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謝其章編《東西兩場訪書記》由海豚出版社發(fā)行，收錄“挹彭”在民國期刊如《雜志》《古今》《新東方》《文史》所發(fā)表藏書記十篇。據(jù)出版說明載，作者挹彭姓何，“宦隱法曹，而酷喜舊籍”（《古今》第四十一期“編后小記”），有書齋名“眠雨堂”，與謝興堯、邵燕祥、林以亮（宋淇）、容鼎昌（黃裳）有過往來，馀則不詳，謝其章稱之為“北平舊書肆摹畫者”。

而此書出版前，謝其章以“之乎”名義在布衣書局的論壇先后發(fā)表《尋找舊京藏書家“何挹彭”》（2006年2月）以及《夜讀書：北平何挹彭藏書記》（2008年11月）兩篇網(wǎng)帖，紹介何挹彭藏書記并征集其相關史料。當時，即有人據(jù)《戰(zhàn)斗在北大的共產(chǎn)黨人：1920.10—1949.2北大地下黨概況》（下稱《概況》）一書，指出何挹彭（一作何奕鵬）別名賀啟平，北京人，滿族，生于民國八年（1919）；民國三十四年至三十七年（1945-1948），在北京大學總辦事處任助理會計，并于其間（三十五年，1946）成為中共黨員；后則赴解放區(qū)泊鎮(zhèn)，在華北局黨校學習，任黨支部委員。1949年2月至1955年8月，歷任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圖書館長及黨支部委員、華北局黨校圖書館主任、馬列學院三部圖書館主任。1955年9月以后，在高級黨校師資部五班學習。1966年2月，調(diào)山西省陽泉市委組織部等待分配工作。“文革”期間，受到嚴重迫害，1971年3月7日，因突發(fā)心臟病去世。1978年，高級黨校黨委為之徹底平反（《概況》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548-549頁）。但對這僅有的檔案史料，謝其章未采用，只在《書蠹艷異錄》所收《北平何挹彭藏書記》篇末附注“寫到這里，忽然有朋友告知何挹彭有下落了，1946年何挹彭在北大入了黨，1971年3月7日病逝”（中華書局2009年版，97頁）。

盡管《概況》對何挹彭生平作了大略系年，然早期即民國三十四年前事跡則闕如，而此其實尚有一篇自述史料可供考求。民國三十三年（1944）十二月，南京陸海空軍同袍社發(fā)行《同袍》第二卷第二三期合刊本，其內(nèi)有何挹彭《法吏詹言》（下稱《詹言》）一文，“挹彭”目錄誤植“拖彭”。此文撰于當年“九月二十一日夜”，記述“六年以前”即民國二十七年（1938）在京東某縣承審處擔任錄事，以及其后從事“小小法吏”工作之聞見與感想。

《詹言》開篇即謂“在六年以前，扔下書包，在一個曦光微熹的早晨，冒著料峭的春寒，提著行囊，隨著父親到東四牌樓汽車站，趕那開往京東的第一班汽車”，“我這初出茅廬的孩子，只身到窮鄉(xiāng)去謀升米之養(yǎng)”。何挹彭乃民國八年生人，至二十七年，當十九歲，按民國十七年（1928）教育部所頒布《學校系統(tǒng)表》“入學年齡”平均標準（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一編“教育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10頁），介于高級中學校與大學校之間，或?qū)⒏咧挟厴I(yè)，或已大學入學。又民國二十年（1931）《修正學校學年學期及休假日期規(guī)程》第一條“各級學校以每年八月一日為學年之始，翌年七月卅一日為學年之終”，第二條“一學年分為兩學期，以八月一日至翌年一月卅一日為第一學期，以二月一日至七月卅一日為第二學期”（同上，66頁），而何挹彭“冒著料峭的春寒”，“扔下書包”，則其應在第二學期肄業(yè)期間輟學。或因“七七事變”北平淪陷之故，“到窮鄉(xiāng)去謀升米之養(yǎng)”。

又何挹彭《東西兩場訪書記》：“我家久居東城，在學校時距東安市場最近。……二十五年的冬天，北平學生的一二九、一二一六兩次運動，在風天雪地中與員警的大刀水龍交戰(zhàn)。我們市立學校，向來不敢有甚么活動。我那時餓著肚子，冒著冷風，跑到市場去買《大眾生活》。”而“距東安市場最近”的“市立學校”，則屬北京二中。此校創(chuàng)于宣統(tǒng)二年（1910），始稱“左翼八旗中學堂”，位于史家胡同；民國元年（1912）改校名為“京師公立第二中學校”，十七年（1928）再改“北平特別市市立第二中學校”，十九年（1930）又改“北平市立第二中學校”（《北京二中史略：斷代1910—1966》，中國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5頁）。另核史實，“一二九、一二一六兩次運動”并不是發(fā)生于“二十五年”（1936），應該是二十四年（1935），此時何挹彭十六歲，為中學生，就讀“北平市立第二中學校”。

