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自20世紀以來，劍橋的歷史敘述已經在英文閱讀的世界中建立起另一種模式。撰寫《劍橋日本史》的計劃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并于1978年宣告完成。《劍橋日本史（第3卷）：中世日本》覆蓋的時段約三個半世紀，始于鐮倉幕府創立的12世紀最后幾十年，止于室町幕府滅亡后內戰爆發的16世紀中葉。其間300多年的歷史事件和發展豐富多彩，它們勾勒了中世日本的政體、經濟、社會和文化，展現了它與亞洲鄰國的關系。該書中譯版近期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在序言中，作者勾勒了這一時期的整體樣貌，以及日本中世相關著作編纂的特點，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那是武士的時代。在那幾百年的時間里，武士階層的力量繼續壯大。這一發展帶來的一個政治結果是，兩個武士政府或稱幕府相繼組建。第一個是鐮倉幕府，12世紀80年代成立。但是它無法憑借一己之力，統管整個國家。在若干重要方面，它不得不與天皇代表的文官政府分享權力。但是，1336 年，第二個武士政府室町幕府成立，并且在14世紀末穩坐江山。在室町幕府的統治下，武士階層有能力侵蝕天皇的文官權威。在15世紀的前50年中，室町幕府的權力達到巔峰，武士階層在許多方面實質上統治整個國家。那時，文官政府并未失去全部權力，依然有助于室町幕府合法化。但是，室町幕府將其玩弄于股掌之間，幾乎隨心所欲地利用文官政府滿足自己的政治需要。

1333年，鐮倉幕府滅亡。15世紀末，室町幕府的勢力開始減弱。其原因在于，在政治和軍事兩個方面，幕府遇到了武士階層內部提出的挑戰。在日本歷史上，第三個也是最后一個幕府是德川幕府。1600年，德川幕府統一各派地方武士勢力，結束了曾讓室町幕府束手無策、持續時間長達百年的內戰，接管了國家政權。德川幕府政權穩固，統治了267年，與天皇代表的文官政府幾乎沒有什么重大聯系。

至此，近500年之前建立鐮倉幕府的武士階層達到了權力之巔。

隨著武士權力的持續壯大，莊園和公地轉變為領地。日本的莊園類似于歐洲中世紀的采邑，最早見于8世紀，是在私有化的公地上創建的。到了12世紀，莊園成為天皇本人、貴族和寺院的主要私有財富和收入來源。許多武士與文官政府的地方官員一起，也在私有化進程中發揮了作用。他們有的通過改造無人耕種的土地，開墾出新的稻田；有的設法侵占附近的公共稻田。接著，他們將那些稻田交給貴族和寺院托管。貴族和寺院可以獲得法律授權，免交那些稻田的租費。該過程逐漸減少了文官政府的收入，同時讓托管稻田的武士、貴族和寺院一起，共同分享收益。當然，武士也增加了自己的收入，其方式一是不擇手段地霸占莊園的收益權，二是霸占作為文官政府的政治經濟基礎的公地的收益權。

鐮倉幕府的建立，標志著武士開始以更全面的方式侵占公地和莊園。該做法最初進展緩慢，但是在13世紀勢頭增強。其結果是，武士從莊園和公地獲得的收入越來越多，文官政府、天皇、貴族和寺院的經濟損失越來越大。對支持文官政府并且從中獲益的人來說，公地和莊園是其政治和經濟基礎。在室町時代，幕府對莊園和公地進行了更系統、更全面的改造，將這兩種形式的土地變為領地。與鐮倉幕府的做法截然不同，室町幕府采取措施，以地區為基礎，強征租稅，以更有力的方式，從整體上促進了武士階層的利益，犧牲了非武士精英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在15世紀后半期和16世紀，室町幕府的力量逐漸衰落，作為區域和地方力量的武士越來越咄咄逼人，從精英文職官員的手中奪走剩下的公地、莊園和其他收入來源。到16世紀中葉為止，莊園和公地已經所剩無幾。

