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畫家周慕橋大量創作年畫之前，繪制《太平歡樂圖》，這是不是他涉足年畫創作之前的有意嘗試？

稍后，他還畫過另一組表現上海市民歡度春節的畫，名字就叫《新年十二景》。這是一套共十二幅的組畫，分別為：媚灶遺風（送灶神）、字帖宜春（貼春聯）、恭賀新禧（拜新年）、步武喜神（迎喜神）、錢神來格（接財神）、酒飲椒花（飲屠蘇酒）、慶賞元宵（鬧元宵）、謎語同猜（猜燈謎）、春開爆竹（放鞭炮）、神迎紫姑（迎紫姑）、籌奪狀元（玩擲籌）和燭龍飛舞（舞龍燈）。這套組畫以傳神逼真的畫面完整展現了晚清滬上人家喜過新年的全套過程，既充滿濃郁的歡樂氣氛，又具有寶貴的民俗文獻價值，而且畫面喜慶飽滿，稍加渲染就是一幅幅標準的年畫。

在《上海小校場年畫研究新探》中，作者介紹了小校場年畫中的個案“畫家同人團體飛影閣”、小校場木版年畫的衰落和小校場年畫中的門畫系統。上篇圍繞從畫報社到年畫店莊的飛影閣。

近代上海在開埠后的城市化發展過程中，迅速超越各地成為全國首富。這種經濟繁榮，一方面造就了大量新的官紳富商，同時也產生了人數眾多的新興市民階層。他們在物質豐饒之余，隨之產生對文化藝術產品的必然需求，從而催生出有著強烈地域色彩和時代特色的“海派文化”，諸如文化、戲劇、電影、美術等等領域莫不如此。上海小校場年畫正是在這一特定歷史情境中崛起。作為中國傳統木版年畫終結地的上海，小校場年畫自有其和他地年畫諸多的不同之處，而城市化和商業性正是它的最大特色，綱舉目張，其他一切都能豁然開朗。

飛影閣——從畫報社到年畫店莊

在19世紀50至60年代爆發的太平天國事件中，作為主戰區的蘇州屢遭戰火摧殘，焚毀嚴重，年畫鋪的版片也被付之一炬，桃花塢年畫遭到毀滅性打擊，從頂峰跌下深淵。落難的桃花塢藝人們紛紛從蘇州逃往上海，落腳滬南老城廂，當時荒蕪的小校場一帶正是他們移居的主要地方。小校場因臨近城隍廟，以廟會而興起市場，逐漸成為繁榮的商業區。這里有商業公所十余個，商販們沿城隍廟一帶設店經營，形成商業街區十余條，主要供應日常百貨和箋扇、玉器、書畫、香燭等古玩、民俗商品。至光緒初年，印制、販賣年畫的日漸增多，年節時分則銷售更旺。當時上海小校場一帶經營年畫的店鋪工場有幾十家之多，小校場遂有“年畫街”之稱，小校場年畫也因此成為上海年畫的代名詞。在今天尚存世的一些小校場年畫中，凡標有年畫店鋪具體方位的，幾乎都位于“上洋小東門內邑廟西首”或“上洋新北門內舊校場中市”，而這兩處地方正是當年上海老城最熱鬧的商業中心。

當時在城隍廟一帶，方圓百米之內，眾多年畫店鋪林立其間，彩幌遙對，金匾奪目。各店爭相把最新刻繪的年畫樣張懸掛起來，笑臉相迎，熱情接待；買家則漫步其間，悠閑挑選，討價還價，一派熱鬧景象。如果逢年過節，則人來車往，晨聚暮散，行商小販躉年畫者源源不斷，酒家、茶樓、旅舍皆座無虛席，人滿為患。光緒末年有人撰竹枝詞描寫年畫銷售的場景：“密排爭戰畫圖張，鞍馬刀槍各呈強。引得游人多注目，買歸數紙慰兒郎。”