昭和十三年（1938）日版《北京地圖》（北京二中在內(nèi)務部街）

惟何挹彭是否讀過大學，囿于史料不足，暫屬未知。而其“到外縣去，在縣承審處，謀得一個錄事”。該承審處有承審員一人、書記員一人、錄事三人。所謂“錄事”，就是行政機關內(nèi)繕寫文書之低級職員，故何挹彭戲稱“所謂書記員，就是‘烏龍院’里的鄆城縣書吏宋江，我則是他的徒弟張文遠，不過不曾有一個閻惜姣耳”。據(jù)其自述，“在這個小縣里住了一年多，中經(jīng)先父之喪，承一位久司風憲的老長輩，把我叫到他跟前做事。不久他老人家高升，又隨之轉(zhuǎn)任，并承厚情派為幫辦庶務”，“在職六年之久，四級三審制，我則已經(jīng)歷三級”。所謂“四級三審制”，為法院審級制度之一種，“審判機關之階級有四，故曰四級；審判經(jīng)歷之階級有三，故曰三審”（鄭爰諏《法院編制法概要》，上海世界書局1929年版，第2頁），“四級”包括“（一）初級法院、（二）地方法院、（三）高等法院、（四）最高法院是也”（同前，第1頁）。然何挹彭所經(jīng)歷之三級具體為何不得而知，而其對此經(jīng)歷，似無半點喜色，畢竟“始終是個‘雇員’。雇者，雇傭也，無國家委任之令，算不得一個官，錄事、書記之屬是也。比起古人，數(shù)年中揚歷中外，薦至卿貳，真有愧色矣”。是以，當其“走出法界，微末不足以言‘無官一身輕’，但比之刑事犯之執(zhí)行徒刑，期滿開釋，其輕松痛快，但有過之，而無不及焉”。

《詹言》中段評述外間對“司法界”或者“法院”三種觀點，其一“認為法院職司風憲，執(zhí)法平亭，可算得‘清要’‘尊嚴’”，其二“說法院是‘鐵飯碗’，‘鐵桿莊稼’，一入其門，終身可不致失業(yè)”，其三“是‘衙門口，沖南開，有理無理拿錢來’，‘大堂不種高粱，二堂不種黑豆’，‘瞞上不瞞下’”。此段何挹彭之著墨尤多，大概由于“物不得其平則鳴，且骨鯁在喉，不吐不快也”，然其時年不過二十五歲，見解獨到，剖析透徹，至今猶有砭俗之效。例如，“所謂‘老吏斷獄’，就是純?nèi)卫碇牵徽劯星椋侥苋绱耍坏朔N態(tài)度只可在執(zhí)法時行之，若涉世立身，則須以理智領導感情，更何況法官每有以‘天理、國法、人情’自箴者，則執(zhí)法更何病少加以情乎？要在情理圓融無礙”。又如，“中國人打官司，第一他們都有一個成見，便是錢能通神，明明自己有理，且正好遇見一位清官，即使不花錢，也是你勝訴，但你們?nèi)绮换ㄥX，總覺于心不安。因此他們在發(fā)生權益糾紛要用法律解決以前，先要到各處，想盡方法，找一個法院的人，因而流弊也隨之而起”。

《詹言》結(jié)尾喟然而嘆“此六年中，好像是在過關，并不能說夢境，因為沒有任何綺麗可令我憧憬，只是黑漆的一團，自己無能，既不能為惡，又不足以為善，卻是這一堆破書，累得我如此，既不能仰事俯蓄，蓋一所小房，買一堂紅木家具，穿一身西洋料子的西服，娶一位漂亮太太，像某些人一樣，復不能稍慰父親于九泉，擲筆長嘆，曷勝凄然”。書之累人，乃至于此，可慨也。

而何挹彭“服務法界六年之間，真正朋友，交了很多，但沒有一個是法界的朋友，想起來真不勝痛心之至”，然其《眠雨堂記》卻道“入世八年，竟沒有因事的關系而遇見一位談得來的朋友，雖然在公法關系上并沒有任何惡感，想起來不無微憾，也足見自己的無能”。《眠雨堂記》撰于“甲申（1944）五月望后一日”，既與《詹言》為同一年所作，則此“八年”當系“六年”之訛。

前揭《古今》“編后小記”稱何挹彭“宦隱法曹，而酷喜舊籍”，若非《詹言》存世，“法曹”之真實義則不可得。

另者，《許寶蘅日記》民國丙戌（1946）十二月二十日：“寫聯(lián)一，語為‘一物不知，深以為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乃閻潛邱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何挹彭謂貞白語見《南史》本傳，士安語則《晉書》及本集皆不見，不知何處？何挹彭名奕鵬，與懷兒同事。”此處“懷兒”即許恪儒，乃許寶蘅四女公子，與何挹彭同事，故而筆者曾以何挹彭之行實求教于許恪儒先生。據(jù)其回憶，與何挹彭相識于民國三十五年（1946）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當時，許恪儒在采購科，何挹彭在文書科。其后，臨大結(jié)束，北京大學總辦事處成立，許何二人均供職于會計室。何挹彭嗓子有點啞，善與人交，時常在文學院談天，而且思想進步，其向許恪儒紹介的第一部書便是《牛虻》。何挹彭有一妹，曾住豆芽胡同。其馀所述寥寥，且大抵與《概況》所載相近，不贅。

何挹彭供職于北京大學之后，亦有一則史料應予提及。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案卷第959號《國立北京大學職員會章程》，“民國三十六年（1947）十二月二十日修正通過”，末附《職員會第一屆理監(jiān)事名單》，“理事”之下有何奕鵬之名，歸入“學術康樂”一組（《北京大學史料》，第四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904-906頁），可見何挹彭之博學與善交。

又謝其章指出“何挹彭的藏書近年時有在拍賣場現(xiàn)身，所拍之書均鈐‘北平何挹彭藏書記’，這顆印很大”，而在《五人篆刻選》之內(nèi)，亦有其藏書記一枚，“北平何氏眠雨堂藏書”，朱文篆書方印，徐之謙刻（人民美術出版社1987年版，68頁）。印色粲然，可惜人亡書佚。