隨著武士階層的力量的壯大，隨著莊園和公地被逐步變為領地，官僚階層日益壯大，制度性司法能力日益增強。對政體和社會而言，法律和司法機構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其事務一是裁定涉及土地收益權的爭端，二是裁定涉及繼承權之類問題的其他形式的沖突。這種情況普遍見于室町時代，在鐮倉時代尤甚。隨著時間的推移，保證有效管轄所需的官僚階層和專業人員的數量有所增加。兩個幕府失去權力之后，司法管轄的有效性大打折扣。但是，司法和管理這兩個方面的制度性能力在鐮倉時代培育起來，在室町時代繼續增強，這對日本中世史的走向和性質產生了深刻影響。

中世時期，日本農業生產率穩步提高，農業產量穩步增加，有助于商業發 展，有助于經濟持續實現貨幣化。市場活動最初于12世紀后期在京都得到激發，從13世紀中葉開始提速。到了室町時代中期，全國所有村民都可進入市場。職業的專業化在鐮倉時代早期依舊有限，但到了室町時代中期已經取得了實質性發展，商販和工匠的技能和效率有所提高。城市隨著商業的發展同步發展，運輸節點和經濟制度逐步改善。

到了14世紀，日本從中國進口的銅錢數量迅速增加，商業的發展和貨幣化進程加快。在一個市場導向越來越強的社會中，必然產生的政治沖突和經濟糾紛越來越頻繁。它們包括放貸者與借款人（其中許多為武士）之間的沖突、實物租費和現金租費的接受者與支付者之間的沖突、行會與可能的競爭者之間的沖突。諸如此類的許多沖突常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牽涉幕府、文職精英以及武士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

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自耕農的生活也經歷了幾個重大改變。他們的總體境遇有所改善的主要原因在于農業生產率的提高。那時，肥料用量增加，雙季種植的面積增大。更重要的是，對稻田實施了精耕細作。這樣一來，自耕農在農田管理方面的自由度逐步增加，土地所有權也有所擴大。政局變化，戰爭頻繁，征收特別關稅，人口臨時動遷，苛捐雜稅增加，自耕農的生活必然受到影響。但是，到了室町時代，自耕農有能力生產更多谷物，參與更多市場活動，在鄉村中逐步贏得政治自由和社會自由。這進而提高了他們支配自己生活的能力，例如維持法律和秩序、對農田進行灌溉等等。自耕農互相幫助，采取更有效的集體行動，要求減少租稅，以便緩解威脅生活的政治因素和經濟因素。這樣一來，他們便能夠更好地應對天災和統治精英造成的艱難局面。

在鐮倉時代和室町時代，新的佛宗派別和禪宗成為日本社會和文化的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是日本中世史的重要進展。其他因素還包括在室町時代蓬勃發展的能劇、茶道、俳句、山水畫、書院風格建筑以及許多別的文化追求和表現形式。兩個幕府政權經歷興衰巨變，引起了政治動蕩和長期戰爭。不過，也許令人感到驚訝的是，就我們今天所說的日本文化而言，許多要素早在中世時期就已確立。佛教教義重新從中國傳來，更為重要的是，新的佛宗派別和禪宗的領袖們調整了那些教義，采納了具有創意的傳教方式，從而改變了佛教的社會地位，改變了精英和平民的日常生活。在鐮倉時代，武士生活沉浸在禪宗的教義之中。佛教對武士和平民產生影響，改變了日本15世紀和16世紀的社會史和政治史。那些變化帶來的廣為人知的結果有三：第一，具有強大政治勢力的寺院引導宗教機構實現了擴張；第二，寺院數量在全國范圍內增加；第三，在室町幕府的最后數年，一些宗派的信徒開展了持久且常常成功的反叛活動，將其延續到戰國時期。那些反叛行動主要針對武士領主，其動機并非局限于宗教方面。但是，如果不考慮農民和部分武士參與的那些政治起義涉及的宗教動機，我們就不可能解釋其性質和影響范圍。

室町時代的文化發展形式多種多樣，深受佛教的影響。在足利家族的將軍們，特別是足利義滿和足利義政的積極支持下，精英階層的文化生活達到了巔峰。那個時期的精英文化遺產豐富，涉及文學、表演藝術、繪畫和建筑，現在依然是構成日本文化的重要核心。平民也對那幾百年的文化繁榮做出了貢獻。他們的舞蹈、音樂和歌謠——常常帶有鄉土氣息，也受到佛教世界觀的影響——為生活增添了色彩和活力，為非常高雅的精英文化提供了發展基礎，其典型的表現形式包括深受精英階層青睞的能劇，以及村民喜愛的舞蹈和歌謠。