小校場的年畫店鋪除由民間藝人生產傳統題材的年畫外，還聘請上海地區的文人畫家如周慕橋、何吟梅、張志瀛、田子琳、沈心田等參與年畫創作，生產以反映上海租界生活和洋場風俗為題材的作品，并及時反映新聞事件，逐漸形成了獨特的“小校場風格”。這些年畫多取材百姓普遍關心的事物景觀，充滿生活氣息，迎合了新興市民階層的需要，很受歡迎。在上海曾廣泛流行的竹枝詞中，有這樣一首（詞后并附有詳注）很值得引起我們注意，先照錄全詞：

飛丹閣上談書畫，繼續蘋花集社來。不待從新再建筑，許多前輩赴泉臺。

前輩書畫家自蘋花社風云散后，有蕭山任渭長熊、嘉興朱夢泉熊、秀水張子祥熊、秀水周存伯閑、嘉興朱夢廬偁、吳江王秋言禮、南湖楊佩父伯潤、山陰任伯年頤、蕭山任阜長薰（初字舜琴）、海鹽徐軼群志凱、甬江舒平橋浩、華亭胡公壽遠、邑人錢慧安吉生（原名貴昌）、寶山李仙根承、熊竹林、陸靜濤、邑人沈仁孚裕、徐小倉嘉祥、金山蔣鶴年壽、海鹽宋石年崙、山陰俞達夫禮、華亭蔣叔堅介（又名確）、金閶金保三德鑒、石門吳伯滔滔諸公，相聚于飛丹閣，其后少集書畫家山陰俞達夫、紹興酈薌谷、嘉興秋農、邑人沈心海、曹蟠根、陸子萬、何研北、沈錫齡、虛谷上人，其他如飛影閣同人吳友如、徐美若、張志瀛、何明甫、符節心、金蟾香、田之琳、周慕橋、唐子禪等。

上海地區文人畫家云集，素有結社活動的傳統，自由松散，旋起旋滅，可謂普遍。詞注中提到的蘋花社就是其中比較活躍的一個，成員以書畫家為主。自“蘋花社風云散后”，這些書畫家又聚集在城隍廟飛丹閣中交流活動，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注中例舉的畫家中起碼有王禮、錢慧安、沈心海等參與過年畫的創作，至于“飛影閣同人吳友如、徐美若、張志瀛、何明甫、符節心、金蟾香、田之琳、周慕橋、唐子禪等”，更是創作過不少年畫，就小校場年畫而言，這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一家畫家同人團體。大家知道，吳友如崛起于1884年創刊的《點石齋畫報》，并以此聞名海上。根據學界的仔細統計，不算個別未署名的畫作，為《點石齋畫報》繪過畫的畫師共有23人之多，雖然其中有一半僅畫了寥寥數幅。如果再進一步精確計算的話，在《點石齋畫報》上所繪作品超過100幅的有7人，他們為：吳友如，443幅；金蟾香，1126幅；張志瀛，501幅；田子琳，210幅；周慕橋，135幅；何明甫，810幅；符艮心，1169幅。《點石齋畫報》發刊十五年，共刊出畫作4666幅，而吳友如、金蟾香他們7人共畫了3951幅，占全部畫作的約88﹪，堪稱撐起了《點石齋畫報》的大半個天下。這個陣營，可以說就是以吳友如為首的《點石齋畫報》最主要的創作團隊。

幾乎和吳友如同時代的書畫家楊逸在評價這個以吳友如為首的繪畫團體時曾介紹：“吳嘉猷，字友如，元和人。幼習丹青，擅長工筆畫，人物、仕女、山水、花卉、鳥獸、蟲魚，糜不精能。曾忠襄延繪《克復金陵功臣戰績圖》，上聞于朝，遂著聲譽。光緒甲申，應點石齋書局之聘，專繪畫報，寫風俗記事畫，妙肖精美，人稱圣手。旋又自創《飛影閣畫報》，畫出嘉猷一手，推行甚廣。今書肆匯其遺稿重印，名曰《吳友如畫寶》。同時，金桂蟾香、張淇志瀛、田英子琳、符節艮心、周權慕橋、何元俊明甫、葛尊龍芝、金鼎耐青、戴信子謙、馬子明、顧月洲、賈醒卿、吳子美、李煥垚、沈梅坡、王釗、管劬安、金庸伯，俱繪《點石齋畫報》，均有時名。”楊逸提及的跟隨吳友如的這些人很值得我們注意。這個陣營中，大都為移居上海的蘇州人，其中，張志瀛是吳友如的老師，周慕橋是吳友如的學生；田子琳、何明甫也都曾跟隨吳友如主攻人物畫。也正是這班人馬，日后跟隨吳友如轉戰《飛影閣畫報》，并成立了畫坊性質的飛影閣，時間在1890年前后。

