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燁，從日本呆了7年回來后，在杭州開始了她的租包創業。

“每天花10塊錢左右就能背上LV、Gucci熱門款正品包，還能一周換一個新款。”這樣的操作，正在逐漸成為一部分女性的日常。

隨著80后、90后消費觀念的不斷更迭，“萬物可租”的時代，仿佛離我們越來越近。消費者不再執著于對物的“所有權”，而轉變為物的“使用權”。“新租賃經濟”因互聯網電商平臺的成熟而逐漸成為可能，開始向各個消費場景滲透。

杭州，一家奢侈品租用公司倉庫，監控是這里最大特色，每一個包的進出都有全程監控，監控視頻會保存3個月。

01

“不愿被人看笑話”

阿雯今年37歲，溫州人，已婚。

即便已經到了過年回家不再被催婚催生的年紀，她還是十年如一日地覺得過年，是一個最令自己尷尬的、不得不“打腫臉充胖子”的日子。

中國人幾千年前就對“衣錦還鄉”有別樣的追求。特別是在溫州，在家鄉人看來，離開家鄉打拼，多少多要混出個樣子。

辛苦打拼的成果，在春節這樣一個特殊的節日里，常常會被他們用極為物質的眼光劃分三六九等。

即便是父母，也很愿意拿著子女的工資或年終獎，在飯桌聚會上說事，以至于月薪1萬到最后都會被傳成月薪5萬。

阿雯說，老家人判斷一個人“混得好不好”的標準很粗暴，總不外乎兩個：

你開了什么車回家過年？

你分的是什么煙？

“如果開的是大奔寶馬，娘家和自己都倍有面兒。而分煙的時候，20塊錢一包的陽光利群，是萬萬拿不出手的。”所以阿雯家的標配是一輛杭州牌照寶馬車，而回家前，除了各種各樣的年貨之外，一定要備的就是幾條中華煙。

租包平臺上的賣家秀

除了這些，這幾年回家過年，阿雯都會背不同牌子的奢侈品包包。

前年是LV，去年是Gucci，今年過年的“戰包”也早已躺在衣帽間待命了。

那是一個愛馬仕的鉑金包，白色，看起來顯得低調，五金件和皮料的質感都在，阿雯覺得剛好和自己現在的年紀相配。

市面上這個包的價格賣到了十幾二十萬，甚至有錢都買不到。

然而阿雯卻說，包不是自己買的，而是為了過年回家應付親朋好友，花錢租的。

說起租包的初衷，阿雯多少有些尷尬：“想讓大家知道自己混得好”。

阿雯說自己不是一個愛慕虛榮的人，但看熱鬧的親朋好友、滿懷期待的父母，都讓她覺得不得不“被動虛榮”。

杭州一家奢侈品包包租賃倉庫，老板說，“毛估估幾千萬有的”。

盡管自己在杭州一家互聯網公司做運營總監，丈夫是一家國企的技術總監，夫妻倆年薪稅前80萬。

但生活過得并沒有想象中舒服，肩上有房貸，需要負擔兒子上小學。私立學校學費貴，外加4個培訓班，處處要花錢。

對阿雯來說，直接買一個幾萬塊甚至十幾二十萬的奢侈品包，“裝逼”成本實在太高。

當然她也在微信上加過那些賣高仿的微商，但觀察了好幾個月，阿雯也沒下單，奔四的人，買假包，“被人戳穿更丟面子”。

于是阿雯想到了租包，原價十幾萬的包，租下來15天也只要1000多。

阿雯并不覺得自己租包的行為有任何錯，而租包的理由，也不過是過年回家被強加的“被動虛榮”，這種虛榮常常不是來自自身，而是來自親朋好友們的期待。

更多時候，還是“不愿被人看笑話”的心理作祟。

02

究竟是“愛慕虛榮”，還是“生活方式”？

Cindy在杭州從事互聯網行業，對她來說，共享經濟包含很多含義：房子是租的，衣柜里沒有特別多的衣服，因為大部分也是租的；不買車，只打車拼車；自己有十幾個奢侈品包包，都放在平臺上出租，自己需要的時候，也租著用。

春節越是逼近，回家的焦慮感就越重，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在春節租名牌包包回家過年。

租包，是近幾年國內奢侈品租賃市場的新模式。

朱燁在日本待過七年，受到日本關于“二手循環”和“斷舍離”觀念的影響，于是回國開始了租包平臺的創業。春節臨近，她在閑魚上的租賃訂單，是平時的兩到三倍。如果你是平臺會員，平均一天10.9元，就可以免費使用LV speedy，Gucci酒神包等熱門包款。當然，一些熱門新款的價格會高一些，比如LV的硬餅的租金，就會高達50元左右。奢侈品租賃行業一般是7天起租。