最后，在勾勒日本中世史的過程中，我們幾乎不可能忽視日本的東亞鄰國的影響，幾乎不可能忽視日本對中國和朝鮮的影響。在那一時期，日本海盜（日語稱“倭寇”）在中國和朝鮮海岸持續掠奪。從一定程度上說，倭寇受到貿易利益的驅動，帶來的明顯結果是持續不斷的外交摩擦。中國是日本佛教教義的來源，中世日本使用的所有銅錢實際上均來自中國。此外，中國也是日本最重要的貿易伙伴。這一點的明顯證據是，日本當時努力維持與中國明朝的勘合貿易（受到官方批準的有限貿易）。但是，在外交、政治和軍事三個方面，亞洲大陸也讓中世時期的日本經歷了最艱難的時期。在13世紀最后幾十年里，蒙古人入侵日本，給鐮倉時代的日本造成了沉重的政治經濟負擔，促成了幕府政權的垮臺。中國的明朝政府常常要求室町幕府接受朝貢國地位，有時甚至到了公開威脅的地步。中國認為它在那個地區擁有無人能夠挑戰的霸權。這迫使幕府及其將軍們承認，中世時期的日本是中國主導的東亞的組成部分。

關于日本中世的日文著作和英文著作

為了理解有關日本中世時期的史料編撰，我們必須熟悉兩種不可改變的抗力。它們規定了史料編撰的特征，曾經并且繼續對史料編撰的基本特征產生深刻影響：其一是日本國民在過去數百年中較晚實現現代化和工業化的經歷；其二是20世紀最初幾十年中日本歷史學家廣泛采用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框架。這兩種力量形成的效應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一直在減弱，但是即便在今天，它們繼續影響著日本歷史學家的著述。

日本跟隨早期的工業化國家，急切地追求工業化以及現代化兼西化，這樣的經歷影響了日本戰前幾代歷史學家。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歷史學家提出的最重要的問題是，日本如何遭受工業化國家帶來的危害，其原因何在？這意味著，那些歷史學家沒有什么選擇，只能進行比較，其方式有時是顯性的，但幾乎一直是隱性的。

因此，從事中世史研究的學者討論的主要論題是：第一，在制度層面上，日本的中世時期與歐洲的中世紀的異同；第二，在中世時期政治經濟的改變速度上，日本與歐洲之間存在差異的原因；第三，在從古代到中世、從中世到近代的過程中，在發展模式方面存在那些假設的差異的原因。他們認為，從本質上講，這些論題吸引了大多數日本歷史學家的注意力，有助于日本歷史學家理解西方史料編撰之鏡中反映出來的日本歷史。在 20 世紀最初幾十年里，最早研究中世的歷史學家聚焦中世紀歐洲與中世日本在制度與法律方面的相似之處，相繼提出了上述以及其他許多帶有比較性質的問題。其他學者沿襲這一思路，逐漸擴大研究范圍，在政治組織、社會組織和土地所有制模式三個方面，對中世日本與中世紀歐洲進行了比較和對比。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日本的許多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研究者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分析框架，然后將其添加在史料編撰的比較模式基礎上。這種框架的應用迅速傳播，到了20世紀30年代站穩腳跟，成為占據主導地位的歷史分析方法。關于這一發展，有兩個起到相互強化作用的原因：其一，在那個時期，先后出現了政治鎮壓、20世紀20年代的長時間農作物減產、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和軍國主義的崛起。這樣一來，在思想政治方面，日本史家和社會科學研究者對左翼意識形態日益青睞。其二，日本學術界希望建構一種寬泛的分析框架，以便打下方法論基礎，揭示日本史料編撰的比較性質。

這樣做帶來的結果是，在日本的兩代史學研究者中，一代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發表著述，另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初發表著述，許多人關注考察和回答馬克思主義分析范圍之內的歷史問題。對從事中世史研究的學者來說，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第一，日本何時經歷了封建主義階段，即最重要的前工業化階段？那些專家們參與的辯論十分激烈，其議題涉及日本封建社會的歷史分期和特點，而且經常同時表現在學術和政治兩個方面。在這幾十年里出版了大量專著和文章涉及許多在馬克思框架內有重要意義的中世史問題和層面。