在近代上海眾多的年畫作坊中，飛影閣是知名度最大的畫鋪之一，以出品多，畫作精而聞名。吳友如1884年主編《點石齋畫報》，以繪制世俗生活、新聞時事而著稱于世。1890年他辭職后自創《飛影閣畫報》，畫風陡然一變，認為“畫新聞如應試詩文，雖極揣摩，終嫌時尚，似難流傳。若繢冊頁，如名家著作，別開生面，獨運精思，開咨啟迪。”故“改弦易轍，棄短用長”，改以繪制典故詩文故事和仕女人物畫為主。其實，無論是繪制新聞時事畫，還是繪制典故詩文故事和仕女人物畫，都需要熟悉世俗人情，都需要過硬的人物畫功底，而這些，對創作年畫來說，同樣重要，不可或缺。

在《點石齋畫報》和《飛影閣畫報》長達十來年的繪畫實踐，對這些畫家來說，都是難得的歷練，為他們以后從事年畫創作打下了非常堅實的基礎。若干年后，上述這些畫家幾乎都參與了上海年畫的創作，其中周慕橋、何明甫、李醉鞠等還是創作主力，他們以飛影閣名義創作出品的不少畫作都成為了小校場年畫的經典之作，屢被翻印，廣泛流傳。如周慕橋的《海上名妓十美圖》（庚子冬）《洗盡鉛華倍有神》（辛丑夏月）《五子日升》（壬寅仲秋）《時裝仕女四條屏》（壬寅冬十一月），李醉鞠的《宋公明一打祝家莊》（庚子暮春）《海上青蓮閣茶館煙堂》（庚子初夏）《烏龍院》（庚子麥秋）《大鬧張王府 火燒翠鳳樓》（飛影閣公記），何明甫的《蠶花茂盛 五谷豐登》（庚子嘉平月）《孫行者大鬧蟠桃會》（庚子夏四月）《白蛇傳白娘娘盜仙草》（庚子夏四月）《趙家樓》（飛影閣協記）等，以及雖然沒有署名，但從作品風格可以基本斷定是這批畫家作品的《蕩湖船》《張翼德大鬧長板坡》《光緒二十八年春牛圖》等等。

在飛影閣從事年畫創作的那些畫家中，周慕橋是最重要的一位。周慕橋（1868-1922），蘇州人。名權，字慕橋，號夢樵（亦作夢蕉），又號紅薇館主、古吳花朝生。以字行。周家很早就從蘇州遷來上海，周慕橋自幼聰穎，從小就對繪畫發生興趣，拜在名畫師張志瀛門下深造，同時也充當吳友如的助手，學習繪制新聞時事畫。《點石齋畫報》創辦時周慕橋就有作品發表，其時他年僅16歲，友人為其作傳時夸他“年紀弱冠已然嶄露頭角”，所言未虛。后來吳友如脫離“點石齋”，自創《飛影閣畫報》和《飛影閣畫冊》，周慕橋不僅全力協助而且屢屢在吳友如陷入困境時出手相援，甚至署吳友如名為其繪稿救急。

從目前所能見到的周慕橋（夢樵）署名創作的二十余幅小校場年畫來看，幾乎都是從庚子年（1900）到癸卯年（1903）之間所作，也就是在《飛影閣畫報》系統結束以后。筆者揣測，“飛影閣”作為一個實體，先期應該主要是發行畫報，周氏是協助吳友如的最重要人物；在這項業務（1890--1895）結束以后，同時也是吳友如突然病逝（1894年）以后，周慕橋開始獨挑大梁，并決定涉足年畫的創作。當時如何明甫、李醉鞠、田子琳、張志瀛等也都是飛影閣的主要成員，也都創作過不少年畫，但周慕橋無疑是其中畫得最多的，名聲也最著。同期另有一家也發行過“夢樵”年畫作品的“飛云閣”，則很可能是“飛影閣”的分號，或是接受飛影閣畫版的店家。