“包，治百病”，雖然是一句調侃，但足見包包在很多女孩生活中的作用。

去年1月，微博曾登上一條名叫#租個2萬塊的包回家過年#的熱搜，引發了許多年輕人的討論。

即便是有著新潮觀念的年輕人，也會對“租包”這一行為一概而論，大抵逃不過“虛榮”二字。

在朱燁看來，租包只是一種生活方式，本質上是一種生活態度。并不等同于愛慕虛榮、華而不實。

租賃過程中的包包，需要接受非常仔細的質量檢查。為了讓客戶放心，所有“租包”的交易都在監控下進行。

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租賃經濟市場交易額約為49205億元，2018年超過了63000億元，未來三年，我國租賃經濟有望保持年均30%以上速度增長，到2020年有望突破10萬億元，參與租賃經濟服務提供者人數也將過億人。

一個等待寄出的奢侈品包包，360度的細節信息都需要在監控下拍一遍。

兩年的時間，讓朱燁了解，中國租賃市場用戶的需求量極為旺盛。

根據朱燁統計，他們平臺的用戶平均每10.5天換一次包，相對于日本某同類平臺45天換一次包，縮短了4倍多的時長，側面反應了中國市場的租包用戶們更追求新鮮感。

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租包”這一行為。但朱燁希望，租包的模式，可以為年輕人們的消費觀帶來一些改變，而“租包”，也不再僅僅只是一種虛榮驅動的行為。

面對為什么要租包回家過年這樣一個問題，不同人給出的答案并不相同。

或許關乎虛榮心，比如阿雯。又或許，租包僅僅只是另一種生活方式的嘗試。

03

或許擁有并不等于幸福

安安是租包重度患者。

過年前這幾天，她租了個容量足夠大的挎包，“有足夠的空間放紅包”。

在這之前，她幾乎每個月都會租不同的奢侈品包。

安安說，自己“無法理解將租包與虛榮心掛鉤的想法”，租包的初衷，僅僅只是喜歡包包的款式和設計，奢侈品包包有平價包包沒有的好看，也更能夠搭配衣服。

“我不覺得自己買不起這樣一個包，只是我想不想的問題。”

在安安看來，她的消費水平并不低，一個像LV、Gucci這樣的奢侈品包，價格也和幾套護膚品差不多。“一個月工資不到，就可以買一個這樣的包”，可仔細想想，奢侈品包包的性價比，真的沒有那么高。

所以安安在買了兩三個奢侈品包包，并且背了幾次積灰之后，再沒想過買新的。

對于租包回家過年這件事，安安也沒有想太多。

手機下個單，快的話第二天包包就到了，而且省去了保養的麻煩，朱燁說，有用戶大概每年話數萬元租包。

回憶起自己第一次租包，她說自己當時收到包第一件事，是打開包裹，背著包包拍照，還發了個朋友圈，配文里直接寫明了“那個包就是租來的”。

“我不知道別人心里怎么想的，總之我對租包這件事沒有任何偏見，包括租個奢侈品包回家過年，在我看來只是為了開心。”安安這樣說。

另一位來自嘉興平湖的姑娘小潔，在上海讀了本科和研究生，目前在一家4A廣告公司工作。獨生女，28歲，畢業第三年，家里條件不錯，父母是公務員，每次回家都止不住得被嘮叨。

但她卻沒有聽從父母的建議回老家，結婚生子，過安穩的生活，而是選擇在外繼續打拼。

今年過年前，她提前租了一個LV的大包包，計劃背這個包去旅行。“租包省下來的錢，我用來買了三張出國的機票，今年帶爸媽去日本過年。”

租包在她看來，是一種非常理智時髦的消費觀念。并不是只有擁有，才能證明自己的能力，就像不是只有有了男朋友才能過得幸福。或許只要幸福感能夠達到預期，租和買就不存在什么差距。

04

未來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在2019年1月發布的《新租賃經濟報告》指出，新租賃經濟的主要用戶群體以生活在一二線城市的“80、90后”的白領和學生為主，占到總用戶的90%以上。反映在供給側，面向時尚潮流品類的創業更為活躍。

消費者在擺脫“為其所役”，變為“為我所用”時，解放出個人自由、簡化了生活。“新租賃經濟”給消費者帶來了更多選擇的同時，也面臨著挑戰。租賃平臺是否擁有強大的運營和技術能力；用戶前期較高的教育成本；用戶與平臺方之間的信任機制……這些都關系著新租賃經濟未來能走多遠。

出品：澎湃新聞·湃客 × 萬能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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