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其章先生《黃裳1942年冬離滬入蜀日期小考》（原載《澎湃新聞·上海書評》2018年2月28日），收入新近出版的《春明談往》（新星出版社2019年11月版）一書。正如謝文所言，黃裳哪一天離滬，純屬枝節(jié)問題，卻值得考索一番。拋開無關宏旨的閑筆，謝文得出如下結論：1943年1月8日，是黃裳一行離開上海的日子。

整個摸排推算的過程讓謝先生“非常享受”。讀謝先生的文章，也很享受，只是稍嫌不解癮。原因有二：其一，“1943年1月8日”的說法來自一篇黃宗江的傳記，此為“孤證”，且原始出處不明；其二，謝文僅推測出這一日期的“可能性”，并未證實其“必然性”。

那黃裳離開上海的時間到底是否真如謝先生所言，是1943年1月8日？不必大動干戈，因材料就在黃裳的文章里。

最直接也最有力的材料見于《江上雜記·一》（收《錦帆集》，中華書局1946年11月版）：

一年前今天夜里，十點鐘，從一家戲院門口，坐了一輛銀色的車子離開了那個地方。

此文結尾所署寫作日期和地點是“三十三年一月九日·重慶九龍坡”，時隔離滬僅一年，可信度最高。黃裳曾多次憶及這場“別宴”：

燈下，想起昨天此時，他們給我和T餞行席上的Y是上好了妝的。淡淡的胭脂和淺紅唇，比平常格外抑郁，不多說話。覺得無限哀愁。（見《西行詩紀》，該文收錄黃裳抵達南京當天寫下的一首詩：“唱斷天涯夢里詞，燈前紅葉系人思。何堪更著銖衣舞，月白風寒欲墮時。”上引文字乃詩后小注。）

想起了昨夜的別宴，她們都上了妝，還趕了來，那是一個凄涼的聚會，淺淺的紅唇，失去了風姿的笑靨，那是一種沉重的感情，真使人覺得難于負載了。（見《白門秋柳》）

“一年前今天夜里”，即1943年1月9日夜。“戲院”指上海蘭心大戲院，黃裳深慕的女演員黃宗英正在此處演戲。根據(jù)《申報》所登載的廣告，1942年12月30日至1943年1月18日，藝光劇團正在蘭心大戲院演出洪謨導演、石華父編劇的《晚宴》，黃宗英參與其中。僅從1月9日的《晚宴》廣告來看，這天上演兩場，時間分別是“二點卅分”和“八點正”。由此即可確定：1943年1月9日晚上，餞行席后，黃裳去看了八點場的《晚宴》，散場后，坐著一輛銀色的車子離開蘭心。

據(jù)《白門秋柳》記載，黃裳一行坐火車到南京下關車站，換汽車進城，在挹江門接受了繁瑣嚴苛的安檢。那幾日，南京正在開一個重要會議，像樣的旅館都已客滿。好不容易在朱雀路住到店，其時已在傍晚五點左右。從當時的列車時刻表上來看，從上海到南京全程要花約九個小時，那時已有晚上十點半發(fā)車的夜車，而從蘭心大戲院到上海北站坐汽車用不了半個小時。無論黃裳是坐1月9日的夜車，還是坐1月10日白天的車，1月10日就能夠抵達南京。

本文標題是“離滬入蜀再考”，那不妨進一步推演一下“入蜀”的時間：

黃裳在南京待了三天，1月12日，坐火車往徐州，當天午夜，車子開進了閃爍著燈火的徐州車站。（《過徐州》）

1月14日早晨，離開徐州，經(jīng)商丘、亳州、界首、漯河、洛陽、西安而寶雞。到寶雞是一個夜里，大約九、十點鐘。正好趕上將過舊年（1943年的春節(jié)是2月5日），車子很難找，加上旅費出了問題，于是在寶雞耽擱了十天。

2月7日上午八點左右，坐上發(fā)往廣元的汽車。

一路經(jīng)秦嶺、鳳縣、南星、留壩、褒城、沔縣，于2月9日黃昏，過“朝天關”。這是入川的一個險隘，離廣元只有三四小時的路程。在一家民舍用晚飯，同行的友人叫主人炒兩個雞子。

等了很久，菜端上來。卻是一大只風雞。問他為什么沒有做雞蛋，他說：

“你們不是要吃雞子嗎！”原來這已是四川了。（《寶雞——廣元》）

黃裳“入蜀”的時間是1943年2月9日。從離滬至入蜀，路上花了整整一個月。此后他繼續(xù)南行，先至成都，再轉去重慶。

黃裳曾屢次在文章里談到這次“離滬”的時間，慣常的表述是“1942年冬”。“陽歷加季節(jié)”的記時方式，一旦遭遇“冬”，就易產生歧義。蓋冬季橫跨兩個年度的尾和首，尤其是1月和2月，季節(jié)上看依舊屬“冬”，所屬年份卻在上一年。如1943年的1月或2月，用遷就季節(jié)而忽視年份的方式便記如“1942年冬”，這是黃裳個人的行文習慣，卻給后世讀文章的人造成了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