周慕橋不僅作畫勤奮，讀書也既多又雜，從四書五經到詩詞文賦均有所涉獵，如《周易》、《詩經》、《史記》、《世說新語》等古籍經典，以及《說文解字》、《爾雅》、《廣韻》等專門著述，他在畫作跋語中都時有征引，還寫得一首漂亮的行楷；同時，他還深知與時俱進的道理，僅有傳統技巧遠遠不夠，需要有新的表現手法加以補充。周慕橋引入西洋繪畫中的透視法理論和水彩畫法，使其的作品充滿了生命力，符合新興市民階層的審美要求而廣受歡迎；后來他還勇敢創新，融合西洋繪畫和傳統繪畫的優勢，在20世紀初創造了大量具有鮮明海派風格的新穎廣告畫，成為當時最受歡迎的月份牌畫家。

周慕橋能從一個新聞時事畫家迅速轉型為一個年畫創作者，絕非偶然。他的畫風細膩寫實，擅長人物，尤善于表現世俗生活，這些特點和年畫的某些特征是相吻合的。他發表的很多畫，無論從題材內容還是表現手法，簡直就像是年畫的線描粉本，如《新年十二景》之與《鬧新房》《百子圖》《舞龍燈》；《三十六行》之與《新出夷場十景》《各行各業風情圖》；《時裝仕女圖》之與《百事如意》《福壽齊眉》；《燈會誌盛》之與《寓滬西紳商點燈慶太平》；《奏琴圖》與《琵琶亦是尋常物》《玉堂富貴》等等。事實上，他在主編畫報時隨刊贈送的彩色掛屏，和年畫就很少有什么區別。如他主編的《飛影閣士記畫冊》，從1894年6月到次年10月共出版35期，相繼9次附送大幅人物畫掛屏，其中6次是彩色人物畫掛屏，如創刊號附送著色鐘馗立軸；第2號至第5號連續4期附送著色四大美女掛屏，依次為《西子浣紗》、《明妃出塞》、《楊妃醉酒》和《貂禪拜月》；第17號出版時正逢新年，隨冊附送著色《酒獻屠蘇》掛屏。其他還附送有劉軍門像（31號）、時裝仕女掛屏（32號）等。這些作品如稍加調整，再添上色彩，很難說它們和年畫有什么不同。事實上，他們也確實是這么做的，除了上述贈送畫報訂戶的掛屏以外，吳友如、周慕橋他們還挑選了一些比較得意的作品，通過當時還非常稀罕的彩色石印技術，印刷出來發行。吳友如的學生陸曉昉當年就說：“余業師吳友如先生，創繪石印畫件，通行海內，素蒙諸君賞鑒。” 筆者曾在一位收藏家朋友那里觀賞過這種彩色石印畫，吳友如、周慕橋他們本來就以線條流暢、描摹時俗見長的作品，上了淡雅清麗的顏色之后，更顯嫵媚驚艷。和年畫相比，比較明顯的不同點在于，這些畫上幾乎都有風雅的題名，有的還有題跋，有些甚至是大段題跋，這既體現了周慕橋這批畫家的文人情趣，也表現出他們對社會世俗的細致觀察和一些獨特的看法。這類作品，從整體風格來看，和當時主要流行于民間的年畫顯然并非一路，用“貌合神離”來形容它們之間的關系還是比較恰當的。當然，如果略作調整改動，其“神和貌”至少是可以大幅度接近的。后來的一些年畫店鋪，就是將周慕橋他們的這類畫去除原題名和題跋，調整擺設和色彩，再加上吉祥畫題，將它們改造成了廣受市民階層歡迎的趨時年畫。

