下購置私產，溫弟必然會在大步橋購置私產，植弟和季弟必然會各自在中沙、紫甸等處購置私產。將來子孫后代一定會有輕易舍棄祖屋 而遷移去外祖家的。”

除了這些理由，這封信中還有一段十分關鍵的話：“我妻子是女流之輩，紀澤又年幼無知，全憑弟弟們教育訓導，引導走向正大一路。如果你們讓孩子從小走上庸鄙自私一路，將來心胸越來越狹窄，就難以糾正了。子孫后代的窮與富，命中注定。因此不必汲汲營營，請國潢把五馬沖那塊地替我賣出去。”

這段話說明了曾國藩不往家里寄錢的另一個原因，那就是他獨特的金錢觀：奢侈的生活不利子孫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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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曾國藩一貫的見解。咸豐九年日記中記載，有一次他與左宗棠聊天，左宗棠說：“收積銀錢貨物，固無益于子孫，即收積書籍字畫，亦未必不為子孫之累。”給子孫后代存錢，固然不好，就是給他們留太多古書、字畫，其實也不見得是好事。曾國藩很欣賞這句話，評價為“見道之語”。他從自身經驗總結出，大富之家并非是一個人良好的成長環境。他曾在家信中說：“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貴氣習，則難望有成。”他說他決不“蓄積銀錢為兒子衣食之需，蓋兒子若賢，則不靠宦囊，亦能自覓衣飯；兒子若不肖，則多積一錢，渠將多造一孽，后來淫佚作惡，必且大玷家聲。”我這輩子，決不給孩子們留下遺產。如果他們爭氣，不用我給他們錢。如果不爭氣，我多留一分錢，他們就多造一分孽。

所以，他不多寄銀錢回家，也是擔心家風因此而壞。他在家信中說得很明白：“吾不欲多寄銀物至家，總恐老輩失之奢，后輩失之驕，未有錢多而子弟不驕者也。”

這一思想是曾國藩教育觀念的一貫基礎。所以他在給曾國潢、曾紀澤的家信中，對后代的生活作風反復絮言。比如咸豐六年十一月五日，他在給紀澤的信中說：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錦衣玉食而后謂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 即是，輿馬仆從習慣為常，此即日趨于奢矣。見鄉人則嗤其樸陋，見雇工則臣（頤） 指氣使，此即日習于傲矣。……京師子弟之壞，未有不由于驕、奢二字者，爾與諸弟 其戒之，至囑至囑。

然而曾國潢對曾國藩的這些話，執行得并不徹底。曾國潢自認為作為湘鄉“第一鄉紳”，和別的紳富比起來，他的生活已經十分節儉了，但在曾國藩看來，他在許多地方還是過于大手大腳。咸豐六年三月，曾國潢因事在省城向李仲云家借銀二百兩，事后希望曾國藩代為償還。曾國藩寫信拒絕，要求家中賣地償還此項。

因為這件事，再加上前年衡陽買田的舊賬，曾國藩對曾國潢十分不滿，咸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致曾國潢的信中說了這樣的重話：“澄弟與我湘潭一別之后，已若漠然不復相關，而前年買衡陽之田，今年兌李家之銀，余皆不以為然。以后余之兒女婚嫁等事，弟盡可不必代管。千萬千萬！”

曾國藩積蓄已久的憤懣和不滿洋溢在字里行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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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第一次出山期間，發生過一件與曾國藩所標榜的清廉作風相違的大事：曾國藩名下一筆一萬兩的巨款，從武漢被運回了湘鄉曾家。

那是咸豐六年上半年的事。《曾氏三代家書》中有一封曾國華寫給曾國潢的信，日期是咸豐六年三月初一日。信中這樣說：紀澤姻事，家中無錢可用，大兄有錢一萬兩在李迪翁處，弟囑其送寄我家。

并且說：“弟不自行著人送歸，此中有避嫌之處。”這封信的發出地點應該是湖北。咸豐六年之初，曾國藩在江西陷入前所未有的窘境。太平軍在江西處處得手，“匪蹤幾欲蔓延全省”。湘軍被困于南昌和南康兩府的狹小地區，困守孤城，與湖南、湖北皆文報不通，聯系中斷，連送家書都不得不用隱語蠟丸，化裝潛行。即使如此，送信人往往還是被識破，遭捕殺者達百人。曾國藩連續五次遣使赴鄂請援兵，但一直沒有音訊，為此十分惶懼。他感到“道途夢梗，呼救無從，中宵念此，魂夢屢驚”。自認為是“軍興以來，各省所未見”的敗局。

曾家不知曾國藩生死，自然心急如焚。二弟曾國華毅然到湖北去見胡林翼，要求帶兵去救援長兄。胡林翼派出三千六百名兵勇，“交公弟國華總領之，以援江西”。曾國華此信應該寫于此次出征之前，故信中還說：

但老親大人因江西警急，恐不免于憂慮，煩老兄善為寬解。江西雖緊，究未有賊 逼省垣，各省救援之師，已漸次將集，或亦可以剿平。且此關于國家大局，亦有一定之數，我家亦無事過于焦急也。弟此次冒昧之行，惟盡心力為之而已。

曾國華在金錢面前，遠沒有曾國藩那種避之如仇的堅定意志。當他到了湖北，得知曾國藩在李續賓（李迪庵）處積有萬兩白銀后，毫不猶豫地決定致送回家。借口之一是曾紀澤結婚要用錢。此時距曾紀澤婚事，還有二十天。

李續賓是曾國藩的親信之一，咸豐六年初他正在羅澤南麾下圍攻武昌。曾國華與他一見如故，后來還成了兒女親家。如果是在平時，如此巨額款項，曾國華和李續賓肯定要請示曾國藩后再做決定。此時恰好曾國藩與湖南、湖北文報不通，曾國華即借此機會，擅自做出了這個決定。

直到三月底，胡林翼派出的勇弁懷揣蠟丸書，間道抵達南昌，才與曾國藩聯系上。而考曾國華家信，他是四月二十八日行軍途中才首次接到曾國藩的信。曾國藩這封信也是用隱語寫成，稱胡林翼為“潤之老板”，稱彭玉麟水師為“雪琴河里生意”，稱江西巡撫為“秋山寶店”，可見形勢仍然相當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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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原因，我們基本可以判定，曾國華此舉事先沒有征得國藩的同意。

因為曾國藩不要錢之語說得如此之響，所以曾國華此次送錢回家，做得不聲不響，而當此之際，曾家確實非常困難。一是以前曾國藩每年還較為穩定地寄回家里一二百兩，從軍之后此項不增反減。二是曾家前后經歷了祖父、祖母、曾母去世，花費巨大。三是曾國藩回家奔喪不久，在京妻兒家小都回到了湖南老家。曾家幾兄弟這些年也紛紛給家族添人進口，曾家人口已達二十多人。曾家的體面鄉紳生活本來就是苦撐面子，現在生活當然更加緊張。而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又馬上要結婚，沒有這筆錢，實在難以支撐下去。

曾國藩的老父親曾麟書因為家中財政緊張，愁苦異常。而老人理解曾國藩的處境，支持他清廉自處，絕不開口向曾國藩要錢，只好自己艱苦支撐。此時曾國藩已帶兵三年，積銀萬兩，也非常正常。相信此舉一定可以大大緩解曾家的經濟狀況。

按常理推測，這樣重大的家庭財產事務，曾國藩得知之后，肯定會在家書中發表意見。不過在后世保留下來的家書中，并沒有發現這方面的內容。

以上摘自張宏杰《曾國藩的經濟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