那場辯論談到許多問題，常常爭得不亦樂乎，在此恕不一一贅述。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馬克思主義分析框架之內的辯論中，許多人關注的并非在制度特征方面以明確方式，對西方封建主義和日本封建主義進行比較。非但如此，那場辯論更多地集中在這幾個問題上：第一，根據每位學者對封建主義定義的不同解釋，日本何時經歷了“純粹”的封建主義？第二，就土地所有權模式、農民繳納租稅的方式和形式、階級之間斗爭的動機，每位學者進行的概括描述的有效性何在？

第三，隨著時間的推移，上述模式、形式和動機是如何變化的？20世紀60年代之前，許多學者的研究在隱性層面上受到意識形態的推動。在20世紀40年代后期和20世紀50年代中，對中世史的馬克思主義闡釋進入全盛時期。但是，在20世紀60年代，這種意識形態動機逐漸淡化。到了20世紀70年代，許多學者使用馬克思主義分析框架和術語的唯一考慮是，它們是史學界普遍接受、人們熟知的有用的歷史研究工具。

那兩代歷史學者關注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框架之內的問題和論點，該做法對那一時期的史料編撰還帶來了其他一些重要影響：城市、社會生活、宗教和文化不是馬克思主義分析的主要問題；對希望研究中世時期的這些方面的人，史學界持排斥態度。一個重要結果是，研究那些問題的學者傾向于接受馬克思主義分析框架，并且盡量使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

史學界專注馬克思主義分析的另一結果是，經濟史成為一種政治制度經濟史，重點研究產生和定義這些沖突性質的每個歷史階段中階級之間的政治經濟沖突，以及生產方式的特征。今天，與研究歐洲中世紀經濟的大量著作類似，研究日本中世經濟的專著已經不再使用現代（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分析觀點了。但是，改變在20世紀60年代嶄露頭角，在20世紀70年代中更加明晰。促成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是，許多日本人開始看到，日本已經度過了“追趕”工業化或現代化的階段。馬克思主義分析在史學界的影響依然強大，但是慢慢且持續地失去原來的控制力。說明這一點的證據是，越來越多的研究偏離以前學者采用的方法，而且，這個趨勢已經增強。其原因在于，新一代學者與其前輩不同，不再青睞馬克思主義分析框架提出的問題，并且逐漸取代了戰后那一代學者。20世紀50年代以來，活躍的專業歷史研究者隊伍擴大（在1945年之后成立的大學中，學術職位增多），從而增強了這一趨勢。

然而，這一轉變進程緩慢。也許更準確的做法是，將中世時期的史料編撰概括為過渡階段。例如，過渡的跡象見于這一事實：現在出現了更多的個案研究，涉及歷史人物、區域政治制度及經濟變化的形式。其目的不是為分析的有效性提供證據，而是進行描述和分析。他們采用的方式與分析框架的直接關系（如果有的話）越來越小。迄今為止，根據目前趨勢進行推斷尚為時過早。過去15年中出現的研究成果并未在任何基本方面，就中世時期日本的制度史、社會史和經濟史，向傳統的核心論述提出挑戰。已經開始的這一過渡階段是否能夠獲得足夠勢頭，重寫日本中世史？這一點尚待證明。

除了少量例子之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關于日本中世史，沒有任何學者發表用英語寫作的嚴肅的專業研究報告。戰前可以看到的相關著述數量有限，并且很不成熟，其基礎是譯為英文的著名日本歷史敘事，例如《平家物語》或《吾妻鏡》。在這類著作中，近代前的日本史“將大小人物和事件糅合在一起”，對敘事背后的人的情感的分析包括“日記、戰爭故事、道德說教和憑空想象的年表”。歷史是“通過對話和明顯（或隱蔽）的激情”來理解的。在戰前幾十年里，“闡釋著名文本顯然被視為主要任務”。于是，“沒有出版專著。在缺乏專著的情況下，在研究中以批判方式使用資料的例子十分罕見”。