值得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周慕橋早在主編《飛影閣士記畫報》時就畫過一組表現上海年節民俗的畫，共15幅圖，總其名曰：《太平歡樂圖》。首先我們應該關注的是“歡樂圖”這個詞。我們知道，“年畫”一詞，晚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李光庭著《鄉言解頤》一書中始出現，在此之前有各種名稱，如門神、紙畫兒、消寒圖、衛畫等。清乾隆年間，杭州一帶稱年畫為“歡樂圖”。乾隆四十年（1775），顧光撰《杭州新年百詠》，謂：“歡樂圖，花紙鋪所賣，四張為一堂，皆彩印戲出，全本團圓。馬如龍《杭州府志》謂之合家歡樂圖。”從客觀效果看，周慕橋繪《太平歡樂圖》，從畫的題名到畫幅表現的情景，都和當時的世俗生活有著密切關系，而這正是年畫樂意表現的內容之一，如《太平歡樂圖》之七為“賣梨膏糖”，畫上題跋曰：“長樂集杭風之俗，釀酒趁梨花開時熟，因號梨花春。今滬上有賣梨膏糖者，不知煎梨汁以為膏和之以糖歟？抑趁梨花時節熬制以糖因以名之歟？請還以質之個中人。”再如《太平歡樂圖》之十為“西洋景”，畫上題跋曰：“西國圖畫其分遠近深淺也，與中法迥異。如繪日月之類，繪其光與影，不繪其形，以琉璃片照之，惟妙惟肖。故凡以圖畫招人往觀索取錢文者，無論其為中畫為西畫，總名之曰西洋景。”從這些畫上題跋來看，周慕橋《太平歡樂圖》展示的都是滬上市民平時常見的生活場景，地域時俗特質非常鮮明，不但圖像生動，而且用文字進行了高度概括，因而使之具有典型性；并且，當時他已經敏銳地注意到了西方繪畫迥異于中畫的造型特點，并贊嘆為“惟妙惟肖”，這無疑對他以后的繪畫風格也會產生一定影響。后來有人稱贊其道：“歐風東漸，而畫道亦一變，君每于舊法中以參新法，西人頗善之。”可見，就是當時在上海的西方人也注意到了他的努力和變化。繪制《太平歡樂圖》時的1893年雖在周慕橋大量創作年畫之前，但其主觀意識到底為何？是否是其涉足年畫創作之前的有意嘗試？這都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的。事實上，稍后他還畫過另一組表現上海市民歡度春節的畫，名字就叫《新年十二景》。顧名思義，這是一套共十二幅的組畫，分別為：媚灶遺風（送灶神）、字帖宜春（貼春聯）、恭賀新禧（拜新年）、步武喜神（迎喜神）、錢神來格（接財神）、酒飲椒花（飲屠蘇酒）、慶賞元宵（鬧元宵）、謎語同猜（猜燈謎）、春開爆竹（放鞭炮）、神迎紫姑（迎紫姑）、籌奪狀元（玩擲籌）和燭龍飛舞（舞龍燈）。這套組畫以傳神逼真的畫面完整展現了晚清滬上人家喜過新年的全套過程，既充滿濃郁的歡樂氣氛，又具有寶貴的民俗文獻價值，而且畫面喜慶飽滿，稍加渲染就是一幅幅標準的年畫，尤其值得我們予以重視。此外，周慕橋還畫過《鬧新房》、《五子奪魁》、《五子日升》等充滿年味的作品，俱為小校場年畫中不可多得的精品。我們可以說，周慕橋是一位和“年”十分投緣的畫家，而且也非常善于表現年景，無論是畫面構思，還是丹青點染，都堪稱上乘，是上海小校場年畫當之無愧的代表性畫家。

和國內各年畫產地相比，小校場年畫的收藏和研究現狀還很難讓人滿意：上海迄今關于小校場年畫的研究專著和研究論文都為數不多，且少有對第一手原始文獻進行認真發掘的。此外，我們至今也拿不出一份關于小校場年畫店莊和業人的傳承譜系，其繪稿、刻版、刷印、銷售、使用的具體情況更是長期缺少調查，而這方面很可能會是一個很好的突破口，應該引起我們重視。

（本文原題為《上海小校場年畫研究新探》，分上下兩篇刊發，文章配圖由作者提供，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