在這方面，出生于日本的耶魯大學學者朝河貫一的著作是一個不可忽略的例外。他的著作于20世紀30年代和20世紀40年代出版，其中有許多研究了日本中世時期的土地制度。對西方人來說，它們廣泛使用書面證據，是西方人可以看到的最早的，在多年里唯一的研究莊園制度的著作。但是，朝河貫一的研究是比較性的，探討了日本中世時期與歐洲中世紀在土地制度方面的相似性。在戰前，還有一位學者也在例外之列，他就是喬治·B.桑塞姆。他的戰前主要著作《日本文化簡史》過度依賴“借助敘事的歷史”的方法，覆蓋范圍可能并不全面。但是，它展示了日本歷史的一幅生動畫卷，提供了許多闡釋性見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嚴格說來，對日本的研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形成的結果，然而在戰后頭幾年中，日本中世史卻遭到忽視。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有二：

第一，絕大多數研究日本的西方歷史學者對1868年以后的階段很感興趣；第二，在使用中世文獻的原文方面，還存在語言障礙。此外，日本學者依然使用馬克思主義分析方法和術語，任何試圖對那個歷史時期進行嚴肅研究的人也必須一一掌握它們。這一點今天依然如此。

20世紀70年代中期，盡管相關專家數量很少，但突然出版了研究中世時期的大量著作，主題涉及方方面面。于是，忽視中世時期的做法戛然而止。但是，在簡述過去15年間問世的著作之前，我們必須首先討論約翰·W.霍爾的《日本的政府與地方力量：500—1700年》。這本著作于1966 年出版，實際上在美國揭開了研究中世日本的新篇章。 就史料編撰而言，霍爾的著作的意義在于說明日本歷史可以通過一種方式書 寫，也就是使用他所稱的家族結構概念，并且將其作為傳達日本社會政治結構內力量的基本權威。根據他的定義，家族結構：

不是狹義規定的親屬關系結構，而更確切地說，是擴大的姓氏體系。在該體系中，家庭和“類似家庭”的紐帶超越一個貴族家系的分支家庭、多代家庭，甚至還有一個貴族家系主干之外的家庭。這種U形結構位于任何掌權安排的核心，提供行使權力的基本框架。

或者，按照瑪麗·伊麗莎白·貝里的詮釋，霍爾提出的家庭結構概念是一個重大貢獻。其原因在于，它有助于顯示“歷史發展的合理性、支撐歷史發展的連續性、變化方面的完整性、結構高于個人的地位”。

這是霍爾進行的一次嘗試，旨在重寫日本近代之前的歷史，避免使用“封建主義”這個術語。比較論者認為，封建主義是日本歷史研究中的關鍵概念。但霍爾在1962年寫道，“封建主義”作為一個歷史概念被用來分析日本的過去，這促使歷史研究者將歐洲史與日本史進行淺顯的比較，將研究局限在該概念容納的狹窄的歷史側面，比如說，領主與家臣關系的許多表現形式、軍隊文化和倫理等等。此外，使用“封建主義”一詞還誘使歷史學者“接受軍事力量是歷史中的終極決定力量”這一觀點。具體說來，霍爾反對這個觀點：封建主義是具有活力的社會器官，可以“造就”某些制度，“抵制”或“導向”其他社會階段?；魻柕难芯空f明，使用日語原文文獻的非日本學者可以重新闡釋日本歷史，向日本學者提出的占主導地位的觀點發起挑戰。

正如前文所述，對中世日本的研究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長足發展。出現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專家數量有所增加。與早幾代學者相比，他們之中的許多人受過更好的訓練，在史料編撰和使用初級或次級資料的能力兩個方面均是如此。新近進入歷史研究領域的這一批人日語能力更強，其中部分原因是，二戰之后，研究生可以申請相關的公共資助和私人資助，在日本逗留更長時間。

正如本章的參考文獻所示，中世史研究領域中的學術活動近年來出現高漲事態，以兩種形式表現出來：其一，幾部多卷本問世，其中大多數研究了中世時期以及平安時代、戰國時期和德川時期；其二，出版了單個學者撰寫的大量研究專著，內容涉及鐮倉時代和室町時代。

（本文節選自山村耕造著、嚴忠志譯《劍橋日本史：中世日本》序言，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